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书库 > 非常道 > 问世第六 >

问世第六

关于华夏文明的猜想。宋恕、夏曾佑讨论时质问:“神州长夜之狱,谁人之过?”

康有为反问王照: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那条路如何来得及?

慈禧问: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

孙中山问严复: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鲁迅在日本留学初期时问: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林觉民问: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

鲁迅在五四期间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19年初,王光祈问: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

刘半农在诗中写出了文明转型时代的国家意识:教我如何不想她?

郁达夫在《沉沦》中问:“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陈独秀在爱国声中问:此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问:从来如此,便对吗?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问:在完成了现代工业化之后,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文明的干城?

1925年,段祺瑞宣布举行善后会议,邵飘萍持批评态度,他说:“所谓善后会议者,不过一班寒酸措大,聚讼之庭,嚼字咬文,与人民之实际生活有何关系?”

徐志摩在诗中自承:我不知道风向哪个地方吹?

毛泽东在思考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时问:“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陈独秀问:(现代中国)“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

陈济棠问胡适: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1928年,林彪在井冈山上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蒋介石问:“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张伯苓问李济:人类学有什么好处?

梁实秋问: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又自承,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艾青写诗时问: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20世纪30年代,陈独秀被捕,章士钊为之辩护,章问:“党即国家乎?”

1933年,王造时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1935年,吴景超的猜想。后来是李约瑟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的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晏阳初问: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瞿秋白赠给狱医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着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胡适问叶公超:“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

殷海光问金岳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大肆搜捕共产党,在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是共产党后,蒋介石曾大为惊讶、震怒。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感慨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

魏巍在朝鲜访问后问:谁是最可爱的人?

梁思成问:“是这样的北京城门,是这样的北京城墙,为什么要拆?”

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让我活活挨饿?”

顾准借用鲁迅的名言问:“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王赓武问:“‘文革’究竟埋没了多少天才?”

龙应台在台湾跟“对手”较量时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20世纪80年代初,潘晓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余杰在世纪末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