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奧斯維辛火車站我面臨了第一次淘汰選擇，其中有一個細節我在之前的書中一直未曾披露，其原因很簡單，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敢確定，這件事是不是只是我臆想出來的。
事情是這樣的：門格勒醫生其實當時並沒有把我的肩膀扳向右側——表示得以倖存的那一側，而是指向左邊——即將被送進毒氣室的那個方向。可是我發現，我前面被指向左邊的那些人裡我一個都不認識，而恰好我的幾個年輕同事都被指到了右邊，於是我佯裝向左邊走了一步，又悄悄從門格勒醫生背後繞到右邊那一列去了。天知道，我當時怎麼就靈光一現想到了這個主意，而且居然有勇氣那麼做了。
還有一件事我在我出版的德語書中也未提及：進入奧斯維辛集中營，我被強制脫下自己身上的合身衣物，換上一件（應該是）從毒氣室的屍體上扒下來的破破爛爛的外套。在這件外套的口袋裡，我發現了一張從祈禱書上撕下來的紙頁，上面是用希伯來文寫的猶太教禱告詞《以色列啊，你要聽》。我在美國出版的一本書中曾寫道：這樣一個意外的巧合，一定是在告訴我——我的書稿一直在某個地方沒有丟失，難道除此之外它還會有別的意思嗎？因為從那時起，這頁禱告詞就被我藏在外套中，恰好就在之前我的書稿所藏的那個位置。而有件事我每次想到都會感到不可思議：我在被關押期間零零散散寫在紙片上的第二稿的提綱最終保存了下來，而與此同時，那頁祈禱詞卻在我獲釋後突然不知所蹤。
再講一下我認識的一個惡徒，像其他的刑事罪犯一樣，他當上了集中營的牢頭。在奧斯維辛的時候我跟他有這麼一個小插曲：集中營要抽出100個囚犯運送到其他地方，我也被抽中。正當我們要離開，我說的這個牢頭突然猛撲向另外一個犯人，對他拳打腳踢，用鞋跟大力把他踢進這100人的隊伍裡，順便把我從隊伍中揪了出來。同時，他用污穢的語言狠狠咒罵著這名囚犯，讓大家以為是這個人因為害怕而躲在一旁，把我推出去替他。當我回過神來，那100個人已經被帶走了。這個牢頭一定是聽到了什麼風聲，這100個人不是被送去毒氣室就是被帶去做其他一些有生命危險的事情，是他救了我一命。
後來我在考弗靈第三集中營時，一個叫本捨的人（他後來成為慕尼黑電視台演員）也曾救過我。當時，我用一根香煙跟他換了一碗燻肉味的湯——當然裡面一粒肉丁都沒有。他在一旁看著我哧溜哧溜地喝湯，誠懇地勸我克服悲觀情緒——這種悲觀情緒我在其他囚犯身上看到過，如果任其發展，人就會開始放棄自己，那便離死亡不遠了，而當時我確實已經深受這種情緒的影響。
再後來，我在蒂克海姆集中營裡染上斑疹傷寒，病情沉重，能清晰地感到死亡的腳步逼近。生死之際，我心中唯一掛念的，便是我的書還未出版，不過後來我便說服自己放下這個念頭。我想，如果一個人生命的意義完全取決於一本書的出版與否，那麼這到底是怎樣的人生？當亞伯拉罕自願將唯一的愛子作為犧牲獻給上帝時，神的使者降臨了；所以我也必須下定決心，自願犧牲我的精神之子——在我看來，似乎只有我的書（也就是《醫生和心靈》）出版了，我的人生價值才能得以實現。
斑疹傷寒沒有要了我的命，我慢慢好起來了，可是隨即我便出現呼吸困難的症狀，特別是到了晚上，我喘不過氣來，身上疼痛難忍。病痛的折磨讓我幾近絕望，我終於在午夜時分溜出我的棚屋，去找營地的主治醫生——我的匈牙利同事拉茨醫生——他自己也是一名囚犯求助。這段可怕的經歷我永生難忘：因為集中營裡嚴禁囚犯夜間離開自己的棚屋，所以我不得不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趴在地上朝著100米外拉茨醫生所住的棚屋匍匐前進；我戰戰兢兢地前行，一旦被瞭望台上的哨兵發現，就會在機槍的掃射下立即喪命。可以說，我必須在兩種死法中選擇一個：窒息而死或是被機槍射死。
我從來沒有做過參加畢業考試的夢，不過直到現在，我還經常夢見自己在集中營裡，似乎對我來說，集中營才是我真正的畢業考試。其實我不必來這裡的——我本可以溜之大吉，移民去美國的；我本可以在美國發展我的意義治療理論，在那裡完成我一生的事業，實現我的人生目標——可是我沒有，我被送進了奧斯維辛集中營。這是一個判決性實驗，自我超越（Selbst-Transzendenz）和自我割離（Selbst-Distanzierung）——近年來我特別強調這二者，是人的本初特徵，我在集中營裡的經歷已經證實了這一點。借用一個美國的心理學術語，這些來自集中營的經驗從更加廣義的角度來說證實了“生存價值”（survival value），這也就是我所說的“尋求意義之意志”（Wille zum Sinn），換句話說，即自我超越——人超越現有生存狀態的層次，追求尚未屬於自身的、更高層次的東西。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那些目光長遠、放眼未來並且堅持追求未來的意義的人，最有可能戰勝苦難，從困厄中走出來。美國海陸軍心理學家納爾迪尼和利夫頓曾在日本、朝鮮的戰俘營裡做過調查，其結果也證實了這一點。
具體到我自己，我始終堅信，自己能夠活著走出集中營，首先要歸功於我想把丟失的書稿重新寫下來的信念。我開始有這個想法是在我染上斑疹傷寒的時候，那時我不得不整夜保持清醒，以防止自己死於血管閉鎖。在我40歲生日時，我的朋友送我一小截鉛筆頭，並且神奇地為我搞到幾張小小的黨衛隊表格紙片，於是我發著高燒，在這些紙片的背面潦草地塗畫出一些關鍵詞——是的，我想借助這些關鍵詞將《醫生和心靈》重新撰寫出來。
而日後我將這一計劃——完成我的第一本書的第二稿，付諸實施的時候，這些關鍵詞確實發揮了很大作用。同時在第二稿中，我還補充了自己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這種極端情況下的一些經歷作為事例，來印證我的理論，而這一新加的關於集中營心理學的章節，我在關押期間就已經著手準備了。
對於如何才能很好地實現自我割離，我曾在荷蘭萊頓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心理治療大會上說過這麼一段話：“我曾多次試圖通過將痛苦客觀化的方法，使自己與眼前困厄的處境割離開來。我還記得，有一天早晨我們被拉出營地幹活，天寒地凍，在去往工地的路上我凍得瑟瑟發抖，腹中飢餓難耐，兩腳因為長期飢餓浮腫得穿不上鞋子，只能勉強塞進一雙滿是破洞的鞋子裡，趿拉著往前走，滿是凍瘡的腳裸露在寒風中，疼痛難忍。這時，我開始想像自己置身於一間寬敞、漂亮、溫暖、明亮的禮堂，站在講壇上，面對著全場凝神靜氣的聽眾發表演說，演說的題目就是《集中營的心理治療經驗》（後來我確實以此為題目發表過會議演講[1]），而演講的內容，正是我此時此地的經歷。女士們先生們，相信我，我絕不希望真的有一天能有機會發表這樣一個演講。”
3年裡，我先後輾轉在4個集中營——泰雷津、奧斯維辛、考弗靈以及蒂克海姆。我幸運地活了下來，可是我的親人（除了我妹妹以外）的遭遇，只能借用裡爾克的一句詩來概括：主賜給每個人他自己的死亡。在泰雷津集中營，我父親在我的懷裡停止了呼吸；我母親去了奧斯維辛，隨即被送入毒氣室；我哥哥——據別人說，被送去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一個附屬營地，在一座礦山勞動時喪命。
前段時間，我的老朋友埃爾娜·費爾邁耶（Erna Felmayer）給我寄來一首詩，那是我1946年寫在一張處方簽上轉交給她的，詩中描摹了那段時日裡我的心境：
我死去的親人啊，你們沉沉地壓在我的心底：
你們在我左右，似是無聲提醒
我身上的職責；所以現在我要
將一切把你們帶向滅亡的東西，統統毀滅，
直到我明白，每一縷陽光，
都是你們的熠熠目光，想要訴說，
直到我看見，每一棵蔥蔥鬱郁的樹，
都是一個死去的身影，對著我招手示意，
直到我聽見，每一隻鳥兒啁啾鳴囀，
都是你們的歌唱：
這是來自你們的問候——或許，是你們在對我說，
你們早已原諒，我獨自苟活於這世上。
後來，我被得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市授予榮譽市民稱號，當奧斯汀市市長宣佈這一決定時，我說：“實際上不應當是您授予我榮譽市民，而是我給您‘榮譽意義治療師’的稱號。因為如果不是這麼多得克薩斯州的小伙子們——這其中有一些來自貴市，付出乃至犧牲自己的生命，把我和無數其他同胞從蒂克海姆集中營解救出來（我指的是來自得克薩斯的軍隊），那麼1945年以後世界上就沒有弗蘭克爾這個人，當然也就沒有今天的意義治療理論了。”聽到此，市長先生的眼中噙著淚水。
獲釋後，我重新回到維也納，不止一次有人問我：“是不是維也納為你和你的家人做得太少了呢？”是的，我的父親在泰雷津集中營離世，我的母親在奧斯維辛被送進毒氣室，我的兄長也是在奧斯維辛失去生命，還有我的第一任妻子年僅25歲就喪命於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不過聽到這個問題我通常會反問：“有誰需要為我做些什麼嗎？”維也納一位信仰天主教的男爵夫人，曾經冒著生命危險將我的一個表姐藏在自己家中長達數年之久。還有一位左派律師，雖然我與他只是萍水相逢，並沒有幫過他什麼，他卻一有機會就給我偷偷帶一些食物〔他就是後來的奧地利副總理布魯諾·皮特曼（Bruno Pittermann）〕，我還有什麼理由背棄我的家鄉維也納呢？
[1] 會議演講時間地點：施特恩霍爾特集團，阿姆斯特丹， 1953年。——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