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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萧成(化名)口述

时 间:2006年1月8日

地 点:海淀区某机关大院萧成家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李南

[访谈者按]萧成(化名),1922年生,是“德伦妹”的几个妹妹中,唯一与文艺不沾边儿的。一副老干部的做派,很干练,很沉稳,没有那几个姐妹作为演员的那种生动,但也极具个性,说话也不失风趣。她的见识,据说在几个姐妹里也是最丰富的。

萧成是李滨的姐姐,按理这篇口述应该排在李滨的前边,但由于我是先找的李滨,许多事情都是李滨先讲,萧成再做补充,所以就按现在的顺序了。

1.不得烟儿抽的童年

萧成(以下简称萧):我在家里是最受气的。

定:我听李滨阿姨说过,您在家里最不得烟儿抽。注260可是为什么呢?因为您家里不喜欢女孩子吗?

萧:不是。

定:《李德伦传》里说是因为那时候家里开始走下坡路,他们认为晦气是您带来的。

萧:对,都说晦气是我带来的。我们家境那时候就开始下降了。

我1922年出生的,比黎频小两岁,比李滨大7岁。我们在鹞儿胡同的时候生活不错,是个四合院,四合院的北房后头有个夹道,夹道有这么宽吧,夹道那儿有个小屋,我是在小屋里,跟老妈子住一块儿。老妈子就说,你呀,不是他们亲生的,是在哪儿抱来的,捡来的。我那个奶母姓许,也不得烟儿抽,你想给我吃奶的人哪儿能得烟儿抽。整天价我就在那个小院里头,爱玩什么呀?也没什么玩具。逮个小虫子啊,解剖解剖,捡个小石头子儿啊,小瓶子小罐子啊,拿布缠个小角儿,然后过家家玩儿。我有时候想,我这个人来到世界上简直就是个错误。

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母爱是什么,没得到过母爱。我脑子里有这么一个印象,觉得她不是亲妈。我哥哥他们说她很慈祥,她对我可不是这样。真打呀,那没辙没辙的呀。那阵儿放午炮,午炮一响就对表,看看表对不对,我有时候就拨倒针儿,那对表是不好,就那么大个小表,我记得是蓝玻璃的,底下有四个爪儿,她拿起那个表来,“嘭”就照我头上给一下,血就流下来了,到现在还一坑呢。

我大姐(黎颖)后来老说,你知道吗?把你关到小黑屋里,把门插上,使那个笤帚,扫炕的笤帚打你,笤帚把儿都打散了……老说,我说你老说这个你什么意思啊?后来她不说了。我那阵儿很小啊,也就是五六岁吧,你打我就打我,我一声没有,我连地方都不动,就不动,我就这性格。李德伦给我起的外号叫“倔拧硬顶碰”,(对李南)你十姨(即李津),叫“混拙闷愣横”,你妈妈(黎频)叫“奸巧曲滑坏”,李滨没有。

定:曲是什么?

萧:就是比较小气的意思,我也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写。我是“倔拧硬顶碰”,我是看谁都这样。平常看着我,没事,群众关系也挺好,可是我要是不喜欢你说的,我就“嘣嘣”给你顶回去。

在鹞儿胡同的时候,他们是在东屋,西厢房那儿设书房,有老师教他们上课,我大姐(黎颖)、黎频和李德伦,他们三人。大姐是一本正经。你胖舅舅(李德伦)是老想玩儿。黎频老上厕所。上厕所呢就跑到我(住的小屋)那儿去,想要跟我讨讨好,让我跟她玩玩,我就不理她,你们跟我,反正是跟我不一样。然后她动动(我的东西),我就:“不许动!”就这样。反正我就是不怕,你们怎么着我也不怕。不听就是不听。

定:怎么会差那么多呢?

萧:哎呀,相差特悬殊。记得我舅舅从哈尔滨来,那时候还在中东路呢,看我母亲来吧,给黎频买了个大洋娃娃,能闭眼睛的那种,我一看可真喜欢,那么漂亮,简直是漂亮得要死,我要动一下她都不让动。我那阵儿对舅舅也有看法,觉得他就是跟他们那一头的,分了类了。

定:我真不明白您妈妈这是为什么,是不是生活不痛快?

萧:后来我大姐说过一些。一个是我父亲的事情丢了,政治上走下坡路。一个是我算了算,那时候我父亲正是在男(人)的危险时期,三十几岁四十岁上,婚姻上发生危机的时候。我父亲长得算比较帅的,年纪又轻,又有学历,政法大学毕业的,又有工作,又有势力,那……在北京他是名流啊,李三爷嘛。那东来顺西来顺,一听李三爷去了,吓得哆里哆嗦的,他张口就骂街啊。他在那个时候很前卫的,到北京饭店跳舞去,穿着千层底鞋,长袍马褂地跳舞,你想他什么德行?那会儿他就在外头逛窑子,嫖妓女。

定:就是李滨说的那个老六?

萧:她就记得那个。老六不是嫖的了,老六是认的干爹到我们家吃饭来,白老六。还有那个妓女,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戴的耳坠上面弄个三字,我父亲不是行三嘛,还到我们家去。因为他那时候又有这些桃色事件,又有政治上下坡路,他们夫妻两人闹矛盾。我家里有个折叠式的屏风,是玻璃丝的,很大,上头有各种花鸟鱼虫的,非常漂亮,那个上头有一个洞,就是那次我父亲开上枪了,他手里有手枪,把那儿打了一个洞。俩人闹得很厉害。那阵儿我母亲正怀着我,我生下来如果是个男孩子,这又好些了,可是生下来又是个女孩子。所以我母亲对我,对十妹(李津),还有几个弟妹都得病死了,都不好,就像后妈一样。有的后妈讲道理吧,都不至于这样。我还算活下来了,十妹最惨,是送到老家,送到丰润。李滨是因为他们到哈尔滨去呢,就比较闲在了,她脑袋瓜又比较灵,我比较笨。十妹还不如我呢,我到底是手巧一点儿,能干点什么事。

到安福胡同以后我就上北屋了。那阵儿不是穿棉袄棉裤么,拆棉袄棉裤,我就给择线头,然后叠铺衬。我是出苦力的,什么苦差使都是我的。从那阵儿起,晚上我就跟他们玩了。他们下了课,晚上是他们教我课。他们也是好(hào)玩儿呀,他们的大玩具吧,教我学字当老师,念错了就打一巴掌。就拿那方块字啊,那边是图这边是字,人手足刀尺,日月星,这几个字。我喜欢月这个字,我觉得月字比日字好看,月是开口的,日是封口的。他们问我:“太阳是什么?”“太阳就是那个月”,我喜欢月字,我又喜欢太阳,就把这俩凑一块儿了,太阳就是月亮。他们笑得直不起来腰了都,这逸事就给我传了很久。从那以后我就可以在正院里头跑来跑去了。

我有些动作挺像男孩子的,你胖舅舅捅马蜂窝去,带着我去,给我弄个湿手巾顶在头上,拿个大竹竿子。胖舅舅对我还不错,总的来说你胖舅舅最后是对我好。我们兄弟姐妹关系没什么,但在我内心上头,你们跟我玩,比较平平和和的,我可以跟你们和平共处,但你们谁要有什么别的举动,那我就跟那刺猬似的,刺就奓开了。

我不是跟老妈子住一块儿嘛,那时候管保姆叫老妈子,我还跟老妈子去过老妈店。

定:老妈店是干什么的?

萧:就类似于现在的家政服务公司吧,给人介绍保姆的。当然没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了。就一排小平房,黑咕隆咚的小屋子,里边一个大炕上挤那么多人,点个煤球炉子,大概是得交点煤火费吧,事儿谈成了就卷铺盖卷儿。

定:您记得老妈店在什么地方吗?

萧:那就不记得了,反正还是在鹞儿胡同住的时候。我第一次见跳大神也在那儿,那次是有人得病了,还烧香。

定:您还记得您是什么感觉吗?是害怕还是好玩儿?

萧:害怕,我就在一边躲着。

2.被学校开除以后

萧:我去考师大一附小没有考上,身体不好。师大一附小算是贵族学校了,(对李南)你妈妈(黎频)就考上了。黎频个儿高,比我大两岁,那一看就看出来了,一个是受压迫的,一个是压迫人的。

师大一附小没考上,我就上了师大平校了,平民学校。在师范大学里头靠右手有一个跨院,那儿有几间平房。我老说我小学的时候就享受大学的待遇,上大学的教室去上课,坐扶手椅,而且老换教室(众笑)。我们上体操,操场就是师范大学的操场。下雨的时候上风雨操场,就是很大的一个屋子,也是个大礼堂,开大会也上那儿去,那里头的器械我们随便玩。师范大学有个丁字楼,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那也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教给我们的都是师范大学的学生。师范大学嘛,也得有个实践的机会。这里的学生啊就有好的有不好的。有的是“饭团儿”的,有的是“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这我们都知道。

定:什么叫饭团儿?

萧:就是学生的一个特务组织吧,“饭团儿”不是他们自己起的名字,可能是外号,说他们是拿着别人东西(意为有人出钱),是跟“民先”对着干的。我哥哥他们都上师大附中,大家都知道,有一次“饭团儿”的给我们上课,就说我,说你们一家子都是共产党。其实我那时候功课不错,在学校也是个风头人物呢,我就站起来了,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我说:“你还不配呢!”(众笑)我那叫四六不懂,什么也不懂。我后来被学校开除了。

定:就为这句话?

萧:不是为这句话,还为别的。那阵儿我十几岁,小孩嘛,给“饭团儿”的几个人挖陷坑,整人家。他们开会去,(向我们打听路),我们就指着一个夹道,里面是女厕所,他们走进去就让人给打出来,我们躲在一边笑,就干这事。

那阵儿李德伦,我大姐,黎频他们都加入“民先”了,对我也好一些了。要不我为什么跟张洁珣比较好呢?她也被师大一附中开除了。

定:张洁珣是谁?

[滨:张洁珣是彭真的小肥皂,小姨子(胰子,旧称肥皂为胰子)啊。]

萧:张洁珣是张洁清的妹妹,张洁清是彭真的爱人啊,彭真那阵儿是北京地下党的书记。

南:这都算是北京市的名人了。

萧:张洁珣、张洁清都是张璧的侄女。注261张璧是汉奸哪,张璧,还有我那大伯,李际春,还一个平杰三注262,这都是汉奸哪。张璧跟我父亲都认识,我们是世交。我们在新新大戏院都有包厢,我们李家那个包厢在上场门,他们那个包厢在下场门,对着。

[滨:张二爷张璧嘛,我的印象就住在和平宾馆的东边,金鱼胡同,一个四合院儿,在那儿还办过堂会。

你看我们看戏去吧,我们包厢在这一边,我们在东南角,张家的包厢在西南角,坐在里边那张二爷嘛,张二奶奶,那钻石戒指,羽毛扇子,一关了灯以后,那钻石戒指闪闪的。他们那边是摩登,我们这边就比较,我母亲梳头用刨花,抿的,顶多戴耳环,不戴叮嘞当啷的。]

另外他们(李家兄姐和张家姐妹)又是同学,而且又是“民先”,这样几层关系。这些事影影绰绰地我都知道。当然这些事他们不跟我说,但是我在旁边听着,都听到耳朵里面去了。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哪个你该防备。我对这该防备的就下手了。

开除以后不敢跟家里说呀,说完不得一顿臭揍么。可是得找地儿呀,找的哪儿呀?过去有个《北京新报》,就在现在的北绒线胡同,注263现在是四川饭店了,我记得路北有一个大院,大红门,在那里头。他们把我就弄到《北京新报》,在那儿当儿童版编辑。那是地下党的一个集中点,张洁珣也在那儿。我起名叫萧成。她叫郑明。都没用真名。那个时候我就当编辑啦,我们俩在报上大发其稿哪。跟带着我们工作的几个地下党,金肇野,陈波儿,吕骥,注264我都见过呀。我们的报酬就是那一份报,我不敢拿回家去啊,你哪儿来的报啊?就给我舅舅了,我舅舅那会儿不是在贤孝里注265住嘛。我也从家里拿点儿东西给他们带过去,就这样,就觉得他们是好人。

我没参加“民先”,但是我当过通讯员,推油墨滚子啊,给这个送信给那个送信啊,到哪儿出去看看有人没人啊,都是我的事。因为我个儿小,又会骑车又有股闯劲儿。什么也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我小时候像个男孩子。

我母亲不知道,还以为我上学呢。一直到最后她也不知道我被学校开除。

定:我到现在也不太明白,就你们那种家庭,怎么都倾向共产党呢?

萧:这个呀,《李德伦传》不是写了吗?我们算汉奸子弟啊,背着这么一个骂名儿。那阵儿也有些正义感,觉得日本是侵略来了。九一八事变,东北的我大姨、二姨、舅舅他们好几个人,全都跑来了,都逃难逃到北京来了。我们的屋子里头都满满的,连大桌子上住的都是人。我反正也不起眼吧,人家也没拿我当回事,我就在旁边看他们,他们那洋钱哪,都绷到那衣服里头,棉袄棉裤里头,到这儿拆了以后把钱拿出来。说是这兵啊,抢,绷到衣服里头呢,都穿着,这衣服又破破烂烂的。那时候日本还没来呢,我就差点没跟南下宣传团一块儿走到百灵庙,后来他们看我身体不好,没让我去。我就是在旁边瞎起哄,起哄架秧子吧等于是。我们也演《放下你的鞭子》。张瑞芳也在那儿。我特别欣赏张瑞芳,她是艺专的么,留的那长发,往后分,别的一朵小黄花,哎呀真漂亮。注266

我在绒线胡同待了不到一年,然后就七七事变了。那就是1935年、1936年是吧? 七七事变我们就离开安福胡同到鲍家街,那儿还有一个绒线胡同。注267好像也叫绒线胡同,那儿有个马家,他们家院子比较大,有花园什么的,到他们家避难去了。因为我母亲是一听见炮声就得上厕所,就拉稀。没躲几天日本就攻进来了,日本攻进来了,这一家子就又回来了,回安福胡同。

七七事变以前我考的中学。我母亲不让我考,说我能折腾,怕我惹事。那阵儿我就单独住一个屋了,因为我发现有肺病,暴发了,吐血。正好没人干扰我。不允许我晚上开灯,到时候都得睡觉啊,我就把门从里头锁上,把窗户帘都挡上,把灯拉下来,趴到地上,学,准备。为什么那么用功呢?我考是没问题,我就要考免费生,不花家里钱。考的是哪儿呢?考的是一个不大好的中学,和平门里头,叫东华中学,现在那个学校也没有了。就考了前三名,结果就这样也没让我上。我非常想上学,因为我到学校是个解放啊,离开这家门就是个解放。

3.为父亲熬大烟

萧:没让上学就关到家里,就照顾我父亲。

在安福胡同我就开始给我父亲熬大烟了。我父亲到天津去当缉私统领,就是管戒大烟,那阵儿不是烧大烟嘛,闻着呀那味儿是特香,可能闻着有点上瘾。我估计啊,在这里头可能就拿点回去抽。有时候精神顶不住了,就抽两口抽两口地……

这也怪了,给他熬大烟啊,收拾他这烟盘子啊,我是一教就会。我现在看电影,那些抽大烟的都不对劲儿。有个什么电视剧还是电影啊,那个姨太太拿个烟枪到处溜达,跟拿大烟袋似的,那个烟枪离不了烟灯,离了烟灯就不起作用,而且烟枪挺沉挺大的,你拿着它到处溜达干什么呀。现在那烟灯也不对,那烟灯只有这么矮,躺到炕上抽,炕上又搁一个小炕桌儿,那不是找罪受嘛,你躺着,还得欠起身够那个烟灯去?

定:那不搁小炕桌搁什么呀?

萧:就搁到炕上。讲究的是烟榻,跟个大椅子似的,是硬木的。能躺两个人,很短,你躺着吧,底下接一个垫脚凳。烟盘子这么大,一般是铜的,里边有烟钎子,很细很细的,也是铜的。他们抽烟就在那儿这么抽,那么大的烟泡安在烟斗上,这个手拿着烟枪,这个手你还得拨拉着抽,都抽进去。等烟泡全都进了烟斗,没了,这才算完了。滚那烟泡挺好看的呢。

定:您就管给他滚那烟泡?

萧:我不,我没滚过烟泡,我是熬大烟。大烟土这么大块儿吧,这么厚,它里头掺着土,把它剪了,搁上水,搁到火上熬,熬大烟是使铜锅,熬化了。然后底下放一个盆,上头有个跟斗笠似的东西,大眼儿的,把一种纸,黄色的,先烤,把纸上的毛毛什么烤掉了,然后搁到上边,垫好,摆好,然后拿水浇一下,它就帖服了,然后把熬的烟土倒到这上边,顺着边倒,它哗哗哗地就漏下去了,漏下去的水是黑的,褚石色的吧。留在纸上头的是黄的,然后拿铲烟的烟板,都是竹板,沾,这沾也是个技术,还不能把纸蹭破了,沾下来,搁到这锅里头,搁上水,再熬。熬一次不成,来回来去地熬,熬三次,把土里边的大烟熬出来。你看最后熬的那颜色浅了,然后倒到一块儿搁火上,烧膏,把水汽都蒸发了。熬到最后成了烟坨,就得拿那个铲子,抄底儿,别煳了,最后熬得跟糖稀似的,黑色的。就这么大一块烟土啊,也就熬出这么大一块。

定:整个这要经过多长时间?

萧:一天。不是天天熬,熬这样一块能抽几天呢。我管熬这个,然后烟盘子是我收拾。把那烟灯擦亮,都是铜货呀,把烟泡也擦亮,把灯捻儿剪齐了,把烟钎子都擦了,烟盘子也擦了。然后清理烟斗,把烟斗拧下来,用一个挖烟斗的东西,形状像高尔夫球的杆似的,当然很小了,就这么大点儿,挖那个烟斗。烟斗里头都是黑的、胶的烟灰,有的那抽不起大烟的,就抽这个烟灰,抽烟灰最伤人了。有的时候他们烧大烟的时候也弄点烟灰搁里边,省啊,买这么一块大烟土很贵哪,都是什么热河的、云南的。

由北京解放,我回来了以后呢,我就要找这个烟枪。我弄了多少年哪,我要拿那个当摆设,玩儿,可是我们家所有的那套东西都没了。

4.参加革命

定:您后来在北京就一直没有上学?

萧:没上学。到我走的时候已经在家待了6年,要不然正好高中毕业嘛。可是我看书看得多,尤其我得肺病那时候,胖舅舅给我买。苏联那本书,叫《金表》注268,有这本书吧?写流浪儿的事。胖舅舅就是不许我看《红楼梦》,因为我也没那么高的文化,小学没毕业嘛。

我父亲后来对我特好。我父亲那屋打扫卫生,谁也不能进,只能我进。原来是我母亲的事儿,后来我母亲就推给我了。后来他喝酒的时候吃水果,香瓜啊,梨啊,切成小块拿牙签搁到那儿,他吃,他一喝酒就叫我坐到旁边,跟我聊天儿。那个烟哪,后来他自己也逐渐逐渐地戒了点儿。抽得不多了,喝酒。嗜酒如命。

定:回民不是不许喝酒么?

萧:嘿,回民还不许抽烟呢。回民不许的事多了,他都许了。他是酒精中毒死的。他一生不置产,不攒钱,所以他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们留下。

定:那就是说您走的时候您父亲还在?

萧:在。他不在北京,到上海去办什么事。等我走了以后他回来,跟我母亲不干了,跟她发脾气,说准保是她把我打走的。噢,我还有一相片呢,临走之前在西单照的,这是我,这是黎频,这是黄甘英,这是张洁珣,“四大美女”。后来我就跟她们走了。

[滨:黄甘英是张璧他们家儿媳妇,张洁珣的嫂子。

定:张家那帮人怎么都参加革命去了?

滨:这个有什么奇怪?那你说周恩来他们家呢?你以为怎么着?你总没弄明白这个事。好日子不过,吃饱了撑的?]

定:您在家那么多年一直跟张洁珣她们联系着?

萧:没联系。

定:没联系后来您怎么跟她们跑了?

萧:她们是早走的。就是张洁珣、黄甘英两人,两人到北京来进行工作,然后顺便要把她们的老伙伴就是黎频接走。她们的老伙伴呢,嫌那地方艰苦,的确,她去了是不行,也娇气,另外走路也不行。她没去,我说我跟你们走,她们有点打锛儿(即说话或背诵接不下去,中途间歇),我说没关系,我干什么都行,只要把我带走就行。我就不想在家待着,想脱离这个家庭。黎频也觉得这是条出路,要不在家怎么办?

当年的“四大美女”,从左到右:黄甘英、张洁珣、黎频、萧成(萧成提供)

[定问滨:她们俩(张洁珣、张洁清)好像跟你们家关系特别近?

滨:张洁珣跟黎频一直走得近,张洁清不是特别近。叶群那时候叫叶宜静,跟黎频同桌,走的时候我母亲还给她一块还是两块袁大头呢。那儿(指师大附中)净出人物,人物多啦。都是什么大区的书记,组织部长什么的,“文化大革命”先后都“嗝儿屁了”(北京俗话“死了”之意)。你看邓立群好像就是他们“一二·九”的头儿。

他们去了根据地然后回来是做地下工作,少奶奶的打扮,坐着洋车,金鱼胡同注269那个宅门就等于是一个交通站嘛,我六姐(指萧成)就跟她们走的,因为她没有出路啊,找一个婆婆家嫁出去,顶多这个。]

我那时候不是长头发嘛,就梳成个纂儿,跟妇女似的,这边留一绺头发,挎上包,穿上裤褂。她们俩会说冀南话,我不会,让我当哑巴。到了冀南,冀南那阵儿很残酷的,他们就说让我到路西去,到太行去找我大姐,就过了路。

定:路指的是什么?

萧:铁路。

定:您就是去找您大姐去了是吧?

萧:没有。走的时候不是要找她去,那时候我稀里糊涂,只要离开家就好。路西和路东比较起来平稳一些,到路西以后我大姐就整了整我。

南:干吗整你啊?

萧:就说由那个家庭出来的,得锻炼,到农村当小学教员去。也不懂话,什么也不会,也出了些洋相。

定:您没有像他们那样搞文艺是吧?

萧:没有。到根据地以后是想让我搞文艺。你想一口北京话,而且我特别爱唱,唱得还可以。我说我不干这个。我就一直当兵啊,我什么苦都能吃。你像我们到那儿去,晚上行军,叫昼伏夜出,那地方很苦的。

定:您到路西以后回过北京吗?

萧:我是1943年去的,1944年就把我派回来了。回来一看,个儿也长了,原来我个儿不高,出去穿的裤子都短这些了,得解放了嘛。

定:讲讲您在北京做地下工作的事。

萧:主要是搞情报,找些个材料。就住在家里,就利用家庭这关系、社会关系,各方面的关系。天安门那边的小楼,殷汝耕注270在那儿,那时候是日伪时期的建设总署,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杨娴馨(萧成家的一个熟人)就在那儿工作,把我带进去。

定:您父亲知道您是干什么的吗?

萧:知道。我告诉你,这政客呀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我把毛主席的《中国的命运》什么的都给他看,看过以后他说这说得有道理,看来这蒋介石没有发展。所以他也帮着我找些材料,帮着我找报纸。

我跑北京跑了两三趟吧,第四趟的时候火车坐不上,进不来了,就从太行走路到晋察冀,把腿走坏了。我们一共7个人,一块儿从太行到晋察冀,那6个都是男的,我一个女的,男的都是年轻人,都是20多岁,说我不行,肯定是谁的累赘,我个性特别要强,我怕人家说,所以一过河,绑着绑腿就跳到河里。走了两个月吧,基本上在河里头走,山里头就是一个一个小河沟啊,那阵儿都有水,现在都干了。最后是急性关节炎,连坐都坐不住了,这个腿差点没锯下,现在还有点瘸呢。有一次我的背包掉到河里去了,晚上睡觉没办法,跟着男同志一块儿睡(笑),就盖一个被子,那阵儿无所谓。稀里糊涂就这么过来了。

最后一次回(北京)来,我就被捕了。那是1945年,我23岁,还没结婚呢。由青龙桥抓的,我说跟家里通个电话行不行,他们说可以,电话是我母亲接的,我说我病了,回家来看病,哪儿哪儿把我给扣下了。她也念过书啊,这么一说她就明白了,说那怎么办呢?说我们接你去吧。我母亲就来了,到青龙桥一下火车,我趴到她耳朵边上,说您赶紧上厕所,他们都是大兵,不能跟着进去啊。(在厕所)我跟她说,我说我就是学生,是日本来了以后我受不了这个气,我要抗日救国,所以跑的。我就说家里有个哥哥,有个姐姐,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没敢说我大姐。

定:您是怎么被发现的?

萧:是打到我们内部的一个特务。他正好也坐那趟火车回来汇报工作,(在火车上)看见我了。我就没编瞎话,我说我抗日走的,现在日本投降了我得回家了,我还有病,还拿着药。的确是这样,我腿还瘸着呢。而且那时候我确实是特别瘦特别弱,脸色特不好。他们到家里去调查,那阵儿家里还有汽车还有相片什么的。一看见我父亲的大相片,穿着袁世凯时候的那套服装,中将,“咔嚓”就给打敬礼。回来这么着呢,他们也没查出我什么来。我在青龙桥蹲了4天,在南口待了一天,又审了一次,有我母亲跟着嘛,都跟在青龙桥时候说的一样,就把我放了。

[滨:然后把她放出来了,出来就有一个搞谍报的科长,还一个参谋,张参谋,在我们家整天儿地盯着。最后她还是走了,说上我姑姑那儿去了,打马虎眼过去了。]

定:您参加革命算哪年?

萧:抗日啊,我有那纪念章。现在我们这个家族里头有这个纪念章的就我和我大姐。

[滨:我六姐的入党预备期是半年,是按阶级成分分析的,她虽然生在这个家里,但地位相当于使唤丫头。她半年,那些狗崽子(指李的大姐黎颖与哥哥李德伦等)都是一年。]

“文革”前我在外文书店,就是现在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编目资料室主任。我这个人也是比较有点个性吧,也不会顺着说好话,也不会拍马屁。上头的下头的都有得罪。到“文化大革命”我也挨整了。我告诉你,搞地下工作的没有不挨整的,我还被捕过。但是我这个人呢,是我们家里血统关系也不是怎么,你整我我不怕,你顶的话我跟你顶。牛棚我也待过,你让我排着队出来,我照样昂首阔步地走,我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是应该垂头丧气的人多呢,还是应该昂首阔步的人多?我就是这样。搞外调的上我这儿来,我说是你们经过那个时候,还是我经过那个时候?如果你们要那样写的话,你们自己写。你们别让我照你们想象的那样去做。

定:我看您也特有个性,可是跟您妹妹的个性不一样。

萧:不一样。她是比较张扬。我还告诉你,我是决不跟李滨还有黎频一块儿上街。我觉得她们太张扬。李滨是嚣张,黎频不是,黎频就是名人,尤其在这一带,她一出门:“哟,孙奶奶”,就把她的戏扽出来了。哎哟,她就特别高兴,我就在一边躲着(笑)。还一个是什么呢?她们演话剧舞台剧演的,演惯了,说话声儿就大,笑的声音特大,特夸张,我受不了。我干脆不跟她们一块儿出去。决不在她们跟前儿。绝对地不争头版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