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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贤人有素业

话说昔年外号人称“射雕手”、“落雕都督”的斛律光,虽然曾经为北魏高欢、高澄父子所信用拔擢,却在晚年遭到高澄之侄高纬—也就是北齐后主—的疑忌,派力士刘桃枝将他袭杀于凉风堂。

斛律光尚未遇害之前,家室烜赫,当代无可与比肩者。他的弟弟斛律羡,以及斛律羡的两个儿子斛律世达、斛律世迁,这父子三人在斛律家族被诛灭之前,一直掌握着一个秘密的组织,长达一二十年;由于后世对此所知不多,也只能猜测。斛律家族最后存活的七年之间—也就是斛律羡担任幽、安、平、南、北营、东燕等六州军事都督的期间,曾经相当频繁地资助并声援了这个秘密组织的工作。

这个组织没有其他名称,就叫做“义”,而且就连这个“义”字,也不是组织中人用以自呼或互称的。

李白出生之前的一百六十年,高欢奉孝静帝于邺城之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二局,江山残破,收拾艰难。尤其是北方各个据地自雄的军阀连年征战之余,遍地皆是无人收葬的腐尸枯骨,绵延数十百里,行者怵目惊心。

当是时,有一个颇富赀财、名叫王兴国的佛教俗家信徒,基于不忍之心,率同了十个乡人,将战场上残留的辎重大车修缮如初,沿着涿水两岸逐一捡取无名的枯骨,聚埋成大冢。也由于不能确认死者的身份里籍,便一律视同本乡父老子弟,称之为“乡葬”。

此一义举源自于十一义人,纯粹本乎释氏慈悲的襟怀,实在没有其他的动机。善行却招致了意外的发展。许多失去家人的百姓宁可相信自家失散的亡者都已经入于大冢,得到安息,于是闻风而来,到乡葬墓所前祭拜。

于死者,王兴国已然动容戚心;于生者,更不能拂衣袖手。一见来者都赤贫无可聊赖,王兴国便又发起诸邻里亲友,为这些跋涉而来的陌生人埋锅造饭,供应浆水,且不索酬值;只说这饮食是基于佛道之义,故为之“义食”。“义”这个字,恰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才开始具有众人集资、地方公益以及慈善事业的语意。

十方来者泰半受到乡葬、义食的感召,盘桓不忍遽去,但是伫留当地,却仍然缺乏衣食之资,反而不免忍饥受冻以至于憔悴病苦。同时,在附近瀛州、冀州、幽州等战事仍然胶着之地,尚不断地涌来大批难民,他们都是听见道途传言,以为乡葬之地可以托身寄命,想要来此度过此一时的灾劫。

流离之势既不可挡,王兴国则处于善门难开、善门难闭的窘境,就算是金山银山的累积也未必能够支应。除了想尽办法贡献一己的家产,还须四处拜谒所结识往来的富人,广为化募。这时,有人给出了主意,谓:“欲开布施之门,须邀豪贵之家;欲邀豪贵之家,须博高尚之名。”这话的用意虽然不见得纯厚,但是点出了一个事实:豪贵之家维系于高尚之名,而高尚之名还倚赖能传扬周知的布施。

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经由当地—范阳郡—首屈一指的高门大户卢文翼所绍荐,请来当世知名的高僧昙遵,亲自到乡葬义食之地弘法。这时,大冢旁已经粗建起宽达数十架、深可十多间的“义堂”,日夜前来就食的人何啻千百之数?昙遵一眼看见,不觉为之感动而泣下;这一泣,犹如佛泣,也感动了所有的人,以及日后将要闻知这一盛况的人。

昙遵师承于地论派、四分律宗的宗师慧光,慧光授《十地经论》之根据地即在邺都,传人极夥,影响至巨;日后的华严宗和律宗也从此一谱系而展开。从佛教史上看,昙遵在宗法教说上或恐不及其师之化移广远,但是在对“义”这个慈善组织的长久声援和支持,则为他奠定了不容磨灭的地位。他当下裁示随行的五十多名弟子,将乡葬、义食、义堂的布施广为宣扬,到处劝化。此外—可以说全然出乎卢文翼等人之所预期;昙遵竟然在范阳郡驻迹五年,并派遣两个堪称富室的俗家弟子冯昆、路和仁,拓殖经营,开设“义坊”,供应“义诊”。

也就在这一段期间,昙遵和他的弟子便于宣讲佛法之际,时时将“义”与“福”牵连成一体,所运用的,是一部《像法决疑经》。

有说佛灭五百年为正法时期,此后一千年为像法时期,再后一万年为末法时期。纷纭其观,说亦不同,有改五百为一千者,亦有改一千为五百者。总之,佛灭渡之后,法仪未改,有教有行,有证得果位者,称为“正法”。像者,似也,法仪不行,随而无证果,但仍有教有行,唯与佛法行相似,称为像法。至于“末”者,微也,但有教而无行,更无证果,称为“末法”。《像法决疑经》就是在佛灭之后千年应运而生的一部佛经。

在《像法决疑经》里,不断叙述常施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请示:在“像法时期”,何种福德为首要?佛祖所再三开示者,乃以布施贫穷孤老为要务:

善男子,若复有人,多饶财物,独行布施,从生至老;不如复有众多人众,不同贫富贵贱,若道若俗,共相劝他,各出少财,聚集一处,随宜布施贫穷孤老恶疾重病困厄之人,其福甚大。假使布施,念念之中施功常生无有穷尽,独行布施其福甚少。

这就是把“布施”和“聚集”绾合为一的论见。甚至隐隐然有“独行不善”的讽喻之意。

不但如此,济苦救贫也终将显现“福田”所涵括之事究竟几何。除了施衣布食、兴造坟冢,人之孤贫堪济之务多矣,大难来时,“道长食尽,苦口焦唇”,至少要能供应旅人解一时涸渴;那么,凿井以奉茶水也是福田之一端。天南地北,相望不能及;那么,修建桥梁以利往来也是福田之一端。酷暑逼人,每有一经曝晒便瘐毙于荒野者;那么,种树成荫自然也堪为福田之一端了。

由昙遵亲自率领躬行的善行,对于俗家广众而言,大约便可以名之为“营构义福”的事业。

冯昆于此后十三年一直留守范阳,日夜勤劬奉献,抚辑流亡,发展人丁家户,直到北齐篡东魏之政以后,病故于武成帝天保八年。昙遵和路和仁则在一度应武成帝征召入京奉职一年多之后,坚辞官事,回到范阳。他们持续着从乡葬而发展出来的“营构义福”,可以说在“佛法之义”—也就是“道义”—的基础上,为孤苦寒弱的百姓重新建立了一个人伦环境,所谓“设供集僧,情同亲里,于是乎人伦哀酸,禽鸟悲咽。有兹善信,仁沾枯朽,义等妻孥,恩同父母”,形成空前广大的感动。

不料,这却为整个以乡葬义食为核心的慈善事业带来诡谲的变量。

一如前述,从东魏嬗及北齐之间,斛律光家族曾因累世军功而贵显无伦;再加上与皇室联姻的缘故,声势几可与皇室并驾,这是很难免于疑忌的一种处境。当斛律羡和他的两个儿子也基于佛教信仰而大量捐献,以“营构义福”之事一旦为皇室得知,便引起了广泛的遐想和阴苛的猜测—斛律家族如此耗资散财,广结黎庶,他们究竟想在范阳作什么?

斛律光的女儿是北齐后帝高纬的皇后,儿子则娶了当时的公主,世传彼时北周大将韦孝宽谩造谣歌,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即暗喻一“斛”字,“明月”则是斛律光的号,这十个字的歌诀意旨相当鲜明,就是说斛律光已经和长安的北周政权暗通款曲,即将谋取天下。

然而徒谣曲不足以为据,真正令高纬痛下杀手的传闻是:斛律光和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在范阳整顿民夫,编装部曲,号称“义福”,欲合六州军民,一举而下邺城。高纬于是将斛律光招入凉风堂中,拉杀了时年五十八岁的落雕都督,诏称斛律一家谋反,尽灭其族。

“义福”之作为一个叛乱部队,原本是子虚乌有之事。昙遵名望崇隆,高纬亦不敢擅加诬罔。但是为了昭显在范阳的所作所为,俱属大慈无私,昙遵再度去至邺下,请谒至尊,随即奉诏而出,不多久,昙遵便生了病,“坐诵《维摩》、《胜鬘》,卷了命终,卒于邺下,时年八十有五”。

经此霹雳当头的一击,与昙遵较为亲近的五十弟子之中,有的不免灰颓丧志,而那些曾经蒙“义”之恩、受“福”之惠的人,容或惴惴不安,也奋起了同仇敌忾之情。然而,慈悲之广大确乎能超脱生死、是非、成败、得失与夫荣辱;这般愤慨的情绪,很快地便在僧人们的主持之下平静了。他们知道、也相信:“义福”不是虚设之词,“营构义福”若真要发展为一个更强大的团体,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昙遵的弟子之中有多半从此离开范阳,他们原先是拥有义堂、义坊的布施者,事之后却成为云水天涯接受布施的人。然而,恢复宗派、光大教义、“以道义为福田”的思想传承从未中断。相反地,在艰困卓绝的行脚生涯里,更多的善男信女受到他们修行的感召,而投入了自苦为极的布施行列。

最初的这一批僧人没有特立名目,只是约定以吃苦、忍辱为宗旨,每天只进一餐由乞讨得来的饭食,且恪守不向寺院求乞的法则。他们在道途间,遇见了任何男女,皆施以揖拜之礼。由于不能拥有私财,若受了一日一餐以外的布施,便要返还众生。

与其他僧俗广众更不相同的是,一旦去世,连尸体都不能入棺椁、成殡葬。为了不妨碍观瞻,必须将肉身弃置于森林之中,以为鸟兽之饲养,号之曰“即身布施”。

这一代的僧侣很快地吸引了、也启蒙了原本穷困无依而激切善感的青年、少年,常常起而追随他们行脚四方,虽然也还就是过着有如丐者一般的生活,却备受士商黎庶的尊重。渐渐地,他们也由于反复谈辩、议论,而开展出类似教义的纲领;除了一日一食、即身布施之外,还反对念佛三昧,主张不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以为一切佛都是泥塑之像,不必礼敬;而真正的佛,就是众生。

而北齐、北周与南朝对峙的时代也兵疲马困地落幕了。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就在此时,一个曾经在相州法藏寺出家、法号“信行”的僧人,忽然在该寺“舍具足戒”;也就是公然宣告不再遵守加入僧团时所誓守的戒律。

信行的用意,并不是还俗,而是更进一步地宣扬、实践种种亲服劳役、节衣缩食和济贫救苦的职志,所谓:“修道立行,宜以济度为先;独善其身,非所闻也”、“愿施无尽,日日不断”。这个信行僧,正是生小受到从范阳流亡天下的僧人影响极大的人物。

“无尽藏”也就是从这里发轫的。虽然信行本人体弱多病,不能永寿,在五十四岁上就圆寂了。但是他舍戒之后反而形成了更广大深刻的感动,他创立“三阶教”,并兴建化度、光明、慈门、慧日、宏善等寺,显然也都是当年由昙遵及其五十弟子所启发、传衍的“营构义福”之亲切实践。

“三阶教”依时、处、人三者而立其宗。所谓的“时”,也就是指佛灭后的正、像、末三个时代而言。所谓的“处”,也就是指业报所在,分净土、秽土与戒见俱破的众生世界。所谓的“人”,则是因“根机”不同,而划分的“一乘”,包括持戒正见与破戒不破见两种;“三乘”,包括戒见俱不破和破见不破戒两种,以及“世间根机”—为戒见俱破的世间颠倒众生。

关于“人”的这些论理,都相应于“三时”而成立。信行认为:他所处身的这个时代,已经是第三阶的末法时代,善根普灭,正见不存。纵使研读佛经,辗转注释,也无济于僧俗两界。反而由于各持经义,别持偏见,因是因彼,乃生爱憎之心而各执一端;一旦言辩,不免谤法。

所以,不论为了弘扬佛法,还是为了拯救知见,唯有力行布施,才是唯一的正道。缘布施而建立寺院,寺院便成为“无尽藏”,必须经营将本出息、子母相生的“无尽财”;这与先前的任何宗派以寺院为诵经礼佛之窟的见解,可以说全然不同。这就引起了许多寺院僧团的不满。

而从信行圆寂六年之后的开皇二十年起—也就是李白出生前的一百零一年直到李白出生前两年—的整整一世纪之间,三阶教数度被隋、唐两朝官方宣布为异端,敕令禁行,或是明令指责其经籍违背佛意,将之“尽送礼部集中,作伪经符录论处”,下场不外是焚毁。此后,这个教派的文字论述可以说就沦亡大半了。不过,在现实生活上受布施而勉强活命、而维持生计者,依旧于感恩戴德之余,奉之不移。

朝廷之所以严厉控制三阶教,除了因为其他自居正信正见的僧团围剿之外,也不免忧心这样一个看似无所求报的组织会掩翳了天荫皇恩,而不能不予以遏阻。但是,对于三阶教“无尽藏”之提倡布施,积聚财物,却又显然有不得不倚赖其分责分忧的苦衷。换言之:当局所无力为之的救济事业,又委实需要有人代劳。

三阶教,便在这样一个政教的夹缝之中,继续传承着“营构义福”的慈悲事业。而大明寺,正是“无尽藏”的一个传灯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