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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

一 侍母日记

2012年11月18日

马兰来电急告,我妈妈的病情突然危重,已经失去意识,但暂无生命危险。马兰遇到急事,总是会用一种平静的口气,但今天却无法平静了,要我尽快从北京回到上海。

已经失去意识?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北京我刚到两天,是来讲课的,半年前就安排好了的课程。

我急忙给讲课单位去电话。对方说:“啊呀不好,听课的都是忙人,已经从各单位请假,集中在一起了。这门课,实在很难调。”

我一再道歉,说:“最后陪侍妈妈,也是我的一门大课。这门课,一辈子只上一次,没法调。”

对方被感动了,称赞我,但又支支吾吾地说:“能不能……”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先抢着讲几次课,再回上海。

我说:“各种模范人物为了工作而牺牲亲情的事,老是被宣扬,我却不大赞成。亲情是生命哲学,又是中国哲学,正是我要讲的课。”

我又加了一句:“欠你们的情,我以后一定加倍补上。”

2012年11月19日

在上海长征医院的病房里,我看到了妈妈。

她闭着眼,没有表情。

我俯下头去,轻轻呼喊,还告诉她,我是谁。

几十年来,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她都快速反应,而且非常高兴。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她可以在酣梦深处猛然醒来,她可以在喧闹街市突然回头。但今天,她没有反应。在我记忆中,这还是第一次。

马兰凑在她耳边说:“妈,阿雨来了。妈,是阿雨呀……”

还是没有反应。

按照我们都看熟了的文艺作品,妈妈虽然没有反应,却有可能在眼角沁出一痕泪水。

但是,妈妈没有。

马兰直起身来对我说:“如果眼角有泪,证明妈妈还很清醒,但这种清醒就是痛苦。”

我说:“对。子女不应该对老人做最后的情感索取。”

医院病房里经常传来年轻人对老人的大呼小叫,其实是不应该的。老人敏感,平日稍稍听到一点噪音就不能入眠,此刻更想安静。因此,在这样的时刻不吵不闹,可能也是一份孝心。如果想用大呼小叫换来老人的一点点反应,则是在踩踏一种极不对称的生理天平。

我想,在生命幽微的时刻,老人已经进入一种烟水迷蒙的“渐隐”状态。如果再让他们怆然睁眼,重新感受生离死别,实在有点过分。

幸好,我妈妈的“渐隐”过程没有被阻断,满脸安详,眼角干爽。

2012年11月20日

我几经询问,终于打听到了妈妈毕生的最后话语。

前天进医院后,保姆小许问她,想吃什么。妈妈嘴角一笑,说:“虾。”

其实不是她现在想吃,而是顺口念叨了一种晚年最喜爱的食物。

她说的虾,是小虾,清水煮的,不腥不腻,口味很鲜。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贫困,妈妈到河边淘米时,会顺手在长满青苔的埠头石上摸下一把小螺,我们乡下叫“丝螺”,算是荤菜了。偶尔,也会用淘箩捞到几只小虾,那就是当天盛事,会在饭桌上让来让去。

妈妈晚年,常用筷子拨着餐桌上那一碟子清水小虾,回想起家乡小河边的蕰藻蝌蚪、芦苇蜻蜓。专家证明,人们在食物上的毕生爱好,大多与早年有关。

小虾对于妈妈的早年,只是稀罕,却不常见。比较常见的美食是一种小点心,叫“橘红糕”。其实是一些软软的米粉粒,制作时加了一点橘子皮和糖。我家有一个远房亲戚是一家南货店里的制作工匠,因此吃到的机会比较多。我每次拉着祖母的衣襟到南货店去,那位老板娘与祖母年龄相仿,总会抬起手来,用一个大拇指按到祖母嘴里,那是按进去了一粒橘红糕。第二下,就会按到我嘴里了。

这种小点心,居然留在了妈妈的记忆深处。

医生来查病房时,想与妈妈说几句话,便弯下腰去问:“奶奶,您最想吃什么?”

妈妈看着陌生的医生,随口说:“橘红糕。”

她似乎立即觉得不太对,怎么把几十年没吃过的东西说出来了,便害羞地笑出声来。

妈妈笑得很敞亮、很天真。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语言,最后笑声。

你看她,先说清水虾,晚年最爱;再说橘红糕,早年最爱。妈妈用两种最小的食品,“起点性的食品”和“终点性的食品”,概括了自己的一生。

在这两种食品之间,无限的风雨,无尽的血泪,都删去了。她把人生压到了最低最简,让她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因此就用笑声自嘲。

自嘲之后,她不再有片言只语。

我听保姆和医生一说,便用一字总结:“禅。”

“什么?”医生没听明白。

“禅。只记住一种最简单的生活方式,打破了虚假常规,至低即是至高。”我说。

医生点头。

2012年11月21日

妈妈好些天已经不能进食,用“鼻饲”的方式维持生命。我妻子定时用棉签蘸一些蒸馏水,湿润她的嘴唇。

妈妈的嘴,一直很好看,到了九十高龄还是不瘪不垂,保持着优美的形态。

舅舅多次说,我妈妈年轻时是个大美女,没嫁到乡下去时,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多少人都在看她,走过去了还不断回头。

舅舅是从上海路人的眼光来判断美丽的,在这一点上,我比舅舅厉害。我小时候在那个贪瘠的小山村中,并没有路人的眼光帮助我,只凭着一个孩子的自然天性,就知道妈妈很美。

美具有一种“跨界传染性”。我从妈妈的美,扩展到对自然美的认知,最后,抵达艺术美和文学美。

为此,我对美学的理解,与别的学者不同。我相信人类与美在起点上是一种天性对应,并不是通过教育。小孩子都会在五六岁时就被山光水色惊呆,为秋山晚霞痴迷,并无任何课堂指引。

当然,仅有天性并不够,还必须加注内涵。这内涵,主要不是来自学问,而是来自经历。例如此刻马兰用棉签在一点点湿润的妈妈的嘴,曾经面对过一大堆小嘴。那些小嘴要吞食,要咀嚼,要饮啜,要滋润。这个包围圈,一直延续了很多年。这就使妈妈的嘴有了另一番生命力度和美学力度。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和祖母一样,喜欢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看我们的嘴。有时,是她们喂我们,勺子送到我们嘴边,她们的嘴先张开了,直到我们把食物咽下。转眼,下一勺又来了,她们的嘴又再度张开。这就是我对她们的嘴的最鲜明记忆,却怎么也记不起来她们自己吃东西的样子。

那么多年天天坐在一起吃饭,竟然记不起来她们吃东西的样子,可见我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眼前的饭菜了。真是不懂事的后辈,现在想来,还是万分羞愧。

直到今天,随着马兰手上的棉签,我才细看妈妈的嘴。它的张合,是我们的童年;它的紧闭,咬过了饥饿和灾难;它的微笑,是我们的家园。此刻,它终于干涸了,干涸在不懂事的后辈前面。

2012年11月22日

昨天晚上妈妈呼吸急促,今天早上又回到了常态。

我们家兄弟众多,一批又一批来轮流守候。各家的“另一半”也都不断地来,再加上舅舅、舅妈、亲戚、朋友,这个病房肯定是整个医院最拥挤的。好在,所有来的人都轻手轻脚,细声交谈,没有出现一丝嘈杂。

开始,医生和护士门见到这么多人有点皱眉。但不久,他们感动了。一位医学博士对我说:“现在很少再有这样的家庭了,全体出动,又那么有序。而且,像您和马兰老师这样的大名人,也都天天陪着……”

这么多人来来去去,需要有一个总指挥。这个人既要与医生密切联系,商讨各种医疗方案,又要安排轮流值班,还要接待老老少少的探望者,更要让所有的人都由衷地服从,发现任何特殊情况都要立即调整。这个总指挥,就是我的妻子马兰。

整整二十几年,马兰一直是余家上下最有威信的“大嫂”。各种事情,只要产生了纠缠或麻烦,大家都会等待她来处理。而她一处理,总是干脆利落,各方心服。

妈妈最早是从电视上认识马兰的。待到我们成家后,妈妈看到我原来乱麻般的生活状态,突然变得井井有条,轻松愉快,她实在吃惊不小。马兰有语言才能,很快学会了妈妈那种半是慈溪话、半是上海话的奇怪语言,两人就变得非常亲热了,一见面便搂在一起。

马兰有一种不露声色的感染力。在她的影响下,我们四兄弟的四个媳妇,都变成了知心姐妹。她们与妈妈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丝一毫的“婆媳纠纷”。无论是她们还是妈妈,对这种“纠纷”完全无法想象。

那时候,妈妈的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还非常健全。她始终认为,我作为她的大儿子,毕生的最大成绩并不是写了那么多书,也不是拥有那么多读者和学生,而是找到了一个好妻子。

直到一个月前,我们全家一起吃饭,妈妈当时还没有生重病,拍了一下坐在身边的我,附耳说了一句:“看来看去,马兰是真正的漂亮,你长得一般。”

说完她笑了一下,轻轻地摇头,为她把我生得“一般”而抱歉。

对谁抱歉?当然不是对我。好像,是对马兰的父母亲。

2012年11月23日

医生说,妈妈发生了脑萎缩,有一段时间了。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都在回想。

不错,最大的标志,是迷路。

前年,妈妈就有过一次让全家紧张的长时间迷路。她历来喜欢独自走路,而且对认路颇有自信。但那一次,她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她边走边看路牌,相信前面一条路应该认识。但是,到了前面一看,还是不认识。她不认为这是迷路,因此绝不问人。

我儿时在乡下跟着她走远路,在田埂间也迷过路,她同样不问人。那时是因为害羞,一切漂亮的女孩都会有这种障碍。后来年纪大了,但羞于问路的习惯却留了下来。

这次迷路,非常严重。她这么大的年纪,竟然在上海的街市间步行了整整十一个小时!我们全家上下十几个人一起出动,分头寻找,还报了警。直到几近绝望之时,终于接到了警方的电话:“发现了一个头面干净又大汗淋漓的老太太。”

见到她时,她已经喝了警察提供的热豆浆,还吃了一个汉堡包,体力又恢复了。她完全不承认,自己在外面走了那么久。

“最多两三条街,不到一个小时。”她说。

那时她已经八十八岁,我们不能不赞叹她惊人的生命力。但也曾掠过一丝担忧:她其实一直在近处绕圈子,脑子是否出了一点小毛病?

尽管她嘴上很硬,但在行动上,从此再也不敢一人走长路了。我们也吩咐保姆小许一直跟着,不要离开太久。

我相信,她在找路的十一个小时中间,已经深深受到惊吓。不知道自己今天怎么了,不知道街道今天怎么了,不知道上海今天怎么了,不知道世界今天怎么了。

这种生命体验十分恐怖。眼见的一切都是陌生,连任何细节也找不到一点亲切。她要摆脱这种恐怖,因此走、走、走,不敢有一步停息。

与她有关的一大堆生命都在寻找她,但不知是谁的安排,有那么长时间,她“不被找到”。而且,是没有理由地“不被找到”。

这是一次放逐,又是一个预兆。

为了感谢那几位警察,我送去几本自己写的书。警察一看,笑着说:“原来是您的母亲,连迷路都让人震惊。”

2012年12月23日

妈妈今天有点发烧,医生在吊针里加了药,过几小时就退了。

蔡医生把马兰拉过一边,问,如果妈妈出现了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采取那些特殊抢救方式?

马兰问:“什么样的特殊抢救方式?”

医生说:“譬如电击,切开器官,等等。”

马兰问:“这样的抢救能让意识恢复吗?”

医生说:“那是不可能了,只是延续生命。”

马兰问:“能延续多久?”

医生说:“最多一两个星期吧。”

马兰说:“这事要问秋雨,但我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尊严。”

我和弟弟们听说后,一致同意马兰的结论。

很多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做出相反的选择。为了短暂的延续,不惜做出“残忍抢救”。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就没有孝心,会被别人指责。

其实,让老人保持最后的体面和尊严,是子女的最大责任。我相信,我们的结论也就是妈妈自己的结论。

在这一点上,我们遗传了她,有把握代她发言。

妈妈一生,太要求体面了。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典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肯少活多少年,哪里在乎一两个星期?

记得几年前,我曾用轻松的笔法写过一篇《体面人生三十项》的小文章,其中三项与死亡有关。那就是:一、拒绝“残忍抢救”;二、拒绝穿统一的“寿衣”;三、拒绝在碑文上写官职。

妈妈从来没有官职,前面两项当然都会做到。

2012年11月24日

妈妈今天的脸色,似乎褪去了一层灰色。

马兰轻声在我耳边说:“妈妈会创造生命的奇迹吗?”

我说:“但愿,却不会。”

妈妈,您真要走了吗?我童年的很多故事,只有您我两人记得。即使忘了,一提起还会想起。您不在了,童年也就破碎了。

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源了。

我每次做出重大选择,总会估量会不会对您带来伤害。您不在了,我可以不做这种估量了,但是,那些行动也就失去了世代,失去了血脉,失去了力量。

妈妈,您知道吗,您虽然已经不会言语,却打开了我们心底的千言万语……

(注:日记太长了,先选八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