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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晋阳起兵的首谋者?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隋汤帝统治摇摇欲坠。正在此时,李氏集团起兵于太原,攻克长安,翦灭群雄,建立了勃勃生机的唐王朝。晋陽起兵是他们这一行动的起点,那么谁是这次起兵的首谋者呢?

有关唐朝的史书,都说唐太宗李世民是晋陽起兵的首谋者,“世民者,济世安民也”,其父李渊起兵是被迫的,是被李世民拉了上了反隋的大船。《旧唐书。高祖纪》云:“太宗与晋陽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同书《太宗纪》云:“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新唐书。高祖纪》云:“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陽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己决,而高祖未之知,欲

以情告,惧不见听“。当李渊知道此事后,初是”大惊“,”陽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己而许之“;《新唐书。太宗纪》云:”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据此看来,两书记载是一致的,都认为太原起兵的首谋人是李世民,而李渊只是被动的受摆布者。《通鉴》关于李渊受摆布的记载还非常具体:先是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打算”乘虚入关,号今天下“,继又使裴寂说服李渊,最后李渊才不得不说:”吾儿诚有此谋,已如知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这就是说,李渊是个遇事缺乏主见、无所作为、任人摆布的无能者,如果没有李世民,晋陽起兵就无从谈起。后来的一些史学专著,多从此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认为:“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份,616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必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南开大学编的《中国古代史》(上)则说:“李渊用他次子李世民的策略,自太原起兵反隋”,十大院校合编《中国古代史》(中)认为:“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十分精明干炼,他积极聚积力量,劝说李渊起兵反隋。”

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许多学者认为,李渊是晋陽起兵的首谋者,他作为隋朝统治集团的一位重要人物,早就有叛隋起兵的念头,只是在正式起兵前几年里,一直处于隐蔽状态罢了,“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旧唐书》及《通鉴》载高祖“纵酒纳赂以自晦”,其实“纵酒”即沉湎,就是装糊涂:“自晦”即混其迹,就是掩盖自己。李渊以“纵酒”作为“自晦”之计,是一种防护性的策略,以消除隋扬帝对他的猜忌,这正是他老谋深算的表现,不能斥之为昏庸的酒徒。据《旧唐书。字文士及传》,早在晋陽起兵前四五年,李渊就与字文士及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武德二年(619年),字文士及降唐,李渊对裴寂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涿郡密论天下事,李世民才十三四岁,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怎能左右久居高位的李渊呢?615年,李渊受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时,副使夏侯端劝他早作反隋准备,李渊“深然其言”(《旧唐书。夏侯端传》)。又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载,李渊刚做太原留守,就暗暗自喜,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这表明李渊的政治野心。非常明显,李渊视太原为自己的地盘,早有并吞天下之心,李渊是个颇具雄心、富于权谋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晋陽起兵前,他就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陽密诏豪友”,为起兵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升任太原留守后,很快地取得了聚集在太原的济济群士的信任,成为关中地主众望所归的人。起兵攻入长安,“约法十二章”,很快稳定了关中秩序,当上了大唐开国皇帝。因此,晋陽起兵的主要策划者,首推李渊,他决不是昏庸无能之辈,而是一个“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的人物。晋陽起兵之时,年仅20岁的李世民,从年资、阅历或者实际的政治、军事经验来说,都够不上首谋人物,无论从资历还是威望上,都及不上李渊。

(华林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