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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夜晚

妈妈教识字班,总把我带在身边。在我四岁那年,东边的尼姑庵里办起了一所正式的小学,老师来挨家挨户动员,妈妈笑着问:“还在地上爬的要不要?”

老师说:“要。”说着就把名字登记了。

这就开始了我漫长的学历。

我去上学的前一天晚上,妈妈在灯前坐了很久。

桌上放着一只新缝的小书包,一顶新编的小草帽,这都是邻居送的。在书包和草帽边上,放着一方磨好了墨的砚台,砚台上搁着一支毛笔。一页已经开了头的信笺,摊在桌边。

妈妈本想把我上学的消息告诉爸爸,但一落笔,却觉得分量很重。

这个学校与上海的学校完全不同,不但校舍是破旧的尼姑庵,而且听说几个教师也只有小学水准。妈妈惊恐地想,当年结婚时决定在乡下安家,余、朱两家居然谁也没有考虑到这最冒险的一步。

妈妈握着毛笔在砚台上舔了几次墨,还不知如何下笔。最后,她像是横下了心,抓过那顶小草帽,在帽檐上写下四个大字:“秋雨上学”。

第二天早晨我戴着草帽去上学的时候,妈妈本想搀着我去,因为我毕竟只有四岁,而去学校的路并不近,要穿过村舍、农田和两条河。但是,祖母拉了拉妈妈的衣襟说:“不,让他自己走去。”

每天晚上,妈妈还是在给乡亲们读信、写信。后来村里成立了“生产合作社”,又要记劳动工分、算账了。

因此,我家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每条长凳上都挤坐着三四个人,前前后后又站满了。灯火像一粒拉长了的黄豆,在桌上一抖一抖。全屋的人都围着灯前一个二十出头的短发女子,而这些人自己却都成了黑影。黑影显得十分高大,似乎塞满了四边墙壁,有几个头影还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在这些夜晚,我总是趁妈妈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忙碌,溜到旷野里去玩。很快,我成了小伙伴中胆子最大的人。证据是,夜间去钻吴山的小山洞,去闯庙边的乱坟岗,去爬湖边的吴石岭,都是我带的头。

白天上学,也很好玩。教我们的何杏菊老师刚从外地的小学毕业,短头发,雪白的牙齿,一脸的笑,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阳光女孩。她教我们识字、造句,全在做游戏。她每天都讲好听的故事,我们听不够,她说你们再学一点字,就能自己看书了,书上的故事更多。很快我们真能看书了,我的第一本,是《安徒生童话》。但学校的图书馆一共只有几十本书,是天下最小的图书馆,怎么够同学们借呢?何老师定下规矩,写两页小楷,才能借一本书。我为了多抢几本书看,天天憋着劲儿写毛笔字。

几年后,我已“粗通文墨”。

有一天,妈妈与我商量,弟弟出生后,她家务太多,忙不过来,我能不能帮着她为村民写信、记工分。她知道这些事情会剥夺我玩乐的时间,因此想出了一个补偿方式。她说:“你所有的暑假作业、寒假作业,都由我来代你做。”

我的小学没有每天布置的家庭作业,只有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妈妈的提议可以让我免除一切作业了,这样的暑假和寒假会多开心!我当场就答应了。

“但是,每天晚上写信、记工分也够烦的。”我说。

妈妈捋了一下我的头,说:“你听到过老人讲的四句话吗?手巧裁衣,身巧爬梯,识水下河,识字拿笔。”

从此,夜夜与油灯、黑影、劣质烟气混在一起的,是一个七岁的小男孩了。

比较起来,写信、读信比较方便,难的是每天记工分。因为记工分的时候,必须写明劳动项目,有一些字我写不出来。

最早是“挖渠道”的那个“渠”字,后来是“建防疫站”的那个“疫”字,我都写不出来,问了妈妈。妈妈说:“这不怪你。这些字,都第一次到这里,被你碰上了。”第三次,要记下一种新到的农具,叫“双轮双铧犁”,那个“铧”字连我妈妈都不会写,后来看了产品说明书才知道。

那些年,过几个月总有新名堂出来。村里的农民老是拥来拥去看热闹,还觉得跟不上。他们祖祖辈辈过着差不多的日子,来个小货郎都是全村的大事,现在真正的大事一下子来了那么多,连那些茅屋、老桥都像喝了酒似的兴奋着。

每个新名堂要出来,大多先由李龙在桥头石墩上瞎嚷嚷。这次李龙又在嚷:“要放电影了!”

“什么叫电影?”坐在他身边的农民问。

“我问过了。是人做戏,那些人比我们真人还大,只能趁着天黑出来,白天不出来。做完戏,就飞走了。”李龙说。

“这算是鬼,还是魂?”大家问。

“大概是魂。”李龙说。

大家说他又吹牛了。李龙远远看到跛脚村长在田埂里走,就拉着身边几个人一起飞奔过去求证。村长说:“真有电影,后天晚上在乡里放映,可以通知村民去看。我在乡里看到布告了,放的是黄梅戏《天仙配》。”

李龙带着一帮年轻的村民到乡里去看了这场电影。临出发时他突然转身把笃公也拉上了,边走边说:“我们都是外行,请你这个内行帮我们讲讲。”

看完电影回来的路上,李龙和其他年轻的村民兴奋地说个没完。一声不吭的,是笃公。不管李龙怎么问,他都好像没有听见,只顾眼睛直直地看着夜路,往前走。

第二天,笃公找到跛脚村长,要求我们村放映一场。

村长说:“我哪里做得了主?这至少也要由乡长发话。”

笃公立即转身朝着乡政府走去。

老人这么性急,村长觉得奇怪。

笃公当面向乡长叙述的理由是,村里成立了一个剧团,应该让剧团的演员看看这部电影。

“你们真有这么一个剧团?我原来以为你们村长夸大其词呢。”乡长说。

“剧团的戏是我教的,要不要我唱几句给乡长听听?”

乡长立即阻止,说:“别了,我答应您,去与电影队交涉,一定到你们村里去放映一场。”

当时在农村放电影是一件麻烦事。首先要运过来一台小小的柴油发电机,嗒嗒嗒嗒地响着,试试停停,停停试试。然后就是悬挂银幕,电影放映队问村长挂在哪里,村长说要问笃公。笃公义不容辞,指挥他们在我家堂前门口的场地里悬挂,一边系结在槐树上,另一边系结在屋檐间。笃公东看西看还是不放心,与我妈妈商量,能不能让他上我家的二楼,从楼窗上看看银幕悬挂的情况。

妈妈当然同意,笃公在我家楼窗口,指挥着银幕的悬挂。

那夜的电影,对我们村,是一种巫术般的降服。这里的农民好像全都中了邪,满脑子全是那些黑夜白布上会动会唱的大头人影。七仙女、天仙配、董永、黄梅戏,这些都成了全村的口头语,从老太太到小孩子都随口说。

那天晚上放映电影的时候,月亮起了很大的干扰作用。当月亮钻进云层时,银幕的图像就清晰;当月亮出来的时候,银幕就模糊。农民都是第一次看电影,以为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属于正常,但祖母和妈妈都在上海看过电影,知道毛病所在,便经常抬头看月亮。

突然,祖母捅了妈妈一下。妈妈转头看祖母,再顺着祖母的目光看去,发现月光下,我家隔壁的楼窗已经打开,一个白色的人影隐隐约约。

妈妈立即领悟,笃公为什么要争取电影到村里放映,为什么到我家楼上查看银幕。

妈妈和祖母天天晚上都在竖耳谛听。她们估计,这些天隔壁的夜半歌声会改成黄梅戏《天仙配》。但一直没等到,不仅《天仙配》没有,连以前经常唱的越剧《碧玉簪》也没有了。

终于,半个月后,当几只乌鸦奇奇怪怪地叫过一阵之后,一种轻轻的唱曲声在黑暗中响起。这声音比以前温柔得多,唱的就是那天晚上看电影时钻到每个人耳朵里的那一段: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绿水青山带笑颜。

随手摘下花一朵,

我与娘子戴发间。

从此不再受那奴役苦,

夫妻双双把家还。

第二天吃早饭时,祖母笑着对我说:“你天天给人家写信,顺便也给安徽的叔叔写一封吧。问问他,黄梅戏在安徽是不是人人会唱?他下次回家乡来,能不能教教村剧团?”

我当天晚上就写了。这是我第一次给叔叔写信,不久就收到回信,叔叔说,那个演七仙女的演员叫严凤英,由于这部电影,在全国出名了。他说他自己没学会唱黄梅戏,能唱几句的还是越剧。

祖母听我读完叔叔来信,笑着说:“不会唱黄梅戏也应该多回来看看。我们住在乡下没什么不好,就是太冷清。”

一场电影使祖母又想念起了上海。她从不在村子里串门,对邻里间的事情毫无兴趣。不管在卧房还是在厨房,她总是长时间地看着北窗外那条新修的公路。

外公每隔几天会来一次,祖母一见就问:“有没有外面来的消息?”

外公说:“我也是想来问消息的,志敬来信没说起?”

两位见过大世面的上海人,实在是感到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