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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身篇

    民政干部薛志良坐在王书记对面的椅子上,眼睛瞅着写得密密麻麻的工作手册,汇报完县上关于招工工作的详尽安排后,抬起头来,看见坐在床铺与办公桌成直角交叉地方的王书记,右手手掌托着腮帮,胳膊肘撑在桌子角上,睡着了。

    唔!他大概没听进去几句。老薛轻轻叹口气,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此走掉呢,不好;不走吧,又不好意思叫醒他的领导者。为难的当儿,他却无聊地观察起全社一万多人口的最高领导者来:头上的带耳扇的旧棉布帽歪了,身上的衣服皱折里,藏着灰尘,两只脚上,黄泥巴糊住了手工制作的棉鞋的多半个鞋面。他睡得挺香,嘴唇噘着,失修的稀稀落落的胡须又乱又长,挨近五十的中年人的长脸上,显示着疲劳和困顿。老薛忽然同情起自己的领导人来,他整天奔跑在公社所属的二十几个大队里,十多个新老社办企业里,帮助他的下属们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夜里总是熬眼吧!老薛原谅领导者不礼貌的行为了,无可奈何地又叹一口气。

    这时候,王书记醒来了。

    “嘿呀!”王书记抱歉地笑笑,眼白里罩着一层粉红色丝膜。

    老薛也笑笑,表示谅解。

    王书记站起身,扯下毛巾,在洗脸盆里蘸上水,狠劲擦拭着脸,一边问:“主要精神是啥?用三、五句话说。”

    薛志良沉吟一下,企图把本本上记了六七页的记录,高度概括出来,他说:“县上要求,这次招工,所分配的名额,全部下到队里,公社不许半路拦截扣留一个名额,就是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走后门。粉碎‘四人帮’了……”

    “嗯!”王书记点一下头,又问,“给咱分了多少名额?”

    “四十。”薛志良回答,“知青二十五,农青十五。”

    “县上具体怎样安排?”王书记问。

    “先用一周时间宣传,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第二周把名额下到大队,定下人选报回公社;第三周政审、体检;第四周报县待批。前后一月,不准拖延。”薛志良说。

    “好!”王书记说,“你给咱提一个具体方案,周一晚上开革委会例会时讨论,通过了就办。”

    薛志良点点头。

    “多年没招工了,问题肯定多!”王书记说,“工作做扎实,争取甭出问题。”

    “县上领导再三叮嘱的,也就是这意思!”薛志良说,“就怕各种‘关系’干扰……”

    “甭怕!干扰是肯定的。”王书记说,“关键是咱俩,我是这儿的一把手,你是具体办事人,矛盾肯定会集中到咱俩头上。咱俩撑硬,把杆杆儿撑端立直,事好办!”

    “我保险!”薛志良笑着保证说,满有信心地走出了王书记的房子。

    薛志良用一块红纸写了“招工办公室”几个字,贴在门外的砖墙上,以免来访者乱敲冒推别人的门板,影响其他同志工作。然后坐在办公桌前,摊开纸,起草方案。

    一阵汽车轮轧轧地响进院子,接着听见车门开关的嘭啪声;再接着,他的门被推开了。

    “玉生在不在?”来人穿着呢大衣,站在门口问。

    在薛志良的记忆里,人们对王玉生的习惯称呼是“王书记”。他在公社当民政干部五六年里,几乎没有听过直呼其名而连姓也不带的声音,这是大人对小孩那种既藐视又亲切的口气。

    “在!”薛志良立即站起,走出门,把来客引到王书记房门口,推开门:“王书记,有人找!”

    王书记正和办公室的秘书谈什么,转过头,辨认着来人。

    “玉生!你在这儿独霸一方!好难找哇!”来人嘻嘻哈哈说。

    王书记醒悟似地慌忙站起,迎到门口,惊喜地笑着:“啊呀!老关!想不到是你,到俺这山沟野洼里来……”

    “山里有神舍药,求者不远千里……”

    薛志良走回自己的房子来,看着小院里蛋青色的小轿车,那玩艺儿停在泥土地上,显得特别耀眼。县委和地委领导来公社检查生产和工作时,总是坐吉普。看派势,听口气,来人非同一般。

    大约一小时光景,王书记走进门来,坐在老薛对面的椅子上,皱着眉头,一脸难色,抱怨说:“难弄!事情真个难弄!”

    薛志良大约能猜摸出几成,问:“怎咧?”

    “嗨呀!你猜那是谁?咱的老上级,现在在市里当什么部长。”王书记说,“来干啥?开后门来了!”

    “噢!”薛志良证实自己猜得不错。

    老领导一来先翻老账:“我在县上那阵儿,到你们村见你头一面,你小伙儿下雪天穿着单裤,光脚片穿着烂鞋,我当时叫人给你先解决了一身棉衣,记着没?我把你提拔到县团委,头一天,你一顿吃了七个蒸馍……”他这么说话,我开不开口喀……

    “他要给谁办啥事?”薛志良问。

    “他们部里一把手的外孙女,在咱东王插队……”

    “你应承了没?”

    “老领导甩出了老面子,我……”

    “算咧!那就留下一个名额吧。”薛志良替领导解围说,“就是不好推。”

    “下不为例!”王书记下决心说,口气有点气哄哄。

    薛志良笑着,点点头。

    “看来,这件工作比所能设想到的麻烦更多!”王书记走出门后,薛志良这样想。其实,在县上昨天召开关于招工工作会议之前两个多月,早就风传着招工的消息。他是民政干部,经常被关心这件事的人们询问着,打探着。他用一句话回答任何人:“没见上级正式通知。”许多穿着各色衣服的人,做出谄媚的、讨好的、巴结的脸色,提出将来一定要帮帮忙。他也用一句话应酬:“等上级传达咧,到时候看,不违犯政策,尽量帮忙……”有什么办法?在文明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的当今中国,谁有本事和力量能扭转这股强大的进城的洪水?特别是党的传统思想被污染以后,问题更加难以正常处置了。现在看吧,上午刚把招牌一贴出门,他的房子里就涌来许多人。他索性把要起草的文件纸收拾起来,锁上门,躲到搞计划生育的女干部的房间里写,这儿是人人闻之却步的冷清衙门。

    大约还没写两页,老薛就听见有人在院子里呼喊他的名字,那声音又粗又响,叫得又紧,简直跟叫驴的嗓子一般无二。

    薛志良只好合起纸笔,走出门去,见社办砖厂厂长杨谋儿站在院子里,东张西望。此人四十多岁,墩墩个儿,光头发亮,肥眼泡下一双又大又诡的眼珠一瞅见他,就急不可待的喊说:“老薛,快快快!王书记叫你!”

    杨厂长跨步过来,一只胳膊搂住薛志良的肩膀了。看去象是亲热的举动,而实际感觉那粗壮的胳膊是在推着他快走。

    王书记旁边,坐着一位中年陌生人,从脸上的颜色看,他的营养是很好的,胖乎乎的圆头上,扣着一顶栽绒帽儿,带毛领的列宁式棉袄,脖颈衬着红蓝各半的两色围巾。

    “这是一○二信箱供销科科长老孙!”杨谋儿给老薛介绍对方。孙科长坐在椅子上未动,胖脸上略略显出一丝有限的微笑,而不象一般申求帮忙者那样过分地殷勤。杨谋儿又向对方介绍说:“这是俺公社民政科科长,老薛。”

    薛志良握着客人的手,心里挺别扭:公社分工搞民政工作的,仅仅就他一个人,从来也没有什么“科”!他今日倒被社办砖厂厂长加封为科长了!他以为杨谋儿和他开玩笑,回头瞧瞧,杨谋儿脸挺得平平儿,说谎话比说真话的神气还严肃认真。

    王书记笑着瞧一眼薛志良,侧过头擦火柴点烟抽,似乎故意把事情留给别人说。

    杨谋儿把灵活的眼睛对住老薛,说话象打机关枪:“是这么一回事。孙科长是咱公社孙家湾人,一家人住省城,老常不回来,显起人生,说近了是咱乡党。乡党见了乡党亲,孙科长经常关心咱公社,前年咱砖厂筹办时,大马达到处弄不来,孙科长给咱解决咧!这回给咱支援两部汽车,新出厂的‘延河’。要是等上级分配,一年也靠不准能拨来一部……”

    老薛听杨谋儿的意思,集中到一点,就是过了这个村,决没第二家店了。汽车虽然是奇缺货,与民政干部的工作业务却相差甚远,把他叫来,意思是十分明白的。

    “孙科长的侄女在队里,想借这次招工的机会……王书记叫和你一块商量商量……”

    薛志良温和地笑着,看着王书记。他用随和的笑脸告诉屋子所有的人:书记看着办吧!你只要点头,我就再留下一个名额。我不想讨好谁,也不想得罪谁。五十岁的公社民政干部,难道还想靠讨好谁去求得一官半职吗?无聊!

    “咱砖厂没汽车不行喀!成天拉煤,光运费就花得挨不起!清除窑渣,把场地都堆占满咧!要是有汽车,一下送到临近村里去铺路,一举两得。老孙为解决咱的困难,把想不到的办法都想咧!用他们科上的名义先买下了。凭咱,嗨!给人家磕头叫爷也甭想……”

    老薛听着杨谋儿的话,心里厌烦!这些话,在他参加革命队伍的多少年里,是作为垃圾一样的东西被排弃的。现在可好,文化革命以后,这些垃圾一样的东西被杨谋儿一类人当作蜂蜜一样追逐着,而且敢于在公社党委书记面前,大言不惭地高声宣扬……

    再看看孙科长吧!稳稳儿靠在椅背上,悠悠然喷出一口口烟雾,轻轻掸掉烟头上的烟灰,一句话也不说。有人替他说话、替他着急、替他办事、替他卖脸!他有两部汽车——物质真正是基础啊!能教孙科长腰硬气壮!

    杨谋儿啰啰嗦嗦说完了,乞求的眼光瞅着王书记。薛志良也等待着书记的裁决。

    王书记磕掉旱烟灰,从桌子上拿起三张票卷儿,在空中显示似地晃了晃(那是专叫他薛志良看的),又啪地一声压在桌子上,似乎带着某种嘲讽的口气说:

    “怎样?老薛!两部汽车,换你一张招工表,这个生意,你划得来呀?”

    薛志良对于这样赤裸裸的问话,确实没有精神准备,咄咄呐呐:“你……你看……看吧!”

    “我看是划得来的!”王书记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杨谋儿释然笑着,向书记点头……

    孙科长也显出矜持的笑意……

    王书记把桌子上的票卷儿交给杨谋儿,吩咐说:“一部给你,一部给拖拉机站,不要误了起货期限!”

    “那你放心!”杨谋儿小心翼翼把票卷夹进票夹,装进提兜。

    “那个表?”孙科长说了第一句话。

    “表?”王书记瞅着薛志良。

    薛志良说:“表在县上,还没发下来。”

    “放心放心!”杨谋儿拍着孙科长的肩膀,“俺王书记说话,是公社的最高指示,你放心!”

    杨谋儿和孙科长欢欢喜喜出了门,先后钻进黑壳轿车,走了。王书记把民政干部留在自己房子,苦笑着说:

    “下不为例!”

    薛志良依然笑着点点头。

    “下不为例!坚决!”王书记重申他的决心,“我现在就走,住到山岭上的东沟大队去,任谁问,甭透露!除非上级有紧急会议,你给我打电话!你按你的计划办!”

    王书记下乡逃走以后,郑副书记,肖、何两位主任,也都招架不住没完没了的纠缠,相继逃走,住到某一个大队里去了。

    老薛被围困在兼着寝室的办公室里,床铺上坐着来访者,房子的空档处站着没有凳子坐的人,火炉边围着人。水喝完了,有人自动打回来,放在炉子上烧……

    从公社每个村子来的社员,年轻人、老汉、老婆和一些大小队干部,还有城里来的知识青年的家长,工农商学兵,不论职位多大,知识多高,贫富如何,都一齐向这位瘦瘦的人民公社的民政干部倾诉心里话,恭恭敬敬……

    薛志良不时点点头,表示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理由都听进去了。的确,有的家长申述的艰难,听了简直令人伤心,我们有许多人生活得并不美好!面对着一张张苦楚抽动的脸,一串一串甩出清鼻眼泪的述说者,他咬住嘴唇,不漏一丝缝儿,不承诺任何要求。他心里明白,上级分给全公社仅仅四十个名额,农业户口的男女青年全社不下两千,知青也有二三百,照顾也照顾不过来喀!

    他不能满足任何人,也不厌烦任何人啰啰嗦嗦的申述。他的脾气在公社二十多位干部中是头一个称得“待人和气”的。正是这一点,公社领导才量才使用,分配他做麻烦而又琐碎的民政工作,每年冬季,向最困难户发放有限的救济物资和钱款,检查各村对鳏寡孤独的五保户的生活安排,军人烈士家属的抚恤金,每季度一次的民用木材的批发……他的工作虽有许多可指责的尚不周密的纰漏,可他的态度永远是好的,笑嘻嘻……眼前这些挤到他跟前来的人,叙说完了,虽然没有得到确凿的许诺,倒也听了几句暖心热胸的话,擦了眼泪和鼻涕离开了,一批又一批……

    薛志良看出,凡是挤到他的跟前来申述困难而希望得到照顾的人,大都是些不通“眼隙”的人。又有一些人,突然插进来,打断谈话者的话,问“王书记在不在?”或问“肖主任到哪里去了?”他按事先订好的默契,撒谎说不知道。这些人不甘心,眨着并不信任的眼睛,又到其他干部那里去探问了……一向清静的山区公社的小院,现在熙熙攘攘,吉普车和小轿车在狭窄的院道里错不开进出的路……

    尽管这样,有人还是把公社领导抓住了。这些人从山坡上解冻的泥路上回来,在老薛的办公桌的桌腿上,毫不客气地蹭着他们粘满泥巴的皮鞋,发着牢骚和叹息,要不是为他们的儿女,他们亲属的儿女,或他们首长的儿女,讨来公社领导者亲笔划下的那一绺纸头儿,他们大约做梦也不会光顾山区泥泞小路的自然风光的。他们把纸头儿掏出来,诡秘地瞧瞧左右,交给薛志良。薛志良看一眼,照例点点头,小心翼翼地放进抽屉。然后,再听申述者被打断了的话头儿……

    这当儿,一个老汉走进来,手里拄着拐杖,须发全白了,牙齿也脱落了,干瘦的脸上,结着豌豆粒大小的老年斑,抬脚举步相当艰难,看去肯定超过八十大关了,他的左右,走着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男的象是国家职工,女的是生活优裕的农村妇女装束。他们搀着老汉,防他绊脚跌倒!老薛担心:一旦跌倒,这具棺材瓤子就很难再爬起来!那样的话,他这民政办公室里将会闹出人命来的……这两个男女也真是,有话他们来说不行吗?把这样一个老汉架来干什么嘛!

    站在屋子中间和坐在长条凳子上的人,自动让开路,老汉走到薛志良的对面,隔着桌子,张开没牙的嘴巴,问:“兔娃子在不在?”老虽老了,说话的口气却又冲又倔。

    薛志良一愣,公社干部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嘛。

    身旁那个中年职工抱歉地笑了,解释说:“王书记!是王书记!”

    老汉自己也笑了,说:“我叫他小名儿叫得顺口,这崽娃子把名字改咧!他在哪?”

    “下队去了。”老薛说。

    “哪个队?”老汉问。

    “不知道!”

    “用他的时光,就跑得不见踪影儿!”老汉气倔倔地说,“他今日回来不?”

    薛志良听出,这肯定是王书记的什么亲戚了,就说:“不一定回来。你是——”

    “我是他老舅!”

    “找他有紧事吗?”

    “没事我找他干啥!我七老八十……”

    老汉说了半截话,被身旁的中年职工拉一下胳膊,就停住了口,然后狠狠地说:“他妗子病重,快断气咧!想见他一面!”

    老汉被人操纵着说假话,这太明显了。民政干部故意装着吃惊的神气,叹息说:“啊呀呀!这可咋办?他现在在哪个村,我也不清楚哇!”

    “我听人说,他给吓跑咧!躲走咧!”老汉依然倔倔地,“我今日不走咧!等他三天三夜……”

    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老薛心里好笑这个不会撒谎的老汉,又倔又稚的脾气,他逗老汉说:“你要是在这儿等上三天三夜,我掏饭票给你管饭!晚上咱俩睡,十天半月都成喀!可是,你忘了,你老伴正断气呢!”

    “你甭耍笑我老汉!”老汉笑说,口气软了,“人说只你知道他的影踪儿,你俩捏得活码号儿……”

    薛志良呵呵笑着,走出办公室,走进公社电话总机房,插了东沟大队,又挂了南梁,都说不在。最后,终于在隔河的北滩大队找着了。他把老汉一行三人引进电话室,把话筒交到老汉手里。

    这种从国家大机关淘汰下来分发给公社使用的通讯工具,虽不先进,拿在清末年间出生的公社王书记的老舅父手里,大约还是新奇的,老汉看看,半天不知怎么用。

    薛志良把话筒一头对准老汉耳朵,一头对准老汉留着长胡须的嘴,坐在一边。那些没完没了的困难申诉听得他脑子压抑而又憋闷,倒想听听有趣的倔老汉将怎样和他的兔娃子外甥说话。

    老汉对着话筒,喊说:

    “兔娃子!我是你舅!舅今日求拜到你崽娃子门下咧!”

    半自动电话保密性差,话筒里传来王书记“嘿嘿嘿嘿嘿”的笑声。

    “柿园村你表姐家那个,想当工人,你姐跟你姐夫,硬把我架来,叫给你说。你就给娃办了,全当给舅办哩!成不成?你光笑啥!不成?不成的话,舅没你这外甥,你没我这老舅……”

    话筒里传出尴尬的笑声,夹杂着为难的叹息声。老汉接上话:

    “你舅一辈子倔豆儿脾气,你还不知道?你妈你爸死到虎列拉瘟疫那阵儿,你大伯,你三大脾气倒瓤和,咋不管你?不是我老汉把你引到舅家,一把屎一把尿,从一尺长个棒槌娃,拉扯得长成七尺汉子……你而今当了官,不认你舅咧……哼!能成?早说能成的话,我都走咧!”

    老薛早已笑得流出眼泪,逗笑说:“老先生,俺王书记,充其量也不过五尺半,你咋说七尺?胡吹冒撂!”

    孩子似的老汉笑着,喘着气。

    那一对中年男女达到目的了,满意地笑着,扶老汉出门。

    老薛继续逗:“快回!老先生!老伴在家大半断了气咧!”

    老汉呵呵一笑,爽快地坦白说:“他妗子的骨头,怕是早都化成水咧……”

    薛志良一个又一个劝退来访者,收拾好被拉乱了的家具,清扫了地面,屋子里清静了。从窗玻璃上看出去,一轮明月托上山岭,清冷的月光照进屋子来。

    他拉亮电灯,坐下来,浑身困倦,从抽屉里取出起草的方案稿本,着实作起难来:明天,要在全社基层干部会上下达招工指标,分配方案还没定下来,公社王书记,郑副书记,肖、何两位主任,托咐他“考虑”的数字已经相当可观,名额实在不好分配了。特别是县上转回两三封人民来信,揭露了“汽车换人”的秘密,民政干部确实为难了。

    “王书记今晚回社,等他定点吧!”老薛拿定不算办法的办法,“咱是具体办事人,领导咋说咱咋办!”

    王书记从乡村回来了,端直走进薛志良的屋子,顺手丢下挎包,在火炉上烤火,搓着手脸,侧过头问:“你这几天日子不好过吧?哈,保险热闹!”

    薛志良苦笑一下,没有说话,拉开抽屉,取出那两三封群众来信,默默地送到王书记手里。看着王书记一脚踏在火炉边沿上,仔细地阅读着信件,时而把带棉布帽儿的头侧过去,又歪过来,辨认着信纸上难以识别的草字。看完之后,王书记把它交回老薛手里,淡淡地一笑,似乎早有所料,沉静地说:“社员的议论,比这信上写的还多!话更难听!”

    老薛瞧着王书记,仍然没有说话,他等他最后表态。王书记从火炉上取下腿脚,踱到屋子中间,抬起脸问:“我给你开了多少条子?”

    “十张。”

    “其他人呢?”

    “十二张。”

    “一共二十二张。”王书记说,“超过了全部名额的一半!余下十八个,你给二十四个大队怎么分配、下达?”

    “确实不好办!”薛志良正好借机道出自己的难处,“如果群众问,那二十二个名额跑到哪里去了,我不好答复!”

    “好答复!”王书记嘲讽地说,“就说王书记给他的老上级,老亲戚走了后门咧!”

    “那……”老薛不好意思地笑了。

    “你把我给你开的那些条子,让我看看!”王书记说。

    老薛又拉开抽屉,取出一叠用别钉扎在一起的纸条,交给王书记。

    王书记接到手里,一眼也不看,顺手扔到火炉里去了,腾起一股黄色的火焰,说:“四十个名额,全部分配到大队。公社一个也不要留。”

    薛志良瞧着王书记的举动,吃惊地说:“那你给人家答应过了的……”

    “让他们骂我好了!”王书记铁下心说,“他们骂,不过十来个人!社员骂起来,一万多人呢!”

    “别人都好说。”老薛说,“那个孙科长咋办?咱砖厂把人家的汽车已经开回来了……”

    “开回来了好!”王书记说,“咱们社办企业要买一辆汽车,多难!现在有人送上门来,还不好吗?”

    “就怕孙科长不肯罢休……”

    “不罢休能怎样?”王书记动了气,使劲磕一下烟锅,“国家生产的汽车,本来就有支援农业的一份,尽叫他们搞去以物易物,以车换人,该用汽车的部门倒分配不来!”

    听到这里,一向拘谨的民政干部从迷蒙当中醒悟过来,忍不住哈哈畅笑起来:“哈呀!我明白了!你原来给他们布置了个迷魂阵……哄他……哈呀!”

    “不!不是!”王书记不笑,摇摇头,认真地纠正说,“我当初确实是同意了的!你把我的思想看得太纯了!”

    薛志良收敛了笑容,心里一震。领导者在下级的面前的坦诚,使他感动了:本来嘛!这是领导者掩饰自己思想污点的最好机会!他在有点心谎意乱的情况下,倒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我最近在几个队里,听到的议论不少!”王书记说,“社员们拿眼睛瞪着我们,看我们咋办?要是把好事、有利的事都让我占了,那么以后社员谁还听我说话呀!”

    薛志良心头一阵阵发热,庄重地点点头。

    “我们党丢掉的东西太多咧!”王书记满怀惋惜地说,“文化革命前,哪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鬼门道!如果我们不能立身于党的原则,社员怎会跟你走!如果不能尽快恢复群众对党的信任,就会影响我们的整个事业……”

    “放心吧!这样,事情就好办!”薛志良增长了信心,“名额分配,好办得很!”

    “通知委员们开会吧!”王书记说。

    “好!”老薛趴在桌子上,摊开一迭表格,“我把方案一定,就去。”

    老薛在表格里填上一个一个大队的名字,又填上分配的数字。当他抬起头,准备出门去通知党委会委员们的时候,看见王书记靠在床头的被卷上,睡着了。糊着黄泥巴的棉鞋搭在炉盘上,冒着蒸汽。他太累了,轻轻地响着鼾声。

    薛志良放轻手脚,取来自己的大衣,盖在领导者的身上,蹑手蹑脚出了门,拉上门板,心头轻松而又畅快,跑去通知其他委员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