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邵循正先生的研究談起

在中國研究明與帖木兒帝國交往史的學者中,北京大學已故邵循正教授佔有突出的地位。前面我們提到本世紀初以後漸有學者把漢學與伊朗學結合起來,邵循正先生是走在這個潮流前列的傑出學者。他率先把中西史料對比的方法用於明代西域的研究,早在30年代就曾發表《有明初葉與帖木兒帝國之關係》(註:初發表於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第二卷,第一期,單行本,1936年10月;重載《邵循正歷史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將帖木兒帝國史臣阿卜答兒·剌札黑·撒馬爾罕地著作的有關明朝之記載與《明史·西域傳》比較,多有發現。這樣一篇重要的論文,大約是因為明史學界與西域研究交流較少的緣故,很少見有國內外學者提及。

阿卜答兒·剌札黑·撒馬爾罕地為沙哈魯國王后裔作傳記,名曰《兩顆福星之升起》(Matla『al-Sa『adin),其中收有明朝與沙哈魯國王往來的資料,因而此書在上個世紀就已引起歐洲內陸亞洲研究學者們的注意。法國學者迦特梅爾於1843年曾將此書之一部分譯為法文,英國的張伯斯(W.Chambers)也將此記載譯為英文,後來布萊特施耐德(E.Bretschneider)將英譯收入其《中世紀研究》(Medieval Researches)。當時雖然歐洲已有學者研究《兩顆福星之升起》中有關明與帖木兒往來的史文,但受時代限制,他們均未將阿卜答兒·剌札黑·撒馬爾罕地的記載與漢文資料聯繫起來。本世紀初法國蒙古史學家布洛曬(E.Blochet)在其《蒙古史導論》(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中將有關段落的波斯文原文摘要刊出,並將其部分譯為法文。布洛曬在詮釋撒馬爾罕地的記載時,粗略地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記載,比他的前人大大前進了一步,啟開了利用漢文與波斯文史料研究明代與西域關係的大門,有開山之功。上述歐洲學者的研究成為邵循正先生進一步研究的基礎。邵循正教授閱讀上述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後,感覺尚無滿意之作;本世紀初以前的學者均未能融會中西史料,布萊特施耐德雖收入了張伯斯所譯《兩顆福星之升起》,但未讀波斯文原文,不知譯文疏誤之處及致誤之由。布洛曬雖然已經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史料,但搜求漢文文獻的能力畢竟有限。

邵先生翻檢《明史》,注意到《哈烈傳》中提到沙哈魯與駐守撒馬爾罕的侄子哈里關係不睦,數構兵。明成祖派出一名都指揮白阿兒忻台攜國書致沙哈魯,勸他與哈里修好。收錄在《哈烈傳》的這份明成祖國書長不過107字,前無抬頭,後無署名,顯然是一個節錄本。他在《兩顆福星之升起》之有關明朝的記載中看到,撒馬爾罕地也收錄了一封明朝皇帝致沙哈魯國王的國書的波斯文本。兩相對照,他發現撒馬爾罕地所收錄的這份明朝詔敕就是《明史·哈烈傳》中保存的明成祖致沙哈魯國王國書的波斯文譯本。不過波斯文本譯本篇幅更長、內容更多,當是明成祖國書的全文譯本;而《哈烈傳》所保存的只是成祖詔敕的節錄。

據邵先生查證,撒馬爾罕地所錄之明朝國書波斯文譯文中提到,明皇帝派往沙哈魯國王處出使的是Duchihun Bai AzkSan與一位千戶和一名百戶。Duchihun Bai AzkSan這個人名,張伯斯在譯此國書時未能譯出,而布洛曬刊布撒馬爾罕地波斯文原文時,因其音點脫落,不可讀,故亦未譯出。邵先生發現《明史·哈烈傳》中記載的攜帶成祖致沙哈魯國王國書赴哈烈(Herat,今阿富汗西部之赫拉特)是都指揮白阿兒忻台,在與波斯文譯本比較後,他指出波斯文譯本中這位名稱不可讀的明朝使臣,就是漢文史料中的「都指揮白阿兒忻台」,至於這個不可讀的名稱Duchihun Bai AzkSan,乃是「都指揮白阿兒忻台」的波斯文音譯。他把這個人名復原為Baial-Hintai。(註:查布洛曬所刊沙哈魯國王國書之波斯文本(見E.Blochet,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London,1910,p.248,波斯文第7行),這位明朝使臣名稱的拼法Duchichun Bay AzkSan,應校正為Duchihuy Bay Arkintay。而隨行的千戶也不是一位,而是兩位。詳見後。)也就是說,白阿兒忻台的這次出使同時見於漢文與波斯文史料。這是一個極為重要和有價值的發現。張星烺亦利用張伯斯的譯文對比《明史·哈烈傳》記載,作過一些研究(註:《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3冊,第269—270頁。),但因不通穆斯林語文,有欠深度。

《海路與陸路:中古時代東西交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