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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这几天天气非常好。高原上的黄土到处泛着柠檬色的辉光。村子四周没有什么树,几株脱了叶的白杨,如银雕一般傲然耸入暖洋洋的天空,把它们瘦伶伶的影子甩在脚下。太阳偏西了。昨天这个时候,正是车把式海喜喜引吭高歌的时候。现在,我肚子胀了,回味那忧伤而开阔的歌声,竟使我联想到巴勃罗?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吧》中的几个段落。

  我经常有些奇异的联想,既毫不着边际,但又有某种模糊的、近乎神秘的内在联系。当然,只有在肚子胀了的情况下,脑海中才会产生种种联想。这时,我就觉得,海喜喜土生土长的民歌旋律,似乎给我注入了聂鲁达所歌颂的那种北美拓荒者的剽悍精神。那歌声、那山鹰、那广阔无垠的苍凉的田野、那静静的连绵不绝的群山、那山的绵延就是有形的旋律……整个地在我的心中翻腾。一时,我觉得我非常美而强壮了。于是,我心情愉快地向马号方向走去。我想看看马。我很喜欢马。它们总使我联想到英雄的事业:去开拓疆土!去开拓疆土!……可是,马号前面却有一群农工在那里翻肥。我的组员——“营业部主任”、中尉、老会计和报社编辑几个人也在其中。我想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家收拾好啦?”谢队长手拿铁锹,站在高高的肥堆上,一眼就看见了我。在白天看来,他比昨天矮小得多。

  “收拾好了。”“你来干啥?”“我……”我总不能说我来看看马。马有什么可看的?

  种种异想都从我脑子里飞逃了出去,只剩下一个意识:我是一个农工!我只好说:“我来干活。”

  “好。”谢队长高兴地咧开满布胡茬的嘴,“你刨粪吧,刨下来她们砸。”他给我指定一个地点。原来这里还有妇女。

  我从来没有跟妇女一起劳动过。四年劳改农场的生活,我几乎没有看见过妇女。我低着头,局促不安地走到她们中间,不知道干什么好。“你拿镐头刨吧,你刨一块咱们砸一块。”一个妇女对我说,“也别累着,看你瘦鸡猴的,刨不动大块就刨小块的。”

  她的音色柔软,把本来发音很硬的方音也变得很圆润,尤其是语气中的关切之情使我特别感动。我很长时间没听过“别累着”这样的话了;我耳边响着的一直是“快!快!”“别磨洋工”这类的训斥。但我没敢看她;我莫名其妙地脸红起来。我兴奋地想,我要好好替她刨,刨下来后还要替她砸碎。

  我用眼睛在肥堆旁扫了一遍:这里没有镐。我忘乎所以地向谢队长喊道:“队长,没有工具呀!”

  “你干球啥来的?!”出乎我意外地招来一顿训斥,“你吃席来还得带双筷子哩!”旁边的几个妇女没有恶意地嘻嘻笑了。我脸涨得血红。我又羞愧,又痛恨这个谢队长:这是个喜怒无常的小人!

  正在我手足无所措的当儿,那个妇女突然递给我一把钥匙:“给!你到我家去拿。就在门背后,有个好使的镐头。”

  我窘迫地接过来,嘴里嘟嘟哝哝地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喏,就在西边第一排房子的第一个门。”她告诉我,“好找得很,一拐弯,头一间就是嘛。”

  “就是门口挂着‘美国饭店’的呀!”另一个妇女吃吃地笑道。“你这婊子,你门口才挂招牌哩!”给我钥匙的妇女并不气恼,对她笑骂着。我转身走了,她们还在嘻嘻哈哈地对骂。

  这是把自制的黄铜钥匙,磨得很光滑,还留有人体的微温,大概是她装在贴身的衣兜里的。我翻来覆去地看了看,感激地抚摩着它,仿佛它是她的手。

  门口并没有挂什么“美国饭店”的招牌,和别人家一样,堆着一堆发黑的柴禾,拉着一根晾衣裳的绳子。我开开门。这是间比我们“家”还小的土坯房,一铺火炕就占了半间。泥地扫得很干净。我从来不知道泥地经过加工,会变得像水泥地面一样的平整。屋里没有什么木制家具,台子、凳子都是土坯砌的。靠墙的台子还用炕面子搭了两层,砌成橱柜的式样,上层拉着一块旧花布作帘子。所有的土坯“家具”都有棱有角,清扫得很光洁。土台上对称地陈列着锃亮的空酒瓶和空罐头盒作为摆设。炕上铺着一条破旧的毡子,一床有补丁的棉被和几件衣裳——还有娃娃的小衣裳——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上面。炕围子花花绿绿的,我匆匆浏览了一下,是整整一本《大众电影》,还有《脖子上的安娜》的彩色剧照。

  炕下面有个锅台,锅圈上坐着一个盖着木盖的铁锅!

  我头一次只身一个进入一个陌生人的房间,我感到了被人信任的温情,但又有这样一种本能的冲动:想揭开锅盖,掀起帘子,看看有什么吃的——凡是贮藏食物的地方对我都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罪孽!我赶快把门背后的十字镐扛了出来,回到马号那里去。

  “门锁上了么?”我低着头还给她钥匙,她问我。

  “锁上了。”我开始抡镐。有一个妇女在旁边哼哼唧唧地唱起来:尕妹妹的个大门上就浪三趟□,不见我的尕妹子好呀模样呀!“我把你这个……”她转过身去,用最粗俗的话骂了那妇女一句。由于这话非常形象生动,几个妇女都乐不可支地哈哈大笑了。我不明白那妇女的歌怎么触犯了她,惊愕地抬起头,瞥了她一眼。她正和那妇女对骂,后背朝着我。我只看见系在一起的两条乌黑的辫子,搭在花布棉袄上。棉袄的背部和两肘用颜色稍深的花布补着几块补丁。

  马粪尿掺上土,就是所谓的厩肥。冬天里冻得实实的。我们要把厩肥刨下来,砸碎冻块,翻捣一遍,再由马车运到田里卸下,一堆一堆地纵横成行,铲一层浮土盖上,等到开春撒开。我因吃了很多稗子面煎饼,又想帮她多干点,所以很卖力,一会儿就刨了很大一堆。

  “你慢着。看你,你这个傻——瓜——瓜!”

  她不说“傻瓜”,而说“傻瓜瓜”,声音悠长而婉转,我因感到亲切微微地笑了。我又瞥了她一眼,她低着头在砸粪,我没有看清她的脸。“把稗子米先泡泡,再馇稀饭,越馇越稠……”

  “要切上点黄萝卜放上就好了……”

  “黄萝卜切成丁丁子,希个美!……”

  “黄萝卜不抵糖萝卜;放上糖萝卜甜不丝丝的……”

  “糖萝卜苦哩,得先熬……”

  几个妇女笑骂完了,在肥堆旁边严肃地讨论着烹调技术,她又转过脸洒脱地朝她们说:“干球蛋!我是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梨半筐。要吃,就焖干饭!”“嘻嘻!谁能比你呢,你开着‘美国饭店’……”

  “别耍你的巧嘴嘴了,”她直起腰,“你们没球本事!稗子米照样焖干饭。你们信不信?”

  “信、信、信!你做顿给咱们尝尝……”

  “尝尝?只怕你尝了摸不着家,跑到别人家炕头睡哩!……”她又嘻嘻地笑起来。她很喜欢笑。

  接着,再次互相笑骂开了。

  这时,海喜喜威武地赶着大车回来了,“啊、啊……”地用鞭杆拨着瘦瘦的马头,挺着胸脯坐在车辕上。

  “你这驴日的咋这时候就收工了?□?”谢队长停住了手中的锹,冷冷地质问海喜喜。

  谢队长和农工一样干着活,我注意到他比农工干得还多。

  海喜喜显然和我刚才一样,没有料到谢队长在这里,赶紧跳下大车,“吁——”他把车停下了。

  “牲口累了哩,队长。”

  “是牲口累了还是你驴日的不想干了?□?”谢队长眯着眼,又用嘲弄的口气问。在我眼里,瘦小干枯的谢队长一下子高大起来,高大魁梧的海喜喜却干瘪了。我很同情海喜喜。

  现在他一副畏畏葸葸的神色,和昨日迥然不同。

  “你驴日的是要我跟你算帐不是?”我听出来谢队长的话里有话。果然,海喜喜比我半小时前突然见到队长时还要狼狈,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瘦马在他背后用软塌塌的嘴唇拣食地上的草渣。忽然,谢队长咆哮起来:“你去把牲口卸了,拿把镐头来!今夜黑你驴日的不把两方粪给我砸下,我把你妈的……”

  谢队长的詈骂有惊人的艺术技巧。他怒冲冲地骂着,听的人却发出笑声,连海喜喜也抿着嘴偷笑,我当然更有点幸灾乐祸。原来谢队长对谁都这样粗俗地呵叱,刚才对我还算客气的哩。海喜喜趁他痛骂的当儿,“驾、驾”地把大车赶进马号。一会儿,拿着一把十字镐出来了。

  “哪儿刨呢?队长。”他的口气绝不是讨好,而是一副放在哪儿都能干的无畏架势。

  “这达儿来。”谢队长指了指自己面前,疲乏地说,“这达儿有块大疙瘩,我吭哧了半天没吭哧下来。”

  “啐!啐!”海喜喜响亮地朝两手啐了两口唾沫,“你闪开,看我的!”他哼地一声使劲地砸下镐头。

  一转眼,两人又成了共同对付艰巨劳动的亲密伙伴,一个刨,一个砸,很是协调。

  “熊,没起色的货!”我听见在我旁边的她低声骂道。不知是骂谁。我还是埋头干我的活。我刨下的冻块,她砸不完,我就用镐头帮她捣碎,她用铁锹翻到另一边去就行了。在我们俩把面前的冻块都处理完,我转过身又去刨的时候,她闲下了。这时,她的下颌拄着铁锹把,轻轻地唱了起来:我唱个花儿你不用笑,我解了心上的急躁。我心里急躁我胡喝呀,哎!

  你当是我高兴得唱呢!

  在理论上,我知道她唱的和海喜喜昨天唱的曲调都属于所谓“河湟花儿”。这是广泛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黄河、湟水沿岸的一种高腔民歌。不过过去我并没有听过。她今天唱的和海喜喜昨天唱的又有所不同。旋律起伏较小,尾部结束音向上作纯四度和大六度滑近。

  在西北方言中,“急躁”是“烦恼”的意思;“喝”在此处当“唱”字讲。这里没有开阔的田野,四面都是肥堆,而她全然没有经过训练的、带有几分野性的嗓音,却把我领到碧空下的山坡上去了,从而使我的心也开阔了起来。然而我又有点悲哀。她的歌词中没有什么向往与追求,但声调里却有一种希望在颤抖,漫不经心地表现了凄恻动人的情愫。对的,就是漫不经心。我的悲哀还在于,给我如此美好享受的人,他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创造了这种美。比如说吧,海喜喜现在给我的印象就极没有光彩;而她呢,正低着头若有所思,心不在焉,没有一点自豪感。我们一下午翻了不少肥,旁边堆了一大堆。谢队长围着粪场转了一圈,检查了所有人的成绩,对这几个妇女和我特别满意,喊了一声:“收工吧!”大家七零八落地往家走去。出于礼貌,我对她说:“谢谢你了。让我替你把镐头打回去吧。”

  她在擦锹,掉过头很诧异地看着我,似乎不习惯这种客气的言辞。随即,她慌乱地把镐头从我肩膀上夺下来,用倔犟无礼的口气说:“你拿来吧你!看你个瘦鸡猴,脸都发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