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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1954—1959·十九到二十四岁)

我在1954年以同等学力参加大专联招,第一志愿填的是台大中文系,但因几分之差,却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法律专修科在报名简章中名列台大各科系之一,我不明就里,在圈选的一大堆科系中,也顺便填了它,不料放榜之日,吾名在焉。入校以后,才知道全班有的是成绩足以分发到法律系却被误分到此班的(如陆啸钊等人);有的是因入学成绩少考了三到五分而被名列此班的,并且知道我们这班是第二届,头一年还有一班第一届(苏秋镇那班),两届一共有一百五十人,当时考大学是四校院联招,四校院是“国立”台湾大学、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师范大学前身)、台湾省立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台湾省立工学院(成功大学前身),我们这一百五十人考试成绩都在后面三个学院学生之上,却不能如他们那样念四年,戴方帽子,当然群情愤激,认为无异上当。班上同学谢世闻,以“陋闻”为笔名,在1955年6月15日香港《自由人》上投稿《谈台大的法律专科》,就指出“该科设立原由司法行政部提议……经费由司法行政部拨给”“司法行政部也管起大学来了”“适见自乱体制,破坏教育之行政系统耳”。以上种种,经同学一再反映,再加上教我们“刑法总则”的林彬本是“司法行政部”部长、教我们“中国司法组织”的徐世贤(李元簇的丈人)又是“司法行政部”次长,他们也从善如流,赞成改制,于是,法律专修科决定改为法律系司法组,原有的法律系改为法学组,一百五十位同学闻讯欢喜,一两年的怄气,顿时一扫而空。

我个人本来志在学文,不在弄法,只因几分之差,没考入台大文学院,沦入法学院,心有未甘,决定重考。但台大学生不能重考本校,得先自动退学才成。我很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就在改制前夜的6月27日,自动退学了。一百五十人中,我是唯一一位因兴趣不合,敢于退学的。由于胡家伦为我恶补数学,考了五十九分,得以在1955年考入台大文学院历史系,从此我告别了法学院,但是并未告别法学院的许多朋友,朋友中陆啸钊者,此中之尤也。我初与陆啸钊长谈,在念法律专修科的一天清早,我在教室看书,他走过来聊天,并拿他写的一篇署名“青鸟”的文章给我看,我不客气地提出意见,他颇为折服,从此成为好友。陆啸钊又精明又聪明,对我了解最深。1955年4月27日,爸爸死了,我赶回台中,全班同学捐了一大笔钱送我,捐钱时人人都捐,唯独陆啸钊不肯,理由是:“李敖个性耿介,他绝不会收你们的钱,不信你们送送看!”不出所料,当史静波、邵显章携款赶到台中时,果然钱被我拒收。

爸爸是我二十岁生日后两天死的,死于脑出血,晚上死在家里。第二天午前,我得到“父病速归”的电报后,赶返台中,一下火车,看到李华俊在等我,告诉我死讯,并陪我到停灵处,因为天热,当时爸爸已入棺,棺盖已钉,未能见到最后一面,我为之泪下。晚上我找谭洁力,她有照相机,我请她为棺材拍了两张照片存念(谭洁力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我暗恋她,她生病住院时还去看过她,可是一言未发就走了)。

爸爸当时是台湾省立台中一中的国文科主任,因为在这个学校教了近六年的书,又在校外教补习,教过谭洁力等几十人,所以“桃李无算”。他是一个好教师,公祭的时候,场面很大,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有两千人。这两千人,不但当时目击了李鼎彝先生走向了火葬,同时还目击李鼎彝先生的宝贝儿子李敖,表演了一次犯众怒的丧礼改革!那时我受了胡适的影响,坚持改革丧礼,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要给来吊丧的人磕头,我统统不来这一套,并且当众一滴眼泪也不掉,真有我老子的老师所写“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味道。这次经验使我深深感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读起书来容易,若真正实行起来,可就需要大勇。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于此。但这番特立独行,却使我从此横背“不孝”的恶名。恶名后来愈背愈大,穿凿附会,像一个愈滚愈大的雪球。其中一个好笑的说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散布这种说法的,李济便是一人。有一天,李济向姚从吾说:“听说李敖跟他父亲意见不合,最后把他父亲气死了。”姚从吾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上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李敖对他父亲的态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对母亲很好,一个对母亲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对父亲不孝吧!”爸爸死后十一年,我印出他的遗著《中国文学史》,书前写了一篇序,谈到所谓“不孝”之事,我说:

据我所知,李济先生现在“没有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已“潜返大陆”了。所以李济先生是属于“教子无方”的类型。李济先生当然不愿归咎于这是他自己的“教子无方”,他当然说这纯粹是他儿子的“不孝”,他当然在饱受刺激之余,油然而生一种“不孝过敏症”——对“不孝”的谣言神经过敏,并盼望别人的儿子也“不孝”。李济先生这种毛病,我们也不必怪他,因为这本是一个失败的老年人的心理变态。所以当我们看到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走向“学术研究”而走向“标榜孝道”的时候,我们除了该佩服外,没话可说。

不料这篇序提到“潜返大陆”之事,引起调查局国特们的过敏和不满,强令文星书店撕去这篇序才能卖书。所以,我二十岁这次丧礼改革,不但祸延显考,并且祸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祸延我进不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真是后劲十足。

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在爸爸死的那年10月,登出陈养吾的《教师节为教师请命》,其中说:

……如省立台中第一中学的教师李鼎彝,平日严守岗位,热心教学,他在校中教两班国文,每周功课十二小时,由于家庭负担太重,而薪俸收入又太有限,迫不得已,于是只好在课外替学生补习功课,每日四小时,连星期天也不例外,一家八口的生活,算是由此勉强得到解决了,但时仅三年,却由于操劳过度而致疾以死了。

这话大致不差,事实上,爸爸是累死的。

爸爸对我寄望甚殷,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并且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最鲜明的例子是坐视我不过旧历年的举动。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要移风易俗,不过旧历年。我认为过旧历年是一种不进步,并且违反现代化。爸爸是最通达的人,他最能知道我的卓见。他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于是爸爸、妈妈以及姐姐妹妹弟弟们,便开始兴高采烈,大过其年。他们吃大鱼大肉,我偏要吃炒饭;他们熬夜,我偏要早睡;他们送来糖果压岁钱,我一概退回。我第一次不过旧历年的时候,爸爸面临理智与感情的矛盾:理智上,他知道我做得对;感情上,他怪我太重是非,太不肯迁就。到了第二个旧历年来的时候,爸爸习惯了,也就不再矛盾。从此一连五个年头,直到他死以前,我从没有把那混账的旧历年过过。不过,他死后,妈妈陷入一个寂寞的处境。当第一个旧历年到来的时候,当妈妈习惯性地替我安排大鱼大肉以外的炒饭的时候,我没说一句话,放弃了炒饭,加入了“过年派”的阵营。有一次过年时,我向妈妈以下的各位,讲述李济说我气死老子的话,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我开玩笑说:“我若真有气死老头子的本领,那我首先该把别人的老子气死几个,我是绝不会遵守传统,‘气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爸爸死后,自台中市长林金标以下,到一中师生,大家捐了钱,做子女教育基金;东北同乡自莫德惠以下也捐了钱,其中高惜冰、程烈都各捐一千元,当时都是大数目,总数捐了三万多,由妈妈放在彰化纱厂生利息,后来不足维生,不断提取本金,三四年间就提光了。妈妈在爸爸死后不久,即去一中做职员,在训导处掌管全校操行登记,当时弟弟李放也在一中,功课不行,妈妈常常拜托老师们给予方便;但当别的老师反过来拜托她放宽操行登记时,她却铁面无私,其公私标准,煞是有趣。

爸爸留给我两项有形的遗产:一、两套《资治通鉴》,一套是残缺不全的铅排胡三省音注本,一套是影印百衲宋本,都在我穷困时卖掉了,前者由同寝室的孙英善买去送给张玉法了;后者由台大历史系买去了。二、一只普通的手表,由于是火葬,手表拿了下来,那时我穷得没钱买表,爸爸戴的,最后留给了我。

1955年我二十岁,暑假后以第一志愿入台大历史系,表面上如愿以偿,但是很快就大失所望。我看不起别人,不喜欢上课,连考试都懒得应付。大一时八门课,有三门不及格,甚至连国文都差点不及格。原来国文是叶庆炳教的,第一次交作文,他虽在班上公开夸奖李敖的作文全班第一,可是我一直讨厌他,认为他没有学问却装腔作势,后来我拒绝背书,他声言给我不及格。他的老师——中文系的郑骞在旁讲了一句话:“李敖的国文不及格,谁的国文及格呀?”叶庆炳有所顾忌,给了我六十八分。我大一总成绩,第一学期只七十一点三一分,第二学期只六十五点四五分,成绩之烂,一望而知,可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始终自喜我有学问,只是不屑上课和应付考试而已。

我在中学时,偶尔在路上碰到一位女学生,清纯无比,眼睛不大,但在含情之中,透视出一片灵光。慢慢知道她住我家附近的存信巷,家里很穷,父母在家开一小杂货店,每逢星期日,全家在思恩堂做礼拜。她就读的学校是台中市中,比我低一班,功课极好。我高三时休学在家,写了很多情书给她,每封都称呼她叫“罗”,都等她在放学经过的太平路上面交,可是不说一句话。我进台大法学院后,情书改由我在市中念书的大妹转交,每封都谈天说地,都很长,有一封长达八十三页,后来因故中断。爸爸死后,她写信给我,于是重续前情。我重考进台大文学院时,她考入台大理学院化学系,住女生宿舍,我却没去找她,还在写信。直到有一天,她约我在入夜的校园相见,从此陷入热恋。碧潭泛舟、傅园过夜、图书馆双进双出……到处是两人的身影。有一段时间我送报,送全台大各单位的报纸,早上未明即起,骑车到火车站附近贩报地以现金批来报纸,就地折好套好,再赶回台大,等到送到女生宿舍时候,她一定等候在门,双手奉上为我冲的热牛奶。感情好到这种程度,不但同居,并且在大二时,她干脆转出了化学系,转进了历史系(在她转出时,有一个化工系的学生转进化学系,就是李远哲)与我同班了。不过,相恋得太满也就是晴阴圆缺的开始,我的信仰和穷困,构成了我们分手的主因。信仰方面,我不信宗教,并且态度坚定,而她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没有蒋介石等人的本领可以为女人改变我的信仰,这下子构成她父母兄妹激烈反对我的借口,当然,更基本的原因是我太穷,并且毫无将来会变得有钱的迹象,这对开小店的她的家人说来,诚属不快之事。她有一次告诉我:“1949年刚来台湾时,家里一贫如洗,妈妈做了一双布鞋,叫我沿街去卖,我看到一位高大的先生,很胆怯地上前问他可要看看这双鞋,不料他大吼一声,表示不耐,吓得我哭着回来。”还有一次她的脚踏车丢了,她痛苦极了,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还给我吧,请你!》发表在香港出版的《今日世界》杂志上,文章哀婉,凄楚感人。家境的艰苦,似乎使她的父母加深了反对异端李敖的敌忾。我和她有一对石印,她父亲发现了,把有她名字的那颗印磨去名字退还给我;而她的母亲则说:“你将来阔到了做总统,我们也不上你门;你将来穷得讨了饭,讨到我们家门口,请你多走一步!”使我对虔诚的基督徒的作风,有了极深的印象。“罗”的功课各科都好,考大学时,国文作文近九十分,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后来告诉我:那届国文作文,以那篇文章得分最高,他们原以为是李敖作的,不期竟出自“李敖的女朋友”之手。由此可见“罗”在国文上的功力。以那种功力,与我互写情书,内容精彩,可以想象。不过这些信都烧掉了。“罗”送我一个本子,原来整本抄的是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她中学时没钱买书,那时代也没有复印机,所以她就手写了整本书。她的字迹秀丽、思路敏捷、聪明过人,读英文诗,三四遍即能背诵,我生平交女朋友不少,但是论眼神,论才气,论聪敏,论慧黠,无人能出其右。两人分手之夜,她把内裤送给我,纵《红楼梦》的花袭人亦不若也。

“罗”的离去,使我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困境,那时我年轻,一天晚上吃了一瓶安眠药,被同房的翁松燃发现,强拉我去台大医院洗肠。在我《大学札记》《大学后期日记》,甚至《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里,可以很明显看到我怎样励志自勉,渡过那最大的困境。其实,渡过的根本方法不在励志自勉,而该赶紧李代桃僵,赶紧以新的情人取代旧的,一如桃子没了,解决之道不是励志自勉桃子多不好吃,而是赶紧吃起李子来,有李子好吃,自然对桃子有抵抗力,不再沾恋。不幸的是,有三四年之久,我一直未能成功地达成这一转换。在大学后期,我跟同班的有英国血统的“咪咪”有短暂的恋情。“咪咪”身高一米七○,身材一流,皮肤白皙。分手之日,我把她的来信都还给她了,我写的信,只剩下一封副本,就是发表在《李敖情书集》中的第一封。“咪咪”的父亲是名人,家世不错,她仪态在优雅中有股气焰,一看就是大家出身的。有一次我看到她手执线装本仁寿版《二十五史》,觉得古籍红颜,正好辉映。我至今还保有她送我的世界唯一一张她小女孩时的照片,神韵飘逸,有着混血儿的美丽。

我虽然也勾引过别的女生,但灵则灵矣,乏肉可陈,那个时代女生少,思想也不开放,我这种不去教堂、不会跳舞的死硬派,其实要找个理想的女朋友并非易事。“红颜知己”上的苦恼,使我大学念得很不快。我毕业后,1960年2月12日,在部队里收到萧启庆的信,有这样一段:“日前与姚老谈,他认为在我们班上,在各方面,您都是最成熟的一人。又说您不轻易写东西,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很像样’。我很赞同他的看法。”我想,姚从吾老师和我同班好友萧启庆的看法,正好可作为我历史系四年的总评价,我的确是一个“在各方面”够得上“最”字的大学生,虽然大学生这一阶段,我过得相当吃力。原因是“世俗的我”和“理想的我”的冲突:在内心深处,我高蹈自负,以超人自勉自许;但现实上,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摆脱或操之在我,因此,年复一年陷在冲突局面里。总结是:在历史系四年,其实是我一生中最不满意的阶段,我缺乏令我折服的友情,缺乏稳定的爱情,缺乏经济能力,那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不从心所欲的阶段,比中学时期,尤有过之。我一生如果时光倒流,重过一次,我宁愿少活十年,也不要重过中学生、大学生那段日子——成长的岁月其实是痛苦的,依靠别人的,那是“世俗的我”的沼泽,绝非“理想的我”的处境。大学时代的结束,表示自己能够慢慢走向独立、走向茁壮、走向真正的独行其道。对“理想的我”说来,这才是真正的起步,真正的开始。

我在1959年6月18日毕业,8月2日南下台中,这天上火车时,到台北车站来送行的有周弘、景新汉、马宏祥、白绍康、华昌平、李华俊、陈又亮、陈鼓应、祝庭生、张克斌、袁祝泰、朱广诚、黄锡昌、施启扬、佟耀勋、阙至正、孙英善、林淑美、杨祖燕、杨世彭、袁天中、萧启庆、王尚义、陈良榘、王曾才、李耀祖二十六人。我在台北的五年大学风光,就此告一段落。交游之广,由此送行名单中可见一斑。这一现象,显示了我虽然一身傲骨、自命不凡,但在待人接物上,却从无满脸骄气,我不但休休有容,并且乐于与人为善。以我对理学院物理系的好朋友孟大中为例,就见一斑:孟大中的父母早在印度离婚,离婚后他和弟弟都随父亲到台湾读书,母亲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离婚时,离婚证书上兄弟跟了母亲,那么兄弟两人即可视同侨生,不必当国民党的鬼兵了。孟大中听了,为之心动,希望我帮他假造一张离婚证书。我说可以,可是其中法律问题得找施启扬。于是到法学院找到施启扬,告以原委,遂由施启扬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当年印度离婚情况的“离书”,其中每一细节,包括币值换算,都做得天衣无缝。造好后,由我亲自刻印二枚,作为证人。一人名“彭立云”,一名为“孔昭庆”,用印后,全纸用茶水泡过,再予晒干,于是大功告成。为求妥善,我建议孟大中去找台大训导长查良钊,查良钊当年也在印度,与孟大中的父亲为旧识,可做人证。查良钊在西南联大时外号“查婆婆”,乐于助人,又为人糊涂,如告之以离婚时兄弟跟了母亲,他必然会跟着说模糊记得,如此在“离书”以外,可多一人证。于是一切依计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当兵,远走高飞矣!我的足智多谋,乐于助人,由此可见。台中一中老同学刘家顺,保送入台大,他印名片,头衔是“台湾大学政治系保送学生”,洋洋自得。此公毕业后离台,在松山机场,飞机起飞了,还被警备总部下令飞回,把他逮捕。孟大中离台时,我到松山机场送行,我说:“这回你远走高飞,可自由了。”他说:“想想刘家顺吧!要真的飞走了才算!”

在台大时期,除了结识同学外,前辈人物结识了胡适。我跟胡适的关系与胡适的学生——我爸爸完全无关。我在北京小学就知道胡适的大名,在初中时,从陈正澄那儿借到《胡适文选》,从此才深受他的影响。1952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他,那时我才十七岁。1954年,陈世熙在台大办《这一代》杂志,拉我写稿,我就写了《从读〈胡适文存〉说起》。文章写好,他们顾忌,没有用,就还给了我。过了两年,陆啸钊办《大学》杂志,他不在乎,遂拉去刊登。刊登后近一年,有一天“罗”忽然提议说:“何不寄给《自由中国》?他们一定登!”于是我删了一部分,她代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国》。这是我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字。刊出的时间是1957年3月1日。此外我在《中央日报》也发表过一些有关胡适的文章。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后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他并且透露,“雷震特别写信给我,推荐你这篇文章。”雷震那时办《自由中国》杂志,严批政府,声动中外,能够在那个杂志上用真名发表文章,我深感光荣(施启扬也写过一篇,但不敢用真名发表)。

雷震虽然办《自由中国》,但是这杂志真正的灵魂人物是殷海光。殷海光是台大哲学系教授。我的文章发表后,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外,写不出任何东西登《自由中国》,始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病。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是心里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我在台大,乍看起来,不是用功的学生,因为很多大学生念的书,我早在小学中学时候就念过了。在知识上,我是早慧的,早熟的。到台大后,我穿着长袍,整天搞“大学生同居”,形式上,我是有点“安事诗书”“束书不观”的。我不上课、不抄笔记,也不买老师的账,尤其是我看不起的老师。我在台大既如此特立独行,自然被侧目而视,只会皮相之见的人,当然只会从皮相看我这个“长袍怪”,而不知道我有“一飞冲天”的真本领。所以在台大的我,只是“不露文章世已惊”的我,只是部分的我。但这种真相,只有我知道。“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台大池中,我被看作一条怪泥鳅,一条大泥鳅,毕业两年后,我退伍回来,我就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埃及在纳塞尔当政的时候,人人都把他的副总统萨达特看作一个喜欢穿好衣服住好房子的凡人;纳塞尔死后,美国特使李查逊吊丧,秘密向尼克松报告说,萨达特当权不会超过四到六个星期,结果却证明大家对萨达特都看走了眼。我一生中,被人看走了眼的次数也不在少,我总是用事实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所谓蛟龙,是一种能发洪水的龙,中国传统把革命性的异端看成洪水猛兽,我实在是这种洪水猛兽。限于政治环境,我清楚知道我做洪水猛兽的限度和下场,可是我仍旧朝前做去,这种使命感和悲剧感,对我而言,一点也不短,因为我早在小学时代、中学时代就形成了。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惫,蛟龙气质,已经像丁尼生笔下的荷马史诗英雄,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自由中国》是1949冬天创刊的,到1960冬天停刊,前后十一年,殷海光在这十一年间,真是蛟龙得水;而这十一年,又正是我的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我进台大的时候,正是殷海光最红的时候,也正是《自由中国》最红的时候,他的蛟龙气质,自然使我佩服,他托张灏约我去看他,我自然很愿意。

约会定在下午,在殷海光家里,我如约前往。开门的是殷海光,他给我的印象可真糟:又瘦又小的身材,又蹭又蹬的跛脚,粗糙的双手,杂灰的头发,风霜的脸,两只对称不佳的小眼睛,从三角眼皮下不友善地瞪着你。他的头与四肢,联合得很生硬,他紧闭嘴唇,作顾盼自雄状。真是作状,因为他的造型,实在极少雄的条件,但他硬要诚于中形于外,结果好像他外在的瘦小,快被他内在的伟大绷裂了似的,看起来真教我难受。“他为什么这么做作?这么紧张?罗素的信徒不该这样啊!”我心里这样想。“他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口卖春宫画的,当然卖春宫画的不会顾盼自雄。”我这样想,的确心里犯了大不敬之罪,可是我怎么也忍不住不这样想,我真的从心里对他抱歉。更糟的是,从他背后又钻出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一条大狼犬。这条狼犬,殷海光命名为“领袖”,是把纳粹党对希特勒的尊称的走狗化。“领袖”究竟是“领袖”,威武无比,跟殷海光比起来,愈发显出殷海光的猥琐。“他真不该养这条不民主的东西。”我想。

我不知道殷海光对我第一印象是怎样的,大概也不会好,我想我对他一定还以颜色了,因为两人谈得极不投机。我逼问他一个问题:“骂国民党是对的,国民党真的该骂。我要请问的是:你过去为国民党主持过宣传,你是国民党员,你怎么解释这一点?”殷海光被我突如其来的问题弄愣了,他很不高兴,显然不愿面对这个问题,他很窘,好像怪我知道得未免太多,他拖了很久才说:“我已经忘了我做过国民党了!我对这种历史的问题没有兴趣。”听了他的答复,我很难过,我觉得殷海光在这一答案上不够诚实。我说:“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对这种问题有兴趣。”我表示: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作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作一种目的。我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但这种成功,在国民党眼中,却认为是他们的失败,他们的集团里出了叛徒,并且是有头有脸有力量的叛徒。他们在痛心之余,会抬出忠党问题来使大家难看,所以我认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勇者,应该把他跟国民党的脐带关系交代清楚,公开交代清楚,不要闪躲这个问题。这种勇者大可公开脱党,公开宣布脱党的光明正大理由,公开表示他要为公谊抛弃私谊,为国是揭发党非。他不该在党籍上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暧昧的态度,随便脱离了的态度,或是腼腆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这是个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应该使人有兴趣的。

我同殷海光的第一次谈话,就在并不投机的情形下做一结束。我对他印象奇劣,虽然我喜欢他那光芒四射的文章,可是对他这个人,我却十分倒胃,倒胃得甚至不想选他的课。所以,大二的逻辑我没有选。此后我都和他并无来往,我在1958年6月15日日记里写道:“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在第二年1月6日写道:“夜读逻辑,决定好好学到殷海光,从马戈言,此不难也。像‘吸收’胡适一样,他没有多少好‘吸收’的。”这些日记,都表示了我有限度地佩服殷海光,但同他并无来往。我的逻辑,直拖到大四时才修,修的还是台湾笨蛋教授曾天从开的课。但考试那天,却碰到殷海光监考,他在旁边看我写考卷,说了一句:“你的考卷洋洋洒洒。”此外,我只记得一次在马路上碰到他,我向他请教一个方法学上的名词。除此之外,见面时我也学他样,故意冷峻,好像两人不认识似的。古话说:“恶声至,必反之。”殷海光不通人情,真该给他还以颜色。这就是我当时对他的态度。在我快毕业时候,殷海光及门弟子林毓生(在历史系比我高一班)在凤山预官七期的刊物上,用科学方法,分析了蒋介石的伟大,他不但马屁拍得十分肉麻,还即时加入了国民党。他的同班马宏祥找到这篇文章,和我一起告诉殷海光。殷海光大为痛苦,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传授的科学方法,竟被林毓生这样运用了!

胡适和殷海光是我大学时代最佩服的两位前辈,其他不论师友,与我固有交情,但谈佩服则吾岂敢。由此可见,我这个大学生是如何挑剔,如何眼高于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