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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1959—1961·二十四到二十六岁)

1959年9月7日起,我开始受第八期预备军官训练,后来在野战部队中担任陆军排长,做到1961年2月6日退伍。这段军人生涯,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捩。

9月7日早上八点半,我搭公路局汽车南下,在台中的好友张世民、张光锦、姚嶂、李述古、韩昭先、张仁龙送行,张光锦还特别送我一支圆珠笔,我用那支圆珠笔做起点,在艰难之中,辛苦留下了一天都不缺的日记,一共一年半之久,这是我一生中最长最完整的一段日记。

我编在风山陆军步兵学校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第九中队第五号,在头发剃光、穿上军装以后,就面临了所有入伍训练的折腾与折磨。首先是整理内务,把棉被叠成豆腐块,有人为了清早起来,没办法把棉被快速折出棱角,宁愿不盖棉被,冻着睡;有人洗澡时不愿露小鸡,竟不脱内裤穿着洗,怪态百出。

同学中很多是国民党,可是无法辨别谁是谁不是。入伍不久量衣服,未几宣布有些人的衣服要重量,特报出学号,带队而出。我为人警觉,他们一走,我铁口断定这些人都是党员,后来证之果然。

队中第四号是台大中文系的孙玉华,他是队中国民党的大员,离我最近,负责暗中打我的小报告,我以玩世之态对之。有一次写诗给他,内容是:“见了二娘呼婶婶,见了悟空喊大爷,退役以后饿不死,衡阳街口擦皮鞋。”退伍时得知,他在小报告上,并没写我的坏话,也没写别的同学坏话,这种东北人孙玉华的忠厚,是南方人国民党所不及的。

入伍训练的活动不全是武的,也有文的,例如讲演比赛等等。讲演比赛,当然我讲得最好,但是内容思想有问题一箩筐,当然没上名。陈汉卿说同学们要给我第一名,可是指导员于建业却扬言要禁我的足。郑清茂告诉我,队长刘勤跟他们党员说:“李敖当然说得对呀,可是这是军队呀!”

虽在军队,我仍展示出我又守原则,又粗犷,又狡猾的一面,我曾声言:“大丈夫要能软能硬、软中带硬、软硬兼施、能屈能伸、粗中有细,方能在军中混……”(编者略)

军中编制学共产党,在队长以外,设专查思想的指导员,也就是政工人员。指导员于建业是山东即墨人,脸黑即如墨,为人有趣而阴险,常在和我嘻嘻哈哈中较劲。有一次专题讨论会,大家要写有关“五大信念”的心得,他跑过来半真半假地对我说:“人家都说你不是好人!”过会儿又来看我写的东西,叫我一一讲给他听,他一一反对:“这些话,根本都不能说!”“你对社会专挑毛病,跟马克思一样!”我做了一个戴帽子的手势说:“吓!帽子上来了!”他说:“你看,马克思自传就是你这个样儿!”我说:“我没看过,不知道是怎么个样儿。”他又改口说我心很仁慈。指导员那时三十七岁,是个不得志的老政工,疯疯癫癫的。他公然说:今日自由中国马克思之批评者为叶青,李敖之批评者是他于建业,其心态可见一斑。

在半年受训期间,国民党千方百计,拉同学入党,最后,使出撒手锏,说不入党的会被分发到金门前线,而那时的金门是八二三炮战的极危险地带。在这种撒手锏的威胁利诱下,仅有的少数非党员同学,也大都入党了,可是我不为所动。指导员对我说:“李敖你不怕去金门?”我说:“我不怕。”他说:“你很优秀,我们国民党没拉到你,很可惜。”我说:“你们拉到一个贪生怕死,为了怕去金门而入党的李敖,才真可惜呢!”他说:“你不入党,你在台湾活下去,会永远不方便。”我说:“我准备死在金门,没什么不方便了。”他听了,摇头而去。好玩的是,最后我竟没有给分发到金门,反倒是一些临时搭入党巴士的同学给分发到金门。他们得知后,气得跑去质问指导员,指导员说:“前线需要忠贞的人,把李敖送到前线,他会影响民心士气,所以还是你们去好一点。”气得有人把党证都给撕了。我一生以我不是国民党为荣,我对为了不做国民党而付的一切代价,从不逃避。这个例子,就是最惊心动魄的,也是最有趣的。

1960年3月3日,我从步校出发下部队。上车前指导员把一牛皮纸袋交给带队同学,其中是我们思想考核资料,要这位同学转往新单位。在路上,我们很技巧地偷拆了这口袋,在我的资料卡片上,赫然有十字评语:“思想游移,媚外思想甚重。”——指导员跟我周旋半年,最后以此十字为谥,政工人员之可怕,由此可见!而我在半路后,得窥他们如何害人,想来也不无奇趣也!

下部队时,就看出人情关系来。同学中有背景的,就留在第二军团,或留在师部,或留在团部……可是没背景的如李敖者流,就下放到连部做排长——大家同车南下,可是先下车者,就看出来头来了。

我下部队,一直派在十七师四十九团。一到即派往四二炮连做副排长。不久又自四二炮连调到团部连做搜索排排长,去“搜索集训队”报到。有个老兵叫曹梓华,永远是笑嘻嘻的。他告诉我一个故事:“我们有一次被共匪俘虏,女匪干热烈招待,劝我们留下来一起打国民党,我们不肯。她们就放我们回来,临走让我们大吃大喝,还送路费。最后说:‘你们回去后,国民党还是会把你们抓来当兵的。下次在战场上见到我们,在瞄准时候,请瞄高一点。’”——共产党化敌为友,高明细腻有如此者!

我后来又调到第四连做兵器排排长。我曾戏描连中“官长部”如下:一、连长——想做生意。二、副连长——想升官。三、指导员——想结婚。四、干事——想洗鸳鸯澡。五、第一排排长——想说相声。六、第二排排长——想打炮(搞妓女)。七、第三排排长——想弹子房小老太婆。八、兵器排排长——想退伍。九、行政官——想八仙山盗林。“官长部”以外,“士兵部”更是形形色色。年轻的阿兵哥多来自农村,有的奇笨无比。射击瞄准,竟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要睁两眼全睁,要闭两眼全闭。气得老兵班长只好找来一块胶布,把这种阿兵哥一只眼贴住,才能放枪。有一次教放枪,教了半天也教不会,老兵班长气得大骂:“你到底懂不懂?”阿兵哥说:“懂。”老兵班长说:“懂你妈妈偷和尚!”还有的阿兵哥,一踢正步就紧张,踢时左手与左脚同出,右手与右脚同出,笑死人了。阿兵哥的程度如此,阿兵哥的岳父大人也不后人。有阿兵哥叫林成,他的岳父写信来,信封上写“林成愚婿安启”。至于老兵班长更妙,我排中有阿兵哥叫张中尾,读《青春花朵》一类书,老兵班长郑金海不准他读。原因是书中有“月经”二字。郑金海性好训话,部队解散后,他的班却常常不解散,他要过训话瘾后才解散。另有老兵说:“耶稣是玛利亚人。”老兵如此,老军官亦不后人。我听到军官们聊天,其中有“‘李’振宁”“‘杨’政道”“诺贝尔奖‘学’金”等说法,程度如何,由此可知。

当时军中硬性规定:自大陆随军来台的战士即所谓老兵,不准退伍,也形同不准结婚,整个连中,只有一个人有钱讨老婆,就是伙夫班长。因为伙房油水最多,可以揩油致“富”也。有的老兵拼命想成家,蓄意“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一位老兵摊出他的储蓄——一捆捆钞票——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捆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只胳臂!”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令人心寒。但单从那一画面上看,却是喜剧镜头。

伍不能退,婚难以结,性欲问题,就靠“军中乐园”。“军中乐园”就是军中妓院,也就是营妓。营妓在中外历史上虽然间或出现,但像国民党这样三民主义统一妓院了的,却是古今所无。国民党在大陆溃败之时,裹胁几十万中国壮丁,这些壮丁在战场上幸未成为炮灰,却倒霉地在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成了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筹码。国民党扣住这些人,说要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不准退伍,他们白天只好打野外;不准成家,他们晚上只好打野炮。打野炮就是解决大兵的性欲问题,大兵们太穷,逛普通民间的窑子是逛不起的;并且军民不分,也易滋纷扰。于是国民党的败军之将,得到败军之首蒋介石的点头,就搞起败军之兵专用的妓院来。令下之日,举凡国民党驻军之地,就有“军中乐园”随侍在侧,以我在十七师初任排长时的调查一家为例,规定都是“每人只限娱乐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四十分钟,逾时侍应生可以拒绝之”。四十分钟,实在包括“娱乐程序表”中“娱乐”“洗涤”“整容”“离室”四程序……(编者略)按妓女和老鸨等关系,是按每四十分钟接客一次抽成的,既然妓女肯多接,自然皆大欢喜,只是趴在身上的老兵不欢喜耳!……(编者略)种种纠纷,常常层出不穷就是了。可见程序表中,以“娱乐”这段程序,最为麻烦。

老兵告诉我:1951年,宜兰东南员山附近的下深沟“军中乐园”开办时,阿兵哥们都怯于公然上门,结果入场券要存在指导员手里,要去的人,偷偷找指导员索票,后来才蔚为风气。

……(编者略)

“军中乐园”引起的性病问题很严重。十七师中流传一个笑话,老长官尹俊(后来做到警备司令,蒋介石归天之夜,正陪姨太太睡觉,蒋经国临时找不到他,从此被黜),一天晚上私行查哨,正好碰到一个哨兵在“打手铳”(手淫),被抓到后,哨兵吓得半死。尹俊说,明天开朝会时我叫你名字,你就给我站出来。第二天开朝会,尹俊喊哨兵名字,哨兵硬着头皮,应声而出,以为必受严罚。不期尹俊当众颁发奖金给哨兵,说:“这哨兵不逛‘军中乐园’,而以‘打手铳’代替,这样才卫生,卫生啊卫生,应该嘉奖!”顿时台上台下,哄成一片,咸谓大老粗尹俊真是快人快语、妙人妙事。

“军中乐园”虽然要求阿兵哥要带卫生套,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有一次,蒋经国(当时身份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问一个得了性病的老兵:“你为什么不戴保险套?”老兵夷然答曰:“报告蒋主任,你穿袜子洗脚吗?”蒋经国闻之语塞。

男色问题也有所闻,“捅屁股”(鸡奸)一词且成日常用语。有一次下山打靶,第六连偷走我们的机枪靶,我越河索回,他们一个排长老羞成怒,破口大骂:“捅你们第四连的屁股!”我的排副是老士官,挺身和他理论,我笑着说:“第四连的屁股这么多,你捅不完。”大家大笑。军中有好男色的军官士官,阿兵哥就大倒其霉……(编者略)

一年半的军中生涯,我见过不少另一阶层的人物,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老兵——张永亭。张永亭当年并不老,比起连中的充员阿兵哥来,他是老士官、老战士,够得上老;但比起更老的四十岁的士官来,他还算年轻的。他是河北人,从小流亡,饱更忧患,甚至弄不清自己到底几岁,只觉得大概三十五六。他没念过书,只勉强写出自己的名字及日用的几个字,也不会算术,他不知道六八四十八,虽然知识程度很低,人倒也有北方汉子的精明。

张永亭个子不高,但横着长,很魁梧厚实,孔武有力,会摔跤,全连没有他的对手。一摔跤,你就发现他只有二十多岁;但一看他的脸,你就肯定他有五六十岁。他的脸,皱纹又多又杂乱,可谓满面风霜,但是黝黑得毫不匀称,深一块浅一块,非常难看。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难看,他说本来好看,有一次连中枪毙一个可疑的老百姓,那老百姓怪怪的,很邪门儿,五花大绑后,老是回头看他这刽子手。他很忌讳,就对那人说,你他妈的不要回头看我,等会儿我一枪包你痛快见阎王,不为难你,让你死得痛快,别再回头了。可是一枪把那人撂倒后,那人临咽气前,还是回头看他一眼。那一眼,看得他浑身发麻,从此脸上的颜色就变得大花脸似的。

我下部队,当的是排长,并且是“前瞻师”中兵器排排长。“前瞻师”是火力强大的新编制的师,兵器排中就有强大火力,机枪以外,有七五炮,有六○炮。排长以下,有排副一名,下率七五炮组长、六○炮组长,及各班班长与士兵,成员极为复杂。例如排长是预备军官大学生,排副到班长都是老兵,多是三十开外的老士官,阿兵哥中也有老士官,有韩国回来的“反共义士”,有就地补充的台湾兵——充员。与我平行的,又有常备军官,分任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排长,有干事(政工);在我上面的有连长、副连长、指导员(政工)。这些人马中,除了充员和我可在服役期满允许退伍外,其他都是不准退伍的,都要强迫当军人,强迫他们为台湾的安全和反攻大陆的口号,没有止境地贡献青春,牺牲自己。正因为身份悬殊,怀抱各异,再加上我不是国民党员,所以夹在其中,非常难以自处。幸亏我豪迈而圆滑,所以上上下下,日夜相对,尚能处得来,甚至可说处得不错。像张永亭因是河北人,我在河北住了十年,与他较亲,所以他与我最熟,熟到可以佯骂他,揍他一拳的程度,但我对别人却很客气。

张永亭是一个“兵油子”。部队中有“兵油子”被送到“顽固队”管训者,但张永亭绝对不会,他虽然“油”,却属“良性”。他的“油”,只限于“拖死狗”的层次,缓慢、邋遢、懒惰、嗜赌、借钱不还、出操时偷溜回营房睡觉等等,等等。他并不发生严重的抗命行为,也不欺负充员。他做七五炮组长,却颇有独来独往的味道,大而化之,一切由班长和阿兵哥去搞,他有点无为而治——像我一样。由于他不大管事,又呈“拖死狗”的局面,所以人人都不怕他,并且还没大没小地开他玩笑。大家最吃不消的,是他的一双大脚,奇臭无比,老兵们都说生物中,死人最臭,而张永亭的大脚,就是死人的脚。因为他是一组之长,所以睡在门边第一张床,这下子可好了,清风自门而来,臭气由门而起,而他又贪睡,睡必脱鞋,鞋一脱下,与脚对臭,全连都当其冲。好在终日奔波,大家的脚也未尝不臭,无从计较,只是张永亭的,以一当十而已。

张永亭不但摔跤第一,脚臭第一,枪法也是第一。他的枪法,全连无出其右,但在射击训练时,却每每相左——他并不好好放枪。他懒洋洋的,拿起机枪,在一尺距离内,朝土堆集中射击,然后挖开土堆,清出弹头,包在一起,到外面当废铁卖——你政府抓老子来当兵,给老子这么可怜的军饷,却舍得花大钱去造枪炮子弹,老子就给你浪费一下,变成废铁吧!这就是他的心理。这种靠卖废铁赚外快的,也不只军人,射击训练时,前面靶场远处,就有不少穷苦的老百姓等在那边,炮声一停,枪声一歇,他们就蜂拥而上,去挖弹头,因而误炸误伤之事,时有所闻。尤其许多穷苦的小孩子,因无知敲废弹而发生的惨剧,更复不少。

张永亭是老兵,阅战已多,自然受过伤。但有趣的是,他的伤,都在背上、后腿上,全身正面却没有。原来他逢战必逃,走为上计,所以虽有受伤的光荣,无奈全在背后,因此我常常笑他。有一次他连赢三次摔跤,我以他为本排增光,买双喜烟重重赏他。他那天真开心,当众大谈从军史,最后向阿兵哥们指着我说:“头一次上战场没有不害怕的,我们的排长,你们平时看他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是他若上战场,前面砰啪枪一响,他后面扑哧屎就来了!”由于他说话滑稽,表情生动,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般说来,预备军官在部队,学问有余,经验不足,我给它的素描是:“白白的、傻傻的,一副近视眼镜,经常总是遮在低戴的帽檐底下,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谈吐之间总是脱不掉他在大学时代的那种书袋气,站在队伍前面,慌手慌脚,喊口令像踩了鸡脖子,一点没有叱咤风云的味儿。”正因为预备军官给人的印象如此,所以老士官未尝不作弄这种上级,甚至在崇拜、嫉妒与歆羡中,有自卑的反射。当然有的他们会看走眼。潘毓刚非国民党,被分发到金门当排长,老兵们说预备军官没种,一天共产党炮弹打来,潘毓刚突然召集大家,到碉堡外面训话,这时外面炮弹齐飞,大家吓坏了,可是潘排长却若无其事。此后人人说我们排长真勇敢,人人都服了。我在部队,也属潘毓刚此类,颇有悍气。那时我受海明威影响颇深,向往那种文人的武人式勇敢,逢难不避,有苦先尝,对一己的阳刚之气,颇为自雄。有跳降训练、突击训练机会,无不自动请求参加。可是营长一律不准。理由是:“我们老军官出事死了,死就死了;你们预备军官出了事,对上面、对外面不好交代。”就这样的,我失去了一些耀武扬威的机会。不过有一次,我的勇敢却给我闹出十七师建军以来最大的笑话。甚至说是中国陆军史、世界陆军史中最大的笑话,也不为过。笑话是这样的:1960年7月23日,举行“连测验”,清早4点,在黑暗与冷风中,我与连长坐吉普绕过台南县新化,在新化镇南边五甲势地方的甘蔗林中接受命令,并勘察地形。到了9点30分,攻击发起,我勇敢过度,性急如火,一听前面枪声,又阻于眼前小山,看不清情况,就下令全排,跟我向左沿小路绕到山前,我率七五炮组带路,六○炮组尾随,仍不顾枪声,朝前攻去。顿时前后枪声大作。张永亭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撒起赖来,不干了,他大叫前后山上正在相对射击,我们夹在中间,这仗怎么打法?这时裁判赶来,指责我,说你这排长怎么这么性急,你们连的第一二三排都还在后面,你这兵器排怎么跑到前面来了?我抬头向右细看,果然山上是我方部队。按兵力配备,兵器排是炮排,理应殿后支持,如今这么快就跑到前面来了,如此变换阵地,也变换得太神速了,这次洋相可出得太大了。从此每逢玩笑,排长们就笑我“七五炮打冲锋”,虽勇气过人,但所用武器,并非冲锋所用——冲锋都是用步枪上刺刀的,怎可用起好几个人才抬得动的七五炮来?这一糗事,我终生难忘。因我影响了“连测验”成绩,对连长俞克勤,我至今愧疚。而张永亭临阵一屁股坐在地上罢战之态,我每一想起,就会失笑。张永亭的伤都在背上、后腿上,正符合中文中“败北”的正解。“北”者即古之“背”字,人在逃走时只见到背部,故“败北”即是“败背”,今闽南语中尚有“败背”之词,就是它的古义与原义。而“北”字另有两人以背相对之形,在篆字中尤其明显,明寓两人乖违之意。张永亭毕竟很优待我这排长,在“七五炮打冲锋”之时,他没“败背”,只是“败北”;没有逃亡,只是坐下向排长乖违一番,对比之下,我真自我陶醉呢!另一方面,多年后我看《巴顿将军》电影,看到巴顿将军用手枪打飞机,以司令官指挥交通的那种荒腔走板的气势与奇趣,我对我当年的荒腔走板,才稍有自解与自嘲。我想巴顿杀得性起,用“七五炮打冲锋”的戏剧性动作,也许大有可采吧?

有一次大家聊天,谈到“反攻大陆”。张永亭半开玩笑说:“反攻大陆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老家,掘掉自己的祖坟——祖坟风水不好,害得我一辈子倒了大霉。”我反问了一句:“如果回不去呢?”他说:“回不去吗?那我退伍后,老得不能动了以后,我就脱掉裤子,跳河自杀——自杀前我会向我妈说:‘妈,我光着屁股来,现在光着屁股回去了!’”我听了这话,想起《旧约·约伯记》“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之语,深感张永亭对人生彻悟之深,颇有古趣。

我退伍前不久,在去高雄的车上,碰到张永亭和他的女朋友,吓了我一跳!那女人长得黑胖结实、粗眉大眼,还有胡子,比魁梧厚实的张永亭至少还重一倍以上,煞是吓人,天下竟有如此女人也!第二天我跟张永亭说:“你好容易赢了几个钱,为什么不逛逛窑子?何必还跟有夫之妇乱扯,又多花钱,又划不来。”他答道:“我没钱时,她跟我来,不要钱;现在有钱了,就不理人家,怎么好意思?”——这就是张永亭的男女伦理,也是他的淳厚处。

由于我和他较亲,他与我最熟,所以我日记中,就留下了这些记录:1960年8月14日:“张永亭夜来央我帮其赎手表(求我向行政官说项,准其借钱),并说此后一定不赌了。我说:‘羊忘不了吃草,狗改不了吃屎。’你能不赌么?他妈的不要再啰唆,这个忙不帮,这二十元拿去,算我送你的,拿去明天吃杯老酒,在河边打自己几个嘴巴子,死了这颗心吧!(后来他走了,还连说明天再找我来赎表。阿周等怪我送他钱,我以其可怜,终不忍也。)”8月15日:“晚饭后永亭笑嘻嘻来,竟拿我送他的二十元做老本,又把手表赢回来了,这小子真烂污!”8月16日:“张永亭他妈的手表又输掉了。”

我在部队,对张永亭不但熟得可以佯骂之,并可逼他为我做事。张永亭有次向我抱怨说:“我当兵这么久,没给人擦过枪,现在给你擦了好几次枪了。”可是抱怨是说着玩的,他还得照擦不误。

最难忘的是在连中第一次长行军,两天走九十二里,从高雄县的仁武,直走到台南县的拔林。第一天由5点20分走起,走到午间,大家都走累了,我这书生,比起他们来,当然更累。突然张永亭走过来,端着由民家讨来的一盆热洗脚水,要我洗脚,老兵徐菊生(后来在金门被跳雷炸死)在水中放了些盐,两人的行为,使我深为感动。那时我刚派到连上不过十三天,就能带兵带得如此成功,连长都看得赞美不置。还有一次在雨中演习,我在狭路上吃饭,头上是雨,饭盒盖住一半,边吃边流入雨水。饭后躲到三角茅棚,脱衣扭干,两手白皱像死人的。这时张永亭出现了,原来他竟偷偷违反军令,冒雨溜回营房,自动替我取来干内衣来换——一个自己背心经常穿一周而不换洗的家伙,居然对北方老乡的排长如此细心照料,张永亭的异行,由此可见一斑。

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头天晚上,大家为我做惜别之宴,排副亮出兄弟们合资送我的钢笔。散席后张永亭等惜我之去,难过溢于言表,我与他们谈到夜深。第二天清早,官兵集体送我上车,张永亭随车送我到码头。我得知张永亭昨晚只有十元了,为了要送我,特地去赌,可是一下子就输了五块,再也不敢继续赌了,乃最后赏了他十元。同时退伍的施珂(河北人)也送了他十元。头天晚上台湾阿兵哥周忠明送我“川资”,我谢绝了,所以十元送张永亭后,余款仅够回家的火车票了。

一年半前,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后,带着解脱的心情我退伍归来,重返文明。回首前尘,深感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的思想与悍气,因为不是国民党党员,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得回来,待从头收拾“冷冻机”,不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