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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夜深了。当我们又鼓起劲头的时候,肚里却饿了。许久以来,我已经没有吃过馍馍了,晚饭通常是一锅绿乎乎的野菜,点缀着几粒黄灿灿的包谷糁子。现在回到家里,自然无法找到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他家的状况和我家不相上下,也不会有什么可以指望填充肚皮的东西。于是,他去扒拉柴禾,我就悄悄溜进早熟的包谷地里去摸几穗嫩棒子。没有办法,未来的两位文豪,现在不得不屈身丧德去……

    火苗在柴枝上跳跃,从这一枝上又蹿到那一技上,呼呼呼烧燃起来,高高的堤坝挡住了火光,蹿起的柴烟与朦朦胧胧的夜空搅和在一起,不大分辨得出来,河滩里的守田人不会发现我们的踪迹的。

    我和惠畅坐在火边,再没有劲头谈论其它什么事,肚子太饿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绿皮的嫩包谷棒子,在火焰烘烤中逐渐变成白色,继而变成黄色,接着就烧成黑色了,发出吱吱吱的细微的响声,随之有一股奇异的香味飘散开来,刺激人的鼻膜,撩拨人的食欲,肚子里受到这样美味的食物的诱惑,翻江倒海似的蠕动起来,发出咕咕咕的叫声,嘴里也溢满了口水。我简直忍耐不住,等待不及了。

    “听说巴尔扎克一度也很穷……”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一声很重的咳嗽,从堤坝顶上传下来,震得自命为受大任于天地的我俩,同时惊恐地扬起头来,就看见了堤坝了兀然站着一个人,半截铁塔似的,右手里攥着一柄梭镖。我一眼看出,这是看守庄稼的马罗。

    惠畅有点慌,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将受大任的伟人,怯生生地悄声问:“这是谁?怎么办?”

    我与马罗已经有过一次交往,半月前,他曾经邀请我到他在河滩看守庄稼的庵棚里,亲自给我犒赏过一顿烧烤包谷棒子。被他抓住严惩不贷的,是那些用麻袋偷下棒子到城里去卖钱的真正的贼;对我好像比较客气,不过是烧几个充饥罢了,他不会过分计较的。

    他依然站在那里,瞅着我们问:“谁?”

    “马罗大叔,阿克西尼亚今晚没来吗?”

    他嘿嘿一笑,把直竖着的梭镖放倒了,“是你个崽娃子,我当是贼伙哩!”河堤是用水泥和河石浆砌的直面,又光又滑,他下不来,绕那边的小路去了。

    惠畅嘘出一口气,释然了,坐下来。

    我给他介绍,这是我们村一个老光棍,终年四季,给生产队看守庄稼,夏收看守麦子;秋天守护包谷和棉花;冬春两季,吆撵拔食麦苗的大雁。他在河那边的村子里有个情人,常常在夜静时涉过小河来,在他的小庵棚里幽会,那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我称她为阿克西尼亚。马罗虽然没读过《静静的顿河》,却知道我说的是谁,指的是哪一档子事。

    马罗已经走到火堆跟前,扔下梭镖,准备找一块地方坐下来。

    “葛利高里大叔,欢迎你。”惠畅抓住马罗的胳膊,“你真是个浪漫的人儿哩!”

    “你可甭听他胡糟践我!”马罗哈哈一笑,佯装斥禁的口气,对我说,“你尽给我造谎!”

    “咋能是我造谎呢?”我故意逗他,“马罗叔,你对月亮发誓,有没有一个阿克西尼亚?”

    马罗从火堆里捏起一粒火星,按到烟锅上,喉咙里发出咯咯咯的憨笑,得意地仰起头,淡淡地说:“那是牛年马年的陈事了。而今那个可怜人,日月恓惶哩!我可怜她,周济她一升半斗……人家娃儿大了,咱还不自觉行吗?”

    “马罗叔哎!”惠畅亲热地叫。他对马罗十分感兴趣,眼里闪出生动的光芒,说,“你一年四季给队里守护庄稼,很辛苦了。”

    “不苦。”马罗头一摆。

    “真不容易哩!秋天下阴雨,冬天下雪……”

    “人家队长给咱工分哩!”

    马罗吐不出一句更崇高的话,惠畅有点失望地闭了嘴。他大约想听听马罗说出诸如“为集体咱不怕冷”之类的话,然而他只能失望。

    “你们俩说你们俩的话吧!”马罗自动拨着火,翻捣着已经烧得黑乎乎的包谷棒子,义务为我们服务,“有文化的人说话,中听!乡村人尽说粗话。”

    “我们说话有啥好听的?”惠畅问。

    “好听。一样的话,你们文化人一说出口,味儿不一样罗!”马罗笑说,“比方我跟那个可怜人儿的事,我其实也不怕谁说。你们说成‘阿’啥子‘亚’,我就知道说的那个可怜人儿。乡村那些粗庄稼哥们,一开口就是,‘马罗伙计,这几天跟野婆娘弄了几回?’你说难听不难听?”

    我和惠畅已经忍不住,哈哈大笑。惠畅猛然扑到马罗的背上,抱住他的脖子,用自己的脸颊在马罗的脑袋上磨搓,亲昵地喊着:“马罗大叔,我的真正的葛利高里……”

    马罗从火堆里捡出一个黑炭棒子,甩到惠畅的怀里,接着又甩给我一个,那熟悉的动作,使人感到豪爽而又亲切。我撕开一层烧焦灼外皮,就露出冒着热气的内皮来,一层层撕开,就咬着了软乎乎甜腻腻的包谷粒儿。惠畅动作更麻利,已经啃得满嘴响起咔嚓的声音。

    “你俩谁有戏本呢?”马罗问。

    “你要啥戏本?”惠畅口齿不清地问。

    “《铡美案》、《五典坡》都行。”马罗说,“《周仁回府》也祐哇!啥戏本我都爱看。”

    “你识得字吗?”惠畅好奇地问。

    “识得几个。”马罗说“我一边认,一边前后揣摸,也就碰出意思来了。”

    “你上过学吗?”惠畅似乎才找到话头了。

    “上学上了四年哪!”马罗沉吟着,自己也有趣地笑着,“那时候的学堂,先生爱打娃娃。怪得很哪!我在下边背书背得溜溜熟,一叫到先生跟前,瞧见那根二尺长的竹板子,背熟的书全忘光了,先生就捞起竹板子,抽得我的手心连碗也端不住了……”

    “你要是不伸出手呢?”

    “不行啊!那时候念书就兴打板子。”马罗莫可奈何地说,“有一回,先生的板子刚抽下来,我的手往回一缩,糟了,先生抽在自个的膝盖上,这下了得!先生左手掐住我的指头,咬着牙,在手心打。我闭上眼睛,手心疼到后来,倒是不知道疼了,也不知他打谁的手哩!”

    “噢哟!马罗大叔,你认得的几个字,代价不低呀!”惠畅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为了你好不容易认得的那些字不致忘记,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你搞来两本戏本子!”

    我心里知底,马罗大叔的嗓门是很不错的,有铁嗓子的美誉。在夏天傍晚的余辉里,晚霞给郁郁葱葱的青纱帐涂一片赤红,从河渠边的杨柳林带里,常常传出马罗粗壮而雄浑的声音。白雪蒙地的冬夜,在广漠的河滩上,他吆雁吆得烦了,就放开喉咙吼唱。他爱唱戏,更爱看戏,每逢县剧团下乡,他常常追到一二十里远的岱峪口去看戏,要是五里镇有戏,他是一晚也不会空缺的。看得多了,那些最流行的秦腔剧,他不仅能背唱大板大板的唱词,连人物的对白也能大段大段地道出来,他唱起“乱弹”来,嗓门难免跑调,词句也很难让别人听清,但人一听都能猜出是某一本剧里某某人的唱词,而味道则是纯粹不过的秦腔的戏味。关键是品尝那种不易说清的味道,而戏文和唱词不清倒在其次了。

    “马罗大叔,唱一板‘乱弹’吧?”我怂恿他,“拣你最拿手的来一段。”

    “要唱‘乱弹’,还数《牧羊》里苏武那一板唱腔好。”马罗一经触及,戏瘾就来了,他盯盯我,又瞅瞅惠畅,“你俩谁会唱不会?苏武和李陵,两人对唱才崭劲!”

    十分遗憾,我对我们的秦腔听来虽也顺耳,却从来没能学会唱控。惠畅是个文娱活动的活跃分子,在学校里上过台,演过戏,可惜在他演过的几折小戏里,总是扮演着小生的角色,大都是和姑娘、小姐对唱,苏武在《牧羊》中的唱词他一句也唱不下来。马罗也不勉强我们,已经干咳几声,清理嗓子,猛然扬起头来,就暴发出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声音:“汉苏武在北海……”

    他的脸在火光中更显得红了,脖颈上的筋络暴突起来,慷慨激昂的剧情和戏词,大约正适宜他的嗓门。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听人唱戏,此时才觉得体味到了真正的秦腔。他一人身兼苏武和李陵两角,放开嗓门吼出苏武威武凛然的戏词,接着压细嗓子唱出李陵哀婉曲屈的心声,在紧密激烈的对唱中,把苏武以死报效祖国和李陵变节屈膝的两种气质活活地表白出来了。

    我已经多次听过马罗大叔的嗓门,不足为奇,惠畅听完,已经激动得满脸喜悦,热烈地说:“马罗叔,我下回把板胡拿来,我拉你唱,咱们搞个自乐班。”

    马罗却笑笑说:“我跟弦唢唱不到一块。”

    惠畅甩掉一根啃完了的包谷棒子,又从火堆里拣起一个来,撕开了,玩笑似地说:“马罗大叔,我将来要是当了县长,首先接你去享福。吃烤包谷听‘乱弹’,皇帝怕也享不到这样的福分!”

    “那也说不定。”马罗笑着,“兴许你还当省长哩!”

    他挺认真地举出实例来,说他家在山里的一个远门亲戚,在山坡上看守庄稼,山里狗熊特多,夜里出来啃包谷。有天半夜,他的表哥刚轰走狗熊回来,窝棚里滚进一个人来。他的表哥打着火镰引着火,一看,那人腿上淌着血,就把那人救了。伤好了,那人夜里又走了,他的表哥也没敢问人家是啥人,倒忘了。解放了,乡上来了三个人,要接他表哥出山,不由分说,就用抬杆轿把他表哥抬到乡政府去了。爷!乡政府门口停着一辆卧车,那个伤员从车里走出来,抱住他的表哥……人家是北京一个部长!

    “马罗大叔,等着吧!”惠畅笑着,煞有介事地说,“我将来用直升飞机接你!”

    马罗哈哈笑着:“我可害怕坐飞机。你说,那东西要是在天上正飞着,像马一样惊了咋办?”

    惠畅给马罗大叔开下空头支票,马罗大叔也畅快地吼喊了一阵“乱弹”,主要是我俩的肚里都装满了真正的粮食,在月亮已经溜下西姬的黑下来的夜色里,三个人沿着三条路,各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后晌,惠畅兴冲冲跑到我屋里,喜不自胜地说:“昨黑我回到屋,写下一篇小说,用马罗作模特。你坐下,听我给你念……”

    县文化馆的浦老师给我们俩寄来两张蓝色的门票卡片,市里的文化馆为文学爱好者举办一次文学讲座,特邀省报文艺副刊的一位肖编辑主讲,讲题是《散文散谈》。接到信时,已是昨天傍晚,我们昨黑就约定了,今天后晌动身,晚上宿在城边,明天一早赶进城去,正好跟得上听讲,母亲特意破费给我用包谷面烙了五个小烧饼,没有给里头掺进豆渣或者菜叶,那是真正的纯粹的粮食烙制的烧饼了。我焦急地等待着,却不见惠畅来。我忍耐不住,又赶到他家去,想不到,他正跟新媳妇拌嘴吵架。

    新媳妇秀花,鼻子和嘴巴全都因为生气鼓劲而挪位;那秀气的鼻子,因为脸腮变色而显得又小又扁;那荡漾着温情的眼睛笼罩着污气浊水,显得难看了;嘴唇撅着,更使得脸型愈加不协调。我看见她的这副模样,暗暗一惊。她也有点不好意思,立时扭转身,坐在炕边上,把微微颤抖着的背脊朝向门口。

    “你咋这样狭隘!”惠畅气呼呼地说,“真是莫名其妙!”

    我看看惠畅气憋憋的脸色,劝他冷静一下。好在那秀花见有人来,也不再开口,我就拉着惠畅出门,回避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上路以后,惠畅的情绪逐渐恢复正常,我不好问两口子因为什么发生口角,只是劝他不要和她一般计较,那毕竟是一位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乡村女子,长这样大只进过两次西安,都是和他订婚、结婚时,由他引着她去买衣服,去照相,去登临大雁塔的。

    “嗨!为什么正经事来呢?”惠畅丧气地说,“全是小心眼!看来……农村女子的心眼更狭隘!我总以为乡下姑娘朴实敦厚……”

    “天下的女人,无论白种或黄种,都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先天性的通病——”我记不清在哪本书上看见过这样的话,统统搬出来,故作高深地说,似乎我对女人有专门研究似的,“这就是疑神疑鬼,对丈夫尤其如此。”

    “为了一封信,跟我憋了三天气。”惠畅说,“我的一个女同学给我来了一封信,问候了我几句,有几个赞美我的词儿。她读得半懂不懂,居然说那个女同学是我的‘野婆娘’。我今日后晌正准备走,她可有话了,说我要去寻‘野婆娘’,所以才急的愁的……你看看,遇见这号女人,我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