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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在文星时代,我大力提倡的是“全盘西化”。并指出文化的移植是全盘的、是不能选择的。我的基本立论是: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萨孟武、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到今天中国人的保留中国文化的精华、选择西方文化的优点,这种一相情愿,多少年来,一直是一种动人心弦的美妙理论。这种美妙理论,听来固然令人快慰,但在实践上,却无可行性。因为文化移植,从来不是随你高兴的,你无法“存其所当有,去其所当去”;也无法“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哥伦布航海,使欧洲人得到了美洲,但是美洲的梅毒,却也传染到欧洲,就好像今天非洲的艾滋病传染到世界各洲一样。西方语云:“文明即梅毒”(Civil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文化移植真相就是如此。不明学理,只知一相情愿者,无知之徒而已!

我再举一个真正“全盘”的有趣例子;齐如山在《国剧漫谈二集》里讲了一段最有趣又最意味深长的往事。他说他当年带着中国工人出洋,这些北方人,除了北京以外,没人能坐着大便的,要大便,都得蹲着拉,蹲着拉屎叫蹲坑。“未起程以前,我虽给他们讲演过几次,但我知道是不容易改过来的,一上火车,麻烦就来了,都是蹲在恭桶(马桶)上大便,他们又不知道脱了皮鞋,因为鞋底有钉子,所以把人家恭桶上之漆面,都给踩了许多印子,这还不要紧,火车一摇动,大便多拉在外边,恭桶上边虽然都有水箱,但箱中绝对没有许多水供用,而且那水也不能洗桶外之体,好在我早料到有此事,因为西伯利亚铁路,沿站都有水楼,开水冷水,都可以随便使用,不必花钱,所以我预先预备下了两个大壶,许多棉纸,用以洗刷这些脏污。我在车上也常告诉他们处处留神自爱,不要被人笑话。其中有一人说,他们怎么能知道是我们拉的呢?我说自有火车以来,没有人在恭桶外头大便过,今天车上有中国人,便有此事,则当然是中国人拉的。他又说他知道是谁吗?我说,所怕的就是他们不知道是何人,果然知道,还好一点,比方说他们知道是你,则丢脸者只你一人,因不知道是谁,则他们便说中国人做的事情,则我们大家都跟着蒙垢,无法洗刷,这还是轻的,反正他们议论不会出了我们二十几人。倘日后谈起此事来,他们一定说,某年月日,有中国人在桶外大便,则吾国全国的人都在其内,无法分辨了,岂不是全国丢脸吗?”——从齐如山这个回忆,比较今天我们的大便文化,就知道我们多么全盘西化了。头脑顽固指斥全盘西化的人,他的屁股,其实比他的大脑还前进、还“全盘”,至少他的屁股知道全盘西化的好处,并在大便时死心塌地全盘坐在马桶上。职此之故,每见摇头晃脑地指斥“全盘西化”者,我就直看他的屁股。

正因为我深信“全盘西化”可以救中国,并且中国事实上已走向“全盘西化”,因此我单刀直入、直抵花心,特别为文点出,并点破这一点。1962年2月1日,我在《文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就是一篇大手笔的力作。这篇文章其实只是导论,我还陆续写了许多细部的文章,讨论面和打击面都很广,其中有涉及性观念和性关系的,尤为精彩。例如,1962年9月1日,我发表《由一丝不挂说起》;1963年10月1日,我发表《论“处女膜整形”》……篇篇都是重头戏。从这些提倡正确性观念和性关系的重头戏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是何等开明、进步,而支持开明、进步思想的论证又是何等丰富、渊博。而我个人,对开明进步的性观念和性关系,也是心之向往的。所谓心之向往,是因为有时候,你的遭遇与机会受到限制,开明、进步了半天,也只是你一个人的事,而一个人的事的结局,多半以幻想终始而已,并无可行性可言。例如殉情之事,我满向往,但无人与我相殉,或无必要相殉,所以对我只是思想讨论而已。我讨论殉情的大问题即在有人会开小差。古书《宋稗类钞》有一个故事说:“临安将危日,文天祥语幕官曰:‘事势至此,为之奈何?’客曰:‘一团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请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刘玉川乎?与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绝宾客,一意于刘。刘及第授官,娼欲与赴任。刘患之,乃绐曰:朝例不许携家,愿与汝俱死,必不独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饮,以其半与刘,刘不复饮矣。娼遂死,刘乃独去。今日诸君得无效刘玉川乎!’客皆大笑。”——文天祥把殉情的故事,用来教育他的幕僚宾客,可见殉情不是小事,可以喻大。文天祥所说“刘玉川模式”的殉情,这一模式,是男方骗女方,说好相偕殉情,结果却是女殉男不殉。这种临殉放水派,史例甚多,据《类苑》所记,宋朝的杨孜就是一例。湖北佬杨孜,到京城赶考,与一个妓女同居经年,且靠她吃饭。考上后,答应娶她。后来以家有悍妻为理由,相约殉情。遂以毒药下酒,妓女喝了,轮到杨孜喝,他却拿着杯子说:“我死了,我家人一定只埋我,而把你尸体丢到沟里去,还是我先把你埋好,再死不迟。”妓女听了大呼上当,可是已来不及了。这种“刘玉川模式”的殉情,历史重演,代有传人,可是最精彩的,是七百年后台北的“少女殉情记”事件。1950年,少女陈素卿吊死在十三号水门。原来她与福建人张白帆相恋,张白帆已家有妻室,不肯偕逃。据台湾高等法院1950年上字第472号刑事判决书,张白帆“虚与委蛇,并设计以自杀为烟幕,嘱陈预拟遗书,经其两次加以修改”后,最后在十三号水门“伪称愿意同死”,但女的上吊后,男的却脱逃。判决书说张白帆“虚允同逃于前,帮助自杀于后,复异想天开,于遗书中借死者之口吻,对自己百般赞扬,欺世惑众,情节可恶”——一幕殉情事件,闹到这样女方死了还要大捧特捧男方的地步,其超越前进,真刘玉川自叹弗如矣!虽然如此,殉仍可情,但宜采我们吉林人的“关云芳模式”。1988年11月21日,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发生自杀爆炸案件,男死者名关云芳、女死者名张国英,两人都是吉林省浑江市松树镇人。警方说,他们是一对另有妻室和丈夫的殉情者。这次爆炸使用的是自制炸药。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在21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地点是八达岭长城最高的七号烽火台。当时那里只有一男一女在搂抱着,像是在看风景,约一分钟后就听到了爆炸声——自来古今中外殉情事件不少,只是这一次“情殉烽火台”,以自我引爆方式炸弹开花,倒是首开其端。这一男一女,都是我吉林同乡,死得如此从容、如此壮烈,真是我们吉林人的光宠,足令其他各省惭愧也。而以炸弹相殉,谅谁都开不了小差,谁能跑得比炸弹快呢?如今我们吉林老乡这种土制炸弹同归于尽的殉情法,倒为殉情大业别开了死面,这种方式,可使男方无所逃于十三号水门而必须就死,十分安全。特此推荐,以告世之痴心女子也。至于我个人,至今犹未忘情于殉情,只是我年华老去,而高中漂亮女生又贪生怕死,所以殉情云云,只是幻觉而已。

我在性观念和性关系上的开明、进步,不但幻觉于殉情上,还幻觉于其他方面,譬如说,如果人能选择自己的死法,我倒觉得有一种死法最值得向往,那就是“阿提拉(Attila the Hun)式死法”。阿提拉是5世纪时的匈奴王,武功所及,包含了大部分中欧和东欧。此公外号“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其凶悍可想。但其死也,不死于沙场,却死于与德国少女伊尔娣蔻(Ildico)花烛之夜,性交高潮中,女方欲仙欲死,男方却真仙真死矣!英文有成语“甜蜜死”(the Sweet Death),即指此也。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死法。别说这种福气只阿提拉一个独享吧!10世纪的教皇李敖八世(Leo Ⅷ),就是与情妇私通时死于高潮的;19世纪法国总统福尔(Félix Faure),也是与情妇私通时死于高潮的,可见“阿”道不孤,有后望焉!结论是:与其形而上七窍流血而死,不如形而下一窍流精而亡。云雨巫山,断肠有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在台大做学生时候,常去台北市衡阳路15号文星书店,一天在进门门框背后,看到一幅画,是华特·奥托(Walt Otto)的《夏日即景》(Summer Ldyll),画一裸体少女,伸出一足,溪边试水,我被这画迷住了,画的尺寸是55厘米×45厘米,我从没见过这么大又这么美的裸画,可是我是穷学生,当时价钱连问都不敢问,只能多看几次,就依依而去。不久这画卖掉了,谁买去了也不知道。但我心中挂念,从未忘记。四五年后,我因缘际会,变成了文星的要角,一天我跟萧孟能提到这幅画,他说他可托人再买一幅,特别送我,后来他果然依诺送来,完成我穷学生时代的心愿,这画至今还挂在我卧室中。除了审美——对女人的高度鉴赏力外,我对艺术的鉴赏力也极高,这是一般人不清楚的。我这种高格调,在台湾这个土气十足俗气无比的鬼岛上,相形之下尤为凸显。这个鬼岛本是中国的化外之区,又一变成为日本的化外之区,再一变成为国民党伪政府的逋逃之区,暴发起来,集合了所有不搭调的所谓“艺术”。不但不能“出新”,还不断地“推陈”(推倒的推),以台北东门被国民党破坏为例,台北东门本是古朴的小城门,好好的古迹,就被他们改头换面得面目全非,他们还写什么《景福门回忆录》呢!真是焚琴煮鹤!他们实在是破坏自然与古今景观的能手。(横贯公路开完了,国民党一定要沿路来番命名和勒石的污染,做这新骈文句子的文宣大将就是当时“救国团”的组长柏杨!柏杨跟国民党的渊源,由此可见!)为什么要不断地破坏呢?因为他们有一种奇怪的“美感”,一种不中不西又洋又土的“美感”,这种要命的“美感”,加上意识里的“阿房宫症”,就整天大兴土木,益增其丑起来了。这样子年复一年发展下去,我常忧虑不知怎么办。以“中正纪念堂”为例,我曾发愿,除非该堂拆掉或炸毁,我是不去那鬼堂的,所以除了堂外的音乐厅、剧院外,至今我是寸步不去的,但“中正纪念堂”那样丑、那样庞然大物,拆除或爆破起来,也颇费周章呢。这个鬼岛到处被搞得面目全非,将来清场者苦矣。国民党艺术的后遗症是激发出所谓本土艺术,亦是不成格调。1985年我五十岁生日前夕,我的小兄弟小苏(苏荣泉)和李放拍我马屁,两个小鬼特别从三义买了一座大木雕佛像,送我做寿礼。不料被我趁机作弄,我说:“你们送我生日礼物,看得起我,我很感谢;可是,你们居然把这样没水准的产品送来给我,妄想我会欣赏,则显然涉嫌侮辱我,把我艺术水准看得跟你们一样低,这就太可恶了!你们说怎么挽救?”两个小鬼知道我难伺候,商量一阵,最后表示他们愿意把佛像收回,折成现金分期付款给我。我同意了。于是,在三人哈哈大笑中,一场寿礼风波化为无形。此事我另有信给曾心仪、李宁、陈文茜评论:

心仪

李宁三千金:(以收礼先后为序)

文茜

李放他们合送我一座达摩佛像,高与书桌齐,据云价值一万五千元,是硬树根凿成(我看是雕不动的),其重无比,其丑亦无比。我一听说自外埠买来,即断言此绝非好礼品,因此岛民俗水平极低也。及看之下,不出所料,乃斥令他们收回。(我考虑禁止他们再送礼,一切折现可也!)他们的“罪状”不是自己艺术水平差,而是把我和他们的水平视为同类,这些小鬼们如此冒犯老寿星,不被老寿星所斥,老寿星尚有何面目苟存于世乎?

相对起来,你们的礼品却是各有千秋,心仪的衬衫极高雅,老寿星已于华诞之日穿上,一派“可怜寿星倚新装”打扮,好像一张银纸,包了一个有双脚的炸弹;李宁的古董花瓶极典雅,摆在那里,提醒我花瓶只是花瓶做得,人是不可做花瓶的——但美女除外、“李瓶儿”式美女尤其除外,我早就说西门大官人是中国文化之一,其与“李瓶儿”之事可证也;文茜的四十五名美国歌星与十六名加拿大歌星援非饥民演唱专辑(We Are The World),听了一遍,对五十老翁艺术水平而言,固不乏鬼哭狼嚎(并且是洋鬼哭、洋狼嚎)之处,但有些歌词却好,那首《流泪还不够》(Tears Are Not Enough),题目尤佳;《多一点爱》(A Little More Love),似最好听。文茜说送这张唱片是“代李敖行善到非洲去、罗宾汉到非洲去”,意存戏谑甚明。幸好我不是三毛,我之人道,给中国自己人犹且不足,对非洲固“不能人道”也!写到此处,想到昨天香港《九十年代》转来港仔李惠慈者写给李敖的信,李惠慈根本不知李敖为何许人,她只在一本《三毛昨日、今日、明日》书上,看到李敖论三毛伪善一文,就写信来……

李敖先生/小姐:

你好,很唐突写信给你,原因是你的一篇《三毛式伪善》像一盆冰水从我的头顶一灌而下,令我顿然清醒,继而燃起一点冲动向你提笔,你说三毛伪善,这是我看了不少三毛著作后的感受,亦是我继续看下去所要追寻的,今天被你道破,可见我心中淋漓尽致的感受。……

在此我很多谢你,因为你为我解开了一个结,而因此我学到了一点宽宏的量度,因为我明白三毛只是一个脱不离平凡、俗世的女子,可能她要生活所以要伪善吧!……

可见根本不知李敖为男为女者,读了李敖之文,也可顿开茅塞。这封港仔的信,其实阴错阳差,是我最好的寿礼。它虽然把老寿星给“人妖”了,但是这样知文而不知人,才真是客观呢!台湾读者对我太主观,爱憎失度,未免王八蛋一点。拉斯金(John Ruskin)呼吁你只要看一个人的书就好了,不必看他这个人,实乃真知者言。我如今闭关,使人人不得睹龙颜,目的之一,似在贯彻拉斯金之言耳!……信笔所之,三千金以为然否?专此道谢,并请

“金”安

寿星李敖1985年4月26晨

拉斯金说看书不必看作者,我引申其义,看画不必看本人,华特·奥托这幅画中裸女本尊,早已红颜老去,还能看吗?人能洞悟此义,当知幻方是真,而真反有不如幻者;幻方是永恒,而真反烟云过眼者。华特·奥托的画中裸女,中国人中,亦有类比者。1964年我在文星时,用餐或谈话,常到附近一家咖啡厅。老板娘是一位上海籍的年轻女人,为了解决娘家经济困难,嫁给了一个流氓丈夫,婚姻自然不如意。这位年轻女人长得清秀匀称,眼睛不大,但含情脉脉;嘴唇丰满,给人一种一看就想吻它的(kissable)冲动……(编者略)我在咖啡厅中最欣赏的一幅画面是:远远地偷看她的小腿,她坐在那边,一腿盘在另一腿上,小腿呈现得更为诱人。终于一天傍晚,我约她到我家,她同意了。在计程车上,在旗袍开衩处,我看到露出丝袜上端的大腿,那是我最喜欢看也最喜欢摸的部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我写道:

中国传说中黄帝做衣裳,黄帝元妃西陵氏之女嫘祖教民养蚕,自此中国人独霸丝业两千年。奇怪的是,中国人只发明丝衣丝裳,却没发明丝袜,这真是千古遗恨。

中国的养蚕术,在6世纪时被两个洋和尚学到,他们私盗蚕卵,运到欧洲,从此中国人独占市场的局面逐渐打破,丝衣丝裳之外,泽被女人大腿——洋鬼子巧夺天工,造出丝袜。

18世纪英国文学家约翰逊(Samuel Johnson)歌颂丝袜,意谓丝袜引人大动、情嗜随之(The silkstockings and white bosoms of actresses excite my amorous propensities)。现在20世纪90年代,丝袜的工业,早越蚕丝业而上之,吸引人的程度,自亦在18世纪之上。现在流行的是二合一一件头的裤袜,固然不错,但却失掉了用吊袜带的趣味。用吊袜带时代的女人,她们在内裤与丝袜之间,就是吊袜带发生作用那一段,大腿是裸露的。冬夜时分,与美女夜游,坐在车上,伸手去摸那一段大腿,虽约翰复生,亦将别著福音,以告来者。“深情哪比旧时浓”,今不如昔,吾于丝袜见之。

文中指的,就是她的大腿。她大腿有丝袜时令我神往,丝袜脱下来时令我魂销,美腿当前,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看的呢?1780年,富兰克林在法国做大使,在跟法国名女人上床之余,写过一篇《美腿与丑腿》(The Handsome and Deformed Leg)的文字,大意说:世上有两种人,他们的健康、财富和生活上各种享受大致相同,结果一种人是幸福的,另一种人却得不到幸福。这两种人对物、对人和对事的观点不同,对他们心灵上的影响,也就因此不同,苦乐之分,也就在此。我始终相信,涉及美丑范围,人的一生,可以只见“美腿”而对“丑腿”避而不见;但涉及真伪善恶范围,我们却不能逃避。我们不能崇真而不去伪、不能扬善而又隐恶,但对“美”上面的“美腿”而言,则除了快乐的亲近,无复其他。我曾写过:“最好的气味是闻美女大腿;最好的滋味是舔美女大腿。”现在要补上一句:“尤其是别人老婆的大腿。”我这种灵感,即从这上海籍的年轻女人而来。《水浒传》王婆讲讨女人喜欢的男人要有五条件,就是“潘、驴、邓、小、闲”,“潘”是要像潘安那样漂亮,“驴”是要像驴那样有大鸡巴,“邓”是要像邓通那样有钱,“小”是要细心体贴,“闲”是要有时间。五条件之说,既真且谑。我对跟我上床的女人,也有五条件,就是“瘦、高、白、秀、幼”,“瘦”不是皮包骨,而是Skinny,该译“瘦不露骨”,我在床上绝对忍受不了胖,同理类推,我也不欣赏大奶的女人,大奶总给人笨笨的感觉,美国近年来流行大奶窄毛(阴毛修成长条状),PLAYBOY 等杂志上所见多此类健妇,令人胃口倒尽。至于中国女人,争取自由,自手脸而外,胳膊和腿总算也有出头天了。但是,女人总是不知足的,她们“天生丽质难自弃”,不但难自弃,还想公诸同好,于是露奶一事,便终不免耳!在这露奶的先驱者里,“咨尔女士,为奶前锋”之尤,就是陆小芬。陆小芬之露奶也,并不直接去露,而露得极有技巧。例如,在《看海的日子》电影里,据说以少妇当众哺儿姿态,名正言顺地露了一部分。当国民党新闻局严加查禁陆小芬的乳房时候,影片公司老板揭了底,说电影中的乳房是替身之奶,并非陆小芬之奶,你们新闻局查禁彼奶非此奶,报告大官人,你们弄错了!虽然如此,新闻局却不管那么多,反正有奶就是‘陆’”,他们是不认错的,还是直扑此奶、径行登“陆”,予以查禁。不过,自陆小芬以后,写真集蜂起,新闻局禁不胜禁,于是众奶毕出、群奶尽现,但十九皆不佳,不是不够看,而是太够看了——太大了。至于以“波霸”号称者,更是要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殊属非是,我是绝对反对的。我不喜欢大奶女人,也不喜欢大屁股女人。我认为喜欢大屁股的人是野蛮的。非洲女人由于骨盘稍小,进而对大屁股歆羡,乃至进化到屁股上有储存脂肪隆起,叫作“尻肿”(steatopygia)。“尻肿”者,医学上别译“女臀过肥症”者也。散居在南非沙漠地区的布施曼人(Bushman),和畜养牛只的哈腾脱人(Hottentot),身高不满五尺,个个却屁股翘得可凶,此野蛮之尤者也。随着文明的进步和审美标准的演变,“尻肿”式的大屁股、乃至过大的屁股,理应不再流行,希腊爱神塑像中的美女身段,今天看来,总未免苦其过肥;中国仕女绘画中的美女造型,今天看来,也未免嫌其稍胖也。漂亮屁股在翘起来的时候,尤其在性交时用“背交”姿势的时候,最为上品,当然布施曼人和哈腾脱人除外——屁股已那样大矣,再翘起来,成何体统!摩根斯顿(Christian Morgenstern)曾有诗细分出“肉体上的屁股”(fleshly bottom)和“精神上的屁股”(spiritual bottom),对我说来,不论肉体上的或精神上的,屁股总要像个屁股的样子,而大屁股则绝对不成样子也。这可爱的上海籍的年轻女人,虽不“瘦不露骨”,但肉得匀称,乳房、屁股也都如此白白地露在我眼前,令我喜欢,可说是我雅好“瘦不露骨”女人的一个例外。她跟我“私通”,地点在安东街231号我租的三楼,三楼在王尚勤赴美后,到我搬出,其间只上床了这一个女人,并且只此一次。她让我充分占有了她、满足了她和我,当我从她裸体上起来,我发现她满眼泪水。她走的时候,留了一张照片送我,暗示从此永别,那是1964年春天的事,我二十九岁。

我跟这位上海籍的年轻女人“私通”,是我生平与有夫之妇两次“私通”的一次,这种“奸夫”身份,我只做过两次,并且只有两次。最重要的一点是,两次对象的丈夫我都不认识,以我的道德标准,我不会跟朋友的老婆有任何不够朋友的事,这也就是柏杨栽诬我与他太太有染而令我愤怒的原因,因为绝无此事!你柏杨自己要做王八,随你的便,但乱认“奸夫”却不可以,尤其认到无辜者你的恩人头上,更不可以。但是,如果“私通”对象的丈夫我根本不认识,我就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故障。此外,还有一个假设性的条件,就是对象的丈夫我固然不认识,但“私通”如果有利用权势伤害别人或影响公众利益之处,我也不会做。法国哲人卢梭、美国哲人富兰克林、英国哲人罗素,都是有名的风流人物,但他们只见高情雅致,不见绯闻丑闻,为什么?就为的是他们并没利用权势伤害别人或影响公众权益,他们从不会付什么“遮羞费”,因为女人以和他们上床为荣,两情相悦、自由恋爱,又何羞之有?所以,这种身份的当事人,他们上床下床的行为,都是“个人行为”都是“私人行为”,但是,涉及利用权势伤害别人或影响公众权益,则就不然。齐庄公“私通”通出政变、蒋经国“私通”通出孽种……政治人物大权在握,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当事人的身份,“私通”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大权在握的人,不把属严加管束,轻则以公帑付遮羞、奉公产以赠一人;重则串联起生殖器关系的王朝,天下不归于智囊而归于肾囊,则也就离败亡不远。当然他们的败亡不足惜,但是百姓何辜,受了他们大头之害以后,何能再受他们小头之害?所以,揭发他们“个人行为”、“私人行为”的障眼法,挖出绯闻丑闻,也是我义不容辞的事。要知凡属可受公评的事,就绝非“个人行为”或“私人行为”,不要给他们骗了。我个人庆幸自己一生非此等政治人物,所以坦然“进出”别人老婆,亦一快也!

这时正值我在《文星》发动扒粪运动——扒高等教育的粪。其中辅仁大学黑暗部分,由孙智燊、孟绝子主其事。孙智燊与我台大同届,他是外文系出身的,为人神经、说话痛快,有一天跟我说:“李敖,你研究娼妓这种社会问题,不要老是纸上谈兵了,我带你去亲自考察考察,走,我带你去江山楼、宝斗里。”我说:“对娼妓问题,我一直采纸上谈兵的研究方法,我做预官八期排长,考察过好多好多妓院,可是从来没上过床。我第一次跟妓女发生关系还是我退伍回来在‘四席小屋’时代,那次跟李善培、黎鸿飞一起去的。”孙智燊说:“我说考察,不是去打炮,你打炮过,可是我带你去‘吹喇叭’,你被吹过吗?”我说:“女朋友给吹过,可是她们的技术不够专业,吹不出来。”张智燊说:“我带你去,有一家有个女孩子,长得像张丽珍,吹起来功夫一流。你没有这种经验,还谈什么娼妓问题,走,我带你去!”我被他说动了,又好奇,决定一试。到了那家妓院,一进门,坐了几个妓女在等客人,其中我一眼就看到那“像张丽珍”的女孩子,真是标致得很。孙智燊到她身边说了一句话,她点点头,就请我到一间小房,她要我躺下,为我解开裤子,我就“克林顿”起来了。孙智燊所言不虚,她真是功夫一流,欲擒故纵、将往复旋、疾徐随意、左右逢源,身无长物而能用人之长者,除了她还有谁呢?这位“假张丽珍”面孔冷清,不以浓妆艳丽拉客,自有其在陋巷中生存之道。事毕以后,我望着她冷清的表情,内心实感不安,并且不无罪恶感,我另送了一点小费给她,就出来了。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让人诉之以吹,并且那样成效非凡的一吹,后来又是给女朋友做“品箫级”的处理了。“品箫”和“吹箫”是不同的层级,专业毕竟是专业,“良家妇女”是不能跟专业比的。

我在1964年5月1日改租水源路19号之8“水源大楼”三楼,在“君子行”买东西时,认识了“H”,人或以为胡茵梦是李敖的女人中最漂亮的,非也,“H”才是最漂亮的。我初次见她是在台大校园,她坐三轮车跟未婚夫(?)路过,我看到她,心想怎么会有这样漂亮的女人!谁想到三四年后,这漂亮女人竟跟我上了床!1964年8月到10月间,我有部分情书给她,可见两人关系:

亲爱的“H”:

什么时候来看我?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的男人。

别以为你碰到或踢开的那些男人是男人,他们全不是,他们只不过是“雄性的动物”而已。

你没有见到过真的男人,你只见到许许多多的“雄性的动物”,而你以为那些“雄性的动物”就是男人。

好可怜的漂亮女人!

我要修正你二十多年来对“男人”的定义,我看到你跟那些假的男人在一起时,我好难受。

为什么十足的女人不碰到百分之百的男人?——我要彻底追究这个答案。我要从你身上得到这个答案。

不要笑我很自负、很神气。你碰到我,你会失败的。

敖1964.7.4

亲爱的“H”:

等你的电话,好像是一个漂流荒岛上的水手,在等救生船。——那样的殷切,又那样的渺茫。

但是等到了又如何?那可能是一条“贼船”,而你是“女海盗”。

我要被折磨。被罚在船上做苦工。

我会嘴里喊着“亲爱的H”,而心里骂着“该死的海盗”。

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折磨男人?生命是这么短,短得整天寻欢作乐都来不及,秉烛夜游都不够用,为什么还浪费生命来钩心斗角?浪费时间去play a trick on one?

我们是人,我们有性欲,我们会老,我们会失掉及时行乐的机会,我们会后悔,我们不该再谈18世纪的恋爱,我们该把衣服脱光,上床(或上床,把衣服脱光)。

窗外刮着台风,我好寂寞。

敖1964.9.9醒来以后

亲爱的“H”:

昨天晚上送你回来,吃了两粒Doriden,勉强睡了四个钟头。今早四点钟就醒,一直工作,现在快10点了。

今天早上下雨,天气阴沉得好凄凉。我好想你,好寂寞。

你的病好了吗?我真担心。你应该听我的话,若还不舒服,赶快去看医生。为了怕你碰到“风流医生”,我特地拼命忙了一阵,剪了一堆“女医生”的广告给你,希望你去送钞票。她们该把你的红皮夹里付出来的十分之一给我做commission。

《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在他另一部名著《安娜·卡列尼娜》里,有一段描写男医生给女病人看病的文字。那女孩子被看过病以后,还要哭一场!真是wonderful!

但是反过来说,男病人给女医生来看病也很麻烦。无怪乎1813年俄国的县医会议上,竟有会员提议请女医生走路了。

我现在“傻”想:我真不该学文史,我该学工医。那样的话,在你健康的时候,我是工程师;在你生病的时候,我是医生,趁机“风流”一下,该多好!

开放了你的信箱,却关上了你的心。O!“H”,你是一个该比我多下一层地狱的女人。

永远“被动”的(床上除外)李敖写1964.9.28星期一

亲爱的“H”:

今天早上4点钟上床,想你才能睡,可是想多了又睡不着。……

可是我想到那条菲律宾做的△裤,我又笑起来!好大呀!你一定要活到一百岁,才能长到那样大的屁股!

可是你活不到一百岁,你是“红颜薄命”的。这一点,我会跟你密切合作——我也是短命的。

并且,为了长个大屁股而活到一百岁,也大可不必。万一长得过了火,屁股大得连棺材都装不下,怎么办?那非得定做一个有曲线的棺材才成。

我觉得,棺材的样式是最保守的东西,它应该进步才对。进步的方向之一是,棺材应该因人而异。例如一个驼背的人,棺材应该做成椭圆的;一个独脚的人,棺材应该做成缺四分之一形状的;一个缺手的人,棺材应该做成8形状的;一个胖东东的人(例如董教授),棺材应该做成圆形状的,另外还要附做一个圆形来装他那胖东东的摩托车。至于我自己,要在棺材上装一具麦克风——以便骂人。

至于你,我的美人儿,棺材上要设计一些图案,至少该在棺材上“和”一把“大三元”。这样的话,你即使“红颜薄命”,也不会“死不瞑目”了。

同时,棺材旁边还要开一个洞,准备可以伸出一只手来,来算“番”,看看到底赢了多少钱。

现在是上午9点40分,我要离开旅馆到图书馆去走走。今晚七时半坐观光号回台北——我认识“H”的地方。

敖之1964.9.30

亲爱的“H”:

你真可恶,“你的仇人”Ray Donner的party你不参加,也不许我参加,等了你一天你全不来电话,我知道你在家里又打牌打疯了。害得我过了一个孤寂的周末!

昨天晚上在牌桌底下跟你的大腿亲热,直到现在,还余味无穷。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你的大腿更可爱的大腿,这种大腿,我不知道上帝是怎么造的,你妈妈是怎么生的,魔鬼是怎么加工的。总之,它真迷人,并且迷死人。

我记得报馆的采访记者叫leg-man,现在这个字该因李敖而赋予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对“H”的漂亮大腿而言,李敖是她的leg-man。

It is God who makes woman beautiful,it is the devil who makes her pretty.唉,有漂亮的大腿的女人!你一定是魔鬼工厂里的最佳产品。

我若是你,我一定再也不要认识任何男人,我要去做一个“自恋者”(narcissist),整天摸自己的大腿,不假外求。想想看,这么好的大腿自己不摸而给男人摸,多划不来!

可是!感谢上帝或魔鬼,幸亏你没有这种想法,因此,从今以后,我还有第二次、第三次……以至无数次钻到牌桌下的机会。

唉!他妈的,我多幸福呵!

永远是你的李敖写1964.10.3—4

情书是萧伯纳(Bernard Shaw)所谓的“纸上罗曼史”。罗曼史施诸纸上,自然写时情感集中,思绪澎湃。但往往时过境迁以后,自己重读起来,未免“大惊失‘色’”(此“色”字该一语双关,一为脸色,一为女色)。至于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读别人情书,因为缺乏置身其中的情感和背景,所以常常在嗜读以后,摆下脸孔,大骂“肉麻”!殊不知他们自己写的情书——如果会写的话——更是肉中有肉、麻中有麻。所以,为公道计,聪明人绝不骂别人情书肉麻,尤其不可以骂李敖情书肉麻,因为李敖情书又有肉又有麻将,如果肉麻,也是务实的肉麻,反正不一样就是了。

“H”因为演过电影《窗外》的女主角,亦属台湾名媛。有一次,在中央酒店吃饭,邻桌有涂咪咪,是中国小姐候选人,也是台湾名媛。涂咪咪为了表示媛媛相惜,特委同桌一客人过来,向“H”说:“涂咪咪问你好。”不料“H”却傲然回问一句:“谁是涂咪咪?”——“H”明明知道涂咪咪是谁,却佯做不知以折辱之,真所谓名媛功夫也!(二十多年后,一天银霞到我家来,恰巧孟绝子也来了,我向孟绝子介绍说:“这位是银霞。”不料孟绝子偷偷问我:“谁是银霞?”我说:“你不知道谁是银霞?她是甄珍妹妹啊!”孟绝子又偷偷问:“谁是甄珍?”我大笑。我知道孟绝子是书生,但绝没想到他对书本以外的,竟一生至此!“H”的不知谁是谁谁谁,是故意的不知;孟绝子式的不知谁是谁谁谁,是真正的不知。两者皆有奇趣,足堪一记也。)“H”后来去美国了。抵美后,发现未婚夫不忠实,偷偷跟别人结婚了。“H”也厉害,她千方百计把未婚夫给抢了回来,结婚后又离婚了,再嫁给一位教授。“H”心地善良,事父母至孝,她爸爸是30年代中国全国运动会的风云人物,她母亲则是酒鬼,又糊涂,一直以为李敖是香港仔,还是“阿飞”呢。

在这期间,我认识了“阿贞”,她是国民党党营企业中兴公司头目的姨太太,我和她有一夜风流,这不是“偷人老婆”,而是“偷人姨太太”、“偷国民党大员的姨太太”。“阿贞”不愧细姨族,属叫床派,当我对国民党的宝眷揭竿而起、进入她身体时,她喃喃低呼“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是个“大哉问”的问题,平常我会注意,但在那样兴奋的时候,谁还答复问题呀。

我跟女人的关系,可分四大类,第一类是跟我有性交关系的;第二类是没有性交关系但有肌肤之亲的;第三类只是相识但却常入我梦的,所谓梦,主要是白日梦式意淫;第四类最邪门儿,是双方完全不相识的,这种“女人”,主要是她们的照片,尤其是裸照。对这类照片和裸照,我从大学便开始搜集,主要来源是从外国旧画报上取得,不过那时格于环境,所收品质不佳,直到我退伍回来,住在“四席小屋”,一天逛衡阳路地摊,看到 PLAYBOY 杂志中间折页的大幅彩色裸照,我才开了新眼界,原来裸照可以印得这么精彩!不过,尽管裸照愈收愈多,我的审美标准却愈来愈苛,基本上,我偏爱清秀不俗的女人,女人好看,不但要脱衣,也要脱尘,PLAYBOY 中的女人,脱衣没问题,问题出在脱尘上,美国人健美成风,但健美过度,人就变得粗壮,要命的是,美国人健美成风二三十年下来,已由健美成风变成健美成疯,他们眼中的女人愈发粗壮,简直不能看了。总计我看这杂志三十多年,中看的裸女照片,不过几张而已,可见我标准之苛。三十多年来,我最中意的一张是1963年1月份的那个女孩子,名叫 Judi Motercy,照片是白瓷砖砌的露天式浴池边,背景是古希腊白色塑像和绿色植物,这模特儿裸浴泡沫之中,泡沫以上看到部分大腿,再向上看,则是可爱的小屁股,她的乳房不大,乳头被泡沫所遮,尤呈含蓄之美。发型是梳起来的,脸蛋娇小而秀气。这期的 PLAYBOY 我共买了两本,一本送给“H”,她也喜欢这张裸照,给挂在墙上了。我珍藏的这一张,配上镜框挂在我家,一直“陪伴”我。三十五年来,除了我两次坐牢前后六年多不见以外,跟她神交,长达二十九年,可见孰者为真?孰者为幻?孰者为久?孰者为暂?孰者为具体?孰者为平面?已是没有道理的质疑。——一张可爱动人的裸体,你可以跟她同处这么多年,对她意淫手淫,“图”里寻她千百度,这还不真实吗?难道一定要真实的女人吗?这张照片照后三十三年,她的摄影师在The Play-mate Book-Five Decades of Centerfolds 书中回忆,说照她时,“Judi was such a tiny little thing”,可见这位小模特儿的特色。后来她嫁给一位歌手,不知所终。

1967年春天,在文星被迫改组、和我分手后,文星资料室和我家之间的门也封死了。在官方压力下,文星开始“从良”,编起与政治无关的字典来,成立小组,组员之一,就是“小Y”,那时她是政治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这之前两年,她曾投稿《文星》批评我,她来过文星,可是和我缘悭一面。这次到我隔壁上起班来,一天下班,在路上,我认识了她。她是个有深度而又漂亮的大学女生,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立刻勃起“强奸”之念,因为她太迷人了。我约她在东门“美而廉”餐厅吃饭,她同意了,可是临时写信来,说不来了。我失望之下,仍开车到东门,结果在“美而廉”对面,看到她在看我来不来。她看到我,满意地笑了一下,一切都在不言中。由于我的邀请,她终于同意到我家来。她进门的第一个动作很怪异:拿起我的烟斗,并且把它擦干净。我们谈话的时候,她宛如一个梦游中的少女,说着许多“飘在云里”的话,飘呀飘的,从此我们之间写了许多情书。从我写的一些片段里,可以看到我怎么飘的:

虽然现在已是21日的凌晨,可是在感觉上,19日好像还没过去,十小时零一刻钟的“飘在云里”,使我直到现在,还脱离不了“云层”。今天下午去看修车并试车,我没开,由保险公司的一位朋友代开的,我知道我一开一定又出车祸,因为我不能专心,我满脑袋里都是你。(1967年3月21日清早)

……把你的照片拿在手里,多少可控制你捉摸不定的“飘”忽。我觉得只有你在我怀里,在我底下,我才能感到安谧,感到生命和死亡。不管是生机盎然也好,视死如归也罢,我都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安谧,我快乐。(1967年3月21日清早)

英国的女诗人,写她爱的境界是“灵”魂所能达到的“高、广、深”(height,breadth,depth),我年纪愈大,愈感到用“深”来爱人是一种什么味道。“深”并不玄秘,有许多时候,它甚至用粗浅来表达,表达到“波澜起落无痕迹”的境界,而它的外形,可能反倒雅俗交织,高低难辨。真正“深”的地步是一种淳化,隐士和老农在一起,隐士淳化的程度,会使凡夫俗子看不出他跟老农的分别,事实上,隐士也不希冀在凡夫俗子面前,要有什么分别。我对爱情的态度,如不谦虚地说:“庶几如此。”隐士绝不在乎别人说他是老农,是乡巴佬;我绝不在乎别人说我是狼。(1967年3月21日清早)

今天是星期二,再过了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到星期天上午10点钟,又可以看到你了。你不知道我多么想见你,只可惜你不给我多一点的机会,只可恨时间过得太慢,过到今天,才是星期二——距星期天还有四天多的星期二!你说星期天要带武侠去淡水,我已经准备好了……星期天你武侠完毕,可就便入山学道,“云深不知处”,岂不也好?省得云游在外,整天倾倒众生,搅得文坛醋气熏天。区区管见,不知“Y”女史可采及刍荛否?(1967年3月21日下午)

谢谢你送我的“基隆港”和“阳明”。在图中找了半天逃亡渡口,都找没有到。其实找有到又怎么样?一想到这个岛上有你,而离开这个岛就离开你,我就甘愿“泡”在这里了。雪莱说自由比爱重要,他是谎话家。(1967年3月23日)

下午你走的时候雨很细,我决定不bother you。楼上看你在雨中消逝,真美。你那条围巾,我真想把它偷下来,放在枕头边,陪我入睡。总有一天,我会“绑架”你(既做小偷,又做强盗)——不再一星期见一次,而要足足看你一星期。一星期才能见你一面,真是太长了,并且长得不放心,那些讨厌的限时信和尾随者,它们多少会使“小Y”起二心,会使她写出“很后悔答应去淡水”一类的刺话,呵,我好气呵我好气,气得简直要血压高一高。(1967年3月28日)

一位妈妈告诉我的朋友说:“这个社会不能没有李敖,李敖应该存在,只要他不追我的女儿!”你看,我多可怕,我在女人中间的信用多可怕!可怕的人要睡了,留下这封信和一篇胎死装订厂的“禁文”给你。这一类的文章,也许慢慢可增加你对我的“面具”的了解。作为一个善于自保的人,我不该有“面具”吗?(1967年3月28日)

今天早上看你打电话,你招手,招得好(hǎo)好(hǎo),你好会招手。我在车上又发现你留下的太阳镜,我想到你戴太阳镜时的神气,戴得好好,你好会戴太阳镜。有时候你很乖,有时候你就不。今天老是想到你很乖。我跑到衡阳街,在一家象牙店里物色一块小象牙,特请名师,为你治一颗小印(31日可取),算是对你乖的一种奖励。你可以用这颗图章开空头支票,开得满天飞,飞得跟满天飞的情书一样(“支票与情书齐飞”)。自从“众师情人”到“文化界的大众情人”,你一共写过多少情书?萧孟能真傻,他应该遍访天下,把这本《“小Y”情书》印出来。

大概是为了给我洗脑,“小Y”弄来一些书给我看,一本是《欲之上》,叮咛我不要那样喜欢肉欲;另一本是《小白驴与我》,鼓舞我要继续长保童心。1967年“3月的最后一夜”,我有情书给她:

还有什么能比得过看你“谈笑风生”?享受跟你在一起的快乐?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除了‘小Y’”以外的事都云散烟消,你会觉得你飘在云里,浮在水上,飘浮之间,你会感到生命与原始,色彩与天籁。你不再Dirt,在它轻盈的笑谈中,你已被洗练——你是一头“小白驴”。

丁尼生说纯爱keep down the base in man,对我来说,“小Y”的圣洁,实在已把我洗练得不敢再碰她。她喊痛过,叫怕过,惹得你无限怜爱,使你不忍心再使她感到“屈辱”——在她还没放弃这种观念的时候。

“凡有翅的”,可以盘旋攫获;“凡没有翅的”,请勿动手。弱肉已不再被强食,要慢慢地,忍耐、等待,从食指开始。

我从泥土里来,又要归于泥土。在来临与归去间,我的生命将被烛油烫醒。泰戈尔已叮咛过:“不要忘记那执灯的人。”我不会忘记,直到“天边”,直到永远。

又是深夜,小黑已睡,小猫已睡,“小Y”已睡。今晚,“小Y”会不会“午夜梦回”?梦不要回,等着我,我会用四只脚,跑到你梦中。

到了4月初,“小Y”不再在隔壁编字典了。我送了一组笔(一支钢笔、一支原子笔)给她:

“小Y”,最后一声喊邻居的:

这不算是季子挂剑,但总算是我久已心许的一点小礼物。这种Parker 75型的钢笔不能刻字,所以我先把一个美丽的名字,刻在象牙上。

钢笔,我已替你装好一次你喜欢的墨水;原子笔,我代你换成红色,虽然用红笔写信的日子,已经消逝,但“以备不时之需”,也是好的。

“走这道楼梯的日子”,到底已近尾声。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些什么。我只清楚地知道,我不会再站在第四扇窗前,第四扇对我来说,不再有窗,也不再有窗外。恰像那失去小白驴的朋友,我回到了寂寞,又回到孤单。

你,不再是邻居,而我,却是被留在隔壁的守夜者。你的离去,使墙和空气,完全不同。我承担的,是一切你留下的触忆。你给了我属于我的一切,带走的,只是一片彩云。

写这封信,几次被泪水搅乱,我奇怪今晚我竟忍不住它。你也奇怪吧。“Y”,一个对你“板脸”并说“我不对女人太好”的肉食者,竟也有这样的时候。

敖之1967.4.7

这一阵子的情书之多,是我一生之最:

大雨时候,我赶到杭州南路,又绕到南门市场,转了两次,都找不到你,我想送你上学,我怕雨淋了你。虽然我知道你喜欢被雨淋,(像查泰莱夫人?)可是我不准,我不要你在大雨中诗意。如果你实在有“被淋症”,(又以名词加人!)还是到我那“联合国”的浴室来吧。在淋浴喷头底下,随你诗意去。我答应不偷看你洗澡,因为我只要听,就很满足了。(1967年4月3-4日)

想我吗?一边走一边哭的“小Y”,还敢再嘴硬说不想我吗?我不像你那么“虚伪”,我干脆承认我好想你好想你,我的“姨太太”(指我的小汽车)也好想你好想你。你的眼镜,你的桥牌,你的《欲之上》……都还在“姨太太”那里,一切都没有变,唯一变的,只是不再见到我身边的人。在1516216,我曾跟我身边的“小Y”度过多少甜蜜的回忆,曾有多少亲近,多少抚摸,多少许诺与欣喜,多少欣喜与哀愁。如今,这些,都转变成“两地书”,唯一不同的是我不会称你做“广平兄”,你不是“兄”,因为你没有资格(缺乏“且”),还是让我来称你做“小Y”。……我不该在乎过去别人怎么称呼过你,不是吗?因为过去的“小Y”,并没有“开始”,而我,现在正写“创世纪”。(1967年4月10日)

你说:“……你得答应,不要为了生我的气,或别的原因而不给我写信。”我好喜欢你这样说。其实,“小Y”想想看,我怎么会不给你写信呢?写信似乎已是我们之间唯一的链锁——唯一你批准的链锁,我不会再失去,在你我之间,你收回的,业已太多,只剩了这么一点了,好像只剩下台湾,什么时候,才是我“反攻”的日子呢?(1967年4月11日)

你居然有这种逸兴,居然看起坟来,居然想起了埋骨之地。你说我可活到六十岁,那时候你五十一岁了,要不要come die with me?也许我们不能“生同居”,但又怎么一定说不可能“死同穴”呢?青山绿水之间,皇天后土之侧,如果你我死在一起,又有什么不好?至少那时候,你真正达到了“与鬼为邻”的境界,我也真正享受到“倩女幽魂”。怎么样,“小Y”,你赞成也未?(1967年4月12日)

……我是反对婚姻的,起码赞成试婚制,你如果结婚,别忘了要先试试。Jean Harlow不就是没先试婚,结果碰到个阳痿丈夫吗?要知道丈夫是不是阳痿,我看还是先到我身边来吧。……(1967年4月12日)

……设法多给我一点吧,我的“小Y”,多给我一点温暖和爱,我被你放逐得快死了,乘风而去,像一首《蝶恋花》,你难道真的要我先在“佳城”中等你?And die for beauty?有一天我死了,不要忘了用你的头发陪我,为我殉葬,我睡觉都需要它,何况是长眠?别忘了。“小Y”,我跟你的长发同在。你的长发,跟我同在。(1967年4月12日)

显然地,“小Y”是又惩罚我又十分宠我的:惩罚我,为了我常在“欲之中”而非“欲之上”,而她在这方面非常矜持,以致要离我而去好多天;宠我,为了我的一封信,她会剪下全部长发送给我,并在我生日时做卡片过来,把她的小照片,暗嵌其中。最后,她终于放松了一点,答应跟我进浴室,但她不肯脱光,只是宠我,像个古典女奴般地,为我洗遍身体,当她显然漏洗了什么,我提醒她,她背过脸去,还是为我轻轻地洗了。然后,她去了宜兰。4月23日,我的情书留下了记录:

真的,“小Y”。真的,你真的把我宠坏了——我一个人已经不肯再洗澡。从前天以来,我一直飘飘的,“而寂寞不在”,你知道我一直在盼望什么,我盼望时光倒流,盼望欢乐长驻,盼望历史重演,盼望永远跟你在浴室里,永远不出来。被你宠,被你照顾,是一种“幸福”,我不需要看那场《幸福》,因为我自己,不是别的,正是《幸福》的剧中人。

4月27日,我又写道:

从星期一(24日)以后,我的右手就有点儿不对劲起来(不属于阿Q摸了小尼姑头以后的那种不对劲),它不会忘记它在饭桌旁边摸到了什么,也不会忘记后来在绍兴南街的汽车里摸到了什么,那细嫩的、光滑的、柔软的、温暖的、香味的、使人不能自制而要渴望吮吸它的,是什么?喂,“小Y”,别以为它是你的,它是我的。如果你一定说它是你的,那么你是我的,所以一代换,它还是我的。

为了它,我觉得我有几分阿Q——身为一个失败者,我竟有几分胜利的感觉。这不是嘲弄,不是得意,而是幸福,一种“黏”在可爱的“小Y”的身边的幸福。(我想到在“统一”楼下我偎在你身边那一幕,我好恬适,只有在你身边才有这种恬适,你在那时候第一次承认我是你的情人,忘了吗?)

5月以后,我的情书还多着呢:

今晚跟殷海光聊天两个多小时后,回来收到你的限时信,知道你也“撞车相报”,为之心焦。唉,“小Y”,你好叫人操心,你一离开我,便会有不安全的事发生,你说多糟!你说你该不该时时刻刻跟我在一起,让我保护你?你说该也不该?我昨天提议你陪我睡觉,你竟目为笑谈,想想看昨晚你若陪我睡,“春风几度”,包你今早容光焕发,精神饱满,哪会有撞车的事发生呢?你呀,都是因为你不听话,所以落到撞车的下场。还是快快听话,到我身边来吧(我又想起,你何不到我家里来养伤,让我来照顾你?明早打电话时,我会这样提议)。真关心你的伤势,真关心。(1967年5月7日)

你送我的三个柿饼,今天已到了不得不忍痛丢掉的程度了,我只好把三个封套留下,柿饼丢掉,我好心痛,痛得敢说不在你的伤口之下。你的伤口怎样了?怎么也不写信告诉我一声?你是不是以叫我操心为乐?还是跟你那位同室操“车”者正在一块儿楚囚对泣?别忘了哭的时候请专用左眼,右面那一只,为伤口起见,总以避免洒泪为宜。(1967年5月9日)

“小Y”不愧是女作家,她显然喜爱“少女情怀总是诗”的境界,并且徜徉其中,愈久愈好,而对我这种一直喜爱她肉体而想徜徉她身上的人,显然有些落差。有一天,我和她亲热得被她认为太“过度”了,她生气走了。我也故示冷淡。三个月后,我写了一信:

Y:

因为你的通讯地点改变,所以这封信只是试投。三个月不见,你还是一个沉醉于情欲二分法的小孩子吗?我不觉得你有进步,如果你有进步,你早该回来,用身体向我道歉。我并没有如你所说的“重新陌生”,但我非常不高兴你三个月前的态度,你把我当成了什么?“重新陌生”的也许是那个又把“你”当“您”的人,把“大李”当无名氏的人。有时候,你简直是小孩子,需要taming,我不知道你还挣扎些什么,反抗些什么,你难道以为你会成功吗?至于我,当然如你所说,有“冷酷的面目”,就凭这副面目,我才混到今天,女人和国民党才不能把我吃掉,否则的话,我还能用“男子汉”的招牌骗人吗?

狂童之狂也者1967年8月24日

第二年5月,“小Y”写了一篇文章,历数她的情人,在“号外”一节写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我:

我在街上碰到你,你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我还不知道。

你问我是不是在等你,你的脸上闪着很多开玩笑的表情,没想到我竟认真地点起头来,我说是的,我喃喃地说是的,我在等你,号外。

我从来不曾肯定什么,就像我不能肯定我的等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是等你吧。

刚认识你的时候,你笑着问我,你该排在第几号?我笑着,我的笑代表了我的惊愕,我想了一下才说,你排在十三号吧,或许我曾给了你为男孩编号的感觉;我没问你,也没认真地解释。你呵呵地笑了两声,你说你连十三号都不是,你是号外。对吗?

我开心地笑起来,我不要说不对,从此,我便认真地对自己喊起你号外来。

我喜欢同你说话,喜欢同你开玩笑,喜欢听你说笑话,可是,这只是我喜欢而已,你的回应是淡淡的,有时候我对自己说,号外也许一点也不喜欢我吧!号外一定不会喜欢陪我在风中散步,号外也不会和我在雨中撑一把伞,号外多么不同。但这种不同是当然的,因为他不喜欢我。

号外,你一定也有过很着迷的时候,只是,我遇到你的时候嫌晚了一些,而对我来说,遇到你却是太早了一些,那时,我还不懂得抓住一点点自以为是的爱情,虽然,那种爱情也没什么用!

我应该有很多你的记忆,但是,我抬起眼睛,觉得一切都很茫然。我站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阳光和你一起消失,我实在该走近你,但我还是不走近你的好,我怕听到梦碎裂的声音,梦的破碎在无形中我还经受得起,我怕我还要固执一个没有回复的爱情,我又望见你的年轻在阳光底下焕发着,我轻轻地闭上眼睛,我让心一阵接一阵地抽着痛。你让我懂得什么叫心痛。

号外,如果我对你有过幻想、有过渴望,那么让我的幻想、我的渴望就这样死去,从你身上死去,让我的爱情连同我的幻想、我的渴望一同埋葬,埋葬在你身上。

(也许,你真的是号外吧,还好你说过你是号外,不然,在大街上我该如何站立,如何排列呢?)

写“号外”时候的“小Y”,人已在香港。终于有一天,她回来了,她返台度假,她想通了:“我实在该走近你。”我们手牵手,依偎着,一起走进阳明山“新荟芳36”,在温泉旅馆中,她给了我处女所能给出的一切。——“让我的幻想、我的渴望就这样死去,从你身上死去,让我的爱情连同我的幻想、我的渴望一同埋葬,埋葬在你身上。”最后,她一语成愿,真的埋葬在我身上。当我“强奸”她的时候、当她迷茫中喃喃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的时候,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种“从你身上死去”,我仿佛觉得:这可爱的小处女,正在被蹂躏中同我一起死去、一起死去。在灵肉边缘、在生死线外,人间还有更好的死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