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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藏

【原文】

禁藏于胸胁之内,而祸避于万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滥,非爱冰也;夏日之不炀,非爱火也,为不适于身便于体也。夫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故先慎于己而后彼,官亦慎内而后外,民亦务本而去末。

居民于其所乐,事之于其所利,赏之于其所善,罚之于其所恶,信之于其所余财,功之于其所无诛。于下无诛者,必诛者也;有诛者,不必诛者也。以有刑至无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无刑至有刑者,其刑烦而奸多。夫先易者后难,先难而后易,万物尽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诛而不赦,必赏而不迁者,非喜予而乐其杀也,所以为人致利除害也。于以养老长弱,完活万民,莫明焉。

夫不法法则治。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故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吏不敢以长官威严危其命,民不以珠玉重宝犯其禁。故主上视法严于亲戚,吏之举令敬于师长,民之承教重于神宝。故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钧,位虽高为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虽厚不誉者多;举事而不时,力虽尽其功不成;刑赏不当,断斩虽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虽重下无怨气;私之所加,赏虽多士不为欢。行法不道,众民不能顺;举错不当,众民不能成;不攻不备,当今为愚人。

故圣人之制事也,能节宫室、通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赡、身必安矣;能移无益之事、无补之费,通币行礼,而党必多、交必亲矣。夫众人者,多营于物,而苦其力、劳其心,故困而不赡,大者以失其国,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行有进退,而力不能两也。故立身于中,养有节;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游虞足以发欢欣,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故意定而不营气情。气情不营则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是故君于上观绝理者以自恐也,下观不及者以自隐也。故曰:誉不虚出,而患不独生,福不择家,祸不索人,此之谓也。能以所闻瞻察,则事必明矣。

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能利害者,财多而过寡矣。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法令为维纲,吏为网罟,什伍以为行列,赏诛为文武。缮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推引铫耨以当剑戟,被蓑以当铠鑐,菹笠以当盾橹。故耕器具则战器备,衣事习则功战巧矣。当春三月,萩室熯造,钻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举春祭,塞久祷,以鱼为牲,以糵为酒,相召,所以属亲戚也。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长也。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发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雠,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夏赏五德,满爵禄,迁官位,礼孝弟,复贤力,所以劝功也。秋行五刑,诛大罪,所以禁婬邪,止盗贼。冬收五藏,最万物,所以内作民也。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

夫动静顺然后和也,不夫其时然后富,不失其法然后治。故国不虚富,民不虚治。不治而昌,不乱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尝有也。故国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乱,民多私利者其国贫。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赏罚莫若必成,使民信之。

夫菩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约,不召而来。故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往于民,民心可系于主。夫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冶之于金也。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食。夫叙钧者,所以多寡也;权衡者,所以视重轻也;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

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谋有功者五,一曰视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内必衰也。臣不用,其国可危。二曰视其陰所憎,厚其货赂,得情可深,身内情外,其国可知。三曰听其婬乐,以广其心,遗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内;遗以谄臣文马,以蔽其外。外内蔽塞,可以成败。四曰必深亲之,如典之同生。陰内辩士,使图其计;内勇士,使高其气。内人他国,使倍其约,绝其使,拂其意,是必士斗。两国相敌,必承其弊。五曰深察其谋,谨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内不信,使有离意。离气不能令,必内自贼。忠臣已死,故政可夺。此五者,谋功之道也。

【译文】

把“禁”字深记在心,可以避祸于万里之外。能做到以“禁”防“祸”,只有能以自身苦乐理解别人的苦乐才行。冬天不洗冰水,并不是吝惜冰;夏天不烤火,也不是舍不得火。而是因为这样做对身体不适宜。明主不建造华丽的宫殿,不是因为他喜欢简陋的房屋;不听钟鼓之音,也不是因为他讨厌音乐。而是因为这样做会伤害农业生产,妨碍教化推行。所以,君主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要求别人;官吏也才能首先管好内部,然后管好外部;百姓也才能专心于农业生产而放弃不正当的工商业。

要使百姓住在他们乐于居住的地方,使他们从事有利于自身的工作,奖励他们所赞成的事情,惩罚他们所厌恶的行为,保证百姓的余财不被剥夺,并致力于百姓不受刑罚。使百姓不受刑罚,是坚持有罪必罚的结果;百姓有受刑现象,才是没有坚持有罪必罚造成的。从有刑到无刑,能做到法律简易而人民得到保全;从无刑到有刑,法律就将烦琐而恶人反会增多。先易者后难,先难而后易,万事都是如此。明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该罚的绝不赦免,该赏的绝不拖延,这不是因为君主喜欢赏赐和乐于杀人,而是要为百姓兴利除害的缘故。对于养老扶幼,保全万民来说,没有比这更可贵的了。

不废法才能管好国家。法,是天下的仪表,是用来解除疑难而判明是非的,是与百姓生命攸关的。所以明君对于法非常慎重,绝不为亲故权贵而改变法律,他的官吏也就不敢利用长官权威破坏法令,百姓也就不敢利用珠宝贿赂触犯禁律。这样。君主把法律看得比亲贵还尊严,官吏就把行令看得比敬师还严肃,百姓也就把接受政教看得比祭祀祖先还要神圣。这样,法虽然建立起来,实际上并不需要动用;刑罚虽然确立,实际上并不需要执行。如果赏功制度不公平,赏给的官位再高,肯效力的人也会很少;赦罪尺度不一致,施予的恩德再大,不赞成的人也会很多;举事不合时令,即使把力量用尽,效果也不会好;判刑不合法度,即使人再多,暴乱也制止不住。按公法行事,刑罚重,下边的人也没有怨气;按私意行事,赏赐多,战士也不会受到鼓励。执行法令不合理,民众就不会顺从;措施不得当,民众就不能成事。不研习法度,不完善法度,就应当叫作愚人。

因此,圣明君主的行事,能够俭治宫室,撙节车驾来充实国家贮备,则国必富而位必尊;能够撙节衣服、抛弃玩好之物来加强农业生产,则财用必足而地位必然巩固;能够摆脱无益的活动、无益的开支,来进行通币行礼的外交活动,则盟国必多而关系必然亲睦。至于一般的君主,多半迷恋于物质享受,并为此费力操心,所以弄得困顿不堪而国用不足,大者可致亡国,小者也危害自身。人的常情是:满足了要求就高兴,碰上厌恶之事就忧愁,这是不论地位高低的人都如此的。对接近的东西不能不追求,对远离的东西不能不遗忘,人情也莫不如此。然而每个人的好恶不同,各行所好,结局的安危则不一样,这里就区别出贤、不肖来了。物产有多有少,而人的要求却不能和它吻合;事情有成有败,而人的意愿却不能和它一致;行动有进有退,而人的力量却不能和它适应。所以为人行事要保持适中,生活享受要有节制:宫室足以避燥湿,饮食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御寒热,礼仪足以别贵贱,游乐足以发欢情,棺椁足以硷朽骨,葬服足以裹尸体,坟墓足以作标记就行了。不要搞没有意义的工作,不要做无益的事情,这样就意气安定,思想感情不受迷惑。思想感情不受迷惑则耳目聪明、衣食丰足;耳聪目明、衣食丰足,就不会彼此争夺,不会互相怨怒,上下可以相亲,用不着动用武力了。所以,克制自身,遵行仪法,再加上节约谨慎,即使不会得福,也不至于灾祸临头。骄傲奢侈,背离法度,违反常理,即使没有祸害,幸福也不会来临。因此。君子一方面要从违背常理的人身上记取教训,警惕自己;另一方面又要从努力不足的人身上取得借鉴,而自行反省。所以说,荣誉不凭空出现,忧患不无故发生,幸福不挑选人家,灾祸不自动找到人的头上,就是这个意思。能用自己的亲身见闻探察反省,事情就清楚了。

一切治乱的根源,都从上面开始。所以,善治国者要用“害”来约束人们,用“利”来引导人们,能掌握人们利害者,则财富增加而过错减少。凡人之常情,见利没有不追求的,见害没有不想躲避的。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夜以继日,千里迢迢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渔人下海,海深万仍,在那里逆流冒险,航行百里,昼夜都不出来,是因为利在水中。所以,利之所在,即使干仍的高山,人们也要上;即使深渊之下,人们也愿意进去。所以,善治国考,掌握住利源之所在,人民就自然羡慕而甘心接受;无需推动,他们也会前进;无需引导,他们也会跟来;不烦民又不扰民,而人民自富。这就象鸟孵卵一样,不见其形,不闻其声,小鸟就破巢而出了。

治国的根本,掌握天时叫作“经”,收得民心叫作“纪”,法令好比网罟的大纲,官吏好比网和罟,居民的什伍编制好比军队的行列,赏罚好比进退的金鼓。。应当整治农具以当武器,利用耕作以当攻战,锄好比剑戟,披蓑好比铠甲,斗笠好比盾牌。所以农具完备则如武器完备,农事熟习攻战也精巧了。在春季三月时节,要点燃灶火熏烤房间,更换钻隧取火的木料,淘井换水,为的是消除其中毒气。举行春祭,祈祷不生疾病,用鱼做成供品,用曲做成米酒,互相宴请,为的是密切亲戚关系。不屠杀禽兽,不打剥禽卵,不砍伐树木,不采摘花朵,不损伤竹笋之芽,为的是保养万物生长。帮助鳏寡,赈济孤独,贷放种籽给无种籽的农户,救助无力纳税的人家,为的是劝勉贫弱人民。颁发各种政令,赦免罪轻的人,放出拘押的人,调解纠纷,为的是及时完成农事致力于粮食生产。在夏季时节,奖赏各种有德的行为,加爵禄,提官职,礼敬孝悌卓著的人,为艰苦劳动者免除谣役,为的是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在秋天,行使各种刑罚,处杀罪大恶极的人,为的是禁婬邪而止盗贼。在冬天,做好五谷收藏,收聚各类产品,为的是收纳农民贡税。一年四季的事情安排齐备,人民的劳动就能有百倍的功效。这样,春天仁慈,夏天忠厚,秋天严峻,冬天收闭,顺天时,管地宜,再合乎人和,就可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草木繁茂,六畜兴旺,国富兵强,人民富裕而法令通行,国内没有烦民扰民的政治,外部也没有强敌的祸患了。

举措得宜国事才能协调,不误农时国家才能富裕,不失法度国家才能治好。所以国家没有无缘无故富起来的,人民没有无缘无故治理好的。没有治理而国家昌盛,没有动乱而国家灭亡的事情,自古及今是不存在的。所以,国家勇于私斗的人多,其兵力削弱;官吏表现个人智慧的人多,其法度混乱;人民图谋私利的人多,国家陷于贫穷。因此。施德必须博厚,使人民能够以死报效;赏罚必须情实坚决,使人民能够坚信不疑。

善于统治人民的君主,不是依靠内城外郭。而是依靠什、伍的居民组织来管理。使伍中没有非本伍的人,人们没有不住在本里的。里内没有非本里的人家。这样,逃亡者无处隐藏,迁徒者无处容身,不用强求人们就受到约束,不用召唤人们也会前来。这样,人民无逃亡之意,官吏无戒备追捕之忧。这样,君主政令可以贯彻于民间,民心也可以和君主联系起来了。用法制管理人民,应当象制陶了解粘土的特性,冶金了解金属的特点一样。只要判明利害的所在,人民去就的方向,就象火的避湿就干,水的避高就低一样明白了。人民赖以生活的,不外衣食;食物赖以生产的,不外水土。所以使人民富裕是有要领的,满足民食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一个人有三十亩地就可以生活一年。按好坏年景平均计算,亩产一石,则每人有三十石。瓜果蔬菜相当十石粮食,糠{麦夫}瘪谷与畜产相当十石粮食,则每人共五十石,而布帛麻丝和其他副业杂项收入还没有计算在内。这样,国家有积蓄,人民也有余粮。就像 和钩用来算定多少、权和衡用来计量轻重一样,户籍和田册正是用来了解贫富差别的。所以,善治国者,一定要先知道地的情况,然后再知道人的情况。土地够用,人民生活就可以富起来。

凡是据有天下的,靠人心取天下者成帝业,靠事业取天下者成王业。靠征战取天下者成霸业。至于谋攻敌国的手段则有五条。第一,查明敌国君主的爱臣。设法削减他的权力。他若怀有二心,对君主的亲近程度必然衰退。大臣不为君主效力,其国家就宝宝可危。第二,查明敌国君主暗个憎恶的大臣,设法加强贿赂。这可以深刻了解敌情。有人身居国内。情通国外,其国家实况就能掌握。第三,了解放国君主婬乐,就设法消磨他的意志。送给他乐队美人,在内蒙蔽他;送给的诌媚的侍臣和美丽的乘马,在外蒙蔽他。内外蒙蔽,可以促成其国败。第四,尽量同敌国表示亲密。形同兄弟。暗中派智辩之士帮助他图谋别国,派勇力之士投奔他使之骄傲。又派人到别国去,唆使别国同他背约、断交、反目,由此战争必起。两国相敌,就必能利用其失败的局面。第五,深入了解敌国君主的谋划。敬事其忠臣,挑拨其属下,使他们内部互不信任。离心离德。离不能合,一定自相残杀。忠臣死掉。就可以夺取他的政权。这五者便是谋攻敌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