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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滨口述

时 间:2004年2月17日

地 点:北京市劲松西口某小区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李南

[访谈者按]李滨女士是我的“发小儿”李南为我联系的,她是李滨的外甥女。李南的母亲名黎频,是李德伦的大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她最早为人所知的角色是在脍炙人口的话剧《龙须沟》里扮演王大妈,后来最为人知的角色是《万家灯火》里的老大娘,还有为1986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刘姥姥配音。别的也许还有,也许更著名,可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这个访谈,我原来瞄准的就是黎频,但她不幸已于2003年逝世,李南便为我联系了黎频的九妹李滨女士。著名剧作家黄宗江先生对我说过,他与李德伦兄妹20世纪40年代一起在上海时,都称黎频为“德伦妹”,她一度比李德伦更活跃、更有名,以至于不相识的人们都将李德伦称为“德伦妹的哥哥”。据此以推,我这里采访的两位,就是“德伦妹”的妹妹了。

李滨近照(李滨提供)

李滨女士本人也是演员,20世纪90年代曾在《甲方乙方》《我的父亲母亲》等片子中担任角色,迄今仍活跃在舞台与银幕上。但她与我谈得最多的并不是她的演员生涯,而是第一,她幼年在宣南生活时的家庭氛围,按照她的概括,那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典型家庭”,这种“半封建半殖民”的典型特点不仅是她家,其实也是民国时期北京城部分上层社会生活的典型写照。第二,是她兄姐离家参加革命的经过,以及对她产生的影响。这其中最激情洋溢的段落,是讲述20世纪4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1949年解放军的入城。这是北京城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即使是写最寻常的百姓生活,也不可不记的。

本篇口述可以与《李德伦传》互相参照补充之处很多,因为李滨在北京经历的许多事情,都发生在李德伦离家之后了。

定:我和李南是从小儿的朋友,我俩也同岁。我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正在做一个关于老北京的项目……

李南(以下简称南):她姓定,是满族。

定:我们也是后来到的北京……

李滨(以下简称滨):满族当然是(后来到的了),原来在关外嘛。

定:我记得当年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李德伦先生给我们做过报告,他个头儿特大是吧,跟您好像完全不一样……

滨:仨爹俩妈的(意即不是一个爹妈生的)是吧?

定:……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滨:一个是大秤砣一个是牙签儿(大笑),我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定:你们家原来是回族?

滨:是呀,现在也是。

1.回民家庭

滨:我们不是老北京,我们都是移民。

定:那你们是什么时候,从哪儿移来的啊?

滨:起码两代了吧,不知再上面有没有。胖舅(这里是以李南的口气说的,指李德伦)的书里说是金陵,那就是南京嘛,我们祖上好像是金陵的,也不知什么时候到的河北,我爷爷时候就在河北,丰润。我父亲他们兄弟三个,老大老二老三,我父亲是老三。我大伯父叫李际春,二伯父叫什么名不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是李宏春。注221

我们家是“半封建半殖民”的一个典型的家庭,“半封建”更多一些,“半殖民”的时间不长。我大伯父是奉系军阀,他一直在沈阳,我们曾经有一段也吃过他的挂落儿(受牵连之义)。知道李香兰吧?

定:知道。解放前的歌星。

滨:不是解放前,是日本那时候,后来她成日本的议员了,政界的。她为什么姓李呢,就是我大伯父收她做干女儿。她姓山口,爱唱歌,家里不同意,就弄的留声机,唱片呀,搁到厕所就听啊,学着唱,我大伯父就觉得这小孩成,就给她取名叫李香兰。注222

那时候还没生我呢,我1929年出生。在那以前张作霖就不灵了,他(大伯父)什么事到天津跑反,什么便衣队,注223完了后来又回去了,一直到1947年,辽沈战役比较紧张,他那边不成啊,赶快坐飞机跑到北京来,带着他小老婆,让我骂跑了。

我从小对他就没好印象,因为他好几个姨太太。他那时候早就没落了,但是他有钱哪,没钱他弄那么些姨太太。有个大伯母,我们管她叫赵太太,没有孩子,然后她就走了,走了以后听说他在沈阳又找了一个唱大鼓的,比他小一半,这么一个,他那时候七十多了,脏吧唧唧的。他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早上叩齿,有这一套什么养生办法,所以他活得岁数挺大的。那时候我找地下党,就特别看不起国民党那腐败呀,我就成心挤对他,就想把他挤对走。有一次我母亲不在家,话赶话的,我就跟他吵起来了,我就整个一个造反,他说我是王八蛋,我说我要是王八蛋,你是我爸的哥,你什么玩意儿?你什么东西啊?你老王八。那时候国民党有个稽查处,我说你再嚷嚷我到稽查处检举你去,我说你他妈日本汉奸,军阀,你折腾什么你。可能这个他也害怕了,走了。临走的时候我们买的那个肥皂,两块连着的,都晾在窗台上,还有些劈柴也在窗台上,他还卷了我们几条肥皂走。

定:他那么个大官僚还至于卷你们家肥皂?

滨:不是东西,整个一个老王八蛋。后来1950年“镇反”的时候给毙了。

定:奉系倒了以后他做什么?

滨:那我哪儿知道哇。我知道这点东西已经不错了。

定:您二伯呢?

滨:不知道,属于一个土豪劣绅吧。屁事没做,就守着家里那点儿地,抽白面儿,扎吗啡,什么都干。后来是病死的呀,还是怎么着。除了这点土地好像还干点什么别的吧,要不怎么禁得住又抽大烟又打吗啡呀,而且媳妇也不能只有一个。他的儿子就是我四哥,反正就是抽白面儿,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听说当地解放以后是土改还是怎么着让人给活埋了,就在我们老家丰润县。注224这我都是听说。这四哥长得还挺漂亮的,我见过他。还一个七哥,也是他(指二伯)的儿子,常上北京来,我印象特别深,长乎脸儿,一脸的疙瘩。到北京来就盯胖舅的梢,胖舅住南屋,有《世界文库》什么的,他就翻里头有什么东西,胖舅说来一狗。那时候他们不是都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注225么,后来北京这儿不成了,走了嘛,上上海了。当然不完全是他这一个因素。七哥怎么死的不知道,活该,爱死不死。我们跟他们家也没太多关系,根本不通信。他们就是有时上北京来,见一下,几年才来那么一次,然后都是听我母亲那儿说,或者老家来人东一耳朵西一耳朵。

所以我们家要是把叔伯的都搁在一个棋盘上啊,那是“黄河为界,两国交兵”。

亡清纪念物:清亡时父亲割辫的留影和照片背后的说明(二幅,李滨提供)

2.父母与兄姐

定(看滨父剪辫的照片):这个毓祥注226是谁呀?

滨:我父亲呀。

定:他那头发,就前头这儿,怎么还有一点?

滨:是呀,长出来的。他刮得勤就不至于呀。也许那时候正人心惶惶的。

我父亲老早就出来了,不知在哪儿上的学,他不可能在丰润县上学,丰润那儿有什么呀。好像二十一二岁就在平津一带,他学政法的。北洋政府时候,他是一个官员,北洋政府不是时间很短吗,完了他就没什么事儿,因为他认得好多军还是政府政客警察这类的,认识的人比较多,所以他后来一直赋闲,一直赋闲但是他也不缺钱也不缺车,开车的、老妈子、听差、厨子,厨子是老家的一个远亲,这么一大摊子。

定:那他为什么会不缺钱呢?

滨:他就等于一个地方势力,就算是名流,认识好多地面上的人,一说就是北京名流李育庠。你要在这地方办实业,那时候不叫企业,什么开银行的、开报馆的、开绸缎庄的,什么珠宝商、古玩等等,包括唱戏,都得拜这些地方势力,有什么事一疏通,他地面上能站得住。可能这个有关系,他“创造社会价值”吧(众笑)。有人供着他,给他支票。大中银行的,在西交民巷把口,一签,大中银行注227。我估计啊他也有些积蓄,估计还有存款,有点家底儿吧。还有些字画,包括我母亲的首饰,后来我们家可能就卖这些个,我们家就没什么字画了。我们老家没有地,地无寸土,房无片瓦,也没开买卖,就是这么着。我父亲也不置产业。

定:连房子都不置?

滨:没有,就租房。

定:这挺奇怪,因为好像回民不这样过日子啊。

滨:可能跟我父亲在政界有关系吧?你要真是在牛街胡同里头卖牛肉羊肉那么起来的,或者弄一菜行那么起来的,或者再弄点房产倒来倒去,那就不一样了,那他也不可能供他儿女,一定要学业多高,男的顶多就继承父业,女的就在家做活然后找婆家就完了。只要学历这么一高,您的家业就保不住了,就踹门颠儿(颠儿,北京话,走了之意)了。基本都是这样,他接触了民主主义思想,不能囿于这种生活了。

我父亲过的日子挺潇洒的。抽大烟。他禁毒,然后他自己抽上大烟了。

定:他每天就是抽烟?那抽烟也得花钱啊。还养一大帮孩子。

滨:他有支票啊,在安福胡同注228的时候就拿着支票。在安福胡同的时候基本上上午就不起床,中午起来吃点饭,完了抽大烟,再睡一会儿觉,下午到四五点钟,或者五六点钟就出去啦,有饭局,完了就听戏,半夜再回来,就这种生活方式。而且我父亲有洁癖,好家伙那个,我母亲就侍候他,所有的茶碗茶碟儿,且涮且洗哪。他抽大烟的那一套烟灯擦得锃亮,漂亮极了,那是工艺品。不是像现在(电视里演的),那根本就不对,脏乎乎的,在大棚子里一靠,那是拉排子车的抽大烟。我父亲那景泰蓝的小烟盒,弄一点烟哪,折腾半天才抽上这一口,一边烧一边聊天儿,且玩呢。我母亲给他熬大烟,挺复杂的呢那工序,烟土这么一大块,熬生膏以后就像咖啡,黏的。我就爱闻那个生膏子味儿,特别的好闻,香极了。注229

我父亲还捧角儿,好多戏子,还有梨园界的等等,好多,都是名流。他还逛妓院,但是他从没带回家来,就有一个带回来过,就是那个施老六,八大胡同施家胡同的,那一看就有派,平常出来都素面朝天,基本不施粉黛,那眼睛……就算干女儿似的。这个施老六,她给她鸨妈家挣了好多财礼,(她鸨妈)有一女儿,她挣的钱都供那女儿上学,给她气得够呛。她后来嫁给一个律师,在天津,“文化大革命”也遭了罪了。

定:你们家去清真寺吗?

滨:不去。顶多就把把斋。我母亲把把斋。我父亲又抽烟又喝酒的,一天喝一瓶多,白干。最后就死于酒精中毒。死的时候50多岁,是1946年11月份,下着小雨,在家里,就是他起夜,他觉得有点头晕,就坐到凳子那儿,就过去了。挺干净的,一点没有留汤了浸湿的。估计就是脑溢血,可是他也没瘫。没有落炕上的过程。反正那时候就总吃药。我下学回来拿了方子就抓药,抓药回来做作业。

定:您父亲后来是按回民的葬礼还是?

滨:对,葬在复兴门外五棵松,那边有回民的墓。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迁到东郊,给了一个单儿(证明或收据之意),也找不着了。

我母亲姓铁,沈阳的回民。她是中等师范,现在来说可能是初中,然后好像16岁结婚,那时16岁就是15,虚岁。我外祖父我有印象,老头儿的指甲盖那么长,胡子长着呢。他们从哈尔滨到北京以后在我们家住过,后来在绒线胡同买的房子,离我们家不远,然后搬到安立胡同,就是首都电影院后身西侧的一个胡同。

定:您外祖父是做什么的?

滨:不知道,听说是驴贩子,做生意,也不是特别富有的。注230

定:母亲家哥儿几个呀?

滨:大姨二姨三姨,我母亲行四,然后是一舅舅,那舅舅可能最小。都在(东北)那边。大姨我见过,三姨好像也见过,大表哥来过北京,上国高,在这儿住过一段儿。

定:您母亲怎么和您父亲结婚的?

滨:可能是说媒吧。我母亲跟我父亲差7岁。她活到八十九,差一年90周岁。

李德伦不是说嘛,他的音乐启蒙老师就是我母亲,我母亲有个风琴。我母亲就这点好,你不是什么(指其父抽大烟逛妓院)吗,我就在家里玩牌。一日三餐都料理完了,一日三餐都亲临哪,有时候还亲自炒菜。这一大家子。都弄完了,晚上没事了就玩牌。

[萧成:我母亲这一打麻将啊,还不敢让我父亲听见,这麻将洗的时候不能这么哗啦哗啦洗,得推着,还得告诉:“别出声别出声。”有人跟她打。我小时候都学会打麻将了。我没跟她一块儿打,但是我在她旁边看着我都看会了。]

定:你妈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呢?

滨:反正挺开通的。

南:挺强的。

滨:你想这个家里上上下下她都得应付,在交道口那儿,1952、1953年的时候就是居委会主任,那不拿钱,绝对不拿钱,还往外掏。“文化大革命”受冲击,她受冲击不亚于李德伦。

我母亲怀了20胎,有一个是双棒儿(即双胞胎),就是21胎,21除以7,我们的成活率是30%。我在7个里头是老五,大排行里头我是行九,她妈(指李南之母黎频)行五,比我大9岁。山西那个姐姐(黎颖)比我大15岁,李德伦比我大一轮。

我母亲没有奶,没有奶就很容易怀孕。好比说年初生一个吧,年底就又能生一个。一月份生一个,等到10月、11月就又能生一个。我们家就这方面,生殖力特强,妇科没什么病。我母亲怀孩子吧,还总是女孩儿,重男轻女啊,那时候也不能上医院刮去,怀了孕就吃药打,蹦,这个那个瞎折腾,流产了好几个,有的很短时间就夭折了。

我们家三六九等。老大,我大姐姐那没的说,第一个孩子,是比较拿事的。我大姐功课又好,一直师大附中的,然后又北大,她上大学的时候还一边准备功课,一边拍我睡觉,我母亲不管,我母亲弄一帮各种太太在家打牌。李德伦是第一个男孩子,不得了啊,大少爷。还有她妈妈(指黎频),生下来圆咕隆咚挺可爱的,她就是奶妈喂大的,李德伦也是,我大姐也是。她那个奶妈一直在我们家待着,时间比较长,老王妈,外号叫秃老王。老太太的头发后来都没了,就那么几根头发,后头还弄个小夹棍,这儿都光头皮,跟南瓜似的。奶妈完了以后还有看妈。有做杂活的老妈子,洗洗涮涮的,收拾屋子的,各屋子都有干活儿的。还有厨子。在安福胡同的时候还有一个本家的,李德霖,他做饭,一日三餐大小都包了。

我的六姐,注231比她(李南)妈妈小两岁,在家里也不受待见,就让她上平民小学,不花学费的,也在新华街那边。我三岁的时候又一妹妹(李津),又一女孩,也不待见她,就给她搁老家去了。

后来我那大姐就走了,给她钱,大洋,让她办年货去,拿着钱就颠儿了嘛。

南:上解放区了,逃婚。

滨:我上门口看,哎哟就哭啊,我哭了好几天,找我姐姐。那回折腾得够呛。

定:您大姐为什么逃婚呢?

滨:订婚了,订婚还搭席棚了,那是一个教员,回民,得找回民哪。我大姐就一条件,说得大学毕业结婚,他们那边同意了,然后他们那边催婚,我大姐不干了。这是一个因素,再一个就是“一二·九”抗日运动,这两个因素搁一块儿。寒假的时候,就办年货嘛,她就从张家口那边出去,绥远,热河的东边,顺着长城这么走。我舅舅那时候来了,他跑绥远去找了一通,她刚跟交通前脚走,后来才知道是前后脚儿。她后来一直在山西、太行山一带。“牺盟会”注232。没上延安。她走以后就改名了,免得牵扯家里头。好家伙家里就开始闹,先开始不好意思,觉得有失体面,这家的大小姐跑了,后来就登寻人启事。她这一走,老头老太太挺伤心,乱了一通。老太太等于少一帮手啊,里头外头都能什么,功课也好。注233

“一二·九”的时候我哥哥他们都参加了,在那之前就弄那些个唱片,什么“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就是这个,我就是听他们唱会的。领导他们的好像是张承先,注234那时候可能是大学的学生吧。我哥哥让人给抓起来了,公安局就给我们打电话,说三爷,管我父亲叫三爷,您那公子在我们这儿呢,先关两天。我们家就给他送包子去。然后我父亲给他软禁在家。我父亲管子女就知道软禁,软禁值个屁。

定:您哥哥后来就参加共产党了是吧?

滨:对,他后来是地下党。到上海嘛。她(李南)妈妈后来不是也上上海了吗,李德伦那时候在上海,跟黄宗江啊,石挥啊他们,她就去了,去了就在莫斯科电台做播音员,有时候弄个文艺节目什么的,原来是替别人,替着替着就成正式的了,也拍个电影什么的。她绝对是什么都不过脑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设计的衣裳总是跟别人不一样,标新立异。

[萧成:闺女大了,得找婆家了,那个刘媒婆整天就往这儿跑,黎频也觉得在家里待不住了,就到上海去了。公开走的,就说到那儿看哥哥去了,结果去了就不回来了。李德伦后来(从上海)去延安,黎频没去延安。]

后来我那个不得烟儿抽的姐姐(指六姐萧成)也走了,上解放区,太行山那一带。他们几个都是底下疏通我母亲,他们走都是留封信给我母亲,然后颠儿了,就是老太太知道这些事。就是我大姐走谁都不知道。

定:你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子女怎么后来都革命去了?挺有意思。

滨:这个很简单哪,家里如果说你女孩儿,就供你上小学,男孩儿顶多到初中,高中都不一定让你上,你家里要是有买卖就继承这个祖业,就不一样了。

定:你妈就能舍得这些孩子都往那地方去?

滨:我母亲那真邪了门儿了。

定:你们家这种回民在北京是不是挺特殊的?

滨:……不知道,因为周围也没那么多回民青年。

3.童年生活

滨:我是什么呢?我是捡来的,应该起名叫李捡。有一次我父亲跟几个朋友回来要钱,说要买什么彩券去,家里就几十块钱,我母亲还不愿意给他,结果买了中一头彩。这么着到了东北,在哈尔滨在那儿生的我嘛,要不我也不会在那儿生,又一女孩儿,又家道中落,中一头彩,我父亲给我起一字曰东举。他们都没有号,我父亲给我起个号。

定:就是觉得您带了好运。

滨:啊,他们都没有字,李德伦都没有。

南:可是他们也有别的名字啊。

滨:嗨,那叫经名,他们都记得他们的经名。《李德伦传》里有,都写着呢。注235我把我经名忘了,说了多少次总记不得,我不知道我的经名。

定:头彩不少钱吧?

滨:可能吧,还和人分了,不是一人独吞的。1929年,我母亲怀着我就上东北去了,想在那儿找事。我父亲(在长春)一直没找着事,到秋天我舅舅调到哈尔滨,我们全家又都跟着到哈尔滨。当时我舅舅是中东铁路的俄文翻译,等于是高级白领。注236我舅母那个打扮,就像二三十年代初你看那苏联的电影,头发烫着,出去坐马车呀,家里的保姆都是俄国的。他们家有6个孩子,3个表哥,两个表姐,一个表妹,我那表哥表姐表妹呀,尤其那个表妹,根本就不会说汉语,吃饭不会拿筷子,整个一个“酸黄瓜”。然后我舅母做果酱做得特棒,拿大玻璃瓶子。到七八十年代还托人从哈尔滨秋林注237给我带马林果酱。我们家从小就吃牛肉片炒洋葱啊,肉丝炒胡萝卜啊,就是在哈尔滨跟我舅舅有关系。一般人家不吃洋葱跟胡萝卜,嫌那味儿不好,其实这东西最好了。我舅舅是三几年才从那边来北京的。

我是在那边生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跟扫帚疙瘩似的,细脖大脑壳,在那儿又按俄罗斯的生活方式,4个小时喂一次奶,哇哇哭也不给吃,就灌水。我是11月份生的,出完百天儿就回来了。

我小时候身体不是比较弱么,到北京以后总生病,有点风吹草动准出毛病。1936年我7岁,上小学了,天安门的东边,南长街的西边,艺文学校,后来是28中,在那儿上小学。好像上了一年不到,我身体不成,一查肺弱,休学休了3年。

[萧成:小时候她(指李滨)在艺文小学上学。艺文小学在哪儿呀?在中山公园那边。家里有个包月车,天天儿给她拉去,到时候给她接回来。她是比较享受的。就因为她特别精,特别灵。我在家的时候她是个病秧子,也娇气,动不动就不上学了,不上学就在家待着。在家待着没东西玩了,就爱给人洗头发,我就是被她洗的那个,干洗!就拿手揉搓。

定:您就让她洗?

萧成:不让?不让行吗?那是个宝贝儿啊。还成天在安福胡同那院里头跑圆场,“托托托托托托……”我就看着可笑,什么玩意儿,跑得又不像,也不嫌累得慌。她精力特旺盛。]

这3年就在家,就参加了协和医院的儿童保健会,每个月检查一次身体,然后就吃鱼肝油,各种各样的,滴的,水剂的,丸的,总给我换。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不爱吃鱼,有一点腥味我就受不了。

定:那时候小孩保健还不错啊?

滨:不是小孩保健,你看什么家呀。那时候我买衣服就上中原公司,王府井有个中原公司,天津也有,那时候都是分号啊,连锁,就相当于现在赛特、燕莎那种档次。注238还到中原公司给我定做皮鞋,带帘儿的,这么一襻带,翻过来,大一点儿,穿着踢里突噜的。我脚出毛病就是那时候的皮鞋穿的,小孩脚老长啊,穿不坏呀这鞋,出门坐洋车,脚形都不好看。一买玩具,小女孩就爱买娃娃呀,拿现在说就是芭比娃娃那种,挺大的,装得挺漂亮的。还买各种小瓷人,各种小炊具,不锈钢的小炉子,小平底锅。

一到年节,包括我生日,好多人都拍马屁,给九小姐送礼盒,衣裳料或者是礼券,几百块钱或多少钱。

我那几个姐姐绣花、做活都会,我就跟她们学,倒针啊,锁啊,可是我不如她们。我们家还有一个老牌的缝纫机,机器绣,我们家那时候好多床单啊,窗帘啊,台布、小茶几什么的,都是她们做的,各种镂空的、十字花呀。还有拿缎子绣,绣枕头套,一会儿弄点这个,一会儿弄点那个,墙上一返潮了暴墙皮,就拿颜色画,画卡通什么的,墙上涂的不都是粉莲纸吗,粉莲纸啊,高丽纸啊,就往上画。都是属于洋的。

因为我父亲是政法大学毕业的,学司法的,他就跟我姥爷较劲,非叫女孩儿上学。那个时候还请过家馆,教书法啊,包括四书五经这类东西。黎频她们还正经学过素描,画几何体啊,石膏像、水彩,到北海写生啊什么,她俩画得还可以。

定:这就是说您父亲还挺重视对你们的教育的。

滨:对,重视这个。那时候我们好像是报纸挺多,订了几份报不知道,可能都是送的,什么《晨报》了,《小实报》了,《立言画刊》,美国《Life》,就是生活画报,美国《Star》,明星杂志,原来美国好莱坞的那些电影明星我都叫得上名儿,都记得清楚,她妈妈(指黎频)和我哥哥(李德伦)就更甭说了。从小他们就带我看电影,《木偶奇遇记》《青鸟》《白雪公主》……电影院都在东城,新新大戏院是哪年开始的,就是现在的首都电影院,注239多少年了,晚上就是京戏,后来没什么唱京戏的了就放电影,来回来去地放,你要在里边待一天都成,只要不嫌臭。还有长安大戏院,现在时代广场那一带。西城就一中央电影院,就是现在的音乐厅。我说的这都是1940年以后的事儿。

定:那时候看电影不是特贵吗?

滨:那不知道。反正电影院人不是太多。你想一般的那个他上不起学,他也不可能上电影院。我父亲还带我到白宫舞厅去看过跳舞,白宫舞厅就是后来的平安电影院吧,东单头条。东长安街路北。现在那儿整个都成东方广场了。

定:您父亲也跳舞吗?

滨:他不跳,然后我们坐着汽车去,跟那儿看。那时候还上北京饭店听音乐会,那是后来了,我哥哥那个上海的同学在那儿开音乐会,我们给推销票去,坐二百人呢,上座儿不少。

定:那就是说您哥哥喜欢音乐跟您父亲有关系?

滨:不是不是,就看接受的是什么教育。我那个舅舅从哈尔滨来,就带一台胜利牌留声机,就搁到南屋,好多唱片哪,比较通俗的交响乐,或者“今夜无人入睡”,闹失眠的那个,就跟这个有关系。我父亲就是你给我好好念书。李德伦在西河沿的时候就迷恋上拉提琴,老头儿不让。老头儿前脚一出,他拿出琴来就噔噔噔练。我小时候家里给我也买过小提琴,小孩儿的,这么大,就教我基本功,绷弦,(我拉得)这个难听。后来我的小提琴让我弟弟给拆了,玩着玩着给拆了。

南:你们这种老北京还不是那种土北京。

滨:不是。

定:那您父亲也爱看戏吗?

滨:哎呀,那不是爱看的问题,那是他的命。固定的包厢位子。角儿呀,马连良、梅兰芳、杨小楼、程砚秋的都看。后来就捧李少春注240。李少春是我们干哥哥,认我父亲干爹的。他本来是上海的,他父亲是小达子嘛。然后到北京来,想拜余叔岩为师。余叔岩跟我父亲是好朋友,所以我父亲怎么认识那么多梨园行的呢。余叔岩可能让同行给害了,嗓子坏了,他特别记恨这梨园行。余叔岩有两个女儿,正好跟我姐姐同学,都是师大南附中的,都在那一带住嘛。他那两个女儿尤其大女儿有时吊吊嗓子,唱得还挺是味儿的,但是他就不让,在家唱唱还行,票戏都不成,都让学医了,上的北大医学院。(其他)女孩子下海一般他也不让,拜他为师也不干。李少春来了以后辗转托人说情,找的我父亲,我父亲面子挺大的,说见见吧,一见就特投缘。那时候李少春多大呀,有没有20岁呀,反正是二十上下。余叔岩有个儿子,3岁就死了,就从台阶不高,摔下去就死了,就两个女儿没有儿子,一看李少春年龄就跟他儿子活着一样,特投缘就收了。所以李少春就拜我父亲为干爹。从小我就叫他猴哥嘛。我们家是捧李少春的,包括张二爷(张璧),都是捧李少春的。

[萧成:李少春不是我父亲的干儿子嘛,李少春就主要在新新大戏院演戏。我们(跟李少春)特熟,过生日了,(李少春)进门就磕头:“爹,我长小尾巴了。”这我们才知道过生日就叫长小尾巴。每年都长,要长若干次。我有的时候去(看戏),我就是看猴戏,热闹啊,看别的出来进去的,一唱半天,咿咿呀呀的不知什么东西。]

我们住西河沿的时候,旁边就挨着筱翠花,知道吗?

定:翠花胡同?

滨:不是,(提高声音)刀马旦唱旦角的呀,男旦哪。他姓于,于连泉,每天也是抽大烟,一觉醒来吃完午饭,到4点多钟就开始吊嗓子,他那边一吊嗓子,这边大伙儿都抬脚,跟踩鸡脖子似的。他跟马连良那《乌龙院》相当棒啊,有名的啊,那《坐楼杀惜》灯光一变化瘆得慌着呢。他踩寸子,就是一个小脚三寸金莲,这么斜签着,这脚就斜着踏着这儿,托着,裤子一长就罩住了。

定:于连泉是踩跷的。

滨:不是跷,是寸子,跟跷还不一样。注241你怎么非跟我犟!筱翠花(于连泉)出来有包月车,洋车,那洋车锃亮,把边儿上还有一喇叭,拴着红绸子,特漂亮。那洋车哪儿像现在电影里头,阔太太坐着个破洋车,车夫破衣拉撒,别逗了,那是暗娼坐的。所以现在演那时候的节目我都不看,我又没钱,砸不起那电视。筱翠花一出来长袍马褂,领子里边汗褟白的,戴一顶帽子,背儿头锃亮,男旦,拿一个男人用的大的绸子手绢儿,出来就跷着腿坐着。

定:他也是回族吗?

滨:不是不是。没什么来往。

定:马连良不是回族吗?

滨:是啊,马连良管我父亲叫三叔,我管他叫马二哥,散了戏有时候上他们家吃夜宵去。

定:您跟着您父亲去看戏?

滨:就看戏。前门外同乐啊,三庆啊,中和啊,都看过,但主要是新新大戏院和长安大戏院。那时候我看戏就特别多,都带着我呀,看完了晚上饭局,不是中餐就是西餐。他们上学,所以晚上有饭局就带我出去,带我去的比较多。反正我们全家都去过,就我那姐姐(六姐),就她没去过。

我父亲出去吃饭基本上都是别人请。也有自己付账的时候,都是签一字,到年底,腊月二十三。西来顺比东来顺好,注242那会儿我们住安福胡同的时候离得很近,不光是涮羊肉,鲍鱼,鱼翅,每次席上准有,不是清蒸鱼翅就是红烧鱼翅,那时候没有鱼翅捞饭。我特爱吃那个,挺有胃口的。后来我才知道,好家伙一斤鱼翅几百块钱,那一大碗整个的。涮羊肉一般都在家里吃,在家里支上(火锅)。还有是支上撑子烤肉。还有鸡素烧,日本的,其实就是牛肉,按现在说就是煲,那小炉子,陶瓷的,底下生着炭什么的,搁上一点香油,然后牛肉片,蘸调料,再搁上点小豆腐片,特好吃!烤肉也出去吃,但吃得比较少,都是席。

定:你们那时候只吃回民馆子吧?

滨:对,绝对是回民馆子。

定:请你们的不一定是回民吧?

滨:对,可是因为有我父亲啊,就必须得去回民馆子。西城那边(回民馆子)挺多的。但是就去西来顺,别处不去。鸿宾楼是天津的,解放以后才到北京来。北京就是西来顺,东来顺。为什么老头不爱上东来顺呢?东来顺在东安市场里边,那时候外边没有门,后来才在朝北边开个门。你必须得进东安市场,绕绕绕完了到他们那儿,一进去各种摊儿,卖什么吃的,火腿啊,肠啊,乱七八糟,老头看了腻歪。还有店铺,什么书店,绸缎等等等等,所以不大上东来顺。西来顺的伙计一说三爷,一说李德伦,五少爷,都知道。只要一去,三爷来了,都小心侍候着。我父亲一进门就骂,说了这个说那个。我一去,伙计就赶快给我晾凉开水,拿俩碗折来折去。西餐无所谓,现成的冰水呀。

中餐吃西来顺,西餐是东单那儿有一个福生食堂,清真的,哈德门外安家的,特棒那西餐。我父亲后来岁数可能大了,出来吃也只吃那么一点儿,没我吃得多。我那时候挺小就能要俩菜,什么牛扒,完了炸鲑鱼,一个汤。反正今儿要这汤,明儿要那汤,前边还吃小菜呢,面包,真吃不少,完了那点心,冬天吃栗子粉,都是淀粉和糖啊,真能吃。那时候的牛扒这么大,要两个,四个人吃,一人一半正合适。

定:安家是回民?

滨:北京的回民。绝对棒。

定:在哪儿?

滨:东单,现在的星月餐厅,后来就改成了一个银行分理处,路东。四几年我上中学还跑那儿吃饭去,我自己,骑着车跑那儿去,那通心粉,番茄,完了再来一冰激凌,齐了,完了还签一字,到时候结账,让家里掏钱呗,搁今天也得百十来块钱吧。所以现在吃西餐我就觉得都不对,都不对,哎哟,可惜这个福生食堂没传代,所以绝了。

老莫(即莫斯科餐厅)我还是五十年代去过,后来再没去过。新侨饭店哪,“文化大革命”,1971年,我们不是在郊区吗,我儿子在工厂,有个礼拜说去吃顿西餐吧,小桌子就那么点儿,盘子乱七八糟摞在一块儿,整个儿一个立交桥。你没看那服务员都这样(学横眉怒目状),瞪着你,就差让你报阶级出身了,拿着那刀子叉子“唰”地就一扔,气死我了,再也不吃了。还有一次九十年代初我儿媳妇请,新侨那六楼吃西餐,不成,红菜汤都是下脚料,都沤烂了。后来老太太一块儿聚会什么的,就是上三宝乐,快餐,40多块钱。

定: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都不好好做。

滨:前两年突然发现报上登了,说天津起士林到华隆街来了,我想看看到底怎么样,因为起小儿我吃过呀。结果我一看不对,这应该一个菜一个菜地上,怎么一下就都上来了。那值班经理还说,那是宴会,一般吃就是这样都上来。我说合着我那时候天天吃饭就都是宴会?过去我跟我父亲去,就是一般吃,喝点酒什么的,小菜就有二三十种,各式各样的,哪儿像现在就是沙拉。然后你要什么汤,汤就来了,完了再要两个菜,比如一个炸鲑鱼,一个牛扒。然后上甜点。冬天是果冻,栗子粉,夏天是冰激凌。那天我要了一个炸鲑鱼,一吃哎哟哪儿是炸鲑鱼啊,真不成,不对。起士林的栗子粉基本还成,但它那上面的奶油搁得太多了,鲜奶油,不能那么多,恨不能都喝汤了。

没办法,没办法,太糙。你看这小服务员,弄一小丫头片子,胡噜脑袋就是一个,就上班了。他给你体检就不错,根本不经过培训,就上了,什么都不懂。你像以前那售货员,《女店员》那话剧注243你看过没有?练包包,怎么包核桃,你出不了师你站不了柜台。张秉贵注244那手人家从小就训练出来的,“咔嚓”准是一斤,那个糖它轻重不一样啊。现在心思都不在这儿,挣这点钱太容易了。所以就读书无用,就不学知识。哪怕一个专业钻进去都不弄,我反正哪儿都能挣钱。慢慢儿混,然后学点坑蒙拐骗再造点假,就都能生存。太容易了挣俩小钱儿。

那回拍戏张艺谋问我,那时候北京什么样,就觉得北京挺土的,这跟他接触的好多人跟他灌输的有关系。有的人可能过去家里就住小杂院的那种,那时候没什么大杂院,都是小杂院儿。你看我现在一说就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时候可口可乐、舞厅、夜总会都有。

定:您觉得您年轻的时候北京就不土是吗?

滨:北京分四城,东城洋,西城富,北城讲究传统,南城大众,到天桥一带则“土”。现在有人不知道,就说北京过去多么多么土。注245就知道上海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受欧美影响。天津是一港口,也有些租界地,商埠,等等等等。就知道北京守着皇城,要不就是龙须沟,再不就是做小手工家庭作业的,不是!那时候我们就住在前门外商业区,然后就到了长安街那边,西城。东城是高等华人哪,好多洋行,西城好像是生意人比较多,北城是满族的后裔呀,遗老遗少比较多。南城就是商人哪,小买卖,包括牛街那一带都是小买卖,再到天桥,龙须沟那一带,就是难民营了。一般就是这么个分布。所以《龙须沟》有句台词儿:“您那东交民巷、紫禁城干净,得有尊家的份儿呀”,就是说你能去吗?拉车的根本就不能上里去……原来一说咱们中国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有道理么现在还?

定:当然有道理。

滨:我觉得北京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典型,半封建半殖民在北京体现得最明显。上海可能半殖民更明显。

4.参加学生运动

定:你们家来北京最开始的房子在哪儿?

滨:没有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李德伦小时候在鹞儿胡同,珠市口那边,前门外。还住过香炉营头条。我有印象就是在安福胡同,和平门西河沿,和平门外路西边一个胡同,那段路北一个门,二进院子。这我就有记忆了,我弟弟就是在西河沿生的,1936年生的他,那时候我7岁。我可能也在鹞儿胡同住过,但是那时候不知道。

李家住过的和平门外西河沿,也是东光裕、西光裕镖局所在的胡同

(定宜庄摄于2006年)

西河沿那院儿比较小,也是两进院子吧。西河沿出口不就是新华街吗,出去就是师大附中,那儿叫南附中,南北的南。后来解放以后就是附小了。到那边是电话局,我们家有电话呢还,三局,3515电话,三五一十五。那电话就是挂到那儿,上头两个铃,我还记得呢。反正三十年代我们生活也还可以,人上人了算是。

那会儿我们家净闹贼,要说闹贼更他妈热闹,闹过两次大贼。反正拿什么泡迷魂药,把门房、开车的司机、听差的都熏过去了,外头倒锁上,完了把电话给割了,把自行车、南屋搁的米面什么都拿走。还有一回贼上了房顶跑了。

定:后来逮住没有?

滨:不知道,没问。到1940年,我们家里“咔嚓”就不成了。

定:这咔嚓就不成了的原因是什么呀?

滨:国民党那个时候看不上他(指父亲),他也说不上话吧,反正各种的原因。注246后来就从安福胡同搬到牛街去了。到我父亲去世以后,租房也租不起了,各方面都不灵了,再加上那些搞银行的效益也不怎么样了,等等。所以就借住一个房子,在南横街,虎坊桥一直往南,宣外,知道吧?那是谁的房子?是李玉升,所谓回族的亲戚,他管我父亲叫三叔,我管他叫李二哥嘛。可能我父亲跟他父辈有交往,他后来一直是天津警察局局长吧,所以都有关系。那是临解放前,是1946年末还是1947年初,就是借,不是租,借住。西屋三间,两明一暗。

那个南横街城隍庙街,现在我都找不着了。周围都是小平房,矮房,还有窝棚,窝棚里住个老头儿,我们在高坡上,土坡挺高,然后砌的台阶,上来又是台阶。那个房子盖的,四合院,两进院子,前边有垂花门,有影壁,进来就是北房东房西房,南房就隔着一个垂花门,可称二道门,磨砖对缝,而且上边窗户不是纸的,卷帘的那种,是里边可以开开的,有纱窗,这种玻璃的窗户,就比较新式了。我们住西屋的三间房,房子不是太大,但是比较漂亮,进深不大,有的小得一进来就没两步,放个屁能给崩出去。地面是花瓷砖。南屋没那么讲究,但是窗户上层也是玻璃,里边有开关,拉开,夏天开开,有纱窗挡蚊蝇。

那时候就比较困难,真挺困难的,东西也卖得叮当都没有了。家里经常吃贴饼子,自己贴饼子,辣椒油、辣椒,稀里糊涂弄点咸菜,然后白薯。我也爱吃这个,而且辣椒含维生素百分之一百六十呢。所以我就奇怪我也不怎么吃菜,一直都挺好的,就跟吃辣椒有关系。我上成都和湖南都难不住,能吃。

我小时候不是休了三年学嘛,别人都四年级了,我一年级没上完,然后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人家五年级,差三年。在安福胡同住的时候离天安门比较近,后来从安福胡同搬到牛街,远了,我就转学,转学我就跳了一班(年级),这样跟我原来同学差两年,我到初一的时候跟我年龄一样的人家初三。那会儿的私立学校比市立学校重点学校还差一截儿,我功课倍儿棒,平均分都在95以上,全校有那么十几个人享受优等生待遇,学杂费全免不说,一个学期能分半袋面,半袋呢还是三分之一袋,忘了,那时候一袋面40多斤,3人分能分上十多斤呢,提回家不得了哇。而且我利用晚上时间教家馆教了两个月,地主家的小少爷功课不好,挣点钱那样。你现在的孩子弄这事么?什么忧国忧民啊,碍你什么事儿啊!

那时候我也不死读书,我现在还受益挺多的。那会儿锻炼你的推理啊,逻辑啊,这个能力是有的。然后还有美术课,我们班有三四个画得比较好,劳作,剪裁,西式裁法,做制服裤子,衬衫,挺是样儿的。那时候我们都挺轻松的,没挡了吃没挡了玩儿,又上哪儿滑冰去了又上哪儿看电影去了,新新大戏院,我们一个同学他父亲是那儿的经理,不花钱,进去就看。回家还拿着药方子给我父亲抓药,完了钱不够还拿着过去人家送的衣服料子到华兴绸缎庄去卖,拿到钱赶快就到黑市去换银圆,我这都干过。

定:怎么换银圆?

滨:西单那儿满街都是换银圆的,看别人吹着听。还真没换过假的。换了银圆心里踏实。要是钱呢,比如说我今天卖了十万,第二天也许剩了两千了,你再第三天哪,几块钱了。换了银圆,然后就抓药。倒不用天天儿抓药,抓那么一次够喝几天的。就那样,有一次老师临时请假,下午没课,我和同学们骑着车愣从西单骑到香山,那时候的马路都不平,出城关厢的路面上石头子儿与土合成的,颠颠颠颠,暴土扬沙,到那儿也没用门票钱,就坐到山坡上,买个大柿子吃,一人吃一个柿子然后骑车颠颠颠颠又回来。我骑二八的女车外带还破了,颠上又颠,回到家以后我父亲又看病了又开一方子,我拿着药方“蹭”又去抓药。抓药回来做作业。一点不累。

后来我才知道,敢情现在几何、代数、三角都是一个老师,那不把那一个老师累死啊?我们那会儿几何单是几何,代数单是代数,三角单是三角。而且现在又讲跟升学率挂钩,死往学生这儿压,学生也五脊六兽,考完了试屁他都不记得。

四几年的时候李德伦跟黎频让我去上海,学英语学钢琴去,让谁带着去啊?李少春正好到上海演出,跑码头,这不是放心嘛。我母亲不干,说上海是一大染缸,不让我去,就没去。我要是那会儿去,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后来肯定在南方,混好了也许就出国了,很难说了就。

从我有意识记得的,小日本时候不说了,1945年抗战胜利了,还欢迎国军哪,特热情,学校组织到西单路边儿上,那时候卡车的槽帮都比较矮,看国军怎么一个个坐在车上呆若木鸡,整个就像木头刻的人似的,傻乎乎,脸红红的,黑黑的,就傻子似的。

定:他们干吗那样啊?

滨:我估计是溃败得够呛。苏联出兵东北,小日本不灵了,投降。农村这儿八路军给他们折腾得也够呛。国军有的仗打得是不错,有的确实是跑跑跑,由西南那边调兵过来,很可能还有沿路临时抓的壮丁,有的恐怕也不一定上过前线。哎哟,过了几个月盟军(指美军)来了,又欢迎盟军。这盟军倒真活泛,活泛大发了。又嚼着口香糖,又扔帽子。不出半年就感觉,这盟军怎么这样啊,绝对就像电影里的,喝可口可乐,哐,一扔瓶子。骑车从旁边过,叭,就拨拉你小辫,就那样。有个别同学上歌厅,就成吉普女郎了。

四六年那时候就说国民党是刮民党,印象就特坏,特糟糕,有好多艺术界的就画一些漫画,讽刺通货膨胀什么的,青年特别愤怒,也是觉得高中毕业了考不上大学嘛,大学毕业就失业嘛,特别的腐败啊。那时候大学毕业顶多是洋行里的白领,自己开买卖很少,女孩儿就嫁人,找一个有钱的能养活你的,没有什么独立人格,男孩儿就看怎么说了。

定:前途特茫然。

滨:真是。一看当时国民党又那么软弱,整个就让人戏耍,就觉得简直昏天黑地,就去找地下党,学运一直就没断。从1945年以后,1946、1947年学运就是高潮,再加上东北学生。东北是1945年解放的,从沈阳那边过来的学生,1946年还是1947年的7月5号,暑假时候从东北进关,七月份在沈阳也脱棉衣了,那些学生还穿着棉衣裳徒步走着进关到北京来抗议,有名的“七五事件”注247嘛。

定:日本鬼子都垮了他们怎么还跑啊?

滨:日本倒台国民党不成啊,根本就民不聊生,学生也没有出路。完了1946年沈崇事件注248又是一个高潮,知道吧?现在还有几个人说这个事儿?那时候在北京震动相当大,甭说大学了,中学都轰动起来了,尤其我们女子中学,好家伙天天儿哭啊,愤怒啊,那已经是1946年的圣诞夜吧,然后转过来就1947年了嘛,物价涨得哎哟一天8个跟头,你上午挣来多少钱,就得赶快,到中午能买两斤,到下午就只能买半斤粮食,到晚上半斤恨不能都买不来了,绝对那样。哗哗哗哗成天就这么印那钞票,都是新票子,哪儿有现在这么烂的票子,通货膨胀,根本你没有东西。

那是到1948年了,学生运动就是从这以后,特别地热火朝天。中学生呢,一般不是直接上第一线,因为像我们这学校就四百学生,大门一插,女孩儿也翻不过墙去,所以都是学生被打了被抓了什么,我们去策应,声援哪,捐钱捐物什么的。就有一次是“六二”,“六二”要游行,让中学生参加,后来临时取消了,说是国民党逮人,伤亡太大,城工部为避免过重伤亡决定取消那次全市罢课示威活动。

对了,我还干过这事:(北京)那么长时间让日本占领,也算是难民区、沦陷区呀, 1945年以后就是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经常就有些救济物资来,运到中国一包一包的东西,给过美国的面粉,叫利朗粉,真有劲儿,擀不开,一擀“突儿”缩了,一擀“突儿”又缩了,哎,大伙儿给分了。然后还有破烂衣裳,破玻璃(丝)袜子,口红,高跟鞋,有稍微好一点儿的,能穿的,毛衣,拿现在来说都属于那种该烧的洋垃圾,大家拒绝接受,扔一操场。我就带头干这个,还办壁报,写些什么歪诗啊,整些小品,拐着弯儿地骂国民党。那时候的老师相当穷啊,就画一个“空前绝后”,就是鞋前头破了,“顶天立地”,就是到冬天没帽子戴,光着头,就弄这些东西。我还在学校饭堂的菜里发现了苍蝇,就鼓动同学一块儿罢吃,让学校给个说法,就干这些事。

那时候三大战役,从新华门到历史博物馆、南池子这边儿吧,(墙上)都是拿臭漆写的USA GOGO,就是滚蛋。长安街新华门斜对面有一个叫参议会,那个小洋楼三层,曾为建设总署,1945年以后改为参议会,就是“七五”东北学生把会标都砍了去,拿臭漆写上“土豪劣绅会”,七扭八歪,一直到解放以后多长时间都咔哧不下去。警察还给学生当人梯,巡警也捞不上饭吃呀,那时候的巡警最惨了,不像现在警察这么阔。

那时候在昌平那边有个特刑厅,特种刑事厅,为镇压学运而设,专门抓人,关在那儿。形势很严峻哪,天天儿都提心吊胆,我哥哥姐姐都在解放区,我害怕呀,我怕暴露,还不满门抄斩了,所以我老跟某一圈子的同学在一块儿,这帮同学不一定有什么政治背景,就是整天吃吃喝喝的,看电影,唱流行歌曲,地下党的同学一直观察我,很长时间难于判断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弄不清李滨的面目。

后来我大伯父来了。你想想,我母亲带着我们三个人,在里屋一张床,他来以后就在外屋,一双人床,跟他那小媳妇,那小媳妇还有一个哥哥,舅爷,也在那儿住,你想怎么弄?大伯子和弟妹,我母亲都不方便哪。我们家里也没地儿住,我就住校,住校时间就特别多了,就有同学发展我入民主青年联盟,还有民主促进会,到那年寒假就让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到解放区去。那个同学比我高两班,实际我们同岁。这是1948年,还没到春节呢,就寒假时候。然后拿了介绍信,就一张白纸,走的是东边这条线,到天津燕郊,然后到河北蓟县,这都是大山区了,那是阜平吧,一个军分区,是一个拉锯战的地方,去了十天招一身虱子回来。

一路相当惊险。好家伙,穿着棉裤、棉袍,没经过干校的训练,行李不会捆,俩女孩子,上了火车,说到那儿下车以后就有人接应,到辛集,等了半天就没人,擦黑了,哎哟,急得不得了,后来就看到一个大车,问到辛集怎么走,拉我们吧,不拉,过了好几辆都不拉,后来有一个拉了,到路基边上,说你们下去吧,就不给我们送到村子那儿。那路基好高啊,下去,我们行李也松了,叽里咕噜的,到了村口,说是到村口就是八路,其实一看绝对就是还乡团的,歪戴着帽子,斜瞪眼儿,嘴里叼个小烟卷儿,太阳穴上贴着菜叶,就那样,这是拉锯的地方嘛,好家伙变天了,还乡团回来了,哎哟吓得我们,你说要往回跑,两个女孩子本来就肩不能担手不能提,怎么跑?就把行李打开,查我们东西,怀疑我们是妇救会的。我行李里就是被子褥子,洋衣裳,布拉吉(连衣裙),挺好看的,还有口红什么的,为什么带这个?就是伪装,从城里探亲来了,才放我们走,多悬哪。然后辗转到了解放区,又把我们俩分头审,分头聊,谈心,在地道住了两天。后来就让我回来了。那个同学在学校暴露了,必须得在那儿了,不能回来。我功课比较好,在学校也没暴露,意思是你要给解放区减轻负担。

定:您说您跑这一趟干吗?

滨:就为找党,找自由。骑着驴,驮着行李。然后小战士送我们。《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人民公敌蒋介石》,还有些漫画,我都搁到裤腰这儿,这么一系,带这些东西回来的。

定:回来您还接着上学?

滨:嗯。回来三月,正好开学,接着在学校读书,经过这段考验哪,回来就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然后还有读书会。所以一说我是1948年3月参加革命的。后来就是黎光对我单线领导,发展我(入民主青年联盟)的那个同学就说你哪天哪天上太庙,就是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有个北大的同学,叫黎光,男生,他跟你谈话。他是市委组织部部长,粉碎“四人帮”后还到我们剧院来当过一段书记。解放前太庙都是情人幽会的地方,都是大树,古树,黎光给我做思想工作嘛,就跟我谈东北战役,谈三大战役的局势,总之一句话就是能够不离开北京的就别离开北京,不一定非到解放区去,他说你现在在学校群众基础也挺好的,你何必去增加解放区的负担呢,去一个就得多一份小米。我想是啊,我那时候也挺能吃的(大笑)。黎光就跟我讲要里应外合,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参加护校活动。得,忍着吧。

然后到暑假,没戏啦。1948年那时候我十九嘛,应该升高二了,学分在那儿摆着哪,成绩98、99,可是操行给我来一丙,将及格,往下一拉,90分都不到了。95分以上才能免费啊,地下组织就让我转学。因为学校发现我有背景,可是他没法说,只能这么处置你,我跟功课不好瞎闹的同学不一样,我有号召力啊,功课又好,又特活跃,什么事都有你的,所以就给我来这么一下,变相退学。

然后有人介绍我上惠中,惠中是教会学校,也是私立的,没有钱哪,我上不起,那我还上哪儿上学呀。后来看报上登的广告,河北医学院护士班。护士班包吃包住,免费,等于职业学校,这多好啊,省银子啊,顶多弄一盘缠上河北保定就完了。考那儿去吧。护士班这点好,它不是先考试,是先体检,一胸透,浸润性肺结核,得,踏实了,先回家吧,家里也认识些大夫,就让我静躺,实际我也没躺。悲观了一阵子,肺结核,痨病啊。

定:您后来就没再读书?

滨:对。这样我就在家里,主要是地下组织有什么事儿,传个信儿什么的。那时候都有读书会,读《铁流》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高尔基的书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啊,胡绳的,那些普及的。1947年到1948年那时候有一个杂志叫《太平洋》,特别左,看着特解气。我参加组织以后别人就告诉我,别买那个啊,那是中正书局办的,是诱饵,骗学生上钩的,完了特务再跟踪你。所以不敢买那个。

那时候我有个同学特招摇,背个美军的小挎包,比咱们那军用挎包还小巧一点,骑个车,上北大红楼去,清华多远哪,篝火晚会啦,民主广场啦,没不折腾的。最后暴露了,她是外地学生,1948年没地儿去,还在我家住了几天,后由地下组织送到正定去了。记得我们也到坟地,洋式的那种坟地开秘密会,还上街募捐助学,实际是营救那些被关起来的同学,这都是地下党组织的。北京围城的时候我就是拿传单,骑车到北平艺专,就是协和医院对面,传单都是花花绿绿纸油印的,然后到北大工学院,北大四院,在宣武门这边,找人接上头。有一次从西单骑车回去,有个人跟我后边向南骑,我快骑他也快骑,我慢骑他也慢骑,我一看不像流氓,我赶快就钻胡同了,马上就天黑了,小胡同,斜巴拉叉的,我都钻晕乎了,总算打那边出去了,真够玄的。那绝对是有问题的。而且我包里边也不是没带东西,逮着了不得了。

定:你们这样的家庭,您是阔家小姐,也不愁没饭吃啊,怎么好像越有钱的家庭里边孩子越……

滨:(提高声音)越反叛,越闹得厉害。不能说就非得穷则思变,你要是真正小市民那个不闹,他没接触那么些或者他不考虑那么些的问题,外面的世界对他没有完全打开,就是胡同里的啊,亲戚之间啊,这种事特别多,所以一般来说这种人觉醒意识比较少。他就考虑个人出路,除非事到临头了,给你抓壮丁了,你没辙了跑了或者怎么样了。知道吧?你接受民主思想,你吃得挺饱你背叛自己阶级。你是不是吃饱饭撑的呀?是有忧患意识,好多都是那时候那么走出来参加革命的。此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现在找谁?找九路?找谁去呀?没法弄了。现在的孩子忧患意识没有了。

5.1949年前后

滨:然后围城,北京城快成一粪堆了,粪都运不出去,那时候都是茅坑啊,有几个家有抽水马桶的?都是淘粪的粪车。垃圾运不出去,因为城都堵了,城墙不是都没拆么,所有的垃圾都快堆得跟城墙高了。人都疯啦,说今天来了一堆咸菜,雪里蕻啊,还有什么,在那儿堆着,就抢,抢不着你就没的吃,我哪儿抢得过呀。早晨有时候买烤白薯,特爱吃白薯,我倒没让人抢过,我的同学买个油饼正吃,“咔”,就让人抢了。然后城外隐隐约约就听“嗵嗵”放炮,“嗵嗵”放炮,然后夜里就“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地过人,过部队,过车。长安街上都是槐树啊,柳树啊,东单那广场区,体育场那一溜儿,东单这边所有的树都砍了,美军来了那儿都是兵营啊,“沈崇事件”就是在那儿发生的事儿。都是飞机,飞机起飞。你想那才多点地方,它的跑道才多长,不砍树不成啊。国民党的官太太都是在那儿坐飞机往外跑,这个要带姨太太走,那个又给踹下来,呜里哇啦地叫唤,真是这样,特别狼狈(大笑)。当然一般从这儿起飞的都得是有点身份的。还有南苑机场,西郊都有,那是正经机场。1948年的春夏就这样。

定:够乱的,够紧张的。

滨:哎,那时候凶杀的绑票的特别多。那时候就是没现在这么先进,要不然弄个汽车炸弹什么的,伤亡就更大了,不得了。

定:都是什么人搞的凶杀案?还是国民党杀共产党啊?

滨:不是不是,什么人都有。有的是宅门的,他们互相之间的,或者有些人就是穷急了。那些凶杀案在东城这边多,报纸净登,什么东单新开路一号凶杀案啦。

定:您说的宅门是指什么?是那些王府么?

滨:不是不是,王府都没落了,都是新贵们哪。

定:你们家算不算新贵?

滨:还新贵?我们就差没到街上抢咸菜去了。

定:所以那时候解放军进城你们特高兴是吧?

滨:对!解放军进城我告诉你,1948年12月解放军已经围城了,毛泽东已经在香山双清别墅了。像我哥哥他们文工团十一二月就已经在清华,注249好多文工团都在清华那边,整天儿演出,开音乐会,洋鼓洋号交响乐,给清华那帮人都镇了,当时清华一些教授、讲师每周四晚在工字厅开Party,搞唱片音乐欣赏,78转粗纹唱片,还印讲义,这帮人见身穿二尺半的“土八路”演奏,都说嗬,解放区还有交响乐哪!

1月份的时候解放军已经来了,就和平解放了,就是先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然后在西单这一带唱,穷折腾。2月才弄了一个入城式。1月哪儿能弄什么入城式啊,国民党的特务、散兵游勇什么挺复杂的。那时候青年团都不公开,怕出事。李德伦他们身上都有手枪,后来到50年代才让他们交的。不过北京好像没有太大的事,不像哈尔滨那时候,它那不是解放早么?搞暗杀什么的,再加上林子里下来的土匪,东北有胡子不是突然的,是有传统的,占山为王啊那好家伙。你看“文化大革命”也是他们,动不动就打人就抽人就踢人,特别野蛮,跟北京不一样。

2月2日重新弄一入城式,弄一个解放军入城式嘛。注250

定:解放军进城是什么神气啊?

滨:绝对不是那么呆若木鸡,也不是特别活泛,好家伙,那绝对是特别亲切,真的。我那时候又气不忿这个社会,又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完了一解放,哎哟这一解放特棒,特高兴,高兴得不得了,特别的解气,这一解气这心里头都舒展了,绝对舒畅,吃什么都成,也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特别开心。我们唱《解放区的天》是从心底唱出来的啊。当然从解放区过来的这些人,整风三年抢救运动什么的,他们里头也疙疙瘩瘩,互相都伤一些东西。

2月2日入城式,我们都在学校集合什么的呀,三个学校,男校在辟才胡同,我们在西四那儿集合,就跑到前门牌楼那儿欢迎解放军。一回来人说有你一个电话,我一回电话,是我一个朋友,说告诉你啊,你哥哥回来啦,在哪儿哪儿呢,北池子。我一听哟,我特别高兴,你想我跑到五牌楼注251欢迎解放军,然后没骑车走着从五牌楼回来,到学校就下午了,听说这个我赶快又骑着车奔北池子。他们从清华进城了,接收北池子这儿的特务机关,就在那儿住呢。

北京解放时的欢庆锣鼓(陈志农剪纸作品)注252

1949年的时候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时候党也不公开,地下的民主青年联盟就转团了,我是筹备组的么,我想我得办转团手续,黎光在西城工委,我就到西城找他,就转啦,就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完了就南下工作团,我就报名参加了,注253在朝阳大学集训,海运仓那片,上大课,铺的是稻草,天天早上5点钟起来军训这一套,成立一个剧团,演出队,排《血泪仇》,让我刻蜡版,然后还有一个多月要出发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母亲不干,说你肺病,跟着部队一块儿过长江,蹚水,身体不成啊。就把我留下了。我不干,我就特别气,就有情绪了。注254

那时候李德伦他们进城演《赤叶河》,一个歌剧。注255就在新新,就是首都电影院。我过去京剧看过不少,话剧看过不少,但是歌剧真没看过,我一看歌剧就特迷恋,哪场都去,我总看戏去呀,他们都认识我啦,他们都从延安刚来,一看李德伦的妹妹,嗬,穿一小大衣,皮鞋。我就跑到那时候的团部(文工团),找到管这事的人,他说好,你来吧,我说还有同学,他说都来吧。我就上了华北人民文工团。我要是南下的话,后来可能不是在湖南就是在广州了,广州战士话剧团。

华北文工团是李伯钊,注256就是杨尚昆夫人做团长嘛,是老红军,最早在江西瑞金,后来在杨家岭,都是在中央那儿,后来保卫延安的时候撤,从晋冀鲁豫撤回来,这么过来的。李德伦要我搞美术,说你画画儿行,你参加美工队吧,可是我看过他们的展览,什么古元的,彦涵的,木版木刻,还有土了吧唧的什么年画,那时候不懂,看着就鼠昧,注257死活不干。我说我要学提琴,李德伦说你肺不好,不能学提琴,这正好压迫肺。我要是到美工队,后来就是去美术学院了,我要到美术学院呢,只要不瞎,有手就都能干活,瘸都不怕,坐轮椅都能画。画画是个体的,不受限制,演员是综合的,是群体的,不可能一个人完成,你哪儿都受限制啊。那时若搞美术,成不了画家,也能成一名教授吧,你看这又是一个不同的机遇。

我就学歌舞,他们不让学,说我有肺病,哎哟那不干,非学。开始哪儿会啊,人家都是从延安来的,(手)都磨泡了,愣不管那套。我们文工团的,一解放就上街,打腰鼓,扭秧歌,乐队的不参加,就是我们演员。哟我们的秧歌特棒,延安的腰鼓,大方,我们女的是蓝的粗布裤子,红袄,蓝的带云头边的围裙,蓝印花布头巾,男的是紫花布裤褂,粗布的,这儿系一个白腰带,也是土布的,上边白羊肚手巾那么一兜,真漂亮,特别招眼,特好看,现在都是很时尚啊。他们二团的在我们对面,出来小绸子小缎子儿,特小气,一看就是现在那些桥底下(扭秧歌)的。我们的腰鼓那叫大方(站起来表演):咔咔咔咔,特棒,特好看,真好看,每个人伸开有两平方米那么大规模,他们都小里小气,我们那特大方。

定:您现在都觉得特好看?

滨:嗯,现在都觉得好看。1998年正月我到延安拍电视剧,正月十五他们出秧歌,一看都绸子缎子的,完了!不好看了。失去原生态的乡土气,失去审美价值了。

我在南下工作团的时候吃的菜都是从东北大麻袋运来的,大豆角子、茄子,都晾干了,弄一盆,蹲着吃。吃窝头贴饼子,高粱米,我从小就不爱吃高粱米,一见高粱米准哭,那也忍了,也吃。不让我下去(南下)啦,在(文工团)这儿也是,高粱米啊,比南下工作团好一点,可以上桌子吃饭了,一到过年过节,猪肉炖粉条子,特带劲儿。然后体检一查,肺没事,好了。后来我一琢磨,这就是体育疗法,那会儿不都讲体育疗法么,要是还像我原来那样静卧养病吧,准完。

定:那您后来怎么又学起话剧来了?

滨:也不是学,就是参加文工团以后。1949年11月份张家口就闹鼠疫,相当严重,我们就上街宣传防鼠疫。画的图,然后讲,在胡同的空场地方,没什么楼,敞开了风往嗓子里灌,也没个话筒,扯着嗓子喊,一下子嗓子就坏了,出不来声儿了。不行我就分到话剧队了,就没在歌剧。我要是在歌剧队,现在不是中国歌剧院就是中央歌剧院。这又是一次机遇。不过失去这机会倒没什么,到歌剧院也没什么发展,真的没什么发展,我成不了歌剧演员,最后可能做行政。

1950年的时候吧,1950年1月1号就成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李伯钊这点特好,把从美国回来的,香港回来的都收罗来,她哪儿的人都要,绝对是一个什么。而且人艺1950年就有三产,原来做小提琴,后来是小提琴研究所,即现在的乐器工厂。

1950年初搞《生产大合唱》:“二月里来啊”,主要是歌剧,歌舞,然后我们就都下去体验生活,又到新华印刷厂搞一个独幕剧,话剧,体验生活一个月。哎哟那时候“五一”都过了,六月份了,我冷得穿棉袄,发高烧。7月份回来排戏,演出,我演主角啊,回来休息两天我到医院去查查怎么回事,还是骑车去的,到那儿就给我扣下了,不让回家了。黑热病。那是热带病,原来得从加尔各答进药,1950年已经有国产药了。

那儿原来叫德国医院,现在叫北京医院了。(给我看病的)一个日本大夫,还有一个德国大夫。隔一天一注射,一针一百斤小米,一天两块钱伙食,那时候的两块钱,一个月60块钱,是什么概念呢?五几年时候最低生活补助一个月是8块钱,1950年恐怕都不到8块,可能6块钱,60块钱是它的10倍呀。好比现在低保一个月300块钱,十倍就是三千,一个月!我的天哪。就指定你这个病需要吃这个,帮助你吸收,治疗都讲究这个,营养师跟大夫要配合一块儿。不像现在病人家属又不懂,瞎订,明明不能吃还要吃,吃出娄子来,不管。那伙食真好,开始的时候根本就吃不下,一天5顿还有水果,那水果绝对都是好水果,饭拿来都特热。我就是好得快呀,绝对一级护理,不让下地,拖鞋都不给。正是夏天,那时候没空调啊,一会儿给你洗头,一会儿给你擦身,弄得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现在护士会这套么?被子都叠不好。那时候高士其注258就是帕金森,也在这儿住院,毛岸英也在这儿割阑尾。什么人都有,还有毛泽东的侄女毛远志,患精神病——幻觉。对老百姓也都那样儿,我是一个小萝卜头,也和他们一样,都是根据病情安排病房和膳食标准的,一视同仁。

定:您在医院住了多少天?

滨:一个月。7月份出院的。我后来就一直做青年工作。注259

独角戏不好唱,得有旗鼓相当的唱对台戏,你就得努劲儿了,你就得想办法,光靠装模作样不成了,你得玩点儿真的。没有对手,一个单口相声说说就累了。后来我就琢磨,蒋介石那时候我们天天早上唱国歌,三民主义,后来添了党员十二条守则,就背,这个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国民党,到这份儿上就完了。所以我现在特恨这个。

真的。现在你跟年轻人说,他们好像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历史社会就是这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