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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这是初夏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太阳从秦岭东山群峰的巅顶冒出来,向西南方运行,空气燥热。这一天,冯家滩的平静的生活失去了正常的节奏,变得有点纷乱了。
    从天明开始,两辆延河牌载重汽车驶进冯家滩,到三队砖场来拉砖。满载新砖飞驰的汽车把街巷里的尘土、鸡毛和草屑搧起来;卸了货,又哐啷哐啷响着开回村里来。
    配种站也在今天开庄。一大早,从外村来的陌生庄稼人,拉着自己的母牛趁着天凉赶来了,好多庄稼人围在三队饲养场门前看热闹。女人们是避讳这样不太文雅的场合的,全是男人们打诨调笑的声音。
    马驹心里被一种激情鼓舞着。一位采购员告诉他,想不到三队第一窑新砖质量竟然这样好,他们宁愿多绕几里路,专门买三队的货。马驹心里是难以抑制的喜悦:第一窑砖,十二万块,价值四千多元,今天进入三队空空的账本了。
    “德宽哥,看清了吗?质量!质量是关键。”马驹大声说,“你算算,小河两岸这几年办起了多少砖场?好货不愁卖,全凭质量争前景哩!”
    “我心里明得跟镜儿一样。”一向言语谨慎的冯德宽,口气也硬朗了,“制砖,晾坯,装窑和出窑,都得把关,砖才四楞饱满。这有我负责。火工有郭师傅,那河南老哥可靠。”
    “把这笔钱,还是要抠紧,不敢乱花。”马驹和德宽用商议的口气说,“医疗站上的开支怎么办呢?彩彩说她手里没钱了,夏收快到了……”早晨,他在街巷里碰见彩彩,想到前日在河湾里她拒绝回答他的话,就有点不好意思。彩彩却老远就叫“马驹哥”,声音特别亮。待他走到跟前,看见彩彩满脸喜悦地盯着他,说是医疗站上的资金所剩无几了,她问过大队长,大队长说土地下户了,医疗站该当解散了。她说:“解散当然太容易了,问题是社员从外头医院看病回来,还寻她打针;谁有点小伤小病,犯不着跑远路去医院,也照样寻她来,怎么办呢?”她说着,盯着马驹,问他怎么办。他笑着说,散是不好散的,让他和德宽商量一下。
    “问题牵扯一队和二队,他们不给钱,咱们三队一家给钱,负担不起呀!”德宽说,“这事本该大队长出面,召集三个队的干部商量一下,不难解决。”可大队长根本不理事了,他跟康家村康老三合买了一辆汽车,正在西安和西宁之间搞长途贩运哩,哪有心思去解决什么医疗站的资金问题呢!德宽为难地说,“咱们队单独给医疗站出钱,其他队社员看病咋办呢?”
    “收款,”马驹说,“三队社员的这点福利,我们保持住。其他队的社员嘛,我们队里负担不起,没有办法。”
    “只有这样了。”德宽说,“那两个队账上空着,没有钱,拿不出医疗费。”
    “你给会计说一声,先给彩彩支出一百元。”马驹说,“夏收到了,没有常用药品不行。”
    “只要咱的砖场多烧一窑砖……”德宽说,“一百二百元有多难嘛!”
    “实话。”马驹赞同说,“咱们这两项副业,现在看来都不错。这样干上两三年,你看吧,咱们何止是为社员解决一二百元药费的问题……”
    “马驹,我想赶夏收前,把这一窑货也烧出来,再装上第三窑。咱们割麦,让郭师傅烧火,生意红火了,就要趁热打铁。”德宽心劲也很高,“你想想,一窑货烧得十二万,四千多块,买多少麦子呢?”
    马驹会意地笑笑,算是回答,在这样令人扬眉吐气的时刻,他想到另一位和他共事的人来。遗憾的是,他昨晚去找牛娃,没有谈得拢。牛娃跟他表哥的拖拉机跑短途运输,每天二块半,对三队的砖场和牛场不感兴趣了。
    “牛娃前日见我,让我给他作媒哩!”德宽告诉马驹,“昨晚我过河去了,那女人对牛娃挺满意,只是弹嫌牛妹脾气太倔……”
    “有这事?”马驹惊喜地问,“怪道昨晚我去找牛娃,大婶说,‘你甭拉扯牛娃了,俺牛娃急等用钱哩。三队收入再好,俺等不得……’老婶子没有说明,牛娃也没给我说。”
    “我给那女人解释说,牛娃要是有了媳妇,性子就绵软了。”德宽很得意自己的本领,“那女人后来就……差不多了。”
    “要是必要的话,咱俩今晚一块过河,非说服这个女人不可。”马驹热心地说,“可别给咱牛娃错过了。”
    “那当然好。”德宽说,“咱俩去说,准保……”
    两辆卡车卷着滚滚黄尘,又开到砖场里来了。德宽笑着去招呼他们装砖,马驹又转到饲养场门前来了。来娃蹦达着一双短小的腿脚,急得满头大汗,兴奋地告诉马驹,说是有好些邻村的庄稼人又来询问配种的情况,有的农户,其实牲畜还没发情哩,就先来挂号排队了。
    马驹愉快地听着来娃哥的话,帮他干着活计,看着那两个高中生把一头母牛领进框架里去,心里舒畅极了。三四天来,因为去不去县饮食公司当司机的思想波动,已经过去了。鼓舞人心的胜利,令他情绪高涨,胸襟舒畅。冯家滩三队已经转换过来的生气,实在令人走路带劲,吃饭有味哩!
    “听说你打算买种驴,有没有这事?”一位老汉问,“啥时间买呢?”
    “种驴……正在交涉。”马驹给老汉耐心解释,“咱看了几头,没看中。正在跟畜牧学校联系,要买一头纯种关中驴。”
    “有种驴就好咧;”老汉说,“马用驴配,生骡子,种驴骨架好,生下骡驹才出色……”
    马驹和陌生的外村来的老汉说着,来娃又跑过来,指指村子中间,示意有人叫他呢。马驹一看,母亲远远站在村巷里,向他招手,急急火火的样子,又有什么事呢?
    父亲的脸色多难看呀!马驹一走进小院,简直吓了一跳。父亲坐在槐树下的石墩上,用草帽搧着凉,灰白的连鬓络腮胡碴儿显得芜杂了,汗水从脸上流淌下来,粗大的鼻翼在翕动着,似乎浑身都在哆嗦。怎么回事呢?
    “你说,到底是你不愿意干,还是人家安国……”
    景藩老汉看见儿子进门,早已忍耐不住,“你反倒说安国把名额给旁人了……你居然蒙哄我!”
    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马驹苦笑一下,坐在一边。本来是怕惹父亲生气,现在看来是难以避免这场冲突了。马驹只好诚实地坦白说:“你甭气,也甭急,有话缓缓地说。我怕惹你生气,就那样给安国叔说……”
    “你——嘿!”
    景藩老汉气得嘴唇哆嗦,手脚颤抖,一时间话也说不顺畅了。
    昨日马驹回来告诉他名额让旁人占去的话,他初听时信下了。比他有势力的人顶掉儿子的司机位置,是可能的。奇怪的是,儿子失掉这样的工作机会并不难受,反而更有劲头地在砖场和饲养场跑腾,这就令人生疑。一早起来,景藩老汉在村口爬上装满砖头的卡车,进了县城。老汉一见安国,听得安国说明原委,一下子气得煞白了脸……他一口水够不得喝,一口饭更咽不下,走出县城,又等见那辆到冯家滩拉砖的汽车,气鼓鼓地回到村里来了。
    “你说——”景藩老汉紧盯着儿子问,“你愿意不愿意?”
    “我不想去。”既然回避不开,马驹就实说了。
    “你不想去!哼!”景藩老汉呼地一声站起,大声吼喊说,“你想做啥?你死守在冯家滩,想干啥呀?啊——”
    “你甭喊叫,爸。”马驹劝父亲。父亲毕竟是党支部书记,不同于一般庄稼人。父子间的矛盾已经扯开,不如把话说明白,也许更好。他冷静地说:“有话你慢慢说。事情弄得惹你生气,也怪我没有细细给你说清白。我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听了,哪些不对,你指教我……”
    “你眼睛睁得大大的……硬往泥滩里跳嘛!”景藩老汉气得声音变了调儿,恨铁不成钢地说,“我翻前倒后地给你说了多少道理,你不听……你将来后悔了,跟不上了!”
    “我不后悔,也不抱怨你。”马驹说。
    “我拿我一辈子的教训给你说,还拿志强的下场作比方,还……还说过何家营党支书何永槐的意见。”景藩老汉稍微平静下来,委婉地劝儿子,“这些人在农村干了一辈子,哪个没本事?哪个不使劲?你不听人劝,还要……”
    “爸,你和志强叔,受早先那错误政策的苦害,公事没办成,自个也受苦了。永槐叔可能一时还不理解党现时的农业经济政策,他慢慢总会理解的。”马驹不急不躁,想说服父亲,“我的看法,现时党的农业经济政策,得人心;要想在农村成点事,现在正是时候。”
    “地分了,牛也分了,各家打各家的算盘,各人寻各人挣钱的门路,人家谁要你管呢?”父亲说,“你眼睛瞎了吗?难道看不见?”
    “地是我分的,牛也是我分的,我怎么看不见!”马驹说出自己的看法,“新的问题出来了。咱们村里,一个人水、旱地分不到一亩,一年只忙秋夏两月,庄稼人闲下做啥呀?咱村年年回来一二十个高初中毕业生,做啥呀?有手艺的人凭手艺挣钱,多数庄稼人寻不着挣钱的门路哩!叫我看,大队和小队干部,要帮助社员找活儿干,提供挣钱的门路。劳力不能闲下呀!”
    “你看看而今的社会,谁不是为自个谋算?”父亲粗暴地打断马驹的话,“你小子倒想得好。”
    “谋私利的人是有的,可能为数不少。”马驹承认父亲说的社会现象,“可是只谋私利不管群众,总不是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嘛!你托安国叔找门路,也是……”
    “也是谋私利!”景藩老汉抢先说出儿子要说的话,满口应承,象是报复似地说,“我过去只为众人谋利益,结果呢?挨整挨斗,没完没了地‘斗私批修’,我现在才知道该给自己谋点……”
    马驹看着父亲灰白的须发,深深的横着和竖着的皱纹,心里叹惋,虽然年近六旬,父亲还是苍老得太甚了。批判,斗争,没完没了的“斗私批修”,不仅没有使父亲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保持住革命的热情,反而从一个群众拥戴的基层干部变得私心重重了。他怎么说服父亲呢?他心里很不平静。大道理父亲可能比他听得多几倍,还容得他给他讲吗?马驹想到来娃,终于很动情地说:“爸,那天晚上,来娃在饲养棚里给我说,‘土地和耕畜虽然分户经营了,共产党在冯家滩的支部没有散伙嘛!’他还心地踏实地相信,党支部帮他治穷致富哩……”
    “哼!”景藩老汉讥诮地发出一声鼻响,说,“政策一天三变,我连我也致不了富,我能帮他致富吗?”
    “爸,你怎么老是怕变呢?过去那些死套套不变,农村有前途吗?那些极左的东西整了你,斗了你,不变行吗?你倒反而怕变!怪事!”马驹也有点急,“我想,往后政策就是有变,也是往更完善的地步变哩嘛……不管怎么变,爸,我觉得有一条没有变:共产党为人民这一条没变……”
    “哈呀!你娃子倒给我上‘政治’了!一边歇去吧!我的党龄比你娃的年龄还长一节子哩!”景藩老汉声音又高了,粗了,“我不跟你说这些话。你现在只说一句:去不去?”
    马驹闭了口,气咻咻地扭过头去。父亲是党支书,现在竟然象一般落后老汉一样使出混闹的架势,他该怎么说呢?反正已经给安国叔回过话了,那个名额还没被旁人占去吗?父亲问他去不去,是什么意思呢?
    母亲一直注视着父子俩的谈话,没有开口。关于政策变不变,关于共产党员应该为谁谋利益的争论,她插不上嘴。现在到了她该说话的极好时机了,一开口也是恨铁不成钢的急切的口气:“你爸给人家安国好说歹说,赔了好话;人家安国还算瞅了你爸的老脸,现时还跟得上。”
    “你娃子过后想想,我为你好还是为你瞎?”景藩老汉委屈地说,几乎要流泪了,“我六十岁的人了,为你东奔西跑,拜了这个求那个……”
    马驹痛苦地低下头,说不出话来。
    “再甭傻想咧!”母亲走到他身边,拍着儿子的肩膀,“你看看,谁能把冯家滩治好?神爷也不成。”
    “去,后晌把车子骑上,行李带上,到你安国叔那儿去上班。”父亲压抑着愤恨,勉强使出和悦的口气说,“人家车上等着用人哩!”
    “爸!”马驹动情地叫,“你让我跟三队的穷弟兄们试着干一场吧!干成了,算是实现了你跟志强叔过去的愿望;干不好,我不后悔,更不能抱怨你。我看而今的农村政策,很好,正是成事的……”
    “你说干脆点——”父亲似乎已经忍无可忍,打断他的话,“去不去?”
    “爸!甭这么逼我……”
    “滚!”父亲手一挥,细瓷茶壶从石桌上被摔到槐树根上,粉碎了,“你给我滚!”
    马驹一惊,看着父亲暴怒的脸膛,不知该怎么办了。父亲自小疼爱他。他是一家人里的“老小”,比哥哥和姐姐更多地受到父母的宠爱,他从来没见过父亲这样斥骂他。他呆立着,忍受着,等待父亲的盛怒快点过去。
    “你也太得死犟!”母亲狠狠挖了儿子一眼,走开了,“不听人劝……”
    “立马滚远!”父亲更加怒不可遏,指着街门,“我没你这儿,你没我这个老子,把你的铺盖背上,滚!”
    母亲大约觉得父亲话说得太绝,拉扯着扑到马驹跟前的老汉。父亲却更加暴怒,摔开母亲,转身奔进儿子住的厦屋,抱出母亲昨日刚刚拆洗干净的黄布被子,扔到马驹身上,指着大门说:“快滚!”
    母亲已经坐在台阶上,呜呜呜哭出声来了。
    马驹从木墩上站起,把被子背在肩头,瞧着父亲痛恨已极的脸,声音沉重地说:“爸,我可以走。你想想,社员当初为啥拉扯住你留在冯家滩?你是共产党员,大伙相信你。他们现在留我,我觉得比金子还贵重的……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就要这一点。我不是和你有意执拗呀……爸!”说罢,马驹走出门去了。
    门里门外早已拥进一伙乡党、邻居,劝着暴怒不息的景藩老汉,拉扯走出门去的马驹。
    蹲在街巷里树荫下吃午饭的男女社员,关切地询问,诚意地吁叹。马驹不好再说什么,背着被卷,只顾朝村子东头走去。怕惹得众人笑话,结果终究难得避免……到哪儿去呢?马驹茫然走过村巷,忽然想到了砖场,那儿有德宽哥搁置零碎家具的窑洞,就到那儿暂时安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