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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父亲的一生

[访谈者按]对蒋氏姐妹之父蒋丰图的一生,杨原在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中有简要叙述,今转录在此:

蒋丰图,号稚云,8岁时父亲去世,先是随母寄养于叔父家,后母子三人回京定居,靠祖母做针线活及亲友帮助维生。13岁小学毕业,因无力升学,在家专攻国文。1930年北平市卫生局招考办事员,录用后负责文稿工作,后升任科员。以后相继在华北物资物价处理委员会、市教育局等政府部门任秘书、股长。1949年后,先后在市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后因身体原因被劝告退职,后来身体好些时就在明清档案馆、北京师范学院做临时工作。

[蒋亚娴(以下简称亚娴):我祖父行三,二大爷行二,二大爷没孩子就把我父亲过继给他,所以我父亲等于兼祧两家。]

亚男:原来一过年,我父亲还把牌位请出来,还有老人的照片,我父亲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还有他的二伯父、二伯母都有相片,有牌位。

我父亲留下一包东西,是他写的草稿,我看了,有他写的自传。我父亲说他8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可是我估计,他是腊月生日,他8岁顶多就是6岁。那时候大概是在山东,山东有我姑姑、我父亲,我姑姑比他大4岁,还有我祖母,这娘儿仨就没生活来源了。

我祖父这一辈儿是7个,我祖父行三,五男二女。我父亲有个四叔,我祖父去世后,就到河南我父亲的四叔家去,他那时候在那边好像是个县长。但是那个婶母特别厉害,吃不饱饭。那时候他家还有用人,听说有用人隔着窗户给塞个馒头什么的,就这样。住的时间不长,后来又回山东,可能我父亲的祖父在山东,这是我估计的啊。他还有个七叔,后来就跟着七叔上徐州,说是11岁,都是虚岁啊,就回北京了。

北京有什么人啊?就是我祖母的娘家在北京。他们是旗人。他们家姐妹多,我们汉军旗也随着旗人的称呼,我就记得小时候管祖母叫太太。九姑太太、二姑太太,这都是祖母的姐妹。有的也不是亲的,叔伯的,但是都走得很近。还有一个十一姑太太,这都是我祖母的亲戚。那时候就是靠亲戚接济,然后做点手工活儿什么的,给人家做点衣服,祖母就靠这个。

定:您祖母家的情况您了解得多吗?

亚男:知道点儿,咱们待会儿再说他们家,先说我们这边的。我父亲在北京上小学上到13岁。后来没有力量上学了,就专攻国文,他的国文好,诗词好,所以一直到老吧,还老是写个诗呀填个词的,做这个。他后来呢,就是头几年吧,没有正式工作,那时候也是军阀混战时期,有个亲戚说在某某部队里边,说你跟我去吧,写个字儿什么的,那不是叫书记么,去混了一个月俩月的,连薪水都挣不来,又回来了。后来卫生局招考职员,有人介绍他当书记去,写字儿,他就考上了,这时候起长期就在卫生局,那时候还叫卫生科。后来在教育局,就这两个局工作。

后来卫生局有一个同事的哥哥,要到香河做县长,想找一个秘书,就把我父亲推荐去了,到那儿就赶上殷汝耕香河事变注204,就把他扣下了。香河事变一共扣了俩人,就是我父亲和他那上司,后来县长跑了——噢,上司没扣,把我父亲扣那儿了。我们家没办法呀,就搬到北新桥方家胡同注205,找了3间小东房,特别小,就搬那儿去了。搬到方家胡同是为什么呢?这都是过去迷信啊,说我父亲这命啊就适合住东房,住别的房都不好。(原先)那时候我们在北新桥西大街住,挺好的那个院儿,我到现在对那个房子有印象。那一大院子吧,就一排北房,挺大的房子,这边有两个小西房做厨房,做下房。这3间北房都有后厦,所以关上门儿,就是前边这一大屋子,后边开开门儿也挺宽敞的,结果没办法。

我父亲被扣了4个月,好不容易回来了。回来了还得找卫生局熟人,找个事儿。就这时候,卫生局挂属的粪便事务所成立。这个粪便事务所在哪儿呢?在西四北报子胡同西口。我们就又在受壁胡同注206找了几间房,搬到受壁胡同去了,一直住到1952年我母亲去世,才从那儿搬走。

[亚娴:我父亲和母亲结婚以后生活也还算可以。到我懂事以后,我记得父亲是在卫生局的粪便事务所任所长,管那些粪霸。那阵儿各种厕所,都由粪霸管,都分好了,谁管哪块儿谁管哪块儿。你别上他那个地区去淘粪,你要上他那儿淘粪去他就能跟你打官司,能打你。我父亲就管他们这些粪霸,不让他们惹事儿,欺负人,另外地方分好了就不能随便再占别的地方。还管卫生,粪便那方面的卫生。

定:怎么不把粪霸取缔了,就由着他们为非作歹?

亚娴:那不行啊,就是为了管他们,才成立这个粪便事务所注207。

定:管得了吗?

亚娴:能管得了,那阵儿人也不像现在,还都服从管理。我父亲不是他们那种旗人,他受过苦,不是那种公子哥儿似的。我父亲很利落,也挺能干的,脑子特清楚,文笔也好,口才也好,为人也比较爽快热情,所以他交的朋友还是不少。]

亚男:我父亲在粪便事务所一直干到1943年。那时候是敌伪时期了,成立了一个华北物资物价特别委员会。市卫生局的一个领导,可能叫侯毓汶,请我父亲过去做秘书,这样就从粪便事务所离职到那儿去了。但是这个(委员会)到年底,12月,就解散了,就又重新改组了。然后我父亲可能还是通过侯毓汶,又到教育局去了,也是搞文稿工作。他不会别的,就是写的文稿特别好,人家都欢迎他。先头好像是在人事组,最后在教育局,濒临解放前夕吧,他做到局长办公室的秘书,还是局秘书我就闹不清楚了。一直到解放以后他还在那儿。

我父亲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从教育局又分配到工农干校注208。工农干校是解放以后新成立的,最初就在西单商场北边点儿,就是西单北大街的大街上,再后来这学校搬到白堆子注209这边来了。他就做个总务处的事务员,他不甘心。后来有一个表兄的儿子,是我父亲的表侄,跟我是同辈儿的,是爱新觉罗家的,那个爱新觉罗是我父亲的祖母。他在北师大工作,听说我父亲文笔好,就把他从工农干校介绍到北师大去了,也还是搞文秘,可能是校长办公室秘书这一类的。

[亚娴:解放以后他算国民党的留用人员,就比较坎坷了。我们有一个亲戚,姓金,是个旗人,我们家认识旗人多啊,就说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要一个秘书,推荐我父亲当秘书去,我父亲也不了解解放后的政策,关系怎么转法也不清楚,嘿,人家就走了,也没转关系,到师范大学才知道关系没转,就找姓金的,也没给办成。]

袁:所以我姥爷和启功他们挺熟,他们算的辈儿,启功管我姥爷得叫叔叔。

定:北师大当年有那么一帮子遗老啊。

袁:对。

亚男:我父亲为什么从北师大下来?一个是他身体不好,老生病,左病右病。一个是赶上“反右”,大鸣大放注210。他是为点儿什么事儿啊?我那四祖父跟他住同院儿,就是原来在河南做县长的那个。

定:就是那个婶特别厉害不给饭吃的那个?

亚男:对对。我母亲去世以后我父亲又结婚,就在小水车儿胡同找的三间东房。他老说我还是住东房好,我这命就得住东房,那个院儿挺好的。正好我那四祖父就住三间西房,在一个院儿里头,这老头也是,按说岁数也不小了吧,那时候人都老,我也闹不清他多大岁数,跟我父亲正好住一个院儿,说要写个什么“法治国家”,要立法。

定:那老头他是干什么的他写这个?

亚男:他不是县长吗。再后来做什么我不太清楚……结果我父亲就帮这老头俩人写了这么一个东西,送哪儿去了不知道,可能就为这个,人家彻底不要他了。他不够退休年龄,人家就动员他离职,那时候离职的正式文件好像都还没出来呢,就给他点儿离职费,这后来就回家了。

定:为什么呢?您父亲什么性格呀?

[亚娴:爱说。爱主持正义。看什么不对他都要发表议论,是这么个人儿。稀里糊涂就把我父亲打发回家了,也没退休金。1958年以后,就是我、我姐姐跟我弟弟我们仨人养活我父亲。我父亲一直到1977年才去世,73岁。]

定:那您母亲他们那一支呢?

亚男:我母亲姓关,他们家是旗人,就是北京的。我姥爷原来在西城区警察署,很多旗人后来都做警察了。

我母亲的母亲早去世了,从我认识姥爷家,就是后姥姥。但是后姥姥人特别好。自己没女儿,自己就俩儿子。可是对三个女儿,都不是她的,都挺好的,你看不出来继母样儿。我们去也都亲热着呢。可是对儿媳妇差点儿(笑),脾气大。大儿媳妇二儿媳妇,因为我也大了,就是我大舅妈二舅妈,看着在家是受气。

定:人家那不是不好,就是规矩大。

亚男:对,该说就说。也不是打人骂人的。我两个姨都没什么文化,上没上过小学我也没问过,我母亲后来跟我父亲结婚这么多年受熏陶,也能看看报纸了。我两个舅舅,那个大舅好像还上的高职吧。

[亚娴:我母亲1952年就死了,脊椎结核。我们旗人管奶奶叫太太,管父亲叫阿玛,到我们这辈儿就改了,管母亲叫娘了。我母亲脾气暴,但心眼好,很热情,很能吃苦,到解放前夕那一段困难,我母亲老有病,40多岁就死了。我父亲1952年就又跟我继母结婚。]

1936年蒋丰图与其姑父(袁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