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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自己

[亚娴: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好像我父亲是20岁,我母亲才17岁,我母亲18岁就生我姐姐了。]

亚男:我1925年生人。我是老大,我下边一个弟弟也就五六岁吧,死了,那孩子特别聪明,特别好。我祖母死也跟这个弟弟死有关系,特别心疼,可能是犯了心脏病,就死了。还有一个妹妹四六风注211,也死了,所以蒋亚娴就跟我差6岁。再下头还有两个弟弟。

我们家4个孩子,我母亲不工作,就靠我父亲一人生活,反正就维持着,就是正常情况下月月儿不够花的。所以我们脑子里就没有上大学这弦儿。我父亲供我们4个全是中专毕业。就不错了。

我就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初中毕业考上北京市立女子职业学校,就在原来北海后门西边点儿,路北有一大庙,后来解放了,那学校由妇联接管了。我学的是高级商业科。它那初中全是什么刺绣哪缝纫哪,高中就是学商业会计,学统计,学打字,反正都是出来以后能有一技之长,能工作。北京市和平解放,我在市政府工作。公务员,算是和平解放的……

我到1943年就中专毕业了,那年还不到18岁。正好(华北物资物价处理委员会)那儿招统计,我就考统计去了,一考考上了,这么着我和我父亲两个人一个单位,我父亲比我早去几个月,我是暑假以后考上了才去。我在统计科。工作半年(这单位)解散了,我们一同学就给我介绍到日本人的一个公司,去做出纳。那儿的日本人还都讲规矩,但是不管怎么着也觉得受压抑,精神上觉得受压抑。可是家里又等钱用啊,就得在那儿凑合着做吧。那时候北京有一份报纸,叫《华北新报》,那儿招考,我就考去了。在哪儿呀?在石驸马大街西口。就在石驸马大街路南的一个中学里边设考场,好多人报考呢,好多人哩。结果一考就考上了。我们这儿的会计室考上了三个,都是我们这岁数的。我到那儿就做出纳。大概有一年吧,可能整一年,就1945年了,日本一投降,就都完蛋了,国民党就来接收了,《华北新报》就改为《华北日报》,从石驸马大街就搬到王府井去了,就是《人民日报》旧址。

我在《华北日报》还是做出纳,干到1947年还是1948年我不记得了。因为离家远,(单位在)王府井,我住西四,我母亲身体不好。我父亲在教育局么,他就托人,北平市政府又成立一个新单位,叫作北京市民食调配委员会,它也需要统计人员,我父亲知道了就托人给我说,我就到这儿去了。到这儿以后1949年1月就解放了。

定:北京围城那时候你们是什么状态啊?

年轻时的蒋亚男(袁熹提供)

亚男:那时候打炮了也有点儿害怕,但实际上心里头对这解放还是希望的。因为你像我们小时候军阀混战时期,那都不懂事。等我上学以后,我上五年级还是六年级的时候儿七七事变,那我都有印象。我们住在受壁胡同一个里院,外院单有房,我跟我父亲早起来就听打炮了,怎么回事儿呀不知道,就站在院里就听,敢情那就是七七事变。我上中学整个儿是敌伪时期,敌伪时期以后跟着国民党又回来了,国民党那些个当官的没一个好的,那真是北京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所以就盼着解放,谁也不知道解放后什么样儿,但是也觉得换一个朝代,可能会好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