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书库 > 李敖快意恩仇录 > 根株纪——种桑江边,根株沧海,求仁得仁,大屌不甩 >

根株纪——种桑江边,根株沧海,求仁得仁,大屌不甩

我主持的《文星》杂志是1965年12月26日被官方封杀的,自此四年的文星风云,慢慢走向落幕。这时我三十岁。第二年开始,官方大规模地查禁我的著作,不管是文星出版的,还是我自己出版的,都在封杀之列,同时,由于胡秋原、徐高阮等的陷害,我被警备总部约谈,俨然一“匪谍”矣。这时我三十一岁。1967年,虽然官方麻烦不断,个人困难重重,但我还是义助殷海光。这时我三十二岁。1968年,我以贩卖旧电器维生,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动,并义助柏杨。这时我三十三岁。1969年,我又义助彭明敏。这时我三十四岁。这四年岁月,我整个的感觉如同陶渊明《拟古》九首中的最后一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消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这诗旧解都说以桑树喻晋朝,但我觉得喻自己的努力,才是正解。自己的努力,在乱世之中,一切都泡了汤,泡了汤并不后悔,因为本来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逸民传》里记鬼谷子对苏秦张仪说:“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风浪荡其根,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见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云、下枝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岂与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正因为所居之地,是易遭“斧斤之患”的所在,所以柯叶之折与根株之浮,也就毫不意外了。这首诗有强烈的“求仁得仁”味道,意态悠远可喜。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中第三首也是我最喜欢的: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写他在庐山种豆的种种辛苦,最后晚露弄湿了衣服,旧解“夕露沾衣,喻贫贱之来伤人也”,但我觉得不计一切牺牲以维持夙愿,才是正解。我甚至觉得,这首诗该引申解释做志士仁人为夙愿奋斗,有时会灰头土脸、会牺牲自己的名誉,但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对我个人说来,我在文星的努力,也正有陶渊明这种诗情。

文星时代朋友中,有人是从头到尾看到“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的局面的,其中最值得一写的,是梁实秋先生。1961年10月1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其中提到:老朽昏聩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Precaution)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梁实秋先生,后来认识了,聊过许多次天,证实我那篇文章的诊断,完全无误。梁实秋在台湾,虽然“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忌过。他告诉我:他家被搜查过一次,“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事后我写信给吴国桢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据我研判,国民党当年对梁实秋这番“戏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他跟民社党、跟罗隆基等的关系;第二个目的在警告他要识相,在台湾,知识分子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现在大家已经沦落到台湾来,对老子们要客气一点!偷打字机事件后,还有一次他被告到蒋介石那儿,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他还告诉我:他译的那本《沉思录》(Meditations),作者是2世纪的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由于中文译名是玛克斯,竟被国民党官方认为是19世纪的马克思(Karl Marx)而惹过一点小麻烦。他还告诉我一些秘闻,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的一个中译本,擅挂他的名字,事实上根本不是他翻的;溥儒家里养了一对夫妻,事实上全和这位大艺术家有关系……他还谈到他很欣赏当时的柳腰歌星华怡保,事后我请萧孟能买了入场券送他,他欣然而往。这些琐事,都可看到另一面的梁实秋。梁实秋在1929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版),靠着胡适,也对国民党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靠着张君劢,也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如今沦落台湾,自然不敢造次。他在台湾三十八年,一直乖得要死,他毅然决然地从民社党中脱队了,遇到国民党要他捧场的地方,不论是为反共义士做宣传、不论是为文艺大会做样板、不论是让大官人向他颁奖赠勋,他都无不从命。有一次他跟我说,一次文艺什么会上拖他去,他感觉好像被人耍了,后来转而自思,被耍就被耍吧,也就即席安之,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一代大儒,不可以软弱如此,但梁先生却如此软弱,他太令人失望了!当年郭良蕙出版了一部名叫《心锁》的书,台湾省政府新闻处以(52)公新一字第0319号函,予以查禁,同时中国文艺协会拦腰做上一票,趁机把郭良蕙开除了会籍。郭良蕙跑到梁实秋家去抱怨,梁实秋是这样答复的,他说:“郭良蕙啊!这件事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不该开除你;第二个错误是你不该加入。”梁实秋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了,我觉得很可以警世,所以至今没有忘记。梁实秋说这故事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中国文艺协会会员,而我却不是——对国民党的任何会,我是不屑参加的。

1965年12月28日,《文星》杂志被罚停刊一年,《纽约时报》请我写新闻稿,乃与萧孟能一同拜访梁实秋,请代为英译,但他表示为难。谈了两个小时,告辞出来,萧孟能和我都觉得梁实秋连这点小忙都不帮,真与文星对他的尊敬不太相称了。

文星风雨飘摇之日,我被警备总部捕去约谈,最后由特务陪同,放出找保。我走在马路上,心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看样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气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连累他。想来想去,以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因此路过梁府,登门为请。不期梁实秋在特务面前,婉为拒绝。他对我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吧,实在找不到别人,我再保你。”我识相而退,最后找到“立委”王兆民先生保了。当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余光中,表示未能保我,至感难过。从此以后,我恍然大悟:决定自己处逆境时,绝对不要妄想正人君子会援之以手。此后二十年间,我再也不敢“连累”他了。直到1987年5月间,为了他一稿两卖,涉及文星版权的事,我们才通过信,五个多月以后,他就死了。在他死前最后十年,他与我比邻而居(他住在我家大厦旁边的电梯公寓里),古人“天涯若比邻”,我却“比邻若天涯”,梁实秋说他自己在台湾过的是“苟且偷安、逃避”的生活,我却不屑如此。双方有这么大的差距,多么“天涯”呀!

我写《胡适评传》出版后,梁实秋写了一篇《读(胡适评传)第一册》,对我是很捧场的。那时我在文星威风八面,文星势力如日中天,文坛中人,做“敖之颂”者,自余光中以下,颇不乏人;而余光中以上,梁实秋等亦与焉。后来文星被封,最早对文星不够意思的,却又是梁实秋、余光中等正人君子。萧孟能当时在日记中曾痛感于此。梁实秋在文星盛世,与我们交情,大有王婆口中之“小”,那时胡秋原骂萧孟能“一书贾耳”,梁实秋乃写篆文“一书贾耳”一方,以赠孟能。那时我尚未戒酒,梁实秋乃以金门名酒两瓶,以赠敖之。后来文星被封,梁实秋与李敖划清界限,日见其严。从此这篇《读(胡适评传)第一册》之文,即不见收于他的文集矣!不但生前如此,他去世后,报章上炒他的遗作,解数毕出,从少不更事之文,到老犹多情之作,无不遍搜靡遗。但我奇怪,梁实秋生前的这篇重要佚文,却为什么总被忽略了?想是李敖问题太多,以致祸延梁文吧?

余光中也是文星时认识的朋友,此人是王安石看不起的“福建子”,为人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但聊天时蛮有趣,尤善巧思。他为人最喜招朋引类、结党营私,我在文星时,他极力拉拢我,邀我参加师范大学的“现代诗朗诵会”,奉我为贵宾,介绍到我时,人人争看文化太保真面目,掌声之大,无任何人能比。事后诗人夏菁说:“他这种散文家这样受欢迎,我们下次非让他也朗诵几首诗不可!”余光中又拿梁实秋和我的文章在师大的翻译课班上试由学生翻译,试验结果,认为我的文章比梁实秋的容易译,换句话说,语法比梁的西化得多。他又约我到他课堂上演讲了一次。凡此种种,都是刻意交好的动作。后来文星被官方封门,势利眼的余光中也就见风转舵。最不该的,是他明知文星被勒令停业,他在香港谈话却说文星结束,是经济上的原因、是经济上的经营不善!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血手封店,不敢置一词,反倒如此曲为之讳,真是太没脊梁了。余光中曾有一文名《岂有哑巴缪斯?》,他不敢说真话,至少也该哑巴一下,别说假话,可见“哑巴缪斯”,亦未易为也。为了报复他的可恶,近二十年后,我受萧孟能太太朱婉坚之托,到法院告余光中违反著作权,为了他把卖断给文星的著作一物两卖,在法院,余光中狡赖说所谓的文星书店只以出版一次为限,事实上,若只以出版一次为限,即付“三千元”,当年余光中尚无此身价!余光中这种自抬身价以为狡赖的方法,在我代朱婉坚控告满脸买卖人相的蔡文甫时,也同样发生过。蔡文甫竟说他当年跟文星签约,是“不平等条约”,我在法庭上斥责他,说:“当年签约你蔡先生又不是小孩子(那时他实年三十八岁)、又没有心神丧失、又没被暴力胁迫,契约如有不平等,你为什么要签?何况那个约,比你们现在九歌出版社跟作者的约,在许多地方,还对作者有利得多,你说不平等,是什么意思?当时买断你的大作,付了你三千元,那时一幢新公寓才不过十二万元,三千元不是小数目,如果说有不平等,我看该是文星根本不该出那三千元!——其实一块钱都不必付你,你也会高高兴兴给文星出书,因为你当时尚未成名,一登《文星》,身价十倍。如今你这么‘有名’啦,也该想想当年文星捧你有功吧?也该回馈回馈文星书店负责人萧太太吧?可是,你出了文星的书,甚至礼貌上都不送萧太太一本,我给你的存证信你也悍然不回,今天还说什么不平等的话,你可真好意思!你现在也是开出版社的人了,假如有一天,你的九歌也像文星一样,被政府给关了门,作者们这样对你,你愿意吗?”我这番话,说得蔡文甫面红耳赤,完全不能回嘴了,余光中的情形,也大率类此。

文星为余光中出书时候,他亲笔写自吹自擂的广告词,自道:“中国文坛最醒目的人物之一,余光中是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减去他,现代文艺的运动将寂寞得多,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忙得像和太阳系的老酋长在赛马。”如今他签下与文星这种约,真不知该怪右手还是该怪左手,《新约》中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干的事,理论上反之亦然。但两手相互间纵不知情,签约者必居其一,总不能不认账也!16世纪英国总主教克兰默(Thomas Cranmer),在被火刑处死前,曾谴责他的手,说他的手写了太多的违心之言,而该先遭火烧(“……I have written many things untrue. And for as much as my hand offended,writting contrary to my heart,my hand shall first be punished therefore;for,may I come to the fire,it shall be first burned.”)有的历史没记载总主教怪自己的右手还是左手,四百年后如时光倒流,只有余光中能现身说法,提供解答了!基本上,余光中一软骨文人耳,吟风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他开会开到外国去,在加拿大参与国际笔会,大会关心大陆被捕下狱作家,余光中与焉。令人奇怪的是,当台湾被捕下狱作家在牢中的时候,余光中为何不关心?会喊“狼来了”的他,却为何为虎作伥?至于笔上写“天安门,我们来了”的诗人,却在台北景福门纳福,且为诗拍蒋氏父子马屁,更证明此人是势利中人,绝无真正诗人的真情可言也。

余光中介绍一个人,叫王敬羲。梁实秋跟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每次王敬羲离开梁府,都要偷偷在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一直装作不知道。有一天,王敬羲居然很神气地自动招出来,他说:“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实秋答道:“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王敬羲是余光中的朋友,人嘻嘻哈哈的,倒也爽快,只是以文化人兼市侩,可鄙而已。在蒋介石下令扑杀文星时,他在香港打出文星招牌,虽扩散文星毒素有功,但自己趁机中饱,却是实情。他向我约稿,我写了一本《借古不讽今》,偷装在茶叶筒里,由一香港来的女作家携出台湾,他印出来了,却一文不付版税。我被捕后,他在《南北极》杂志有以声援,可以肯定。但从我复出后,他却一路造谣,竟说国民党有意把李敖放出来了,又在萧孟能诬告我的案子中助萧为虐、落井下石,种种行为,十足是文化小人。他又盗印柏杨的书,虽中饱版税,但在柏杨出狱后向他讨钱时,他却给了柏杨一些,大概是勾引柏杨老婆后的内疚吧?柏杨做了王八头而不知,还感谢王敬羲呢。我们深知内情的,都忍不住窃笑。

在文星时代,有一次我同何凡等聚餐,何凡扬扬得意地说他在《联合报》写“玻璃垫上”,“一连写了十多年,还不出事,可见段数之高。你李敖整天惹警备总部,是何道理?”我说:“何凡啊!你还好意思说吗?你独占专栏地盘,有别人享受不到的好机会,有这么大的宣传媒体,你整天写的,上限不过大官的白眼,下限不过公车的黑屁,然后就是谁跳多高、谁跑多快、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你十多年来,没把言论自由的尺度写宽一点点,没给警备总部这些大老爷们施以一点点教育和教训,你不觉得你失职吗?你还好意思这么得意吗?”何凡虽然讨人厌,但他太太林海音却很好。她主持《联合副刊》时,我曾投稿,有的用了有的不用。她虽然胆子不大,但比起后来政工系痖弦之流来,却高明宽大得多。她在文星后期,到我家看我一次,也预约过我的“告别文坛十书”,此后就不敢再和我来往了。十多年后,我出狱归来,在路上一遇,聊了几句,再见面时不幸已对簿公堂——我代萧孟能太太朱婉坚追究版权,告了多人,她也在其中。她在法庭上遁词说:“她所以没通知萧太太,因为找不到她。”我说:“萧太太过去有钱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找得到她呢?”林海音为之语塞。无论如何,林海音是位不错的朋友,虽然我们早就“幽明异路”了。

我代朱婉坚追究版权的官司,在法院方面全部都不顺利,这当然和国民党的司法黑暗有关。不过在一片黑暗中,我倒看到一幅光明的画面,那就是1987年6月8日《民生报》来访问我时,做记录的一位小女生徐开尘。她进我家门时,一片清秀脱俗、神韵飘逸,使我眼睛一亮,我一边接受访问,一边偷看她,她真耐看!——习惯上,我看到漂亮女人,都一边看一边挑她的毛病、找她的缺点,以便不再留恋,但这小女生却挑不出毛病,并且愈看愈有余味。此后几年,这小女生和她的同事邱海岳、林英哲等,与我聚餐过几次,每次聚餐,我都忍不住要偷看她几眼,非常舒服,有一次在敦化南路碰到她,我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她说打过一次你不在,我说为什么不打第二次,她笑而不答——她的笑,可爱极了。又过了几年,我从凯悦大饭店出来,看到基隆路对面有人一再向我挥手,我过马路一看,原来是这可爱的!旁边有两位她的同事。我半开玩笑地点破,我说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你单恋吗?她又笑而不答——她的笑,可爱极了。

前面谈到文星时代我与梁实秋的交往,也数落了他的不是,不过,梁实秋有一事,最令我感佩感恩,就是他还有老辈的那种主动推荐人才的气度。自我被陶希圣请出文献会后,梁实秋认为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了,因此他不得我同意也没告诉我,就秘密写信“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所长。对李济来说,其实这是有点难堪的事,因为李敖是他学生,自己学生自己都不能赏识,还要劳动校外的与李敖非亲非故梁实秋推荐,这不是有眼无珠吗?尽管梁实秋甘冒不韪,推荐了李敖,王世杰、李济他们,还是拒绝了。这一拒绝内幕,多年后我才完整了解。1990年3月,“中央研究院长”吴大猷、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以公帑出版了《王世杰日记》全十册,其中1965年12月20日全天只记一件事,内文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应所刊《蒋廷黻选集》,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民国四十二年12月)与签订中苏条约两事,做侮辱性抨击。中央党部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诉其诬毁。余殊不愿给此等人以出风头之机会。惟余对此两事为避免牵涉他人过失之故,迄未发布文字,抑或是余之过。李敖为台大毕业生,有才华而品行不端,梁实秋于五十二年5月曾推荐于中研院史语所,李济之以其行为不正,不愿收纳,余遂拒绝之。彼即因此怀恨。

这日记一开头说“有李敖者”四字,就是后语不对前言的话。因为这种语气,好像他王世杰以前不知道“李敖”似的,事实上,早在1963年9月10日的日记中,他就有这样的话:

台大毕业生李敖甚有才华,与胡秋原涉讼(彼此均以诽谤为诉由)。余颇欲成全李敖学业,劝彼等中止诉讼,但似不能说服胡秋原。

可见王世杰早知李敖是谁,两年后竟用这种语气写日记,显然别有居心。当时“中央研究院”不接受梁实秋的推荐,真正的原因明明怕“立法委员”胡秋原等人,但却假托出一个李敖人品上的理由,这是最高学术机关负责人不该有的懦怯,也恰恰反证了人品上出了问题的,原来是他们自己。他们在人品上既未坚持道德勇气,也未能维护学术尊严,甚至起码的知人论事的求真态度,都出了问题。例如他们假托出所谓李敖“品行不端”、“行为不正”,就是毫无根据的。当时是1963年,上距我台大毕业当兵退伍才两年,我还是台大历史研究所学生的身份,为了贴补研究生公费的不足,在开国文献会做“雇员”,每月赚一千元。试问这样一个单纯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究竟有何赫赫履历如王世杰、李济者,可有在人间上下其手,施展所谓“品行不端”、“行为不正”的机会?这样一个青年人,既未有机会如王世杰之卖国、蒙混舞弊,亦未有机会如李济之夺权、占着学术茅坑不拉屎,而王世杰、李济诸公却暗中对一青年诬指如此,还口口声声在提拔青年人才——有人才不提拔不说,反倒倒打一耙,这种年高德劭的作风,未免太菜了吧?因为姚从吾告诉我李济的造谣,我对李济的心态,有了研究的兴趣。李济在他的时代里,是一个够格的学者,但在够格的学者以外,若说他对推动学术研究、培养学术人才一面有大功,就没道理。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垄断学术,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安阳发掘报告》有始无终,《中国上古史》计划拖延不做,都是显例(连王世杰自己,都在日记中一再表示对李济及许倬云不满,指他们不依约做事。)胡适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馆外面的假山工程,承包价钱十一万,李济包庇的亲信贪污两万被查出,李济拦住,不准送法院,胡适死后,李济代理院长,逼走调查贪污案的总干事,将大事化无。另外,李济一边拿台大系主任薪水,住台大豪华宿舍;一边由“中央研究院”供应车与车夫、工友等,完全不知体统为何物。……以上诸多“善行”,当然不属“品行不端”、“行为不正”之列,不过,为人“端正”如此、治学做事如彼,也足令我们会心了!

《王世杰日记》中说李敖因被拒绝,“彼即因此怀恨”,而在《蒋廷黻选集》书中对他做“侮辱性抨击”。其实,王世杰该不该受公评,根本跟批评者的爱憎毫不相干,相干的只是批评的内容是否正确。我在1965年写《(蒋廷黻选集)序》里说:王世杰卖国、卖了外蒙古,这种史论,其实只不过是历史学家论定历史功罪的普通公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卖国者王世杰不知反省自愧,反倒在幕后透过陈雪屏、黄少谷,向萧同兹施压力,要求删去李敖的序,这一幕后作业,在《王世杰日记》1966年1月5日、1月9日、3月9日中,都一一曝光。3月9日日记中他写:“文星书店萧同兹,将其《蒋廷黻选集》内李敖序文(攻击我和李济之)删去,改装送阅。”就是指此。起先,我为爸爸遗著《中国文学史》写的序,因涉及李济儿子“潜返大陆”,被调查局暗中压迫文星书店删除该序,方能上市。那一次李济是否暗中勾结调查局做手脚,不得而知;但这一次删除我为《蒋廷黻选集》写的序,则全是王世杰暗中勾结陈雪屏、黄少谷、萧同兹诸国民党大员做手脚,所干出来的钳制言论自由的好事!《王世杰日记》还透露出“中央党部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诉其诬毁”,可见国民党中央党部自秘书长谷凤翔以下,都计划假王世杰之手,陷害李敖。只是王世杰心虚,不敢使事情闹大而已。按说王世杰以党派立场、以湖北佬的狭隘心胸,在日记中诬谤立场不同之人,并不稀奇。例如在日记中,他骂赵元任“无耻”、骂杨振宁“无耻”、骂陈省身“无耻”、骂牛满江“无耻”、骂张捷迁“无耻”、骂任之恭“无耻”、骂何炳棣“无耻”(1977年4月22日)……如今骂到李敖,被骂程度且不及以上院士七贤,按说大可一笑置之,一并听其妄言可也。但我李敖岂是这么好说话的,所以我要写出来,诛奸宄于既死、斥无耻于身亡。无耻的王世杰生前死后,欺人太甚,苛于诬人、疏于察己,包括他自己那真正“品行不端”、“行为不正”的儿子王次五在内。王次五即王德劢,其“行为不检,尤其好赌”,明见于1962年11月4日《王世杰日记》;其“涉嫌人头支票案”被扣押、“性好赌博,亏欠不少”,明见于1968年3月6日《中央日报》与3月9日《征信新闻报》。当然,由于王世杰的显赫,从台北市税捐稽征处主任、到基隆市税捐处长、到台湾银行专员,都不因“品行不端”、“行为不检”,而照做不误。至于王次五的太太林美智,更受王世杰用公款照拂。王世杰在“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内,曾亲批两张便条,一条上说:“支给林美智医药补助费二千元。世杰。1964.1.3。”另一条上说:“支给林美智医药补助费八百元。世杰。1964.10.12。”这样子把公家的特别费一再给自己儿媳妇的“善行”,当然不属“品行不端”、“行为不正”之列,不过,为人“端正”如此、办公做人如彼,入于无耻之列,也就恰如其人了。

王世杰如此无耻,居然还有人无耻地捧他,此人即许倬云。许倬云是最善于谄媚权贵的一个怪胎,凡是看过他写《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的人,或是《追念王雪艇先生》的人,都不难看出他多么会拍权贵马屁!我在文星,也不幸认识了一些人,其中之一,是许倬云。我主持文星时,许倬云巴结我,十分卖力。但为了我写文章批评他的主子李济、沈刚伯(台大文学院长),1963年11月5日,他约我和萧孟能、余光中去他家。为了他行动不便,我同意去了。这天我有简略日记如下:

一、南港来的消息:李济读了文章,拍了桌子。

二、夜在吴相湘家,沈刚伯托他转告我:“在过去,我没说过李敖什么坏话,虽然我也没帮他什么忙;从此以后,我也不会说他什么坏话,当然我也不会帮他什么忙。”孙德中在座,对我说台大文学院,在中国还算是好的。我说,正因为文学院在台湾有领导地位,所以我们该更要求它有生气。

三、夜在许倬云家,互恶声相向,光中在座,颇劝慰。

四、晚与孟能决定,拒与李济晤面。

许倬云那晚想在我面前充老大,结果不欢而散,为他始料所未及。后来他写了一封信给“敖兄”,以帮我出国为饵,意图修好,我懒得理他,因为他信中提到的洋教授,在研究胡适上,其实连做我助教都不配!我才不屑跟这些华洋学人打交道呢!过了三年,因为他又来流言又来媚眼,我有一信给他,其中说:

……现在你做了历史系主任,算是你马屁到家。不过你总该知道,乱来是不行的。南港你的女秘书蓝小姐,已被你逼婚得下海做舞女,我特别去访问她,她口中你的劣迹,还多着呢!我都做成了笔录。你去台大,又不自检束,居然整天接送居浩然的女儿,招摇校内外,成何体统?……

你又托人转话给我说想暗中帮我出国云云,告诉你,你少来这一套。美国国务院邀我访问我都谢绝掉,谁要你这学界掮客拉皮条?我李敖这辈子,定将守死此地,细看你们横行,并且记录你们的横行。当然你们只迷信权势,不在乎历史,但那是你们的事;我自有我的基督山方法。我只警告你少向我送秋波,也少说诽谤我的话,你若不要“来世报”而要“现世报”,我可以赏给你,只怕你消受不起。你本是残废之人,又会装出一副可怜相,我一骂你,人家就劝我“不要欺负他”,殊不知你专门欺负人,尤其是你追求不遂的女人。……

许倬云大我五岁,他一出娘胎就有四肢萎缩的怪症,这种怪症,一百万中只有六个,而他独占六分之一。按说人生有残疾,是天生的,只怪他爸妈,你提它干吗?只是他的学生杜正胜马屁文中,提到残疾“对他日后的人生观、治学态度,及对世情万物所怀抱的信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既然如此和他有关,也就不得不提。总之,第一,残疾使这个人占尽便宜;第二,残疾使这个人心理其实有故障,他的见解,有的也就大成问题。杜正胜夸奖他“个人竟然可以没有丝毫避讳地,拿自己外在的缺陷开玩笑”。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却有另一面。梁实秋对我说,他们在美国学术会议,会议厅外有高台阶,他看到许倬云很辛苦地在爬,心有不忍,就跑过去扶,不料许倬云顿时大怒,厉声高叫,斥以“你走你的,你少管我!”——梁实秋不小心,伤了许倬云的自“卑”心固属不当,但别人一番好意,自己却大发脾气如此,实未免心理故障也,这是“拿自己外在缺陷开玩笑”的心胸吗?

1964年7月10日,大我三十二岁的徐复观先后撰文说:“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专授以‘只咬无权无势的人’的心法,凡是无权无势的读书人,无不受到这条小疯狗的栽诬辱骂。”“最近一年来,台湾大学里有一二人利用一个特殊学生,把上自校长,下至助教,骂得一塌糊涂。”“李×骂沈刚伯拒绝朱光潜到台大来任教,这对沈也有影响。”……因为写文章批评士林败类、台大黑暗的,并无别人,按照文明国家的诽谤律,无他人可适用此一情况者,纵未指明姓名亦构成诽谤,所以徐复观骂“小疯狗”自然构成诽谤,何况他文中还用了“李×”字样,更除李敖外别无人了。可是,当我告到法院的时候,台中地院的孙嘉禄法官和高分院的郑红、杨襄明、曹德成三法官,竟说“李×”是李敖,“尚属不无置疑”!因而开脱徐复观,判他无罪!在诉讼过程中,徐复观最叫人看不起的一点是:他一直赖,他写文章闯了祸,却没有敢作敢当的气概、没有公开承认的勇气。他在法庭上,在来旁听的自己学生的面前,公然狡赖得一干二净。这是很令我警异的。单告徐复观不成后,我又找到机会,委托李声庭律师,把徐复观、洪炎秋双双告进法院,但是,1965年11月2日,台中地方法院法官郑学通竟违法以裁定驳回。我提起抗告,指责郑学通“根本没把法律学通”,因为他把“行为不成立犯罪”认为与“行为不罚”相当,这就是大笑话了。我对郑学通的指责登在《文星》第九十八期,也就是《文星》被官方封杀前的最后一期,官方不但封杀杂志,也同时对作者下手,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长”“郑矮子”(郑彦棻)借口我“语涉侮辱”法官,下令检察官林奇福对我提起公诉。林奇福是台大老同学,两面做人,在庭上透露他听命上级,情非得已。起诉后法官陆祖光判我有罪,如了郑彦棻所愿。

我被国民党大员郑彦棻整,还有个小插曲。1967年3月16日,我开着我的凯莉小汽车,发生车祸,车的左眼被撞得凹进去、保险杆折损、左前轮撞坏、左门撞弯、上面玻璃纷飞,我的左肘和头都受轻伤,同车的洋鬼子美国人梅心怡(Lynn A.Miles)膝部撞出血来。真够刺激。车祸原因是我开快车,正好碰到另一个开快车的计程车司机,所以就顺理成章地来了一场“相见欢”。梅心怡看我在出事后谈笑自若,当场替我拍了几张照片,他说他要洗出来送人,叫人看看“文化太保”的镇定功夫。出事后,一个五分局的警官察看双方的身份证,一看到我的,就对我说:“嘿,你就是李敖!我们有拘票,正要抓你,快跟我来!”我说:“跟你来可以,不过你们要抓我,却等到我撞车时候才找到我,未免太迟了吧?”他把我带到警局以后,叫我坐在外面,自己进去向长官叽叽咕咕一阵,不料却被打了官腔,他慌忙出来,向我道歉,连称弄错了弄错了,后来我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我被提起公诉时,检察官把传票发到文星书店,传我不到,警官以为我故意抗传,所以才要见我即拘。警官却不知道,检察官早就找到了我,所以他这次表功,竟弄得表错了。

在我跟徐复观的讼案中,有一妙事,即徐复观约我在法院开庭后一起喝咖啡,此中趣闻,我回信写给在澳洲的居浩然了:

……我们上次的笔仗,许多人(如范光陵、林语堂之流)都说我们在“打情骂俏”,他们真不知道你我相思之苦!台湾方面,许多人开玩笑说我你“同性恋”,我们这样心肝来心肝去,倒真的有一点弄假成真的呢!上次我在台中跟徐复观对簿公堂,他对法官大力描写我们同性恋的可能性,他怕法官是白痴,特别加说:“同性恋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在上面,一个人在下面。……”结果法官不耐烦,大声喝止。我在旁边,实在忍不住笑。后来出庭后,徐复观请我喝咖啡,我们谈到这件事,两人又大笑不止。可惜当时你不在场,你若在场,我们两人合力把他按倒在地……该多好玩!唯一的问题是不知徐复观喜欢不喜欢洗澡,他如学王荆公(从不洗澡),那我们就划不来了!

那天开庭后喝咖啡时,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他说:“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徐复观又说出他当年对妻子不忠在外养细姨的事,自称有“惭德”,陆啸钊坐在旁边听了,一直笑,我也笑,我笑的是:这就是徐复观的厉害处,他会以部分坦白方式表示他跟你肝胆相见,但是别有所图什么,你就得当心了。总之,我的敌人徐复观比同是湖北佬的胡秋原聪明多了,因此他可以两面做人而人不易觉察出来。殷海光《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文中,提到胡秋原、徐高阮,并直斥其名,但提到徐复观就改称“某君”,这就看出徐复观两面做人的功夫,他不像胡秋原那么笨,他知道殷海光有其清望,不能完全打死,因此既斗争又联合,使殷海光衰病侵寻,他有份;但衰病侵寻后又表演问疾吊丧,他也有份,此公最拿手演这种戏——在殷海光生前,打击殷海光;等到殷海光病了、死了,又冒充是他的知己,他一再发表改名《痛悼吾敌,痛悼吾友》等文章,并和殷海光的学生陈鼓应等串通起来,把殷海光描写成临终的悔罪者、临死前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转向者,这是对殷海光最卑鄙的诬蔑。殷门弟子坠入徐复观术中而不自知,被徐复观统战得七荤八素,真丢死人。可见“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奸雄,一旦混入学界,就好像美洲土狼(coyote)进入羊群,效果非凡之至。为什么徐复观可以又做坏事又不被恶名?除了他的狡狯外,他也会闪露一点真性情,不全是假,令人对他另眼相看。1986年3月28日《中央日报》载:三十九岁的工厂职工接瑞华,酒后观看电视连续剧,不知何故突然捣毁电视机,凌晨被家人发现上吊自杀断气命绝,其妻抚尸恸哭,悲伤逾恒云云。我联想到蒋介石当年从广播中听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时,曾捣毁收音机;徐复观从电视中看到梁容若著书得奖时,曾捣毁电视机。可见“自天子以至庶人”,虽口诵圣人“不迁怒”之训,但动起手脚,却都性好此道也。只是收音机何辜,电视何辜,令人不解耳!但徐复观能有此种动作,亦足发人一噱。更有趣的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告诉我的故事,司马桑敦说:“徐复观虽然年轻时在日本留学,但他的日文一塌糊涂,简直词不达意。他老了以后再来日本,住旅馆,想找女人,就向旅馆老板娘求助,他不会说叫姑娘的日文,乃抓耳挠腮,急得满面通红,最后一边用手指自己的生殖器,一边向老板娘鞠躬作揖,示拜托状。”司马桑敦一边说还一边学徐复观,好玩极了。徐复观留学日本却日文一塌糊涂,好像是真的。我中学时去省立台中图书馆听演讲,主讲人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作者大学棍安冈正笃,徐复观陪他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徐复观,可是我就没听见他对安冈正笃讲过日文,岂不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