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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死神擦肩而过

十年“文革”经历中最凶险的一次,是我们自己招惹的。

1971年9月下旬,一个天塌地陷般的消息在人们中间传开——林彪叛国,命丧蒙古。这是太可怕的消息!非但绝对无法相信,也没理由相信,万一误听了呢?说出去会立即杀头。可是后来这消息一经官方证实,各种传言就满天飞了。但这些传言只是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中传播,有点像今天的微信,但流传又快又广。于是,市革委会发出紧急文件,要对一切蛊惑人心的谣言进行追查,一追到底;对制造谣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打击,绝不留情。

这种事情本来与我们毫无关系。可是,一天晚上同昭的三妹忽然来到我家,神情显得很为难,在我追问下一说,便使我觉得大事不妙。

原来在“林彪事件”发生后的各种小道消息中,有一条热传,说天津军管会刘主任是林彪的亲信,见大事不好慌忙乘车直去塘沽,打算出海而逃。上边得到报告立刻派警车追捕,刘主任见无法脱逃,在津塘公路上开枪自尽。

这条传闻当时流传得很广,我也听说过,是在艺术博物馆工作的好友崔锦来串门时说的。妻子同昭去看她妈妈时,告诉她妈妈了,她三妹在旁听到,又告诉给三妹夫,三妹夫便在自己的工厂里到处说。正赶上市里追查谣言的紧急文件下达,厂里把三妹夫查了出来,三妹夫马上供出三妹。这事出在当天下午,还没找到三妹头上呢。

我和三妹研究该怎么办。三妹说,如果来找她,她一口咬定是自己在公共厕所听到的。三妹在我的印象里,善良、执着、有情义。她说:“这谣言谁都知道,我就这么说,我不怕。反正我不能把大姐说出来。”

我不知道她是否能撑住,她咬定的谣言来源人家是否相信。整整一天我们在不安中度过,没有任何动静。不知三妹单位会给她怎样的压力,我为她担心。

晚饭后我和同昭去三妹家。三妹夫妇就住在我们结婚时住的那间小屋,他俩和衣半躺半卧在床上,三妹的脸像张白纸。她说,三妹夫的厂子——重型机械厂今天下午去了七八个人,找到她单位圆珠笔厂的政工组,对她拍桌子打板凳,逼问她谣言从哪听来的。三妹说在公共厕所听的,他们不信,翻来覆去给她施压力。三妹黯然地说:“反正我够呛。”我看到了三妹脆弱的一面。

三妹夫说:“你就说大姐告诉你的,大姐再把谁说的说出来,不就全没事了吗?对不对大姐?”他说完面对同昭。

同昭没说话。

我看出三妹这条“防线”不牢靠,便对她说:“你如果撑不住就说是听我说的,千万别说你大姐。”

同昭说:“不,说我,本来也是我说的。我惹的事我担着。”

我对三妹说:“你听我的,一定说是我,我有办法叫他们相信。”

我和儿子(1968年)

当然,我们都感到事情的不妙,危难当头了。尤其同昭告诉我一定不能说出崔锦来。崔锦爱人的父亲是国民党军人,1949年跑到台湾去了,他家算“反属”。这事会给他家招致大祸,是万万不能说出来的!这事只能自己扛着,是祸躲不过!

第二天我托个辞儿待在单位里,等候灾难降临,这滋味就像等着被提审。整整一上午,没有任何动静。单位里像往常那样忙着印塑料袋。几台小小的简易的印桌同时在印,一个人掀版放塑料袋,一个人用刮板刮着色浆,一些人做整理。房间到处堆着空白的和印好的塑料袋。一座烧煤球的小火炉加上二十来人干活冒出的热气与喘气,屋里暖烘烘。不知谁放在炉膛里的山芋烤熟了,空气里飘着烤山芋的香味;如果生活就停在这一瞬间多好。我心里暗暗祈求上天饶过我们这次,我们没干过任何坏事,我们是无辜的。

午后,塑料厂来电话说我们加工的塑料袋尺寸有些问题,叫我去一趟。我放心不下这里,却又必须去一趟塑料厂,心想反正塑料厂不算远,快去快回,赶快骑车去了,尽快把问题解决好,便赶紧回来,可是一进门就发现情况不对了。

同昭不在,屋里没人说话,静得异常。王姓同事低头看什么东西,不理我,那个管政工的副手也不在屋里。我心想,坏了,有问题了。

我走到王姓同事跟前对他说塑料厂的事情已经解决,然后禁不住直接问他:“同昭怎么没在屋里?”

他说:“老隋刚刚把她叫走了。”他看我的眼神有点异样。

老隋是文化馆革委会主任,主管全馆的大事和政工。

出事了!这一刻,我觉得陷入了一个灭顶的深井里。

我的心已经全乱了。虽然假装什么事也没有,手里干着活,心里则乱糟糟地想出了很多可怕的情景、画面和后果吓唬自己,以致别人和我说话也没听见。

我奇怪的是,前晚与三妹说好,如果她撑不住就说是我说的,可是现在为什么不来找我,而是把同昭叫走了?是不是先从同昭那里摸摸情况,再来找我?我着急又不安地等着、挨着,直到下班骑车跑回家。屋子是空的,同昭没回来。过了半个多小时,她回来了,脸色不好看,等到她开口一说——原来灾难落到她的头上了。

同昭说,就是午后我去塑料厂的时候,突然一辆大卡车停在书画社门口。书画社的门是开着的,五六个穿绿军装的大汉从车上跳下来,进门就气势汹汹地问:“哪个是顾同昭,跟我们走!”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把书画社的人吓坏了。王姓同事问他们是谁,什么事。他们只说是重型机械厂的,原因不说,只说要把顾同昭带走。王姓同事马上打电话给文化馆革委会主任老隋,老隋说:“人是我们系统的,他们和我们不是一个系统,不能随便带人走,叫他们先到文化馆说明情况。”

这群人走了半个小时,老隋来电话叫同昭和我单位那副手到文化馆去。

同昭说,她到了文化馆,一进前院楼上的主任办公室,阵势已经摆上了。十来个人坐满一屋子,有两个女的,其余全是男人,满屋人都对她虎视眈眈。她渐渐弄明白这些人是两拨人,一拨是重型机械厂——三妹夫单位的,都是男人,尤其一个矮个子的头头,特别蛮横;一拨是圆珠笔厂——三妹单位的,有男有女,说话的口气比较缓和些。这两拨人组成临时联合调查组追查谣言的源头。老隋和我单位那个副手也在座。同昭按照自己想好的话,说这个谣言是一天她下班经过第一中学时,正赶上学校放学,她听两个走在身前的学生说的。她的话立即遭到否定。那个矮个子的头头说:“所有谣言都说是在这儿那儿听来的,路上听到的,排队买东西听到的,厕所里听到的——都是编的!你妹妹不是说是在厕所里听到的吗?现在怎么改口说是听你说的了?告明白你,今天你不老实交代出来,别想回去!”他的声调很高,很厉害。

我问同昭:“没打你吧?”

同昭说:“不会,老隋在呢。”

老隋是从自来水公司调来的,一个比较文气的干部,戴一副深度的眼镜,人挺随和,通情达理,也不左,他对同昭印象一直很好,曾对我说过“你老婆可是个老实人”。

老隋在场,我放心一些,可是同昭把自己的话咬得很死,就成了僵局。老隋给同昭单独做了工作,他说,他不认为同昭会编这样的政治谣言,只不过怕连累亲近的人,不肯说出来。同昭的坚持却使他为难。他也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

接下去的两天我们两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压力与抄家不同,抄家是全社会的一场狂风暴雨或政治大地震,众人一同遭遇,一起受难。这次不同,是一块巨石只落到我两人头上,只能是我两人撑着,但这石头愈来愈重,很快就要把我们压垮压死。

一连两三天,同昭天天要到文化馆接受逼讯,我在书画社里等着坏消息随时到来,度日如年。一天下午老隋把我叫去,单独与我谈话。我听见另一间屋声音很大,像在喊,我知道同昭在受审。我恨不得跑过去说是我说的,但同昭对我说过,你说不但没有用,只能白白再搭上一个,反正不能把人家崔锦说出来。最后可能两人都被关进去,那么儿子谁来管?托儿户再好,人家也要吃饭呵!

老隋对我说话时,态度不厉害,可是他把事情的可怕后果摆在我面前,那就是公安机关的介入。现在全凭老隋的一再坚持,才没让他们把同昭带走。可是公安介入,要带走就带走了。摆在我们面前清清楚楚的是断崖与深渊,出路只有把谣言的来源供出来。当晚,我对同昭说,是不是到崔锦家串趟门儿,打听一下他从哪儿听来的。万一他是从某个公众场合听到的呢,那不就好解脱了吗?同昭不肯,她说那会把人家吓坏了。我说,我保证不会把咱们被调查的事告诉他们,只是先从侧面摸摸情况。同昭这才同意去一趟。

妻子和儿子

我们早早吃过晚饭,就去崔锦家,正赶上他们夫妇俩和两个小女儿一家四口吃晚饭,屋子正中一张桌子,桌子正中摆一大碗冒着热气的水饺,崔锦的爱人笑呵呵叫我们一块吃,腰上还围着一条带褶的围裙。一看他家好好的小日子,同昭用眼神示意我别再说了。吃过饭聊天时,我还是问崔锦:“前些日子你说军管会刘主任逃跑自杀那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我说话时尽可能表现得很自然和随意。崔锦笑道:“那消息是谣言,没几天那个姓刘的就露面了。”崔锦的爱人在旁边说:“我弟弟来说的,谁知哪儿听来的。”我爱人一听赶快岔开话,怕我再问,我们坐一会儿就出来了。回家路上同昭说:“如果咱把崔锦说出来,人家全家就完了。咱们就是被关进去,也不能说出人家!”

回到家,同昭就跟我哭了,她说:“如果我进去,孩子就交给你了。但你决不能说出人家。咱不能害了人家。”

同昭是不爱哭的,只爱笑。她甚至从来不哭的,这是我认识她十年来第一次哭,为了儿子,为了她将毁灭的家庭。

然而这一刻,叫我感到自己的妻子像个挺巨大的人。她不再是平日里我眼中那个需要保护的弱女子,她是一个有情有义,如此勇敢的人。我也落下泪来。但我们都没哭出声,好像一出声我们就支撑不住自己,就会彻底垮了。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个漫长又绝望的一夜,那夜的气氛、情景、画面与声响。我们没再说话。我知道她一夜没睡,但她不再和我说话。她知道我多愁善感的天性,她不愿意惹起身上这种没用的东西,她需要强有力的东西,但此刻好像我不能给她,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无能和对她的无助。世界这么大,全和我们无关。

转天同昭一早照规定去了文化馆。我守在单位,感到坏事随时可能发生。这时我单位的人已经全知道我们碰到的这件事。肯定有人担心,也有人幸灾乐祸,但没人跟我说话,好像也在等着结果。两个小时过去了,忽然开门了,同昭走进来,竟是自己走进来,没人跟在后边押着她;同昭脸上竟然还带着笑,对我说:“没事了。”然后一边戴套袖一边轻松地说了两个字:“干活。”

这变化使我惊呆,太不可思议了,太无法想象了!难道真的能绝地逢生?真的会死里逃生吗?怎么有这种可能?真有神灵护佑她吗?一块当头马上落下来的石头,竟然会自己突然消失了?我不解地看着她,她竟一如往常地与同事说话,还很自然地露出笑容,她这样反而弄得同事们不知所措。这时我已经相信这不是幻觉,是事实,但事实是个谜。

我一直憋到下班,回到家,她才告诉我一个突然发生的奇迹——

今天,联合调查组对同昭高度施压,并下了最后通牒,说下班以前再不吐口,就要把同昭扭送公安局。同昭还是拒不供言。那个重型机械厂的头头火了,跑到同昭面前大声叫着:“告明白你,这个谣言九月底就传出来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

就在这一瞬间,同昭说——她感觉脑袋里一亮,突然反问他:“那你是从哪里听来的?你听到的时间可是更早呀。”

她这个反问居然把那个头头问住了,那人一时傻了。此刻,调查组里的所有人——不但圆珠笔厂那些人都不说话,连重型机械厂的另几个人也闷住口了。可能这头头平常太蛮横,很不得人,关键时没人给他帮腔。这个瞬间显得很长。这头头很尴尬,竟无话反驳,脸上的横劲也没了,成一个泄了气的球!老隋出来说话了。他对联合调查组的人说:“既然你们听到的谣言更早,那就没必要再在这里追了。源头在你们那里。”这话是结论性的,对他们也是致命的,对同昭却是救命的。

“文革”中我一大家人的合影。时间在1973年,运动高潮过去了,大家脸上变得轻松一些,那天阳光也分外明亮,便留下生活稀有的美好的一瞬。照片左起:妻子、二姐、父亲、儿子(前)、我(后)、大姐(中)、母亲、弟弟(后)、外甥、外甥女、四妹、外甥

没想到,这样一个无法逃过的灾难竟然在瞬息之间自己消亡了。

等这拨人走掉,老隋对同昭说:“你要吸取教训,有些话只能听,不能传。”然后放她回来。

真不知怎么感谢老隋!老隋帮助了同昭。

真不知妻子会如此勇敢,如此机智,化险为夷!我一激动猛地抱起她来,她呀地一叫,原来她的头差点撞到顶灯上。我们大笑起来,直笑出声。

那年我俩不到三十岁,多年轻,多无辜。这就是我们的痛苦与欢乐。死神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从这件几乎要了命的事中认识到了什么?

人、亲人、自己,还有这个凶险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