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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没有了鸽子声的院子静悄悄的,小船哥早出晚归的脚步声却愈加清晰起来。

  我问过小船哥,他到底去了哪里,可他只是笑了笑,没回答我。晚上睡觉时我偷偷地想,没准小船哥是拥有神秘力量的战士,和秦川这种坏小子不一样,他可以变身,会用长剑,穿着金色铠甲,是能降伏怪兽的圣斗士。他有要保护的公主,而那个公主没准就是我。做着这样的美梦,我真是睡觉都会笑出声来,院子里的大黄猫看不下去,总在我的屋顶上逮耗子,不把我吵醒不罢休。

  那天放学,眼见小船哥拐向胡同另一头,我又在幻想自己是雅典娜了。正当我把小船哥代入处女座沙加的模样时,秦川用排路队的路旗一棍子打到我头上,这是他的老招数,我转身就用“让”字路牌回击,他跳开一步,神秘兮兮地说:“我知道小船哥去哪儿了!你来不来看?”

  我顿住,连忙乖巧地使劲点头,如果我有尾巴,肯定会欢快地摇晃起来。

  “一袋粘牙糖,两块金币巧克力!”秦川丝毫不被我的谄媚迷惑,马上开始提条件。

  “行!”我咬牙切齿地答应。

  我守着秦川,眼睁睁地看他吃完一袋粘牙糖,两块巧克力。他格外可恶,吃得慢条斯理,嬉笑着看我在一旁坐立不安,表演够了才小声在我耳边说:“小船哥去吴大小姐家了。”

  “不可能!”我尖叫,一把揪住他,“骗子!还我粘牙糖!还我巧克力!”

  秦川仰起头,“不信现在就去看!”

  “走就走!见不着小船哥,你等着瞧!”

  说秦川骗人,是因为谁都知道,我们这儿的小孩是不可能去吴大小姐家的。

  按理说,我们都应该管吴大小姐叫奶奶,她年纪和将军爷爷差不多大,是位老太太。可是,我们胡同里的人背地里都叫她吴大小姐,几代人下来,就这么称呼惯了。

  吴大小姐家里很有来头,她爷爷是天津著名的盐商,当年家财万贯,在北平天津两地都赫赫有名。她爸爸是家里的老四,常年在北平打理家族生意,我们胡同里的这处宅子,就是他在北平的府邸。不过据说在天津他是有大房太太的,这里只是外宅。吴大小姐的妈妈原是在长安戏院里唱戏的青衣,被吴四爷纳入门后,只生养了这一位小姐,虽然比不得天津本家的小姐们富贵,但也是从小被百般疼爱的。

  当年的吴大小姐风姿绰约,既有大家闺秀的教养,端庄温婉,又念了新式的教会学校,懂洋文有见地,就像是夜光杯中的美酒,即便深藏在巷子里,也闻香诱人。

  彼时将军爷爷是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手下的少将参谋长,与吴家素有往来。有人说他是在吴四爷的宴席上遇见了吴大小姐。也有人说是他的车在胡同里,剐上了载吴大小姐放学的黄包车。还有新鲜的,说吴大小姐爱听戏,将军爷爷请了程砚秋来唱堂会,生生把吴大小姐从深宅大院里给唱了出来。不管怎么个说法,反正这两个人相遇了。一位是戎马仗剑的翩翩少年,一位是百媚动人的卿卿佳人,就如那唱本戏词里的故事,一见钟情,二见倾心,便暗许了终身。

  那时正是解放战争末期,天津吃紧,吴四爷说要回家看看,临走嘱咐爱妾万事小心,那边安顿好就接她们母女俩一起走,可他这一去便再没回来。将军爷爷作为守城的将士自是飞脱不了。城在他在,她在他在。吴大小姐定了心思,她哪儿都不去,只跟着他,在有他的地方。

  而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天津、北平相继解放,将军爷爷作为战犯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进入新社会,一切大不相同,有人劝吴大小姐不如趁着年轻找个工农兵子弟赶紧嫁了,可她却死拧。既然在月亮下面立誓说好了要等那个人,那么五年是等,十年也是等;年轻要等,年老也要等。

  女人大概天生擅长等,可流光最易把人抛,转眼竟是十几年。公私合营了,原先家里的店面都变成了花花绿绿的股票;“大跃进”了,家里的铜壶锡器都捐了出去;三年自然灾害,饿急了扶着老母亲去朝阳门外挖野菜根吃。吴大小姐日日数着,挨过春夏秋冬,秦城监狱的释放名单上终于有了将军爷爷的名字。

  被放出来那天,将军爷爷一早就到了吴大小姐家门口。那时的她已不再是月白衫蓝布裙的女学生,也不再是穿着溜肩绲边旗袍的大小姐,而是穿了一身灰绿色的工装,可将军爷爷见了她却激动得不能自持,七尺男儿竟当众哭出了声。

  后来我想,那段时间大概是吴大小姐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她等来她的良人,她绣了大红的被面,她等着携那人的手去中国照相馆拍张照片,盖上大红的喜字,然后在这小胡同里过尽平安喜乐的日子。

  可是只差一点点却还是来不及,“文化大革命”来了,她的婚事没了。

  先出事的是将军爷爷,他很快被打倒了,胸前挂着“反动军官”的牌子被人按到灯花小学的操场台子上没日没夜地批斗。那时吴大小姐根本见不到将军爷爷,她先还四处奔走,打听人什么时候能放出来,却不知紧跟着她自己也将陷入泥沼。

  那是人人兽变的年代,专有人揭疮疤,说吴家老太太是青楼戏子,是旧社会余孽,又抓住吴家大地主、大资本家的身世一通穷追猛打。吴大小姐家的四合院很快被人占了,只把她们赶到西面一间小屋里住。那些红卫兵只要想起来,就到家里来揪人,吴老太太一把年纪,被斗了三天,一口气没上来就过去了,吴大小姐悲愤交加。可这还不算完,刚匆匆忙办完她妈妈的后事,她与将军爷爷的情事又被人摆上了台面。

  两家早都被抄了家,几封仅存未烧的书信被翻出来,逼着两人念。涉及家国的,都被说成是一心等着蒋介石来反攻大陆;涉及私情的,都被说成是不堪的男盗女娼。

  烈日下,将军爷爷被剃了阴阳头,吴大小姐脖子上绑了一圈破鞋,两人弯腰站着,细数对方“罪行”。起初两人都说些不咸不淡的话,可那些人并不放过他们,硬逼着让他们撂狠话,划界限。

  “他说过,就算这仗打不赢,共产党也坐不稳天下!”

  “她说过,北京待不下去了,要和我一起潜逃去台湾!”

  “他开过枪,打伤过革命群众!”

  “她爸爸卷了人民的钱,跑到台湾去孝敬蒋介石!”

  “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忠心耿耿,贼心不死!”

  “她不是在等我,不是想嫁我,她是怀念过去,还想当欺压老百姓的娇小姐!”

  …………

  两人话越说越绝,就像诅咒似的在天空中打下一个个响雷。那天终是下了一场大雨,革命小将们听高兴了,满足了,放过了他们。雨中只剩下没有魂魄的将军爷爷和吴大小姐,雨越下越大,情分却越来越少,两个人都灰透了心。

  后来将军爷爷被遣送改造,吴大小姐被调去干工厂里最累最苦的活。等两人分别被平反时,已经又过了十来年。统战部要给将军爷爷安排住处,将军爷爷就选了我们这条胡同。有人说看见过夜半时分,将军爷爷站在吴大小姐窗根前。可是吴大小姐再没同他讲过话,虽然住着相隔不过几百米,但他们俩老死不相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