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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独守西山饿

丹丘子突如其来的感叹,于他自己修道学仙的生涯而言,也埋伏下一个转捩的契机;他是到这一刻,才体会那些令凡俗之人充满惊诧、也充满欣羡的手段,应该还涵泳着某些值得咀嚼思虑的旨趣。

扁庆子,是《庄子·达生》篇里的一个虚构人物。这篇文字极可能不是出自庄周之手;某些后世考者以为是汉代阴阳家所作,也不确实。此文倒像是庄周的及门弟子仿拟其文笔,用以推阐《庄子》内七篇中《养生主》的思想。

此篇论旨的展开,始于庄子笔下就创造出来的人物—列子列御寇)—向传说中曾经请老子留下道德之说五千言的函谷关令尹(尹喜)请教:“至人”能修行到“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究竟是什么缘故?

这位堪称老子嫡传的关令尹喜于是开导了列子一套心法,认为“至人”之始,就是“纯气之守”;一个人若能天机饱满、精神无间、外在的形色声相等都不能乘隙而入,就像是喝醉了的人,从车上摔下来,也不会受多么严重的伤。那是由于“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

接着,《达生》篇的作者再借由孔子和颜回、田开之与周威公、齐桓公与皇子告敖、梓庆与鲁侯等或虚构、或假借于史册及诸子百家语里面的人物,展开一层层的推进之论。

在齐桓公和皇子告敖的对话里,出现了一个名词:“委蛇”。这个语词的出现,可以说是弟子们对庄子开的一个玩笑。因为原本出自庄子之手的《应帝王》篇里,就有这个词:“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委蛇”就是不泄露心术,随机混沌,应付而已。

然而,庄子的弟子可谓得其师尊的妙术,善尽玩弄语言的手法,刻意在齐桓公与皇子告敖的对话中,将“委蛇”说成是一条蛇,还是一条有车轴那么粗,有车辕那么长,身穿紫衣、头戴朱冠的蛇。而这蛇,畏惧雷鸣车声,一旦听见了,就会捧着头站起来—见到这种东西的人,将会成为诸侯的霸主。

本来以为自己因见了鬼而生病的齐桓公一听到这里,便整理了一下衣冠,片刻间觉得病体已经痊愈了。这个故事,恰恰就是从反面立论,说明齐桓公的“病”,就是不能为“纯气之守”,而被“委蛇”这种既不存在、也全凭主观定义的“外物”所迷惑、所宰制;忽而令他沮丧、忽而又令他振奋,究其本质,不过是一场追随无稽幻象而颠倒的荒诞而已。

可是,《达生》篇的作者犹不以此为足,更进一步地透过另一个虚构的人物—扁庆子—之口,将“委蛇”解作一种幽栖于深林的鸟所嗜好的食物。

丹丘子所恍然大悟者,正是赵蕤在这一场令人目眩神迷的禽鸟之会后,所说的那几句话:“贵客不远遐路,幸见光临,且受戴天山群禽一礼,以答知遇之情罢!”

扁庆子在是《达生》篇末出现的道者。当时有一个名叫孙休的鲁国人,登门造访,向扁庆子抱怨自己的处境,说他不能隐居于乡里,因为怕人指责他避世不出,是由于修身不足;又怕人非难他在国家有患难的时候,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这显然是一种试图在官场上积极进取的说辞,却出之以矫情的自怜自伤。

但是孙休的居心却被扁庆子一眼识破,扁庆子当场拆穿了他,说:“你这一番话,不过是表扬自己的智能,以衬显他人的愚拙;是张扬自己的清高,以暴露他人的污浊,像是手捧日月、走在光明之中,为的也只是自炫而已。像你这样的人,能够勉强保全了九窍身躯,没有沦为聋盲跛蹇的鬼物,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你出去罢!”

在孙休离去之后,扁庆子深深叹息了。他紧接着对大惑不解其叹的门人打了这样一个譬喻:从前有一鸟,栖止于鲁国的近郊,鲁君很喜欢这鸟,便备办了太牢之礼所用的食物来饲养它,派人演奏了九韶的乐章来歌颂、取悦它。可这鸟儿却流露出伤悲而迷惘的神色,不敢吃喝。在扁庆子而言,鲁君的行径,就是拿奉养自己的方法来养鸟;倘若真要用养鸟的方法去养鸟,应该是“栖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则平陆而已矣”。

这一段话,实则有相对反的两层含意。其一,是从禽鸟的物性而言,野物之自适,栖林食蛇而已,原本就不该受人豢养。其二,则恰恰借由讥讽孙休而进一步讥讽了扁庆子自己;因为这个孙休,不过是心智迟钝、识见寡少的人,而我却以“至人之德”的道理同他说了一大套,不就像鲁君那样,拿“太牢九韶”—礼乐的象征—如此贵重的妙道,去伺候畜牲吗?庄子在这里又打了个譬喻为结论:“这就好比用轩车大马载着小鼠出游,用钟鼓之乐演奏给麻雀听,这些禽兽怎么能不受到惊吓呢?”

从这个结语来看,先前那一大套禽鸟翔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的展示,都还只是浮光掠影的表面文章而已;赵蕤施展道术,其实另怀深意—他是把李颙当成孙休一样的人物了!换言之,丹丘子所体认的“扁庆子之忧”,正是真正的隐者对那些口称圣朝,笔诵尧舜,一心一意以天下国家为忧、以朝政民生为虑的人所发的喟叹,这些混糅了理想和野心、抱负和欲望的人物,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对象。

不过,若再深入推想,赵蕤似乎并不寄望李颙明白这些,因为这样嘲诮来客,毕竟是十分失礼的;而这一切布局讽喻,更不会是为了恰巧随行而来的官员属吏或是丹丘子而设。那么—

丹丘子明白了:赵蕤所作所为,恐怕都是为了眼前这个看来才华洋溢的年轻诗人。

至于李白,诵罢了诗篇,依旧敬陪末座。对于香床之上的李颙、赵蕤接下来的一阵喁喁私语,并不能字字入耳。丹丘子则频频向他举杯,其间也不免找些话题殷勤就问,两人说到了诗,一时意兴昂扬起来。这时,别驾魏牟忽然拦过话,道:“李郎之诗,似仍由古调入手,与近时风尚颇异其趣—设若有心上进,还须多留意法度。”

李白看魏牟年辈甚高,不敢失礼,遂欠身答道:“长者之言,某敬祈奉闻。”

魏牟并不逊谢,点着头,谠论道:“诗之为物,最忌直白。本朝各科多试帖诗,端看士子心思曲密与否,此作诗一大要旨,一旦趋逐平易,不免流于浅俗。汝辈少年行,如果有心仕途,一定闻知六七年前,考功王丘员外知贡举时,以‘旗赋’一题,订韵脚之格;这便是大势所趋呀—非如此,实不能仔细考究士子的资质。至于贤郎之作—”

魏牟说到这里,将颔下胡须一拈,皱眉咂嘴了半晌,轻轻地摇了摇头,道:“辞气凌厉,鼙鼓纷摐;闻之令人悚然。不过,坏也就坏在此处—须知诗教温柔敦厚,议论则重婉转,说什么‘五羊皮买死百里奚’,非但质野,语迹甚至说得上是粗鄙了。”

李白垂了头,应声:“诺。”

他看着魏牟,偶尔也看一眼丹丘子—丹丘子对魏牟的议论似乎极之不耐,时不时眉眼斜拧,又像是害瞌睡。这时,李白发觉魏牟的面颜形躯渐渐变小,而他周身的地貌景观则随之变得深邃幽窅。

若是越过魏牟的肩头,望向更远处的山曲,彼处有暮云冉冉而升,云中似有蠢蠢欲动之物;若虫、若兽、若仙、若龙;而他的诗句,已经穿透魏牟的谆切之言,在那天地之间,影影绰绰地浮沉着了。这首诗,日后冠以《来日大难》之题,每当李白遇着迂儒鄙夫,都会忍不住吟来作嘲:

来日一身,携粮负薪。道长食尽,苦口焦唇。今日醉饱,乐过千春。仙人相存,诱我远学。海凌三山,陆憩五岳。乘龙天飞,目瞻两角。授以仙药,金丹满握。蟪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东海,强衔一木。道重天地,轩师广成。蝉翼九五,以求长生。下士大笑,如苍蝇声。

此日,直到这一行人告辞离去,赵蕤望着牛车轧轧声中一阵又一阵飞扬的尘土,忽然纵声大笑,笑罢了,冒出两句词气诡异的话:“举有道,非常道;使有名,非常名。”

李颙一行继续他们的春游,向桃花林以及大明寺进发。但是对于刺史来说,大事已经办了,他倾心满怀只有一念:该如何运用恰切的典语事例,写好他的荐表?此行,他遇见了有道术、也有学问的人,更不期然遇见了诗才英发、风姿雅健的后生,这都令他觉得意外,却也异常满足。如果依照赵蕤的义理推论,那双桂树的确是一个“种”,而此“种”所遇合际会的“机”,不正是戴天山的师徒二人吗?他们,不正是绵州所孕育、而应该由刺史所显扬的双桂树吗?

这使李颙感到兴奋,以及忐忑。毕竟,当前朝廷用人,还是以科举和门荫为入仕之起点。荐举之后,略加策问,虽然足以令布衣入署从事;不过一般说来,还是以举荐现任或“前资”官为大体,原本寒门小姓而又是白身之人,最常见的就是入居幕府之后,历几任微官,在大帝国边远荒僻之处像僧侣一样地寂寞修行,仍旧讨不了什么像样的地位。

可是这也使李颙焕发出一种舍我其谁的悲壮意志,在他眼中,“孤寒无援”的士人,犹如一口一口的冷灶,正需要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人,温以微焰,燃以星火。他想象着未来—朝廷一旦接纳了他的荐表,或许受那文笔的感动,会有星使带来消息,果然征辟了赵蕤、李白;甚或只是某一位居要津的显宦,也像他一样,独具只眼,愿意将两人延辟入幕,这对地方上的后进子弟来说,又是多么深远宏大的激励?

李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赵蕤恰是从完全对反的另一面着眼。

李白大惑不解地问他:“‘举有道’、‘使有名’,尚可解;而‘非常道’、‘非常名’实不能解。”

赵蕤依旧望着远方逐渐平息下来的车尘,道:“刺史欲举我等入仕,汝与某一无出身,复为寒士,亦乏援引,即便文才美好,能御千禽万兽,天家宁复召我等充控鹤监乎?纵使召去,汝便任乎?”

“控鹤”一语,典出汉刘向《列仙传·王子乔》:谓周灵王太子晋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间,为道士浮丘公引入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托言告家人: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届时,王子乔果然乘鹤于山头,望之不能及。而这位王子则举手为礼,像是谢别时人,过了几日,便仙去不回了。

在武则天后垂拱中期,曾改太子左右监门率府为左右控鹤禁率府,为宿卫近侍之官。到了李白出生之前二十一二年,也就是武氏当国的晚期,又设立了一个专属于女皇的衙署,名为“控鹤府”,由其男宠张易之掌辖。在府中任事者,多为武氏之所幸,以及语言侍从之臣。此署既从事诗文作品之编纂,复可以视为女主之后宫。可以说是武则天的一个小朝廷,“每因宴集,则令嘲戏公卿以为笑乐”。到了赵蕤同李白辨析官场时局的当下,控鹤府更以由于权柄沦替,而成为臭秽不堪闻问的一个语词。

然而李白知道“天家”、“朝廷”、“仕途”似乎又不止于如此。他最不明白的是:看来那刺史明明是因禽鸟翔集的异象而来,这异象又为赵蕤所催动。两造一旦相聚畅谈,看似赵蕤还尽力逞其学、露其锋,务使李颙为之服德改容,为什么当刺史满怀得才而荐的欣喜和希望离去之后,赵蕤却在这一刻流露出不屑食鸡肋的神情。

“刺史荐举,岂是玩笑?”李白问道。

“非也!”赵蕤笑道,“正因为不是玩笑,故不能应其举。”

李白还是不能体会赵蕤的心思,只能半带讥嘲地说道:“神仙办事,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何其缥缈曲折?”

赵蕤这时瞪起一双瞳子逼视着李白,道:“以时下官流视之,彼举我等以有道,则我等便入官常之道乎?”

“这—”

“而今京中九品小吏,有二官职,一曰正字、一曰校书,于三十品阶之中,位居二十七八,号曰清贵,也只胜过那些不入流的小吏。欲以科举得之,犹须等地稍高、文学兼优者,尚待‘门资’伴衬,汝与某,岂有父荫、祖荫可依?”

门资,是很现实的条件。父祖以上几代任过某一品秩以上的高官,便可以荫及子孙,使能得到任官的资格。这种贵盛之家的后人,多半在少年时代就曾经于宫廷中担任过名义上或实质上的卫官、斋郎、挽郎等,为期六年,进一步取得参选文武官职的资历。所谓:“以门资入仕,则先授亲、勋、翊卫,六番随文武简入选例。”现实之中,或有“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而得受任此官者,也就是所谓“无赖恃恩私”之徒,这,全仰赖朝廷制度的保障使然。

赵蕤接着又道:“入流任一小官,更须经历无数迁转;于正字、校书之后,放一中县、下县,作两任县尉、参军,转眼十年也就过去了;倘若以文才见长,加之以时运遭遇不恶,或许入职弘文馆,再沉埋数年,仍不免要出调于某州某府,也还就是参军、别驾,如能勉保处人行事无大过,又是十年。此乃官常,司空见惯。”

“神仙说:‘举有道,非常道’不是?”

“‘非常道’者,不入官常之道也。”赵蕤在这一刻又流露出灿烂的笑容,“尽管让刺史去作他的表荐文章,我等便是‘如如不动’而已。”

“那不是辜负了刺史的一番美意么?”

“刺史乃官常中人,岂能不明白其间的奥妙?”赵蕤道,“一旦表荐,即成就了我辈的名声;我辈设若不就其举,这名声,就更非比寻常了。”

“名声?”

“名声!某今日设施,不外就是赚他一个千里之名耳—”赵蕤神色焕发,对群山如对千众万众,敞襟挥袖,侃侃而谈,“试问:渭滨之望,隆中之对,何尝经过那么些青黄灯卷,笔墨折磨?为圣人师,为天下计,又何尝须要我辈枯心应考,连年守选?—‘商山四皓’故事,汝应该是十分熟悉的吧?”

李白点了点头,道声:“诺。”

《史记·留侯世家》所载,极为通俗晓畅的一个故事。东园公姓庾,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故号夏黄公。甪(音路)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又号“灞上先生”。号为绮里季的,是四人之中唯一未传姓字者,日后附会之说,谓此公姓吴名实,恐亦无从查其实。

相传此四人为秦七十名博士官之余,通古今,辨然否,典教职。因不忍秦政暴虐,隐居商山,过着“岩居穴处,紫芝疗饥”。汉兴以后,也拒绝了高祖刘邦的征辟,世传曾以《紫芝歌》明志:“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

没多久,高祖欲废吕太子刘盈,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张良便请商山四皓为太子辅弼,刘邦自然大惑不解,谓:“我求访四位老先生多年,诸位总是畏避不见,今天却愿意追随小儿出入,这是什么道理?”四皓应道:“陛下轻慢士人,好谩骂,臣等义不受辱,只好逃亡藏匿。窃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人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所以我们也就来了。”刘邦于是便指着这四个老人,示意戚夫人:“而今我就算想要另立储君,却有这四人辅之助之,看来太子羽翼已成,难以撼摇了!”

李白对这掌故并不陌生,可是却不明白赵蕤此时借言此典的用意,正待要问,赵蕤已继续说下去:“刘盈即位,亦非明君,何故?四皓耄耋矣、昏聩矣,其识人之不明如此,堪见也就是浪得虚名而已;以浪得之名而受顾命之责,是留侯不肯自己放手作;留侯不自为,乃付之于四昏聩老人,是留侯早知刘盈之不可辅、不能弼、不成材。明知其不可辅、不能弼、不成材,却又假手于人,如何有据?”

李白也给这一问问住了,只得摇了摇头。

赵蕤像是早知他答不出来,迳自接道:“寄托天命国祚于四皓,便只因四皓有天下名,可以孚天下人之所望。然则,容某再问:这天下名,究竟从何而来?道理也很简单,从高祖求之不得而来。于是可知:这名之为物,本有一理;求之而得,尽管名噪一时,未几或败;求之而不得,则声价不坠,历久弥新。如此,汝子明白也未?”

“难道这就是‘使有名,非常名’么?”

“然!”赵蕤道,“若刺史一举而应之,汝便得一小官,穷守三数十年,犹不免志以殁;若举而不应,汝便乘名直放天下四方,万里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