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份

    本義說過,省城裡的人不喝擂茶,也不懂得紡紗織布,可憐他們家家都沒有布做褲子,一條短褲只有一巴掌大,像婆娘們的騎馬帶子,勒得胯襠憋死人。馬橋人由此十分同情省城裡的人,每次看見我們知青要回城,總是要我們多買點鄉下的土布帶回去,給爹媽多做兩條褲子。
    我們覺得十分好笑,說城裡並不缺布,短褲做得小一點,是為了貼身,好看,或者為了運動的方便。
    馬橋人眨眨眼,不大相信。
    日子長了,我們發現無論我們如何解釋,也沒法消除本義的訛傳——因我們沒有話份。
    「話份」在普通語中幾乎找不到近義詞,卻是馬橋詞彙中特別緊要的詞之一,意指語言權利,或者說在語言總量中佔有一定份額的權利。有話份的人,沒有特殊的標誌和身份,但作為語言的主導者,誰都可以感覺得到他們的存在,感覺得到來自他們隱隱威權的壓力。他們一開口,或者咳一聲,或者甩一個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聽,即使反對也不敢隨便打斷話頭。這種安靜,是話份最通常的顯示,也是人們對語言集權最為默契最為協同的甘心屈從。相反,一個沒有話份的人,所謂人微言輕,說什麼都是白說,人們不會在乎他說什麼,甚至不會在乎他是否有機會把話說出來。他的言語總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遠得不到回應。這種難堪的事多了,一個人要保持開口的信心,甚至要保持自己正常的發聲功能,是不無困難的。鹽早最後幾乎成了一個真正的牛啞啞,就是話份喪失的極端一例。
    握有話份的人,他們操縱的話題被眾人追隨,他們的詞語、句式、語氣等等被眾人習用,權利正是在這種語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這種語言的擴張和輻射過程中得以確證和實現。「話份」一詞,道破了權利的語言品格。一個成熟的政權,一個強大的集團,總是擁有自己強大的語言體系,總是伴隨著一系列文牘、會議、禮儀、演說、典籍、紀念碑、新概念、宣傳口號、藝術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號等等,以此取得和確立自己在全社會的話份。不能取得話份的強權,不過是一些徒有財力或武力的烏合之眾,像一支又一支殺退過官軍甚至佔領過京城的草寇,即便一時得手,也必然短命。
    正是體會到了這一點,執政者總是重視文件和會議的。文件和會議是保證權利運行的一個個樞紐,也是強化話份的最佳方式。文山會海幾乎是官僚們不可或缺並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話連篇的會議,即便是沒有絲毫實際效用的會議,也往往會得到他們本能的歡喜。道理很簡單,只有在這種時候,才會設置主席台和聽眾席,明確區分等級,使人們清醒意識到自己話份的多寡有無。權勢者的話語才可以通過眾多耳朵、記錄本、擴音器等等,得到強制性的傳播擴散。也只有在這種氛圍裡,權勢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語言裡,感受到權利正在得到這種語言的滋潤、哺育、充實和安全保護。
    這一切,往往比會議的具體目的更為重要。
    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權勢者對自己不習慣和不熟悉的語言,充滿著天然的警覺和敵意。文化大革命中,馬克思和魯迅在中國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是空蕩蕩書店裡最終得以保留的幾位偉人中的兩位。即便在這個時候,讀馬克思和魯迅仍然是十分危險的,我在鄉下的一本馬克思的書,就差一點成為了我「反動」的罪證——公社幹部說:那個下放崽,不讀毛主席的書讀馬克思的書!什麼思想?什麼感情?
    我體會,公社幹部是無意反對馬克思的,也並不知道那一本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說了些什麼,是否有害於他們的禁山育林或計劃生育或者打平伙分狗肉。不,他們對此一無所知,也不大在乎。他們瞪大眼睛,只是對馬克思著作裡一切聽不太懂的語言惱怒,感到他們的話份正在受到潛在的威脅和挑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現代主義藝術聲勢浩大,抽像畫、荒誕劇、意識流小說和超現實主義詩歌驚世駭俗,嬉皮運動、女權運動,還有搖滾樂等等異生的文化現象也隨之而來。有意思的是,這些新現象出現時差不多—一都被視之為邪惡的政治陰謀。資產階級的報紙攻擊畢加索的抽像畫是「蘇聯企圖顛覆西方民主社會的罪惡伎倆」,「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宣傳」,而搖滾歌手「貓王」愛爾維斯和「披頭士」代表人物列農,被教會和國會議員們疑為「共產黨的地下特工」,目的是「要敗壞青年一代,使他們在對共產主義的鬥爭中未戰先敗」——他們的音樂在美軍駐歐基地一直是禁品。在另一方面,任何紅色政權也做著差不多同樣的事情,現代藝術無論雅俗,幾十年來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學教科書將其定性為——「和平演變的先鋒」,「西方國家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意識形態」,「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等等。
    這些反應顯然是一種防衛過度。無論哪一方後來都逐漸認識到這一點,也或多或少地放寬了管制尺度,甚至願意利用各種新異的文化語彙來為我所用,比如用搖滾樂來各頌延安或南泥灣,用抽像畫來促進服裝出口業。
    當然,如果把這些反應完全看成防衛過度。是大大的天真。事實上,一種不熟悉的語言,就是一種不可控的語言,它差不多也就是一種不可控的權利。不論它表面上的政治標誌如何,它都具有實際上的離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斷,形成對執政者話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馬橋人似乎具有一切執政者的洞明,早就看穿了這一點,因此把權利歸結為話份,歸結為說。
    我們可以著一看,在馬橋,哪一些人有話份?
    (1)一般來說,女人沒有話份。男人說話的時候,她們習慣於不插嘴,只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衲鞋底。因此,幹部從不要求她們參加村民大會。
    (2)年輕人沒有話份。他們從小就聽熟了「大人說話娃崽聽」一類古訓,總是優先讓老人們說。對老人們的說法,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裡咕咕噥噥,不可大逆不道地當面頂嘴。
    (3)貧困戶沒有話份。財大才者氣粗,家貧自然氣短,窮人一般都覺得自己不夠體面,不願去人多的地方露臉,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別人說話的機會。馬橋還有習俗:凡欠了債的人,哪怕只欠了半升包谷,也不得在村裡的紅白喜事中擔任司儀、主祭、伴娘之類的重要角色,免得給主家帶來晦氣。各家火塘邊最靠近茶櫃的位置,是最顯服的位置,叫主位,債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隨便就坐,否則就有辱主之意。這些規矩都保證了人們的話語權向手握債權的富人們那裡集中。
    ……
    這樣看來,話份被性別、年齡、財富等因素綜合決定。當然還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本義作為黨支部書記,作為馬橋的最高執政者,無論何時說話,都落地有聲,一言九鼎,說一不二,令行禁止。日子久了,他習慣了粗門大嗓,一條嗓子經常傷痕纍纍地氣多聲音少,還是哇哇哇地到處送氣。哪怕一個人背著手走路,也關不住一張嘴,有時候禁不住自言自語,自問自答。「這個地上種得豆子麼?」「扯龍談,種命!水浸浸的漚爛根。」「摻些黃泥巴來恐怕要得。」「你到哪裡擔?你到哪裡擔?有工夫擔泥巴,還不如多到坡上種幾隻包谷。」「醒娘養的……」
    其實都是他一個人說的話。有時候跟在他背後走一路,可以發現他嘴巴從不消停,不惜找自己抬槓,一張嘴可以開一台辯論會。
    人們叫他「義大鑼」,知道他走到哪裡都熱鬧。公社於部也對這位「義大鑼」讓三分。有一次公社開會,本義熟門熟道地到了那裡,照例先去伙房裡聳聳鼻子,檢查一下伙房的氣味。他從灶口裡找個火點煙,看見腳盆裡只切了一大盆蘿蔔,灶角下肉骨頭都沒見到一根,立即沉下瞼,「豈有此理!對貧下中農這樣沒有感情!恩?」他怒沖沖拂袖而去,會也不開了,一直衝到供銷社的屠房,問還有肉沒有?屠夫說,肉剛賣完了。他操起一把板刀,說趕快捉豬來,捉豬來!屠夫說,公社規定每天只准殺一頭豬。本義說,公社裡說以後可以吃飯不要錢,你也信?萬玉剛好也坐在這裡,笑嘻嘻地說:「好,好,今天我也搞碗肉湯喝一下。」本義眼睛一瞪,「你如何坐在這裡?」
    萬玉眨眨眼,「也是,我如何坐在這裡?」
    本義本來就有無名火,把板刀一拍,「你看你這個懶樣子,不過年不過節你跑到這裡來做什麼?還不快點跟老子回去!你今天不鋤完北坡上那幾畝地上的油菜,我發動群眾斗死你!」
    萬玉被板刀聲駭得屁滾尿流,趕快溜出門,只是隔了一陣,怯怯地把油光光的腦袋探進來,「你你……你剛才要我做什麼?」
    「你聾了呵?要你鋤油菜!」
    「曉得了曉得了。你莫發氣羅。」
    油光光的腦袋縮回去了。本義總算吐勻氣,捲上一撮煙絲,發現身後有什麼動靜,回頭一看,居然還是萬玉臉上的苦笑,「對不起,我剛才又聽急了,你是要我鋤……鋤……」
    想必他已經駭得跑了魂,什麼話也聽不清了。
    本義把油菜兩個字狠狠灌進他的耳朵,這才把他打發走。
    屋後有了一串豬叫,本義的氣色才算活了幾分。他最喜歡殺豬,殺得也內行。又一陣豬叫之後,他臉上儘是泥點,手上血污污的回到灶邊吃煙。剛才只一刀,乾淨利落把豬放倒。他搭嘴搭舌一直守在屠房裡,最後邀幾個供銷社的夥計湊在熱氣騰騰的鍋灶邊,吃了豬肉,喝了豬血湯,才滿意地抹了抹油嘴,打了個飽嗝。
    他沒有開會,公社幹部也不敢批評他。待他滿面通紅地重返會場,幹部還要請他上台發言,足見他的話份十分了得。
    他說:「我今天不講多了,只講兩點。」
    這是他每次發言前例行的公告。他無論實際上講的是兩點,還是三點、四點、五點乃至更多,也無論是講三言兩語還是長篇大論,都要事先申明,他只講兩點。
    他講著講著,一股肉湯味湧上來,便講到他以前在朝鮮的經歷,用當年他打美國兵的武功,來證明現在修水利、種禾谷、養豬、計劃生育之類的任務是完全可以完成的,也是一定要完成的!他總是把美國的坦克說成是拖拉機。他說在三八線,美國的拖拉機來了,地都發抖,把人的尿都駭得出來。但志願軍英雄好漢,一百丈,不打,五十丈,還不打,三十丈,還不打,最後,等美國拖拉機到了面前,一炮就把它娘的打掉了!
    他得意地躊躇四顧。
    公社何部長曾經糾正他的說法:「不是拖拉機,那叫坦克。」
    他眨眨眼:「不叫拖拉機?我沒讀多少書,是個流氓。」
    他的意思是,他是個文盲,分不清坦克和拖拉機沒有什麼奇怪,他也認真地學習過坦克這個詞,但是到了下次開會,他照例一百丈五十丈二十丈地緊張了一通後,還是一溜嘴說成拖拉機。
    他的這一類用語錯誤,絲毫不影響他的話一句頂一句。「人只有病死的,沒有做死的」,「大災大豐收,小災小豐收」,「人人都要搞思想搞進步搞世界」,等等這些話沒有多少道理,但因為出自他本義,就慢慢通用了,流傳下來了。他耳朵有些背,有一次從公社幹部那裡,把毛主席語錄「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聽成了「路線是個樁,樁上釘樁」,有明顯的錯誤,但因為「樁」字出於他的口,馬橋人後來一直深信不疑,反而嘲笑我們知青把路線說成是「綱」,綱是什麼?!

《馬橋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