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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手携金策踏云梯

赵蕤的预言一点没有夸张。就在李颙一行人离去未几,道途之上就已风传起来,说是大、小二匡山术士施展神通,引来凤凰、大鹏还有孔雀,其兆大吉。而刺史也据此上表奏闻。依照往例,朝中必有封赏。闲话里,每每提及赵蕤和李白的姓名。过不了几个月,大明寺的慈元和尚便来了。

慈元赶了辆驴车,带来李客转托交付的衣物、米谷和大批油盐茶酱之属,还有一封简札,和几句要紧的口信—口信不外就是吩咐李白专志读书,上进不懈。简札则是要言不繁地嘱托赵蕤一件事—李白读书向道,皆是本分。不过,如果行有余力,实在应该让他能够“放迹江湖,磨砺行脚,以图自树立耳”。

这一份居心,赵蕤当然明白,李客自己是千里万里胡尘汉水走闯出身,长幼二子也早就及时立业;唯独这李白行将弱冠之年,好容易不再游手好闲,可是看来还不能通晓世事,练达人情;这一层忧虑,委实与日俱增。

月娘从赵蕤手中接过信,顺口问了句:“每年开春,李客都要往三峡随船浮江东行,今岁却不见行踪?”

慈元稽首合什,垂眉低脸,一言不答。

赵蕤则赶紧招呼李白将车上粮货卸了;见他走远,才低声问道:李客呢?”

“官司事了,”慈元低声道,“便下三峡去了。”

月娘仍旧大惑不解,作状要追问,赵蕤抬手止住,又低声对慈元道:“昌明市上传闻若何?”

“都说刺史上了表荐,”慈元犹豫了片刻,才道,“遂不便来。”

“亏他心思细密。的确,不来的好。”赵蕤点着头,可是一转眼,便沉下了脸色,道:“只这岁月迁延,某还真不敢说:他父子几时能复相见呢?”

月娘问:“天伦至亲,有何不可相见?”

“贾人之子,倘若传扬开来,日后如何取清要之官?”赵蕤说着,又转向慈元,道:“然则,李客行前还说了什么?”

“只道今秋回不得乡,盼能于来秋与檀越一会。”一面说着,慈元一面从海青大袖中摸出一卷扎缚停当的文书,捧付赵蕤:“这些都是李施主多年间往来成都经营所得,合是为李郎具备的盘缠。”

“是契券?”

“是‘无尽财’,敬奉檀越转呈李郎。”慈元道,“李施主还说:倘若李郎此行尚有敷余,便请檀越收取了,以为薪水之资。”

隋唐以降,佛门的福田思想已经逐渐发展成熟,以为寺院资产之恢弘,即是菩萨行之践履。所谓“无尽财”,便成为大唐立国前后日益普遍的一种观念和教条了。《释氏要览·寺院长生钱》有云:“律云无尽财,盖子母辗转无尽故。”这是将佛法广大与万物无尽藏相互认证、相互诠解,以为佛寺资产必须经由不断的布施,以供养佛、法、僧、众生,日日常不断。

所谓布施,其事浅明。由于寺庙本身拥有资产,出借于穷困、急难或是缺乏生产之资的百姓,有时只是为了助人度过粥不继的生活难关,有时则帮助了小家小户得以务农、习艺甚至经商。缘借贷而收取微息,便是所谓的“子母相生”了。

然而所求者众,方便之门无时不开,总有遇事周转的需要。有的僧侣也愿意拿出私蓄来发展无尽财,其中自然不免有以慈悲发心者,也少不了借着这手段累积一些个人财富,而未必归于丛林常住者。无论动机若何,一旦寺庙穷于应付借贷方无边无际的需索,便得求助于家资雄厚的施主。从施主的立场而言,能够帮得上寺院的忙,接济穷困,深广福田,讨诸天神佛的欢喜,也是值得称道的情怀—更何况其中仍有微利可图。

慈元和李客所缔结的友情,便有了这一层通财之谊。不过,这仅仅是浮光一面,其底蕴尚与大明寺的来历有关。

绵州大明寺原本是一个独立的丛林,施行子孙继承之制;建寺以来,原先都是由本寺僧徒中择贤担任住持。不过,大明寺所奉像法决疑经》并不常见。本经叙述佛陀入灭一千年后的佛法衰变之相,主旨在于劝导僧俗众生“修布施大悲之行”。由于从来不知此经译者之名,而被视为“伪妄乱真”,开宗数代,声闻不彰。

因此,寺僧群聚商议,丛林应改弦更张,由本寺徒僧先向十方传法寺院请法,接受法印。之后,复于本寺子孙徒众中遴选耳目聪慧、知见高明、德业贤能者嗣法主持。之所以如此,除了开拓本寺修业之外,也使大明寺有了向外传法的资格。

《像法决疑经》之所传,带有某种坚决的理念,一言以蔽之曰:义。”经文大旨,就是劝人将一切众生视同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等亲眷,因为这样一个家族之间本来具有相互照拂、看顾的义务。而这“义”字,又本有相反两重意涵—其一曰“宜”,凡事之恰切合理而正当,无庸置疑;其二曰“假”,于是俗有“义父”、“义兄”之称,也就反证了这个字的第一义—说的正是“以假为真”—这是一种要把原本非亲非故者视同亲故的感情能力。此义,又与一个一百多年之前、由佛教俗家信徒结成的信仰团体密切相关。

李客与慈元的通财之谊,还要从这个有些年月的秘密组织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