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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和对联

“楹”指的是堂屋前部的柱子,“楹联”就是指挂或贴在楹上的对联,是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形式之一,俗称“对子”、“对联”、“楹贴”。楹联的字数多少不定,但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内容十分丰富。

楹联起源于民间的桃符。按南朝《荆梦岁时记》记载,每逢岁时,人们便挂桃符来驱鬼避邪、迎喜接福。这是对联的萌芽。五代时,桃符上的神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联语。据《茅亭客话》记载:五代蜀后主孟昶曾在寝门桃符板上写了一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对子,这是我国最早的对联。但作为口头上的对对子,诗文中的对偶句,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年代。例如,《晋书》载:陆云与荀隐鹤第一次见面时,互报姓名“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隐鹤”。《诗经·采薇》中也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而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的,以双句为主,讲究对仗、声律和藻饰,以四字六字相同定句的骈体文;以及唐诗的五言、七言的律诗句等,也是楹联发展的源泉。如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中的:“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樨下陈藩之榻。”

宋代受诗词的影响,对联在对仗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大诗人陆游就曾为自己的书房题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话流年。”明代对联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据《簪去楼杂记》记载:朱元璋建都京城之后,曾于除夕传旨,要求公卿士庶在自己的家门上贴上春联一副,同时他也带头写了一副对联送与徐达:“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他还曾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独无之,询知为阉豕苗者,尚未倩耳。太祖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去。嗣太祖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太祖大喜,赉银三十两,俾迁业焉。”朱元璋采取行政命令,要求家家户户贴春联,对形成春节贴春联的风俗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是对联的繁荣期,不论在内容的开拓还是在艺术的成熟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清康熙60寿辰(1713年)和乾隆80寿辰(1790年)的两次重大庆祝活动,是宫廷楹联创作的高潮。虽然多数是“润色洪业,鼓吹承平”之作,但由于“皆出当时名公硕彦之手”,且大量制作,要求严格,因此必然有利于楹联结构的规范化。现代学者南怀瑾就曾将“清对联”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从事清代文学史研究的赵雨也认为:“清代的主流文体是楹联。”而孙髯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1840年)是清代楹联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楹联已经成为可以与诗词曲赋骈文分庭抗礼、媲美争妍的独立文体了。

由于楹联是诗词与书法艺术糅合在一起的综合艺术,此后的文人学士便以楹联赠答,用对联作文字游戏,成为一时风尚。以春联、寿联、挽联、门联、厅联、庙联、名胜联、商业联、游戏联等为形式的对联文化已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流风之盛,不曾衰落。如晚清吴敬梓作的提示人生哲理的:“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时,陈寅恪出题“孙行者”求对,周祖谟对以“胡适之”,至今仍传为美谈。冯玉祥送给理发铺的对联“倭寇不除,有何颜面对镜?国仇未报,负此头颅为人!”则表达了不愿为亡国奴的凛然正气。

楹联作为诗词与书法艺术糅合在一起的综合艺术,被赞誉为“诗中之诗”。它与我国独特的语言艺术和书法艺术渊源极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之一。它经过上千年的时光锤炼,留下了一批历史精品级的巧联妙对,广泛地流传于百姓中间。这些极富生命力的妙联,上下词性相对,音韵相谐,本身就有一种字面上的对称美、声调上的韵律美,创造出了如诗如画的意境和韵味,看起来赏心悦目,读起来意味无穷。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人心,楹联也以新的面貌开始复兴。1984年成立中国楹联学会,1985年创办《对联·民间对联故事》,1987年创办《中国楹联报》,地方楹联组织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从此形成了群众性的对联创作和理论研究新风尚。

(马一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