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书库 > 无路可逃:1966—1976自我口述史 > 四、业务推销员 >

四、业务推销员

1967年书画社搬到贵阳路后,那位王姓的同事如愿以偿地掌管起书画社来。原先的社委会在运动中已经瘫痪,我却还在联系业务,但不是负责业务,只是整天骑车在外东奔西跑,为单位的男女老少找点活儿干,保证二十多人每人每月四五十元的收入。书画社里有两个人的成分和历史有问题,一个本人是资本家,一个参加过“一贯道”,性质属于敌我矛盾和“黑五类”,是运动重点;其余近一半是被抄户,还有一个画山水的青年,父亲曾是个摆摊卖烟的小贩,公私合营时并入国营商店,资本太小,只给了一季度一块钱的定息,现在也算剥削,这青年的脑袋也耷拉下来了。人们全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敢说话,上班时比以前安静多了,有时能听见苍蝇在空中嗡嗡地飞来飞去的声音。那位当上领导的王姓同事,虽然不是党员,也非根正苗红,只是中农出身,在书画社里却是“矬子里拔将军”,春风得意,说一不二,他用起单位的钱也方便多了。而我的家庭在剥削阶级的一边,自己虽是“子女”,可是一旦出了问题就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所以凡事只能顺着他,只要政治上不出事就是“胜利”。幸好我不怵与外界打交道,还有辆破自行车跑跑事情方便,这就使我渐渐成了书画社专职的业务员,在那些关系单位的眼中,我就是个“跑业务”的大个子;我也靠着每天在外边使劲为这个穷单位揽活,换取一份政治上的安全。

运动开始时印袖章旗子那种事只热闹了短暂一阵子。“一月革命”后,搞大联合,成立革委会,那些曾经大喊“造反有理”的造反派们,又被打成“打砸抢分子”。这一来,自然没人再印袖章了,却给书画社留下了丝网印刷的小技能。不久,我从商场里发现一种版画,很适合丝印。那时书店不卖任何画,“文革”前所有的绘画作品全是“封资修”,但生活里总需要一些画,那种用木刻手法制作的“文革”题材的版画——各种各样的领袖像,样板戏,装饰着各种太阳、葵花、海浪图案的语录一出来,便受到欢迎。我想,如果改用丝印,会比木刻印制更便捷,产量也会更大。我们书画社里的人不但懂美术,还有几个能工巧匠式的人,很快便将这种丝印版画做得十分精良和赏心悦目。于是,一边四处揽活,一边把自己印的画向外推销,没想到销路相当不错。书画社是集体所有制单位,工资可以用计件的方式浮动,王姓同事见这种版画有钱可挣,就向上级主管部门借房子,说是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时文化馆代管的小人书租赁店被彻底砸烂,书都烧了,单位也撤销了,因此空出不少房子,都是临街的铺面,很适合我们作为作坊来使用,我们就借了两处,支上桌案大干起来。人们在遇到共同困难时,往往会激发出团结的一面。活儿愈干愈多,天天晚上加班,收入也就多起来,王姓同事乐得合不拢嘴,搞运动对他没多少实际好处,不如赚钱实惠,那时他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了;大家便心照不宣,交谈时也不提运动,单位里那两个有历史问题的人也轻松了一些,都奋力地去干活,积极表现,哄王姓同事高兴,如果因此叫王姓同事夸奖一句,便高兴好几天。

我做业务员时,喜欢戴一位朋友送给我的这顶蓬松的兔皮帽,邻居的孩子都称我“瓦西里”(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的警卫瓦西里也戴这样一顶帽子)

可是,整个“文革”决不仅仅是1966年开始“破四旧”、“四大”、抄家、“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那股子吹得人仰马翻的狂飙,接下来还有不间断掀起的各种主题的运动,最凶猛的是“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一批三查”(1968年至1969年)、“一打三反”(1970年)等等,一步步将运动推向全社会深处,直往人的骨头里扎。最可怕的是,人们正干着活儿,忽然上边来电话把王姓同事叫去,等到他回来,一脸阴沉严肃,谁跟他说话也不理,不用再问——要搞运动了。

这些运动开始时都是在强大压力下互相揭发,比如“清理阶级队伍”的“忆、摆、查”。“忆”是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找出值得怀疑的“敌情”,“摆”是把怀疑的人或事揭发出来,“查”是对揭发出来的人和事进行“内查外调”。“清理阶级队伍”是要把“隐蔽最深的敌人”挖出来,那就必需怀疑周围所有的人,从日常生活里和闲谈话语里寻找可疑之处;只有对别人无情地揭发,才能证实自己对运动的忠诚。人和人之间就紧张起来。

妻子在忙家务

在“忆、摆、查”中,从我所认识的人里边还真的挖出来一个,就在书画社楼下那个糨糊厂,有个老工人,瘦高身子,背微驼,姓翟,待人很友善,见面总笑眯眯举手打招呼。“忆、摆、查”中,有人怀疑他招手的姿势有点特别,像过去的军官行礼,就揭发出来,经过“内查外调”,这翟老头竟然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连长,一直隐瞒着,马上就被揪出来。这件事轰动到社会上,被当作“忆、摆、查”一个成功的范例,在很多系统广泛宣讲,一时很多人特殊的习惯动作、口头禅、特殊的肢体语言都受到质疑和检查;连我单位一个瘸子也曾被疑惑是不是假瘸。

偏偏在这样的运动高潮中,我的母亲突患癌症,必须做手术,但那时医院拒收“黑五类”及其家属住院。我千方百计打听到住院手续在住院部的一个小屋里办理,管事的只一位五十多岁的大爷,人不错,但挺倔;我便穿一件军大衣站在小屋外守着,等着屋里办事的人都走净,突然进去趴在地上就给这大爷使劲磕头,一边说:“求您救救我娘吧!”这大爷叫我站起来,问明情况,看了我半天,拿起图章啪地给我盖了,只说了一句:“这事可别跟人说。我是看你这五六尺高的人给我磕头,我担待不起。”于是我母亲住进了医院。

住院的第一天,看见病房里乱哄哄,连喊带叫,原来一群病人在批斗另一个病人。那个被斗的病人被发现是个富农老婆。在这种局势里,我们就像过地雷阵一样,战战兢兢帮助母亲渡过了手术关。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时,我本人还一度被列为怀疑对象。在和平区文化系统发动清理阶级队伍大会上,区文化系统革委会李主任在做报告时说:“有的人社会联系的面很广,社会关系复杂,这种人也要查。”当时会场上几个人从不同地方扭过脸看我。在人们的印象里,我好交朋友,这些话无疑是指向我的,我立即紧张起来。当天下午书画社全体人员被集中到文化馆学习这个报告,竟然没通知我去,显然已经把我放在“革命群众”之外了,这使我更紧张。我还觉察到,王姓同事基本上不大理我了,我主动向他汇报业务情况,以试探他对我的真实态度,他对我先是半搭不理,突然之间面对着我嘿嘿冷笑两声,好像知道我的意图,对我说:“你小子要倒霉了!”霎时,我觉得自己僵在那里了。

内心的恐怖才是运动时最深刻的感受,后来我用这种感受写了中篇小说《啊!》。这小说发表在1979年《收获》杂志上。

然而从命运上说,我又能称得上是一个福将。一方面我遭到太多的磨难、打击、重创;这些重创常常横向闯入,拦腰一刀,都是无妄之灾;然而正是这种时刻,往往老天会突然出手,奇迹般地挽住了我,峰回路转,使我绝地逢生。每每这个时候,我都会触摸到命运切实的存在,以及它不可捉摸的神秘。

那天,“清理阶级队伍”大会后回到家,情势紧迫,我迅速在心里把我的朋友排排队,其中最密切的、平日无话不说的朋友共有五个人。我必须与他们尽快见面,告诉他们如果我单位有人去外调,应该怎么说。倘若他们心里没底,突然见到我单位去人外调,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再给外调的人一诈,弄不好一两句话就会要命。但是我怎么与他们联系?他们住在这城市的不同地方,如果去找他们,万一被发现怎么办?谁能保证此时我没被监视起来?晚饭后,我正想冒险去与朋友们联系,没想到这几个朋友竟然一个个接踵而来,好像接到通知一样,其实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就是想来看看我。前前后后来了四个,我赶紧和他们交代了情况,彼此做了约定,可是还有一位好友作家迟叔昌没法联系。我想明天一早上班前去他家一趟,谁料很晚的时候——十一点钟吧,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黑暗中两个眼镜片闪闪发光,正是迟叔昌。没有任何人让他来,他只是晚间路过我家时,看到我家的灯光亮着就来敲门,我拉他进来,把我的处境告诉给他,与他商定怎么应付。待他走了,我感觉自己原以为猝不及防的防线瞬间全都建立起来,心里稳妥多了。但是我很奇怪,此刻我最想见到的这些朋友,怎么会一下子都聚到我家?谁在我危机四伏时奇迹般地帮助了我?更不可思议的是,第二天到了单位,情况大变,人们对我的态度忽然发生转变,不再像看一个得了传染病的病人那样看我。连王姓同事对我也有了好脸,见了我居然还打了招呼:“来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好像我的出身变了似的。

一度,我为书画社揽来了工艺品加工业务——画彩蛋

很快就得知,昨天晚上我单位一个“黑五类”与他一个徒弟串联,搞攻守同盟,被别人发现并告发。“黑五类”搞串联是现行问题,立时成了运动重点。这样我就侥幸被放在一边。当然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是,王姓同事并不愿意我出问题,他还指望着我给单位去招揽业务呢,如果没有我去跑,书画社的业务和大家的收入会直接受到影响;而这个“黑五类”的现行问题鬼使神差地冒出来,自然就把运动的重点吸引过去,也就放过了我。由此,我更明白自己靠什么活着,优势在哪里——就是努力把书画社所有人的肚子填饱填满,使自己能够被使用,才能在风雨之中摇摇晃晃立住脚跟。

运动中单位的气氛是异常的。我当时秘密地写过一篇散文,叫作《麻雀》,我感觉自己很像这种城市中最常见的小鸟,由于它们与人共同生存,时时刻刻面临着威胁与危险;它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它们机灵警醒、戒备性强、不辞辛苦、时时刻刻保持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严酷的环境锻炼出它们这种被扭曲的性格,正像我自己。这篇散文直到“文革”后的八十年代才发表出来。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书画社里的丝印版画业务很好,可是上级要求整天搞运动,王姓同事就叫大家晚上加夜班。为了抓紧时间多挣钱,他又向上级借了一间房子,在柳州路上,原先也是个小人书铺,我们在这里再开一个丝印车间。几个车间一起干,产量明显提高。一天很晚时候,柳州路这边加班的人只剩下我、妻子同昭和另一位女同事,印完一块版后,必须将这块版送到贵阳路那边的车间去。这块版是领袖像。同昭用油纸将印版包好,由女同事送过去。印版是红色版,包装的纸被红颜色的色浆沾染得油乎乎的,细麻绳拴在印版的一角,同昭手提着印版交给那女同事时,顺口笑嘻嘻说:“像是块火腿!”她无心一说,我却立刻一惊,这话犯了大忌!我刚要用别的话岔开,那女同事已开口说:“冯骥才你可听见了,你老婆可说领袖像是火腿!”这句话在当时就是反革命。我一急,反应竟然相当神速,话茬也立刻跟上了,我说:“我没听她说,倒是听你说了。这屋里可就咱们三个人。”我说这话时一点也不客气,拔剑相向,好像瞬间来到你死我活的时刻。运动中有时就这样——忽然反目,生死立见。这女同事傻了,怔了一下,她是个很精明、晓利害的人,随即露出笑来说:“那就谁也没说呗。”我听了,也笑了。一个大浪头就这么过去了。

妻子画的彩蛋《百子图》

再一次在车间里一边干活一边说闲话,一位老同事不知把我哪句话听岔了,走了心,突然把身前桌子椅子哗啦啦全推开,趴在地上给我叩个头,这举动把屋里的人全惊呆了。他做了一辈子画工,在书画社里算成分较好的人。怎么办?我一个狗崽子逼得人家红五类给我叩头?这可要惹祸。那时人的精神全紧绷着,神经在皮肤外边,当时我好像连想也没想,立刻趴在地上也给他叩了头。我这高大的人忽然扑倒在地叩头,而且把头叩得挺响,还一连叩了三个,这一来不仅把事情变成玩笑,也扯平了。同事们都笑了,这个浪头也过去了。

其实,倘若这些事真找到我头上,也还是逃不过去的。我给他叩头不算事,他给我叩头可算件事,上纲上线,就是阶级斗争,是谁该给谁叩头的问题。幸好书画社的人都是些画传统国画的艺人,靠手艺吃饭,大多不爱惹事,出身又多半有些硬伤,只想着怎么保全自己,也就没人动这份心思了。这不也是我的福分吗?

到了1968年,我已经是一个专职业务推销员了。每天上班报到后,转身出来便跨上自己那辆杂牌车跑上街头,口袋里揣着两样东西:一是一个封皮上印着语录的小本子,里面写满关系户的人名和电话;二是纸烟,烟是业务员必备的社交工具;其他就要靠着自己的两条腿和一张嘴了。

在丝印版画流行一阵之后,需求渐渐低落,业务也就明显萎缩了,传统的古画临摹还没有恢复的可能,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将丝印转向技术相近的塑料印刷,去给各种产品加工印制塑料包装。这种转变,一边在材料技术上,一边在业务上。在这方面我脑子比较活,又肯动脑子,里里外外的工作就全压在我身上。首先我要寻找使用塑料包装的厂家,到哪里去找?我最初的法子又笨又吃劲,不高明,每天端着厚厚的电话本,从化工、五金、医疗、日用、玩具、机电等等栏目中查找一个个厂家,从厂名猜想它们的产品会不会使用塑料袋,然后拨电话联系询问。有时人家不需要,碰一鼻子灰,有时人家早就有定点加工,便遭到回绝,一旦有点可能就要抓住不放。这法子很像在大海里捞鱼,可是每一天都是从黑暗里一点点亮起来的,世界上的一切哪样不是从无到有?那时,我骑车在路上常常自言自语地背诵上小学时学到的米丘林的那句话:“不要等待大自然的恩赐,向大自然索取是我们的任务。”我调侃自己是满街跑的乞丐,但能讨到饭就是成功。

我还要去采买各种适用的塑料材料,运到加工厂制成塑料袋,再运到书画社印刷,最后将印好的塑料袋运到厂家。只要批量不大,这一切全靠我的自行车来运。要将滑溜溜的塑料袋牢牢地捆在车上可不易,我从三轮车工人那里学会了捆绑东西的招数,能够把上百斤塑料袋结结实实绑在车上。可是一次到北郊韩柳树的糖精厂送货,路程太远,有一段土路,车颠得厉害,一下把一车的塑料袋全颠散了,哗地落了满地,那天风大,零装糖精袋只有火柴盒大小,被风吹得像雪片一样到处都是,急得我放声大叫,可是荒野无人,没人听见,没人帮忙,只能不断地嘱告自己别急,千万别急,必须将塑料袋全部拾起来,绝对不能少。这样从午后一直干到将近六点钟,把被风吹得方圆几十米的数千个塑料袋一个个全拾起来,重新包好捆上车送到厂家。从这些事情中我看到了自己的能力,得到自信,就这样一点点把书画社的丝印改为塑印,业务一点点扩大起来。单位有了钱后,又从泊镇买了两台四十年代日本造的老式圆盘印刷机,不但可以大大提高产量,还能印刷包装食品的聚乙烯塑料。

干业务推销虽然很辛苦,我却获得了这个时代最宝贵的东西——自由。整天在外,可以躲开单位那些潜在的不祥的人事关系,也不必想方设法应付愈来愈颐指气使的王姓同事。我天性不愿受束缚,喜欢独来独往。所以我以联系业务为理由,天天从早到晚尽量人在外边,事办完了,就串串门,找朋友聊聊,看看父母。那时,经过了“向十种人要房”等几次波澜,父母的住房被压缩到保定道树德里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平房里。母亲手术后身体不好,心情郁闷,我去到那里,便扯东扯西,给她赶出聚结在心中的阴云。父亲在劳改,回家还要写检查。父亲写东西吃力,尤其写这种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他已经没有新词儿,赶上我去了就替他编,编好后再由他誊抄在纸上。有时候,实在无处可去,天还早,就在路边找个水龙头喝点凉水,然后在树下寻个地方坐下来抽根烟。一次困了,见身边堆了一堆施工用的细沙,躺在上边很舒服,再给太阳一晒,竟呼呼睡着了,直到渐渐觉得身子有点凉,醒来一看天已晚了,便骑车回去。

一度靠印制红袖章吃饭

我却很喜欢这种生活,甚至现在还会怀念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只有不自由的时代里,才能感受到自由的珍贵而倍加珍惜。

躲开运动,躲开现实,是当时很多人心中的一种渴望。就像霍桑写过的那个短篇,一个终日烦恼缠身的人,一天忽然奇妙地离开了现实,来到一个世外桃源般无忧无虑的世界里,虽然仅仅待了一天,人间却已过了十五年,待他回到现实,曾经所有纠缠他的烦恼都已经过去了。在“文革”中,我无处去寻找这样的能躲过现实的地方,但是我给自己创造出一种别样的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没有“文革”,没有尔虞我诈,置身其中,能够让心灵得到喘息。

“文革”一连串席卷全社会的运动中,最后一个高潮是“一打三反”。这个运动来势极猛,要打击的人各种各样,有现行的也有历史的,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当时有一条标语,贴在大街两旁到处都是:“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学习、揭发、批斗、批判、再批判!又是一阵无法逃避的疾风暴雨,又是“该抓的就抓,该杀的就杀,该管的就管”。这次运动出现了个意外,身边冒出一个让大家吃惊的事来——书画社的会计贪污被人揭发了。这会计姓苑,是个单身的老处女,五十来岁,家在老城里,人干瘦而木讷,平时很少说话,走路很轻,做事很谨慎,抽屉里每一个小纸片都放得整整齐齐,大头针、曲别针、橡胶圈都分别装在一个小纸盒里。她被揭发出贪污,出乎书画社所有人的意料;会计从账里偷钱,这种事本身就引发人的兴趣,而书画社的经济一向拮据,会计贪污是私吞集体的钱财,引起了众怒;于是书画社的运动有了一个众所关注的新主角,一时不会再去怀疑别人,明显看出那两个“死老虎”有点释然了。可是,这个会计的问题不好搞,不知道是由于她胆小心怕,不善表达,还是问题太大,说不说都难逃罪责,只能拒不交代,反正她一直把唇缝紧紧闭成一条直线,不论怎么审问也一声不吭。这使得书画社的运动迟迟推动不下去,没有新成果,上级要求加大审问力度,天天把压力升级,一连多天,她还是像哑巴一样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