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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第二天一早,比起床号吹响早两分钟,新兵班长的闹钟闹起来。营房里还是黑夜,何小曼右边的邻居一纵身跃起,同时向左边伸臂,抓下左上方挂着的军帽,立刻扣在头上,与此同时,另一个新兵跳到门边拉灯绳。就在新兵班长咕哝闹钟怎么会响铃的时候,灯光大亮,所有人都向何小曼注目。我们都以为会看到想当然的一个瘌痢头,但大家全失望了,或说比真看到瘌痢还惊讶:何小曼的头不仅长着头发,而且一个头长着三个头的头发。让我试试另一种形容:何小曼的头是一个头发的荒原,或者,头发的热带雨林。那样不近情理的茂密,那种不可遏制的丰沛,似乎她瘦小身体所需的能量摄入极有限,而节余的能量都给了头发,那一头冲冠怒发是她生命能量的爆破。我们所有人是应该喜欢甚至羡慕这头发的,可我们都有点怕这头发,这头发跟我们比,太异类了,细看它的每一根都带无数小弯,每一根都茁壮油黑,我们一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喜欢太异端的东西。终于有人对何小曼的头发发言了:“哟,这是头发呀?!怎么长的呀?!”明明是质疑的。质疑者姓林,叫丁丁,她是新兵训练中期来的,新军装里还系着一条大花纱巾。她孩子气地把手指尖伸到何小曼的头发上,一摸,赶紧缩回,看看手指:“不是染的吧?”何小曼把自己的头挪开一些,挪到距林丁丁手指安全地带。林丁丁接下去又说:“也没烫过?”何小曼摇摇头。丁丁又说:“怎么长成这样了?”明明有点嫌恶了。

  从此我们有了个基本态度,对何小曼的头发的微微嫌恶。

  后来何小曼告诉我,当年她跟接兵首长和其他新兵在上海登上西行的火车,送行的只有母亲。母亲想在女儿远行的前夕再做一回亲妈。火车晚上发车,母亲的送行从上午就开始,开始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母亲替女儿寄存了不大的帆布旅行包,然后领着她来到淮海路上。有一家“鲜得来”的小馆,做的排骨年糕名气极大,店堂里坐不下,大部分人都端着盘子站在马路上吃。母亲就在马路上宴请女儿。她只买了一客年糕,让小曼吃,自己一手端着一碗汤,一手端着个放辣酱油的碟子,不时提醒女儿:“蘸点佐料呀!喝口汤呀!”没有餐桌,母亲宁愿做女儿的餐桌。吃完午饭,娘儿俩又去逛公园。二月天出了个四月大太阳,母亲在复兴公园的草地上铺了张报纸,让女儿坐上去,由她来为女儿梳辫子。小曼的头发难梳,母亲把她梳得疼极了,比弟弟揪还要疼,疼得她眼泪盈眶。父亲活着的时候,她最怕母亲给她梳头,宁可由父亲用条手绢马马虎虎把她头发扎成一大捆。自从做了拖油瓶被拖进继父家,她便开始想念母亲梳头的疼痛,但母亲再也没心思没时间花在她的头发上了。母亲给她梳头简直就是跟她的头发打仗,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最终把那一头不断抗争的头发全部制服,从头顶到辫梢编成了花儿,告诉她那叫“麦穗花儿”,也叫“法国辫子”。她问为什么叫法国辫子。母亲柔声说,也是别人告诉她的。小曼猜“别人”就是她的爸爸。母亲此刻在想她的亲爸爸,母亲跟小曼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看见小曼的相貌和体征替她的亲父亲活下来的时候,就会想念她那个软弱善良的前夫。前夫的好大一部分活在小曼身上!二月的阳光里,他们一家团聚了,只是缺席了小曼的亲父亲。

  “你知道你这种头发叫什么头发吗?”母亲突然问。

  女儿不知道。

  “叫纱发。中国人难得长这种头发。”

  小曼还认识一个长这种头发的人,她的好爸爸。母亲还不止一次说过,贵人不顶重发,这么厚这么重的头发,只长在苦命人头上。

  我们看到的何小曼,就是把母亲的手艺藏在军帽里的瘦小新兵。我们怎么会知道,小曼想尽量长时间地带着母亲的手迹在我们这群陌生人中生活。对于她,母爱的痕迹,本来就很少,就浅淡,法国辫子也算痕迹,她想留住它,留得尽量长久。两周之后,辫子还是保持不住了,她在澡堂的隔间里拆洗头发,却发现拆也是难拆了,头发打了死结。她把核爆炸蘑菇云一般的头发塞进军帽,跑到隔壁军人理发店借了把剪刀,把所有死结剪下来。我们要揭晓她军帽下的秘密时,正是她刚对自己的头发下了手,剪了个她自认为的“刘胡兰头”,其实那发式更接近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

  直到九十年代我又见到何小曼,了解了从童年到少年的她是怎么回事,我才醒悟到她是怎样热爱上发烧的。也许小曼是我们女兵当中最羡慕也最妒忌林丁丁的人。丁丁让很多人疼爱着,就因为她层出不穷地害着各种小病。我们也爱流传那些丁丁生小病的笑话,比如她说自己咳嗽好多了,就是“蛋”[7]很多;叫她生病多吃水果,她说“蹶子”[8]维他命多,就是容易生蛋。常常是两只小白手捧着胃,那就是又胃气痛了,一问,她会用七成上海话三成普通话说:“这只胃胀得像只球!”我们下部队演出吃招待宴会,有人吃美了,便会招来警告:“当心把这只胃胀成一只球!”林丁丁的病都不大,可都是真病,一旦她那只胃胀成了一只球,人们眼看她把胃舒平脆生生地一把把嚼成花生米。有次她的独唱马上要开幕,胃气痛又来了,卫生员当时没有针灸银针,用了两根粗大的别针深深扎进她的虎口,那一刻所有人都疼死她了。尤其刘峰,疼她疼得一肚子柔肠化成了水。这是“触摸事件”爆发后我回想推测的。

  此刻最羡慕丁丁的就是何小曼。她对病的渴望由来已久。自从她父亲自杀,她就再也不是任何人的掌上明珠,只有在生病时才能被母亲短暂地宝贝一会儿。她看着我们像碉堡一样围着林丁丁,她自己也是碉堡的一块砖石,林丁丁此刻是团首长们不折不扣的掌上明珠。

  在一次下部队演出途中,何小曼如愿以偿地发起烧来。我们住的县城招待所昏暗寒冷,卫生员从她嘴里取出体温计,就开始了下面这段著名对话。

  何小曼:“多少度?”

  卫生员:“不知道……”

  何小曼:“那你快看啊!”

  “看不清!”

  何小曼:“再不看就凉了!”

  卫生员和我们都不懂什么“凉了”。

  卫生员拿着体温计往门外走。何小曼急得叫起来:“哎!你出去干什么?!”

  卫生员:“这个鬼地方白天不发电,屋里看不清啊!”

  何小曼:“你不能出去!……”

  卫生员无语,愣在门口。

  何小曼:“出去了体温表不就更凉了吗?”

  当时我们在午睡,被她如此愚昧的话惊醒,又都笑了。她对医学和医疗设备实在愚昧得可以,我们说,你以为体温计跟馒头似的,出笼就会凉下去?

  卫生员从屋外回来,报告何小曼的体温为三十九度六。何小曼还是遗憾,说在屋里肯定更高。

  那次我们原谅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认为烧到三十九度六的脑袋,一定是昏的,不可以与之较真。当天晚上,小曼摇摇晃晃地起床,幽灵一般飘到后台,打算化妆参加演出。下部队演出我们人数是有限的,一个大型集体舞没有人顶小曼的缺,这是领导批准小曼请战的原因。领导还布置我们女兵为她梳头、化妆、穿服装。那两天何小曼在高烧和退烧药逼出的大汗里度过,身体头发热腾腾的,整个人都馊透了。我们中有人说:“跟炊事班揭开一笼屉碱小的馒头!”

  “什么呀?”小郝说话了,她正在梳何小曼那一头黏手的头发,“压根就忘了放碱!”

  我们都恶心地笑起来。何小曼也跟着我们笑,有点笑不动,但此时若不跟着大家丑化自己,会很孤立的。无论如何,那次她被我们七手八脚、嬉笑怒骂地伺候了一回,做了一会儿团首长的掌上明珠。当晚开演出总结会,副团长提到何小曼的名字,说要不是小何同志头重脚轻地主动走进化妆室,那个大型舞蹈的队形还真就得开天窗。副团长号召大家为“轻伤不下火线”的小何同志鼓掌。何小曼眼圈红了。她听出那热烈掌声基本是真诚的。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公开地歧视她,对她的不可理喻还在逐渐发现中。比如她吃饭吃一半藏起来,躲着人再吃另一半;比如一块很小的元宵馅她会舔舔又包起来(因为当时的成都买不到糖果,嗜糖如命的我们只好买元宵馅儿当芝麻糖吃),等熄了灯接着舔;再比如她往军帽里垫报纸,以增加军帽高度来长个儿,等等,诸如此类的毛病其实没被我们真看成毛病,女兵里这类小毛病太普遍。

  让我们对她的歧视重大升级的一件事是这么发生的:

  这天,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晾出一个乳罩,照例也被盖在一件衬衣下面。我们当时很有廉耻心,对男女有别别在何处这类问题都含混处理,所以从不公开晾晒那些遮挡我们“有别之处”的私密内衣。那天风大,当遮羞布的衬衣被刮掉了,被它掩护的乳罩于是赤裸裸地在风里起舞。我们政治学习刚结束,像一群圈疯了的马驹,以踏平一切之势,奔腾出门,突然都停住了。那个乳罩不仅在大风中勇敢独舞,还暴露出两个半圆凹陷里填塞的黄颜色海绵。我们再瞥一眼,发现那两块海绵是搓澡用的,大概也曾搓过澡,被挖下两块圆形,再被粗针大麻线地钉在乳峰部位,看上去寒碜无比。几十年后的今天,到处可见丰胸广告,想垫什么直接垫到肉里去。可是谁敢在那年头丰胸?而且材质太廉价,手艺太粗糙,向往太无耻。我们不约而同相互看看,从视线高度就明白,大家都想看清,究竟谁的胸是海绵的。我们又不约而同缩起身体,红了脸,这无耻的向往弄得我们人人心虚,人人自危。

  这种脸红今天来看能看得更清楚。那个粗陋填塞的海绵乳峰不过演出了我们每个女人潜意识中的向往。再想得深一层,它不只是我们二八年华的一群女兵的潜意识,而是女性上万年来形成的集体潜意识。上万年来,人类对女性诱惑力、生育力以及养育力的向往和梦想,乳房是象征,是图腾,如此便形成了古老的女性集体潜意识。对于乳房的自豪和自恋,经过上万年在潜意识中的传承,终于到达我们这群花样年华的女兵心里,被我们有意识地否认了。而我们的秘密向往,竟然在光天化日下被这样粗陋的海绵造假道破,被出卖!男兵们挤眉弄眼,乳罩的主人把我们的秘密向往出卖给了他们。

  我们中的谁小声说,把它收了吧,丢人现眼!郝淑雯不让收,警告说:“谁碰它就是谁的啊!”她反而把那件被风吹跑的衬衫捡回来,盖上去,意思是保护犯罪现场。她向在场的女兵们递眼色,大家不动声色地跟着她进了小排演厅。这里供歌队和乐队排练,一架放在墙角的大钢琴就是我们的会议桌。围着钢琴站定,不少人笑起来。那种碰到天大荒唐事感到无语的笑,那种对于不害臊的痴心妄想怜悯的笑,还有纯粹是因为那乳罩太不堪了,不堪到了滑稽地步,因而惹我们发笑。郝淑雯开始叫我们严肃,不一会儿却成了我们中笑得最撒欢的一个,一屁股跌坐在琴键上,钢琴哄的一声也笑开来。笑过之后我们一致通过小郝的提案,今晚必须将乳罩的主人拿下。从衬衫和乳罩的尺寸上,我们把侦查范围缩小到女舞蹈二分队。

  接下去,郝淑雯在窗户朝前院的宿舍布下暗哨,看究竟谁来收取这件衬衫和它下面的下流勾当。开晚饭了,专门有人给站哨的人打饭。晚上排练,没节目可排的人坚守哨岗。快到熄灯时间了,那件衬衫和它掩护的勾当在路灯光里,成了孤零零的旗帜,风力小下去,它们也舞累了。大概衬衫和乳罩的主人知道我们设下的埋伏圈,宁可舍弃它们也不愿暴露自己。但有人觉得不大可能,每个战士一共拥有两件衬衫,冬夏两季发放被服各发一件,但必须以旧换新,舍弃一件衬衫就是永远的舍弃,换洗都不可能了,未必此人从此不换衬衣?

  十一点多了,埋伏的夜哨也困了,猎物却仍不出现。值夜哨兵叫醒郝淑雯,说就算了吧,恐怕有人泄密,这家伙宁死不进套。小郝没好气地嗯了一声,表示批准。值夜哨兵正要退出我们宿舍的门,感觉有人轻轻走进了走廊。走廊的木头地板跟各屋一样,都很老,七八十岁了,所以跟所有房间的地板筋络相连,只要有人从走廊一头进来,所有屋里的地板就会有轻微的神经感应。哨兵伸头往走廊看去,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蹑手蹑足在黑夜中移动。哨兵吼了一声:“不许动!”

  郝淑雯以标准的紧急集合动作,从床上到走廊只用了半秒钟。同时走廊的灯被哨兵打开,灰尘和蛛网包裹的昏暗灯光里,何小曼手里拿着那件衬衫已经走到她宿舍的门口。小郝立即还原了当年接兵的年轻首长,威严而慈祥:“等一等!”

  何小曼等着。郝淑雯对她身边的哨兵摆了摆头。哨兵当然明白“首长”要她去干什么。她跑上去,缴下何小曼的衬衫,但她马上就迷茫地扭过头,看着穿睡衣睡裤紧跟上来的郝淑雯。衬衫是那件,没错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掩护的那个下流勾当!要拿下作案者,必须人赃俱在,现在勾当不见了!郝淑雯从哨兵手里接过衬衫,不动声色地搜查一番,同时审问就开始了。

  “这么晚,哪儿去了?”

  “上厕所。”

  “你平时起夜吗?”

  “有时候……”

  谁都知道女兵床下一般有三个盆,三个盆的分工很清楚,头号大的洗脚擦身,二号大的洗脸,最小的偶然起夜做便盆。除非腹泻,极少有人半夜穿过院子去那个公共厕所。

  “胆子倒挺大的嘛。”

  何小曼毫不费力就听出审讯者话中的双关义。那时有关郝淑雯要当女舞蹈队队长的传闻已经泛滥,何小曼在未来的顶头上司面前规规矩矩立正。

  “这衬衫是你的?”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