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吉岡安直

關東軍好像一個強力高壓電源,我好像一個精確靈敏的電動機,吉岡安直就是傳導性能良好的電線。

這個高顴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兒島人,從一九三二年起來到我身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蘇聯俘虜時止,始終沒有離開過我。十來年間,他由一名陸軍中佐,步步高升到陸軍中將。起先,他的身份隻有關東軍高參,從一九三四年起又增添瞭一個“滿洲國帝室禦用掛”的官銜,這個官職是日本的名稱,據說意思好像是“內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書”,究竟應當譯成什麼合適,我始終也沒有認真去查問過。這也沒有什麼關系,因為它的字面含義無論是什麼,都不會說明吉岡的實際職能的。他的實際職能就是一根電線。不過,這職務一連幹瞭十幾年,也必須有他的本事。

有的書上說,吉岡是我在天津時的好友,後來他當瞭關東軍參謀,正好這時關東軍要選一名帝室與關東軍之間的“聯絡人”以代替解職的侍從武官石丸志都磨,覺得他最為合適,因此當選。事實上,我在天津時有一段時間,經常聽他給我講時事,談不上什麼好友,他被派到我這裡當“聯絡人”,也不是先當瞭關東軍參謀才恰逢其時的。如果說他是溥傑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偽滿成立之後,溥傑進瞭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吉岡正好在這學校當戰史教官。幾乎每個星期日,吉岡必將溥傑請到他傢做客,殷勤招待,培養瞭“友情”。不久,溥傑就聽吉岡透露出關東軍有請他到我這裡任職的意思。那時他曾表示,如果他不作為關東軍的高級參謀而來到滿洲,他就不想幹,因為忠島比多吉(任“執政府”的咨議)和石丸志都磨都由於沒在關東軍裡紮下根,所以全沒站住腳。

後來,他果然以關東軍高參的身份來到我這裡充當“聯絡人”來瞭。他在未上任之前,先請溥傑到他傢去做客,請溥傑寫信把這消息告訴我,並且說希望我能預先為他預備好一間辦公的屋子。我接到溥傑的信,因為早知道他對溥傑的殷勤照顧,“九一八”事變前他叫溥傑透消息給我的事當然我更不會忘記,我覺得吉岡對我不壞,於是欣然照辦,在他還沒到長春之前,就給他把屋子預備好瞭。這件完全多餘的舉動,過瞭許久之後我才明白,原來他這是有意給關東軍看的。他在關東軍眼裡既有和我的不平凡的關系,在我的眼裡以及其他“日滿官吏”眼裡又有關東軍高參這張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瞭。

吉岡很喜歡畫幾筆水墨畫。有一次,他畫瞭一幅墨竹,請鄭孝胥題瞭一首詩,又請我題瞭幾個字(什麼字,早已忘瞭),然後帶到日本,送給瞭裕仁的母親——日本皇太後。不久,這幅畫在日本報紙上刊登瞭出來,並稱譽吉岡為“采筆軍人”。吉岡的藝術聲名是否就從這次出現的,我不知道,我隻知道他指望這幅畫帶給他的,並不是什麼“采筆軍人”的稱號,卻是比這稱號更有價值的,位於日“滿”皇室之間的身價。我從日本訪問回來,日本皇太後和我有瞭經常的往來,不斷互相饋贈些小禮物,“聯絡人”就是這位吉岡。從那次他送瞭墨竹之後,東京與長春的往來就更加頻繁瞭。

他大約每年都要往返東京幾次,每次臨走之前,總要叫我做點點心之類的食品,由他帶去送給日本皇太後,回來時還帶回日本皇太後的禮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點心。那位老太太和我都閑著沒事,我們又都有現成的做點心的師傅,彼此送來送去也都不費什麼事。不過由於我的疑心病,吉岡每次帶回來的點心,我總是叫別人先吃,我才敢吃。

當然,吉岡每年一次往返於日“滿”皇室之間,這絕不是他的擅自專斷,但每次往返的內容,我相信主要是由於他的獨創設計。比如有一次,他看見瞭我的四用聯合收音機,忽然像發現瞭奇跡似的問我:“這個機器也能Record(錄音)?”

他的中國話不大好,但我們交談起來還不困難,因為他還會點英文,程度和我也差不多,我們平時就中國話夾著英文,同時又用筆談幫忙,倒也能把意思說清楚。

“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說,並且拿出一片錄音片試給他看。

“好,好!”他高興地笑著,看我安好片子,便說,“我教陛下幾句日本話說說吧!嗯——我祝天皇陛下身體健康……”

我照他說的日本音說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體健康……”這句話錄到唱片上瞭。他把那唱片放送瞭兩遍,滿意地拿瞭起來。

“好,這次我到東京,嗯!把它貢給天皇陛下!”

吉岡說話,總帶幾個“嗯!哈!”眼眉同時一挑一挑的。這個毛病,越到後來越多,我覺著越不受用。和這種變化同時發生的,還有他對於我們之間的關系的解釋。

一九三四年我訪問日本,日本皇太後給我寫瞭幾首和歌,那時吉岡的話是我最順耳的時候。

“皇太後陛下等於陛下的母親,我如同陛下的準傢屬,也感到榮耀!”

他那時對溥傑說:“我和你有如手足的關系。我和皇帝陛下,雖說不能以手足相論,也算是手指與足指關系。咱們是準傢族呀!”

但是到一九三六年前後,他的話有瞭變化。這時他每天必到,我接見外國人時有他在旁“侍立”,他認為我該對什麼人講些什麼話,也由他預先寫好,由我照本宣科,每年一次“軍管區司令”會議或“省長”會議,那是必定要叫我講一次話,以示“鼓勵”的。在他寫好的臺詞上,免不瞭的是這類“協和語”:“努力日滿親善,作皇軍的一翼”,“一心一德,達成大東亞聖戰”,“斷乎支援親邦聖戰”,等等。我可以見什麼人、不可以見什麼人,都由他決定。關於我祭祀祖先的事,關於各處陵寢的管理,田莊收入的處理,北京傢族誰能來看我,他一概都要管。外邊寄給我的信件,一律要先經過他看,起先,我還能看到外面寄來的信,帝制以後,一封也沒有瞭。他這時最常說的話就是:“日本猶如陛下的父親,嗯,關東軍是日本的代表,嗯,關東軍司令官也等於是陛下的父親,嗯!父親的意思是要聽的!哈!”

日本軍隊前線景況越壞,我在關東軍和吉岡面前的輩分也越低,後來他竟是這樣說的:“關東軍是你的父親,我是關東軍的代表,我是拿你當做自己的子侄看待的!嗯!”

有的書上說,吉岡和我的關系極親密,這話也許是根據我對他的言聽計從,向來不敢違犯一句說的。這也是實情,原因就是我就怕關東軍懷疑我,而關東軍是靠吉岡來瞭解我的。

“七七事變”後,關東軍對我的監視特別加緊,如限制關內親戚來長春,檢扣我的信件,等等,原因是防止我和北京天津的王公舊臣們聯結起來,共謀在關內復辟,這是不符合他們分而治之的方針的。其實,這時我已經不敢存這個幻想瞭。

吉岡後來每天進“宮”極為頻繁,也並沒什麼非談不可的事必須見我。有時來瞭不過十分鐘就走瞭,走瞭不到五分鐘又來瞭。去而復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剛才忘瞭說一句什麼話,或者忘瞭問我明天有什麼事叫他辦,等等。因此,我不能不疑心,他是成心想用突然襲擊的辦法來查看我在幹什麼的。

我應付他的辦法,就是隻要一聽說他到,我立即接見,盡力減少他等候的時間,免他起疑心。甚至他來時正趕上我在吃飯,我也立刻放下飯碗去見他。對於他,我算做到瞭“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發”的程度。

後來,我每次和他見過面之後,總是提心吊膽,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當他一走,我必拿出銅錢來算一次卦,算算這次見面給我帶來的是吉是兇。

《我的前半生(末代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