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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第五

近代以来,忧患成疾,人们多愿如孙文后来总结的“毕其功于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这个看来“旷日弥久”的办法,总认为在国势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凭教育救国,简直是一件缓不济急的事。戊戌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为答他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三十年后,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孙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样曲折艰难。他在当时的中国,虽位卑人轻,然而算得上是对中国积贫积弱现状最有认识的人之一。他意识到,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国内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1894年6月,孙文跟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希望李能变法自强。李鸿章对孙的改良主张没有理睬。

梁启超一度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联合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闻人,致书康有为,劝其息影林泉,自娱晚景,以便使康党同仁及康门弟子们走出一条新路来。康有为大为光火,命梁启超赴美洲办理保皇事宜,梁氏拘于师威,最终打点行装赴命。清帝逊位前夕,梁启超审时度势,认为康师所坚执的“虚君共和”这一政治理想,是没有前途的,就劝康道“借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1902年5月,陈范的《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彭家珍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回国运动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商量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梁启超与《民报》论战时期,宣扬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到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他跟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孙中山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说,成立之初,参加者不过千人。入会要自己填写“盟约”,滴以左中指的血,亲笔签名,宣誓后,焚掉盟约。为了防止满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号。同志相见,两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时,一人要问:“什么事体?”答:“国家事。”又问:“什么人?”答:“中国人。”相符后,才敢谈革命事。

1905年《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作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康有为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条驳斥康的论点,认为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

革命党痛斥满人对汉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无可救药的腐败,其言辞激烈甚至到了“词近诟谇”的地步。保皇党虽然言辞沉稳,却找不出足够的理由为清廷辩解。梁启超找到四点理由,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梁启超盛称光绪帝是数千年一遇的圣人:“皇上之圣德,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清政府立宪运动期间,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批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也恨透了母语,认为正是汉语和汉字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这种想法影响较大,吴的论敌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并推波助澜,提出了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在当时是一个大案,由肃亲王审理。肃亲王看到了汪精卫的三篇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深恶痛绝,故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精卫等人,以安抚天下人心。

1911年10月,张文光在腾越发动起义。起义胜利后,腾越秩序稳定,但张文光对怎样发展胜利心中无数,他感慨说:“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正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武昌起义后,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举袁世凯自代,未获同意;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劻、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袁世凯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问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回答说:“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附和革命,他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焦达峰却很快被立宪派人杀害。

孙文一生与钱财无缘。民国建立后,财政危机使革命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做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带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革命的反扑及其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失败的遗憾和痛苦。孙中山说:“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十月革命后,廖仲恺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他对十月革命抱有极大希望,他说:“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

林涛说,孙中山的一生最恰当地证明,一个人执著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么强有力改变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命运。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16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地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地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说:“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1927年4月10日,汪精卫到武汉。在各界盛大欢迎下,汪精卫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汪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鲁迅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得太多了,只是被称做“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胡适对革命怀有同情,他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变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工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

胡适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至于大失望。”

20世纪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义”。他认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恭俭让等正当的途径”。

1932年3月,汪精卫跟“国难会议”代表之一王造时说:“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是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王造时说:“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困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来比喻我们是客人,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天下为私’了!”

陈独秀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1932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字。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张元济一直是个“低调子”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他在会上说:“倘若没有戊戌的改变、庚子的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并和割剧。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像一个国家。(若当初即和平)我想并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

顾准在反思“革命”时认为:“人间世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他把革命当做一个前提对待,他考虑革命之后的问题,即“娜拉走后怎样”,他的结论是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