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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无心济天下

李白有些意外,他从来不曾想过这事。

那些在过往不知多少岁月以来,浮生随波、一去而不返的人,留下的便是文字;用赵蕤经常用的譬喻来说,“历历如星辰”,其字句璀璨者,吟之咏之,亲即如在眼前,若可一触,每有相仿佛的处境时,便觉得某文某意特别生动佻达,像是专为千百年后的自己而作;遭遇了另一人事,便又会想起某诗某赋之中,合乎当前情态的形容,类此怀抱不一而足,又怎么能够专拈出某一人来概括议论呢?

他想说说屈原,可是他不喜欢这个人忧心悄悄;也因为屈宋齐名而想起了宋玉,可是,依照赵蕤纵横者流的论理和思路,他总觉得宋玉的名气多半是建立在其人对屈氏的抱屈和赞叹之上,引起了同情屈原者爱屋及乌的尊敬;至于文笔才思,远不能及《离骚》、《远游》诸作,恐怕还真沾了屈子的光。

从际遇而文采,李白当然也想起了贾谊和司马相如。贾谊,看来尽是英才招忌,时命多舛,满身涕泗嗟叹,似无足以撑持起一个文章家伟丽而丰富的面貌。

司马相如的赋,曾经十足感动过他—当时他还年幼,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可以识得那么多的字,还能将这些字一一构筑布置,打造成精致辉煌的宫室殿宇、池沼园林,并随手指认飞禽走兽、奇岩怪石、珍花异草、鸣虫游鱼。那些读之非但令人神往、更使人气结的大赋之作,居然都卷藏于一个人的方寸之间,多么奇妙?

不过,这一份孺慕之情,并未撑持太久。当李白自己也开始仿袭前人手笔,作赋之后,便赫然发现:司马相如的赋,徒见形貌瑰美,肤廓闳丽,却失之繁缛,尽于夸饰,名物璀璨而情味寡少,往往不耐三读。

倒是由于爱慕蔺相如的为人而改名,李白觉得司马相如还真有眼光—李白这时忽然神驰万里,想起赵蕤在夜课时借《兔园策》“相如题柱”的故事,问过他两句:“蔺相如非文章家,司马相如慕之而何?”

那是从题柱故事而来。据说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这是汉代以降,蜀中人人熟知且称颂的一个情节,推崇司马相如为乡先贤的人们一向以此勉励少年子弟:蜀地虽僻处偏远,然而志量恢弘,包举宇内,司马相如探功名如取囊中物,一赋千金,何其容易?然而赵蕤所问,李白竟答不出。司马相如位高金多,茂陵女儿罗列以进,愿事箕帚,这不都是文章使然吗?奇怪的是:他怎么会因为“慕蔺相如之为人”而改名呢?

赵蕤的答复令他惊奇而印象深刻。他认为:太史公著《史记》行文次第十分要紧,往往是命旨所在。《列传》中说到司马相如“慕蔺相如之为人”而改名之后,随即插叙梁孝王入京朝觐,“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而相如随即称病、放弃了原先以金钱买得的“武骑常侍”之官,这一紧密承接的文法,有对比之意,说的是战国时的谈辩之徒,即同于汉时的语言侍从之臣。

汉代辞章,人称高古,启迪了尔后八百年诗赋传习,可是回头推看,其文笔义法之严密,旨趣之警策,音韵之铿锵,声调之迭宕—赵蕤道:“难道不是从战国纵横口舌而来者乎?”

的确。太史公暗笔深藏的,正是作为一个文章家的司马相如,其所濡染、瞻望、仿习者,未必是另一位前行的文章家;而后世诗赋的渊源也未必就是前代的诗赋。

此际,卢焕又为自己斟上一杯,环手向各席作势敬了敬。看来此问相当慎重,他耐心地等着李白的答复。

李白踌躇了半晌,勉强道:“齐、梁以下,谢宣城深获我心,晋、宋之间,则唯谢东山、陶靖节、谢康乐,读之令人闲愉不倦。”

卢焕闻言,一语不发,双瞳凝滞,像是随着李白的言辞而一一怀想起谢安、陶潜、谢灵运和谢朓这些熠耀的名字。然而他的响应也让李白一时为之语塞:

“自其显而易见者观之,这几宗手笔,都是托身于山水之间,寄情于天地之外,不过—”卢焕微微一笑,道,“李郎所爱,竟然俱是世家显宦,而长怀放浪之心,乃以诗为‘余事’者。”

这是个不大寻常的说法,就连奇辩层出、机锋四射的赵蕤都从未如此立论。李白欠了欠身,道:“请公明示。”

推本于故事,卢焕所言,不算强词夺理。

谢安出身陈郡阳夏士族,四岁时即有“风神秀彻”的美誉,十三岁已名满天下,连远在辽东的慕容垂都曾致赠厚礼表达敬意。原本谢安屡违朝旨,不肯任官,时人乃有“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慨叹。之后由于士族家业所系,王命在焉,不得不出仕。谢安历任吴兴太守、侍中兼吏部尚书、扬州刺史,都督十五州军事兼卫将军等职。对外,在前后五载之间,以淮南、淝水两役,大败前秦苻坚,维系了东晋的一线生机。对内,则以宽和辞让的风度与布局,与桓温、桓冲兄弟相周旋,维持长江上下游间军事与政治势力的均衡和稳定,其一生成就,堪称国柱宗风。

就文章而言,比对《晋书·列女传》和更晚出的《诗经偶笺》所载,谢安曾经问过他的侄女谢道蕴和侄子谢玄:“毛诗何句最佳?”谢玄所钟情的句子是《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道蕴所赏爱的句子是《大雅·烝民》里的“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因此而称赏谢道蕴“有雅人深致”。

至于谢安,他心目中最佳的诗句,系意不在辞章之趣,也不在情志之雅,却显现了心怀之远大。那是《大雅·抑》里的“訏谟定命,远猷辰告”—堪称一个大政治家念兹在兹、无时或忘的理想:要将足以悬之十方、垂诸后世的谟命,在适当的时机,宣示于所有的人民。毫无疑义,谢安即使不以功业震铄天下,也不会以诗人自命。

历来称“东山再起”,即是指谢安三十五岁时再度出仕之事。东山再起后五年,陶渊明出生。他在十二岁上遭到父丧,家境由此而日益艰困。

然而,陶渊明的三世祖陶侃,原为东晋一代名将,平定过杜弢、张昌、陈敏、苏峻之乱,为太尉,封长沙郡公,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军事。他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相传也在安城主持过政事。他的母氏也十分显赫,外祖孟嘉曾经担任过当时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在这样的背景下,躬耕田亩,不慕荣利,虽然是个人情性志节所向,也树立了千古以来极为独特的风标。然而,出身世家,殆无疑义。

李白出生前整整三百年,也是晋安帝隆安五年,陶渊明在桓玄幕府,七月返江陵官署。经过涂口的时候,写了一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其中有这样的几句: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商歌”典出于《淮南子·道应训》:“宁越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商于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宁越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

原文三用“商”字,可是就像诗中提及的“冠”和“爵”,这里的“商”字也绝非泛泛之言,不该只作“买卖”注解。宁越敲击着牛角所唱的“商歌”,虽然与“生意”、“贩卖”之商同字,但是一语双关地表明了自己是“商人之后”,这就是“商代人”的涵义了;而能够在齐桓公面前重视并显扬“商代人”的出身,无怪乎齐桓公会立刻讶异地察觉:这个歌者不是寻常之人,而是一个贵族。

陶渊明用“商歌非吾事”明志,也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双关之意。一方面,他的确出身高门,二方面,他已经不再唱高门的高调了。这样才能“投冠”(摘除并扔弃象征身份地位的官帽或儒巾),回到废墟也似的故里,不受爵禄的羁绊。这已经透露出陶渊明丝毫不眷恋的身份实则有如烙印一般难以洗除—他确乎有着不同于他献身于“耦耕”的身份。

谢灵运出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也是淝水之战的第二年,曾祖父是谢安的长兄谢奕,祖父则是谢玄。谢灵运为后世所称的别名“康乐”,便是从谢玄受封为“康乐公”的爵衔而来,当然也是一个世家子。李白对谢灵运之所以倾心,除了诗篇神韵流丽、情采深挚之外,还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谢玄以下,三代单传,族亲不免担忧此子能否顺利长成。偏巧就在他出生之前没有多久,传闻钱塘一带道士杜明师者,梦见东南方有人来投宿于他的馆邸。就在当晚,谢灵运呱呱坠地,而其出生地宁墅,恰在钱塘东南。于是谢、杜两造协议,由杜明师抚养谢灵运,以道家净室神明之庇荫,或能使此子平安长大。谢灵运以是而直到十五岁才回故家定居,由此而有“阿客”、“客儿”之呼,他自呼“越客”,而后人也叫他“谢客”。而“客”,正是李白的父亲自命之名。

其次,是刘裕篡晋之后的宋文帝元嘉八年—也是李白出生前整整二百七十年—谢灵运受命为临川内史,他一意游山玩水,荒废政务,司徒刘义恭遣使收之,而根植于对前朝追怀以及对时事的愤慨,他却兴兵拒捕,这就是公然谋反了。幸而文帝爱才,减死一等,流放于广州。其间情志起伏,具现于一首不太合乎他平日诗风的作品之中,诗题《临川被收》: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由晋而宋,易帜改朝已经十二年,谢灵运之所以忽然以不自量力之身,敢当显戮灭门之祸,必须从其高门大族、苟延残喘而受尽冷遇、诬陷的背景去看。于忍无可忍之际,猛然间慷慨为誓,要以谢安、谢玄之子孙自励自高;明明是拒捕,却偶存“恢复”的幻念。终于埋下了日后惨遭弃市的伏笔,他被祸身亡时,得年仅四十八。

毕竟,当谢灵运临川拒捕的一刻,心中那一丝全然不切实际的、试图侥幸而光大门第的妄想,却深深打动了李白;他,也有相似的妄想。只不过,李白尚不能印证自己的门第是不是正如父亲李客那天枝之一指”而已。

另一方面,李白也一直崇仰、倾慕谢灵运这首诗中第二句所提及的鲁仲连。

长平之役,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号称四十万,战后还围了赵都邯郸,时在赵孝王九年。当是时,邻国至亲的魏安釐王既派出不认真打仗的将军晋鄙在赵、魏两国的边境上“观兵”,又派遣了一个名叫新垣衍的说客由小路潜入邯郸城中,企图说服赵王“尊秦昭王为帝”。纵横家鲁仲连则力图说服平原君对秦抗战。

《史记·鲁仲连列传》叙述鲁仲连雄辩滔滔,和新垣衍在平原君的面前足足五个回合的口舌交锋,使新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

这不是鲁仲连第一次以口舌之辩止战息争。前此二十七年,燕将乐毅以五国之师犯齐,六个月之间,除即墨、莒城外,齐国已无完城。五年之后,即墨守将田单以火牛阵大败燕军,一路打到聊城。聊城燕将也硬颈不屈,双方相持不下了一年多。

身为齐人的鲁仲连在这个时候出现,援笔给那燕将修书一封,导之以义、胁之以势、诱之以“终身之名,累世之功”,历数墨翟、孙膑、管仲、曹沬等远近史事,劝他不要再顽抗。鲁仲连将书信以一箭射入聊城城中。那燕将读了信,一连哭泣了三天,犹豫不能自决—他想回燕国,却害怕国人疑其已叛;想降齐,又担心鏖战过久而仇衅难排,说不定还要受折辱。燕将为书信中之“义劫势夺”,而又深知不可能“全名立功”,遂道:“与人刃我,宁自刃。”这燕将居然自杀,而解了聊城之围。

按诸平生作诗惯常可知,终李白一生所吟,用鲁仲连为典实的句子,不下数十处:“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鲁连及夷齐,可以蹑清芬”、“岧峣广成子,倜傥鲁仲连”、“鲁连善谈笑,季布折公卿”、“仍留一枝箭,未射鲁连书”、“恨无左车略,多愧鲁连生”、“君草陈琳檄,我书鲁连箭”、“鲁连卖谈笑,岂是顾千金”、“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可谓不胜枚举。

最令李白叹服的是,鲁仲连总是飘然去来,从容谈笑,于看似无所为之际建不世之奇勋,事了拂衣而去。而在李白所过目的前代诗家诸作之中,恰只有谢灵运提到过鲁仲连。这就使得王谢子弟的历史面貌,又让李白多了一份亲即之感。回顾卢焕的话,与李白所深引相契的谢灵运,也着实凿枘相合—谢灵运,仍是一个“世家显宦,而长怀放浪之心,乃以诗为‘余事’者”。

此外,还有谢朓—

流放到广州的谢灵运不意再度遭到谗谤,被控谋反。一个远在江淮秦郡的盗匪赵钦,攀诬谢灵运出资购买弓箭刀盾,图谋劫囚起事,此说纯属子虚,而当道则宁可信其有;背后是否出于彭城王刘义康的教唆,则大有可疑之处。谢灵运死后三十一年,谢朓出生。

谢朓的高祖谢据,为谢安之兄,祖父谢述是吴兴太守,祖母是《后汉书》撰者范晔之姐,母亲是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物换星移几度秋,当谢朓活跃于朝廷的时候,已经是南朝萧齐的时代。他除了担任过豫章王萧嶷的太尉行参军,还是竟陵王萧子良幕下的功曹,与沈约、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萧衍合为“竟陵八友”。其中,萧衍日后以军功受禅于宋和帝,成立南朝的第二个政权,国号为梁。

谢朓则是在南齐建武二年出任宣城太守,世称“谢宣城”。也是在这个职守上,他为了避祸,而举发岳父王敬则谋反。虽然当即受了升赏,出任尚书吏部郎,一时腾誉于朝,而极为齐明帝所倚眷。然而,他的妻子却从此利刃随身,欲杀谢朓,为父报仇,夫妻以此而决裂,他甚至也因之而成了笑柄—范缜便常搬弄《诗经》上的句子“刑于寡妻”来嘲弄他。之后,也不过三四载光景,谢朓虽然拒绝了始安王萧遥光与贵戚江祏、江祀兄弟合谋的篡立,却仍由于首鼠两端、两面应付的为人,还是不免遭到诬陷,死于狱中。

竟陵八友中的萧衍曾经说过:“三日不读谢诗,便觉口臭。”足见其倾倒。萧衍之子—日后的梁简文帝—也在《与湘东王书》中盛称:“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对于谢朓,堪说推崇备至了。而八友的领袖沈约,则在谢朓死后写了一首《伤谢朓》,其诗云:“吏部(指谢朓之官尚书吏部郎)信才杰,文锋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岂言陵霜质,忽随人事往。尺璧尔何冤,一旦同丘壤。”

这首诗结语自是为谢朓之冤鸣不平,次联出句的“调与金石谐”则一笔勾魂,尽道其篇什的特色所在,就是借由声调音律的铿锵谐畅,形成可与天籁媲美的结构。这也呼应了谢朓自己对于诗境的追求,他曾经如是说:“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之所以能臻于此,而令六朝其他诗人退一头地,正因为谢朓的作品平仄协调,对偶工整,开启两百年后唐代号称“近体”律绝的先河。

李白日后以落笔不能自已之句书写谢朓者极多,有时是称许和怀想,像是:“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三山怀谢朓,绿水望长安”(《三山望金陵寄殷淑》);有时是借镜而自况,像是:“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游敬亭寄崔侍御》)、“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有时是感叹斯人斯文竟无后继者,像是:“独酌板桥浦,古人谁可征?玄晖难再得,洒酒气填膺”(《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朓》);有时又艳赞某家某作颇得谢朓之精神,像是:“诺谓楚人重,诗传谢朓清”(《送储邕之武昌》);有时不为了什么,或许就是忽然间一兴突发,天外飞来,所触仍是谢朓:“明发新林浦,空吟谢朓诗”(《新林浦阻风寄友人》)。

这几个李白脱口而出的名字,俱是前代大家。作为士人,他们留在世间的功业的确有霄壤之别;作为诗人,个别的情性、风调也绝不相同。然而,就连李白自己也纳闷:为什么不假思索,转念便是他们?

这时,众人皆已停杯止箸,唯独那卢焕老者,酒兴尚酣,索性捧起酒壶,就唇边再豪饮了几口,拍着胸膛道:

“李郎,彼等身在贵盛之中,原本无心济天下。有如谢东山者,以望重而入仕;有如陶元亮者,以心远而地偏;有如谢康乐者,不免怀忧而玩世,一死却博得了殉旧之名,而竟能与孔北海、嵇中散齐肩;至于谢玄晖者,不过是畏祸及身,反复无常的一个人物—李郎若是真心倾慕此数公之作,则正应了老夫先前所欲唐突之事。”

“不敢,卢少府是前辈,尽管教训。”

“李郎心仪前代贵盛之人,口吟近古质野之调,似有不屑为时下声律所约束的意思。”卢焕越说,声辞越发激动高亢而急促,“殊不知,汝若生于四百年前、与谢东山同时,三百年前、而犹及一睹陶靖节与谢康乐,抑或二百数十年前、尚能闻见谢玄晖一吟‘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

一口气说到这里,卢焕竟然捉着胸前衣襟,浑身颤抖,另只手连忙撑住几案,陈过等人见状有异,也纷纷离席,近前支应。卢焕性倔,非把喉头言语说完不可:

“若在彼时,以汝一介白身,能作半句诗否?”说完,又仰头满饮了壶中余浆,“在彼时,在彼时—”

李白一惊。卢焕的醉言醉语仿佛揭开了他从来不忍探看的一个角落—原来是这“一介白身”四字;纵令如何致力于文章书史,满心想要追随那些圣贤、英雄、高士、才人;他犹原一介白身耳。说什么太白金星下凡,只消不在贵盛之家,偏能空怀铅刀一割的假想,他其实什么都不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