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再回到我被押送入集中營的那段時間。日子一天天過去，隨著形勢越來越嚴峻，我早已料到會和父母一起被送入集中營，於是我抓緊時間，坐在書桌前寫《醫生與心靈》的第一稿。無論如何，我也要將意義治療的核心思想留存下來。
後來，直到我被轉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時候，這本書的手稿一直被我縫在大衣裡子裡偷偷藏著，進入奧斯維辛之後它就被收走了（二戰之後我還找回了這一稿的複印本，不過當時我的第二稿早已完成，而我在轉送至奧斯維辛之前在手稿中添加的很多補充內容則永遠找不回來了）。到了奧斯維辛集中營後，我必須把隨身帶的所有東西扔掉：衣服和我身上僅存的幾件物品，其中還包括我最引以為傲的多瑙河流域阿爾卑斯山登山協會的獎章，它是我被任命為登山隊隊長時授予的。
奧斯維辛集中營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集中營，而在此之前，我就在泰雷津集中營邊上的那個名叫“小堡”的集中營裡領略過一個真正的集中營是什麼樣子了，它與被稱為“猶太人聚居區範本”的泰雷津集中營大不相同。我被拉去在那兒勞動了沒幾個小時，身上就收穫了大大小小31個傷口，然後被一個維也納來的惡棍（牢頭）推推搡搡地拖回泰雷津集中營。走到營地的一條馬路上時，蒂莉看見了我，猛撲過來：
“天哪！他們對你做了什麼？”
回到我們所在的棚屋，蒂莉——這位訓練有素的護士，仔細地為我包紮傷口。到了晚上，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她又拉我去另外一個營地，參加一個半公開的活動——一個來自布拉格的爵士音樂家（他也是一名囚犯）為大家演奏《你在我身邊如此美麗》，這首歌被關押在泰雷津的猶太人奉為民間“國歌”。
上午經歷了殘酷的折磨，晚上卻在欣賞爵士樂，這種強烈的反差交織在一起，形成我們當時典型的生存狀態：美與醜、人性與野蠻的矛盾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