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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墙缝里的文学

我在大理道松竹里2号只住了很短的时间。

岳母从北京回来,看了我们的新房心里不悦,不知是因为我们在废墟上的精心构筑——哪怕很简易和贫寒的构筑——惹起她不快,还是担心我们要对她这间小屋长久占用。我天性不愿占人便宜,更不愿别人认为我占便宜。第二天,我们就去找街道赤卫队的队长杨增,请他帮我们解决一间小屋,哪怕再小也满足。当时,赤卫队替代了“文革”以来已经垮掉的街道管委会,管理着五大道民园地区居民的一切事务。这一带被抄户很多,查抄物资与查封房屋到处皆是,这些房屋与物资一时无人接收,全归赤卫队管。赤卫队在这个特殊时间里有着非常的权力。杨增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复员军人,在军队服役时当过营长,冬天里喜欢披一件军大衣,走路很快,有军人气质,说一不二,很强势,然而他为人率性又富于人情,对被抄户常常露出同情心,被抄户碰到难处,特别是天凉之后,一些被抄户没有御寒的棉衣棉被,都去求助于他。当他听到我们的困境,便说:“你们都是老实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应该区别对待。记住,这是党的政策。”随即就把同昭家被查封那所房子的小后院打开,叫我们住进去。当时,我真被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福气惊呆了。

真正的福气是命运把你的一切肆劫一空之后,忽然把你最渴望的东西扔到你的面前,如同饥寒交迫中一个热烘烘的馍。

同昭家的前院与正门在睦南道上。这个小小的后院,原是这座老建筑附属的佣人的住房。有两间极小的屋子,一个一米见方的蹲坑厕所,中间是个长方形铺着红砖的小院,一扇窄窄的木门通往外边的后胡同。虽然小室里仅能放下一张双人床,用水要提着桶到院外胡同的尽头去取,但关上门,却是一个十分宁静、紧凑和私密的“与世隔绝”的空间。在我俩从松竹里搬来时,刻意将属于她父母家的东西全都留在那里,我喜欢一切都由自己创造,由无到有,从零开始。人只有在这种时候最具创造欲,最有幻想,最需要自己和依靠自己。

这个小院是我人生第一个真正自己的家。

第一个走进家中的是我的儿子。

他是第一个把“爸爸”的称呼送给我的人。对于我,这不仅是一种人生的幸福,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责任。

那时正是最冷的天气,小屋如冰窟,没有自来水,还要上班和参加政治运动,而且我们太年轻,完全不知道怎么护理婴儿,只好把儿子放在两位善良又尽心的中年妇女那里护养。托儿户也是被抄户,没有经济来源,我们必须付出自己所有的力量。于是,开始了一种拮据、艰难又糅合着人生幸福的生活。

我们给儿子取名一个字——宽,他大名叫冯宽,昵称宽宽。

儿子的名字都寄寓着长辈的期望与祝愿。

这个“宽”字里包含着前途宽阔、生活宽裕、心宽,还有“从宽”;儿子的名字里深刻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婚后一度蛰居在八平米的小屋中,心里的苦闷更是布满世界的黑暗

由于有了这个独立的富于安全感的家,我非同寻常的文学开始了。

我和文学的初始更像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来自我的一个好友刘奇膺,他长我三岁;黝黑的脸略胖,湖南湘西人,话语中乡音很重,但用他这种湘腔念古文时很好听;他大学学中文,文笔泼辣又老到。当时他与我都同吴玉如(家)先生学习古文,都对吴先生的学识与书法崇拜至极。他天性喜爱书画,虽然他并不擅画,但与我颇有共同语言。他对明清的大写意绘画痴爱如狂,积攒的工资都买了字画。一次他在艺林阁花五十元买到一张吴昌硕三裁小幅的墨梅。买来当天把我拉去,与我说话时,一会儿拿出来与我边看边议一阵,一会儿又拿出来与我再看再议一阵,一个多小时看了五六次。那天我俩交谈甚欢。

他在河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天津女一中教语文,单身住在校园一端的平房里,房前屋后都是老树,隔着树可以看到宽展、舒缓和发光的海河;在他屋里可以听到鸟不停地叫。1966年运动前,我常来这里找他,有时一周会来两次,那时两人还合写画论,发表在当地报纸上,我们还打算合写一本关于扬州八家的小书;他酷爱李、黄慎和金农。我更喜欢郑板桥和罗两峰。我俩已经各自查阅一些资料了。可是1964年西郊梨园头建立中学,他作为主力语文教师被调去了。那时组织决定你做什么工作,到什么地方工作,自己不能选择。梨园头很远,来去一趟很不容易,我们便渐渐有些疏离。

“文革”一来谁也顾不上谁,那时代没有电话,想打电话只能到邮局去叫号。我想,他是教师,对学生很严格,运动初期肯定被扫荡了。他会遭遇得很厉害?听说六十一中学有位体育教师,上课很严格,对不听话的学生毫不客气,训斥、罚站。“文革”一来,就被一群学生揪到院子里用木枪皮带死打一顿,彻底把他打服。他每天早晨上班,自己主动到院子里跪着,如果没人理他,就一直跪到中午。那么刘奇膺呢?

一天雪后,傍晚时分,有人敲门。雪天的敲门声分外清晰。开门乍看这人不认得,这人却对我笑了——哎呀,这不是刘奇膺吗?但他怎么这么瘦?脸颊像一条香烟那么窄,熟悉的五官全挤在这窄条条里边。是不是因为瘦,整个人显得又小又轻?

睦南道58号的后院,1968年至1970年曾住在这里。我的“秘密写作”即从这里开始。如今房门已用砖块砌死,如同被封了口

我忙把他拉进屋,一说才知道他今天清早就从梨园头出来,好一通找我,后来从大理道我母亲那儿问到我的处住,才奔这里来了。他的手很凉,肯定一直饿着。同昭忙着给他弄吃的。那时家里很贫寒,只有剩菜剩饭,同昭给他做一碗葱花汤,家里只有一个鸡蛋,便给他卧一个荷包蛋。他面对这热饭热菜一怔,便很快扫荡一空。然后接过同昭给他的热毛巾擦擦脸,笑着问我:“怎么样,骥才,家完了吧?”

我说:“一无所有了。我那些书——好书全烧了,那套《故宫周刊》也叫父亲单位搬走了。画就更惨了,你见过的张大千那两幅大画扯了,所有的画一张不剩统统烧了。”

谁料我这两句话使他收起了笑容,他问我:“是不是生活过早地叫我们明白什么是‘身外之物’?我的家当也精光光了,可我不再关心那些身外之物了。”跟着,说起他半年来匪夷所思的遭遇——

“文革”狂潮一涌入梨园头中学,他就是头号的“反动权威”,所经受批斗之剧烈可以想象。但是他完全没有料到对他下手最狠的,竟是他最喜欢、最得意的几个学生,正是这几个他平日最宠爱、最接近他的学生掌握他的“言论罪行”最多,揭发出来最致命,而且这几个学生还知道他有个毛病——爱说梦话,于是天天夜里轮番值班,守在他的床前坐着,手里端着个小本,等他睡着说梦话时,把他的梦话记下来,转天拿给他看,要他交代清楚这些没头没脑的“反革命暗语”是什么意思。人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梦话讲的是什么?愈逼他愈说不清。在接连一个多月的高压下,他陷入颠三倒四、逻辑混乱、失眠失忆的状态,近乎崩溃,跟着胃口也坏了,幸亏近期开始落实政策了,才得到解脱。他走出牛棚,到了院子里,看到自己被阳光照在地上的影子吓了一跳。他认不出自己的影子了。

他说:“我的影子怎么会这么小,像一只狗的影子。”

说话时,我俩一直抽烟。那时我抽的是一种最廉价的纸烟,绿纸盒上印着两个红色的字:战斗。我俩只顾说话,顾不得从烟盒一根根去拿,而是把烟盒从中掰开,很快就抽了大半,小屋里浓烟如云,我俩不时用手扇着烟雾。突然他吐一大口气把面前的浓烟吹开,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很可怕。他说:“你说,将来我们这代人死了,后代人能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吗?我们的痛苦、绝望、无奈,我们心里真实的想法,他们会从哪里知道呢?”

他的问话像一个钻头深深钻进我的心中。这是我们那一代人最深切的思想,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思想,现在有了,可是后代人将从哪里知道——我们?我忽然明白:只有文学!

我的文学油然而生。

于是在我拿起笔来时,我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一种初始的、朦胧的使命感,但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我触到了文学的本质。

文学的本质是用光明照亮黑暗。还有,文学的本质必须服从心灵。

此后,已经不记得从哪一天起,我开始了这种写作。我要把这个时代最真实的东西,真实的故事、人物、命运、情感与渴望写下来。我感觉只要笔一动,一大堆命运千奇百怪的人物就会拥上来。他们不需要我去着力地“刻画”,他们是这个怪诞时代的烈火烧造出来的。我还发现,在我写作时,曾经在阅读中对大量文学作品的理解与体会就会发生效力。尽管我此前从未写过小说,但我写起来竟然毫不吃力。

最早写的一个人物是同昭的二姨。别看同昭的家抄得没有我家猛烈,但她家在运动初期的风暴中死去了四人。三位是她父系的,她十叔、十四姑和十四姑父;一位是她母系的,她二姨。

十叔顾以是长春汽车制造厂的工程师,又是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平日招人羡慕也招人嫉妒,“文革”一来首当其冲。他人很自负,受不了屈辱,跳楼自尽了。十四姑顾以僖和十四姑父魏云昌都是塘沽永利碱厂的工程师,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从北京来到了远在天津海边的这个厂工作。魏云昌是颇负盛名的化学家侯德榜的弟子与得力助手,运动中不堪折磨与摧残,与十四姑双双服毒自尽。八十年代末我写《一百个人的十年》时,曾到永利碱厂调查过专门对“牛鬼蛇神”用刑的“63号”车间,了解到这里种种刑罚残忍之极和令人发指,为此我给两位被摧残致死的工程师的妻子做了口述,并写了《六十三号两女人》一章放在书中。

为自己的小说《雪夜来客》画的插图

二姨只是一个普通妇女,我岳母的妹妹。她单身一人,与岳母一家同住一房。她胖大而健康,单纯得有点幼稚,靠着父亲留下的较丰厚的遗产过得无忧无虑。运动前与一位姓姚的教师相爱,这教师有家室,与原配离婚后便和二姨结了婚,但这是个骗局。与姚老师离婚的那位原配仍住在姚家,理由是没房子去住,其实是姚老师想用合法的身份侵吞二姨的钱财。我们在一边旁观看得明明白白,唯有二姨糊里糊涂地乐在其中。我们正设法使她觉醒过来,“文革”来了,姚老师受到冲击,他却把二姨推到前台,说二姨是资产阶级寄生虫,整天花天酒地,还勾引他,使他上当受骗,破坏了他的家庭。一天,一群学生来我岳母家把二姨带走,三天后,只来了其中两个学生,砸开门便对我岳母怒气冲冲地说:“你妹妹死了,去收尸吧。”

后来知道,二姨是遭到一阵乱棒后,被关进车房,第二天车房打开,里边很臭,二姨已死,身体肿成一个大得吓人的皮桶。

个人的骗局强化了社会的悲剧。于是,二姨这个普普通通、缺心眼儿又无辜的傻女人的悲剧最早地进入了我的写作。跟着是一大批刻骨铭心的“文革”故事,以及人物、片断、细节一拥而来。

我第一次感受到的文学写作,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与直述心臆;没有任何约束与顾忌,也没有任何功利;它无法发表,当然也就没有读者;它的读者可能是下一代甚至是一个世纪后的人们,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这是多奇妙的写作,我才开始写作却享受着一种自由——绝对的自由!

我写过两首诗,从这两首诗就可知道我当时秘密写作时那种情感了——

冷目

千古从不似今天,

碧血滔滔剑光寒。

达人志士成群死,

剩有男儿冷目看。

冰河

冰河虽死君莫叹,

百丈冰下尚涟涟。

他日春风吹大地,

万里波涛涌向天。

当然,这种秘密写作是极具危险的。一旦被发现起码是无期徒刑。这一点我心里清楚。那时写错一句标语,喊错一句口号,都立即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何况是如此赤裸裸地直面现实。唯一使我能够如此写作的原因是我的独门独院,没有人知道我一个人埋头做这样的事。当然,我还要分外谨慎,万分小心。我尽量找小纸块,写小字,体量小,易藏。写完之后藏在墙缝里、地砖下、柜子的夹板中间、煤堆后边。有时藏好之后,又觉得不够稳妥,找出来重新藏好。藏东西的人常常会觉得自己所藏的地方反倒是最容易被发现的,于是不断取出再藏。我曾把几页文稿裱糊在毛主席语录和鲁迅语录的后边,挂在墙上,我认为这办法挺绝妙,可是后来把语录举到窗前的阳光里一照,还是露出了破绽。

秘密写作的手稿,上边的人名、地名以及作者姓名全换成外国人的名字,以防万一

我还想过一个办法,将文稿中所有人名和地名都改用外国的,假冒是从某一本外国小说中抄写下来的,甚至还在文稿前标上外国作家的名字,如库普林、亨利·希曼、托马斯·曼、萨克雷等等。万一被发现,就有了借口;我写同昭二姨那篇小说就取了一个很像外国小说的名字《夫人和猫》,作者署名“亨利·希曼”。我一度以为这办法很高明,过后又认为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如果被发现,人家叫我把这小说的出处找出来,我去哪里找?不还是败露吗?这办法便自动放弃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对所有人都严守秘密,运动以来我已懂得人的可靠程度与耐压程度是一致的。我甚至不向妻子同昭透露,不能叫她再担惊受怕。

这是一种独自的承担,我不知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我留下的一首小诗中,把这种承担写得很坚决。这首诗叫作《路》:

人们自己走自己的路,谁也不管谁,

而我却选定了这样一条路……

这是一条时而快乐、时而痛苦的路,

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

一条宽起来无边、窄起来惊心的路,

一条爬上去艰辛、滑下来危险的路,

一条没有尽头、无望的路,

一条没有路标、无处询问的路,

一条时时中断的路,

一条看不见的路……

但我决意走这样的路,

因为它是一条真实的路。

我当时写的一首小诗,表明我对人生的抉择

我被这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与神圣感自我激励着,我在体验着一种纯粹的“虔诚于文学”的写作感受。虽然我是绝对孤独的,但我感到我的“文学”已经和那个时代的命运融为一体了。

可是,日子一久,写的纸块愈来愈多,东藏西藏,后来连藏在哪里,自己也记不清了,这可有些麻烦。

一天,单位通知到民园去看公判大会。

那时常常举行公判,这种公判分区,我单位在和平区,公判就在和平区的民园体育场。公判时通知和平区各单位全体人员都必须参加。广场前方用木头搭一个二十多米宽的台子,下边安装一排麦克风和扩音喇叭,犯人全都戴着重重的手铐和脚镣,走路时两条腿一,脚镣便哗哗作响,这排麦克风与喇叭就把铁链声百倍放大,贯入人耳,震慑人心。

这天我们来得早,各单位按系统坐在地上等候。一坐一个多小时,大家闲得没事就在土地上划方格作棋盘,拾几个石子玩“老虎吃人”解闷。忽然主席台上有人叫:“公判大会开始,全体起来站好,不准说话,同仇敌忾,严阵以待。”

大家立即站起身来,黑压压站满运动场,一点声音也没有,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跟着主席台上又喊:“把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坏分子押上来。”跟着是震耳欲聋的铁链声,上来的人愈多,铁链声愈大,到了后来铁链声几乎把全场淹没了。

这次公判共二十二人,所有人都穿着蓝色或黑色衣服,胸前挂着牌子,姓名上打着红叉,每个人被两个穿绿军装的人按着脑袋押着,顿时六七十人把台站满。

公判是对重犯进行公开宣判,定罪。公判定罪最重是死刑,最轻是二十年,中间是死缓。定罪宣判时,从死刑开始,一个个宣布,然后是死缓,直到二十年。那天死刑特别多,直到第七个还是死刑,到了第八个,宣读完罪行,一宣判这人“死缓”二字,这人腿一软就瘫下来了;这人原以为自己是死刑,一听判他死缓反而站不住了。还有一个细节吓住了我:一个判死刑犯人的罪行是写“反革命小说”。

在公判大会的现场,妻子同昭站在我的前边,我望着她的背影,心想如果我被发现、被捕、被判死罪,她就会一生守寡,孤苦伶仃,受人歧视和欺侮,除非另嫁他人,那她也曾是反革命家属,我不是害了最爱我的人的一生?那我可就毁了她!我决不能这样做。我焦急地等待公判大会一散,立刻跑回家,悄悄把藏在各处的文稿找出来。可是要毁掉这些文稿又怎么心甘?它们本来就是把生命押上去的写作啊,最后被逼出来的一个办法是——

我用最小的字,将手稿中最重要的内容浓缩并集中抄写在一些薄纸上,毁掉原稿,再把这些薄纸一层层叠起,卷成卷儿,外边裹上油纸,用细线捆好,然后藏进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拔掉自行车的车鞍,把纸卷儿一个个塞进车管中去,然后将车鞍重新装上去。这样,心里便感觉牢靠得多了。

可是接下来,我开始担心丢车。

每天骑车上班,单位没地方放车,只能锁在门外街边。特别是后来单位搬到了贵阳路,地处十字路口,周围全是店铺,人多又杂,就多了丢车的可能。一旦车子没了,这批“秘密手稿”就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虽然别人很难发现车管里的秘密,但万一被发现、凑巧被发现,立刻灾难临头。这想法阻止我接着再写下去,写多了就会更难存放。上班时,我会常常到门外看看我的车。我的车是辆破旧的杂牌车,不起眼。由于我腿长,车鞍子管拔出来很长的一截,远远一眼就能看到。我曾经几次梦见车丢了,急醒过来之后头上冒汗,但是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一天在单位上班,有事要出门去办,出来一看车没了,停车的地方是空的,丢了?我害怕起来,马上去问周围的店铺,隔壁水果店的一位女店员小张笑嘻嘻说:“你的车我知道,请我吃冰棍就告你。”我说:“快告我,回头我请你吃一箱。”小张说:“瞧你急成这样,真没见过人能急成这样。刚才叫几个戴红箍儿的人推走了,你去派出所问问吧。”听说车被推进了派出所,我的两腿立时软了。且不管车管里的东西发现没发现,反正我的“秘密写作”进公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