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談談我人生的起點——我出生的時候。我是在切爾寧街6號出生的，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父親有一次告訴我，個體心理學創始人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博士，曾在切爾寧街7號，也就是我家斜對面住過一段時間。這麼說來，第三維也納學派——意義治療的誕生地和第二維也納學派——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的誕生地可以說是近在咫尺。
布拉特街在我們街區的另一面，沿著這條街走一小段，就到了奧地利第二國歌的誕生地，也就是小約翰·施特勞斯創作《藍色多瑙河》的那棟房子。
意義治療的最初構想是在我出生的房子裡形成的，而其成書則是在我回維也納之後所住的另一所公寓裡。由於我的工作室位於整套公寓的一個半圓形的角落裡，再加上我著書過程中所遇到的諸多“陣痛”，所以我將其戲稱為“半圓產房”。
我3歲時就立志長大後成為一名醫生，這大概讓我父親覺得很高興。那個時候，孩子們普遍流行的職業理想是船員或軍官，而我很容易地就將自己的醫生夢想與之結合起來，一會兒希望將來成為船醫，一會兒希望成為軍醫。不過，除了醫療實踐之外，我小時候還對研究工作頗感興趣。記得4歲時，有一次我對母親說：“媽媽，我知道藥是怎麼發明出來的了！我們只要找來一些想要自殺又剛好生病的人，給他們各種各樣的吃的喝的，比如鞋油、石油之類，如果他們活下來了，就表示我們發明了治療他們疾病的新藥了。”可是即使這樣，現如今我的一些批評者還說我缺乏實驗精神！
大概也就是在我4歲那年，有一天晚上快入睡時，我突然被腦海中出現的一個念頭嚇壞了——我想到有一天我也會死。此後，讓我用一生的時間苦苦思索的，不是對死亡的恐懼，而是這麼一個問題：既然生命如此短暫，那它的意義何在？最後，我終其一生探索得出的答案就是：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死亡本身讓生命變得有意義。最重要的是，生命的短暫並不會抹殺它自身的意義，因為過去的事情並不意味著永久的消失，而是被保存起來——過往的一切在消逝之前，就被保存在了“過去”。我們的一切所作所為、所學所感，都被存放到“過去”之中，任何人、任何事都無法使它們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我的童年有兩件沒能實現的心願：我想成為童子軍，並擁有一輛自行車，可是這兩件事都因為一戰的爆發而成為泡影，令我憂傷不已。不過，那時還有一件我連想都不敢想的事，卻出乎意料地實現了：在城裡公園和遊樂場的幾百個小孩裡，有一個公認最強壯的小孩和我摔跤，卻被我用“肘擊鎖頸”式功夫撂倒在地。
在我稍大一些時，我一直想寫個短篇故事，情節是這樣的：有個人弄丟了自己的筆記本，找得快發瘋，後來有人撿到並還給他，不過這個拾金不昧的正派人卻很想知道，那筆記本的日曆上有些奇怪的標記到底是什麼意思。最終真相大白，原來這是一些提示性標記，用來提醒筆記本的主人一些特別幸運的“個人紀念日”。譬如在7月9日這天的日曆上標記著“布爾諾火車站”，這意味著什麼呢？這是說，有一年的7月9日這天，當時他只有兩歲，在布爾諾火車站的站台上，他趁著父母不注意爬到火車鐵軌上一列待發的火車前，直到火車離站的汽笛響起，他的父母才看到他。他父親迅速地把他從鐵軌上抓上來，就在這時，火車開動了，真是太幸運了！謝天謝地我如此安排情節，因為這個小孩其實就是——我自己。
童年時我有一種備受保護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自然不是通過哲學思考獲得的，而是來自我生活的環境。大約在我5歲那年——這件事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那時我們在海恩費爾德（Hainfeld）消夏，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我半夢半醒，雙眼還未睜開，心中忽然被一股無法言喻的愉快神聖的情感所充盈，感覺自己被保護、被珍視。當我睜開雙眼時，看見父親正站在我面前，彎下腰對著我微笑。
再來說說我的性成長。我很小的時候，有一次我們一家到維也納森林公園遊玩，路上我和哥哥撿到一沓明信片，上面印著些色情圖片。我倆對此既不驚喜也不惶恐，只是不明白為什麼母親氣急敗壞地把它從我們手中搶過去狠狠撕掉。
後來，我大概8歲時，“性”被籠罩上一種秘密的色彩。這得怪我家裡那個活潑漂亮的女傭，她有時會向我和哥哥（單獨或一起）展示她的身體。比如，她會躺在地板上假裝在睡覺，然後誘惑我們和她玩這種遊戲。事後她總是再三叮囑我們，這件事情絕不能讓父母知道，它是我們三個人之間的秘密。
之後幾年，每當我做錯了什麼事（當然，我指的是與性無關的錯事），都會很害怕，因為家裡的女傭經常晃著食指警告我說：“小維克，要聽話，不然我就把你的秘密告訴媽媽！”這句話就足夠讓我乖乖的了——直到有一天，我聽到母親問她：“那秘密到底是什麼？”女傭回答：“噢，沒什麼，只不過是他偷吃了點兒果醬！”所以，我說她一直警惕我會走漏什麼風聲，絕不是空穴來風。
我清楚地記得，有一次我對父親說：“爸爸，我沒跟你說過，瑪麗昨天帶我去布拉特街坐旋轉木馬了，對不對？”我想用這種說話方式來表明我要保守秘密。想想看，如果有一天我這樣說：“爸爸，我沒跟你說過，我昨天摸了瑪麗的身體，是不是？”
後來終於有一天，我開始弄明白性與婚姻的關係，不過那時我還不清楚性與生育之間的聯繫。那時我已經上中學了，我告訴自己，如果我結婚了，不會在晚上的時候直接睡覺，因為我不想錯過“好事”——那件大家稱之為“同床共枕”的事。我心想，大家真的會那麼笨嗎？會笨得直接上床睡覺而錯過那麼美妙的事情？我對自己說，一定要清醒地享受這件事情。
另一次，我們一家在波滕施泰因（Pottenstein）避暑，有一個女老師和我父母是朋友，就常常過來陪著我們這些小孩子。她戲稱我為“思想家”，可能是因為我喜歡向她提問，而且總是不斷地冒出新的問題，沒完沒了。當然，我認為我當時並不是什麼偉大的思想家，不過倒可以說是一個在思想上刨根問底的探索者。
也許可以稱為苦思，或者說得好聽一點，可以稱為蘇格拉底式的自省，不管怎樣，我小時候，每天早上在床上吃過早飯——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喝過咖啡之後，總會花幾分鐘時間思考人生的意義，特別是接下來這一天的意義，或者更確切一點，這一天對於我的意義。
這讓我想起了在泰雷津集中營的一件事：一個來自布拉格的大學講師給我們幾個同行做智商測試，結果顯示我的智商水平高於平均值。這個結果讓當時的我很沮喪，因為如果我在外面的話，還能利用自己的智商優勢有一番作為，可是如今我被關在集中營裡，這一切就變得毫無意義。
說到智商，每當我聽到別人有一個新想法，而那其實是我早就想到的，我就會覺得很好笑。但這種情況也不會讓我感到不自在，因為在我看來，這些成果我輕而易舉就可以得到，而別人卻是費了很大心血才取得的，所以他們將自己的辛勤勞動成果發表，並因此成名，都是順理成章的。實際上，就算有人因我的想法而獲得諾貝爾獎，對我來說也無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