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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拣回故乡是在上大学之后,但拣回来的全是碎片。我与故乡做着一种捉迷藏的游戏:好像是什么也找不到了,突然又猛地一下直竖在眼前,正要伸手去抓却又空空如也,一转身它又在某个角落出现……

进大学后不久就下乡劳动。那乡下当然不是我的故乡,我痴痴地看着与故乡一样的茅舍小河,一样的草树庄稼。正这么看着,一位一起下乡来劳动的书店经理站到了我身边,轻轻问我:“你是哪儿人?”

“余姚。浙江余姚。”我答道。

“王阳明的故乡,了不得!”当年的书店经理有好些是读了很多书的人,他好像被什么东西点燃了,突然激动起来,“你知道吗,日本有一位大将军一辈子裤腰带上挂着一块牌,上面写着‘一生崇拜王阳明’!连蒋介石都崇拜王阳明,到台湾后把草山改成阳明山!你家乡,现在大概只剩下一所阳明医院了吧?”

我正在吃惊,一听他说阳明医院就更慌张了。“什么?阳明医院?那是纪念王阳明的?”原来我从小不断从村民口中听到的“养命医院”,竟然是这么回事!

我顾不得书店经理了,一个人在田埂上呆立着,为王阳明叹息。他狠狠地为故乡争了脸,但故乡并不认识他,包括我在内。我,王阳明先生,比你晚生五百多年的同乡学人,能不能开始认识你,代表故乡,代表后代,来表达一点歉仄?

从此我就非常留心有关王阳明的各种资料。令人生气的是,当时大陆几乎所有的书籍文章只要一谈及王阳明都采取否定的态度,理由是他在哲学上站在唯心主义这边,在政治上站在农民起义对立面,是双料的反动。对此,我不想作学术上的声辩,只觉得有一种非学术的卫护本能从心底升起:怎么能够这样欺侮我们余姚人!

我点点滴滴地搜集与他有关的一切,终于越来越明白:即使他不是余姚人,我也会深深地敬佩他;而正因为他是余姚人,我由衷地为故乡骄傲。

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寥若晨星。三国时代曹操、诸葛亮都能打仗,文才也好,但在高层哲理的创建上毕竟未能俯视历史;身为文化大师而又善于领兵打仗的有谁呢?宋代的辛弃疾算得上一个,但总还不能说他是杰出的军事家。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

王阳明是无可置疑的军事天才。他打过起义军,也打过叛军,打的都是大仗。从军事上说,都是独具谋略、干脆利落的漂亮动作,也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军事行为。明世宗封他为“新建伯”,就是表彰他的军事贡献。

我有幸读到过他在短兵相接的前线写给父亲的一封问安信,这封信,把连续的恶战写得轻松自如,把复杂的军事谋略说得如同游戏,把自己在瘴疠地区得病的事更是一笔带过,满纸都是大将风度。

《明史》说,整个明代,文臣用兵,没有谁能与他比肩。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他又不是一般的文臣,而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哲学家之一。因此,他的特殊性就远不止在明代了。

我觉得文臣用兵真正用到家的还有清代的曾国藩,曾国藩的学问也不错,但与王阳明独建心学的成就相比,显然还差了一大截。

王阳明一直被人们诟病的哲学,在我看来是中华民族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能够有资格给予批评的人其实并不太多。请随便听一句: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这是多高超的悟性,多精致的表达!我知道有不少聪明人会拿着花的“客观性”来反驳他,但那又是多么笨拙的反驳啊!又如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千古命题,对教条如此轻视,而对人类共通本性却抱有如此信心。凡此种种,对我来说,只有恭敬研习的份。

王阳明夺目的光辉,也使他受了不少难。他入过监狱,挨过廷杖,遭过贬谪,逃过暗算,受过冷落,但他还要治学讲学,匡时济世,终生是一个奔波九州的旅人。最后病死在江西南安的船上,只活了五十七岁。临死时学生问他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一生指挥的战斗正义与否,他的哲学观点正确与否,都可以讨论。但谁也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特别强健的人。我为他骄傲,首先就在于此。能不能碰上打仗是机遇问题,但作为一个强健的人,即使不在沙场,也能在文化节操上坚韧得像个将军。

我在王阳明身上看到了一种楷模性的存在,但是为了足以让自己的生命安驻,还必须补充范例。翻了几年史籍,发现在王阳明之后最让我动心的很少几位大师中,仍有两位是余姚人,他们就是黄宗羲和朱舜水。

黄宗羲和朱舜水,都可称为满腹经纶的血性汉子。生逢乱世,他们用自己的嶙峋傲骨,支撑起了全社会的人格坐标。因此,乱世也就获得了一种精神引渡。

黄宗羲先生的事迹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多次提到,可知佩服之深,今天还想说几句。你看他十九岁那年在北京,为报国仇家恨,手持一把铁锥,见到魏忠贤余孽就朝他们脸上刺过去,一连刺伤八人,把整个京城都轰动了。这难道就是素称儒雅的江南文士吗?是的,浑身刚烈,足以让齐鲁英雄、燕赵壮士也为之一震。在改朝换代之际,他又敢于召集义军、结寨为营。失败后立即投身学术,很快以历史学泰斗和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形象,巍然挺立。

朱舜水也差不多,在刀兵行伍间奔走呼唤多年而未果,毅然以高龄亡命海外,把中国文化最深致的部分向日本弘扬,以连续二十余年的努力创造了亚洲文化发展史上的宏大业绩。白发苍苍的他一次次站在日本的海边向西远望,泣不成声。他至死都在想念着家乡,而虔诚崇拜他的日本民众却把他的遗骨和坟墓,永久性地挽留住了。

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家族和邵晋涵家族时,不能不对余姚钦佩不已了。他说:

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阳明千古大师,无论矣;朱舜水以孤忠羁客,开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黄氏自忠端以风节厉世,梨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为明清学术承先启后之重心;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世间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他从整个中国文化的版图上来如此激情洋溢地褒扬余姚,并没有同乡自夸的嫌疑。我也算是梁启超所说的“生斯邦者”吧,曾经“闻其风,汲其流”,不禁自问,那究竟是一种什么“风”、什么“流”呢?

我想,那是一种神秘的人格传递。而这种传递,又不是直接的,而是融入到了故乡的山水大地、风土人情,无形而悠长。这使我想起范仲淹的名句: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写下这十六个字后我不禁笑了,因为范仲淹的这几句话是在评述汉代名士严子陵时说的,而严子陵又是余姚人。对不起,让他出场实在不是我故意的安排。

由此,我觉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