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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个组织——“国际特赦组织”三十年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INTERNATIONAL,简称AI)成立三十周年了。

为这个组织播种的人,是英国的彼得·班纳森(PeterBenenson)。彼得·班纳森是一位人权律师、犹太裔的天主教徒,素有“梦想家”和“圣人”之称。1961年,他目睹一群葡萄牙学生歌颂自由被捕,判七年徒刑,他深受感动,这一次他不再沉默,兴起呼吁全世界都来关切政治犯的念头,如同当年美国释放黑奴、苏俄释放农奴的运动一样。于是,他跟好友马丁·恩纳尔斯(MartinEnnals)、艾瑞克·贝克(EricBaker)发起“1961年大赦请求”运动,目的在为良心犯(PrisonersofConscience)寻求公平审判、寻求庇护权、寻求就业机会(政治难民),并借国际舆论促进发表的自由。他们的提议,很快得到律师、记者、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响应,透过深具影响力的自由派报纸《观察家》的宣传,并于伦敦成立特赦小组,每组认领(Adopt)三名良心犯(这是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得到灵感,所以规定三人)。通常是共产国家、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各一名,他们照顾政治犯家属、向拘禁犯人的政府写抗议信、不断写信给囚犯,使犯人明了在遥远的地方,有人关怀他的痛苦,直到帮助他获得自由为止。这些救援行动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宗教、种族的界限,具有国际性。截至该年年底,比利时、希腊、澳大利亚、瑞典、挪威、瑞士、法国、西德、爱尔兰、荷兰、英国、美国纷纷以行动支持,并正式定名为“国际特赦组织”,成为永久性、全球性的人权机构。这机构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它的被举世肯定,可见一斑。

今年5月28日它成立三十周年,路透社报道说:这个世界最大的独立人权组织,三十年来,始终不遗余力地为“良心犯”的获释奔走,而且正默默地将触角伸入更广泛的地带。

今年,AI终于在其多年来大力挞伐的苏联建立资讯中心,并首度获准派遣一名观察员进入朝鲜参加一项会议。

AI成立三十年来,一共调查了四万两千件良心犯案例。

AI目前在一百五十个国家拥有一百万名义工。这群热心维护人权的义工,不仅经常写信给身陷黑牢的良心犯,为他们打气,也不断致函给各国政府,呼吁他们公正、快速地审理政治犯案件,并终止刑求、处决政治犯。

AI秘书长马丁表示,三十周年纪念日的最大意义,即在于这一群挺身而出对抗不公义的平凡人的贡献已获得肯定。他说,AI援救良心犯的行动,端赖见义勇为的热心人士偷偷将各国违反人权的资料送交AI。

1961年,英国律师彼得·班纳森在伦敦《观察家》报发表一篇题为《被遗忘的犯人》的文章,唤起了世人对那些因政治或宗教理念而下狱的人士的注意,也催生了以解救良心犯为宗旨的AI。

马丁骄傲地说:“施暴者再也不能虐待良心犯,而自以为牢墙外的世人不会晓得他们的罪行。”至于AI近期内的工作目标,马丁表示,他希望印度能让该组织调查旁遮普省及克什米尔的人权情况……(编者略)

路透社这一报道,引起我一点回忆。在我第一次政治犯坐牢前,先被国民党情治人员“跟监”十四个月。在被“跟监”的日子里,马丁到了台湾。魏胖(魏廷朝)、老谢(谢聪敏)到我家,约我一起去看马丁。我说我李敖架子很大,对洋鬼子尤其大,马丁如果真来帮助我们,就请他到我家来看我吧,我不会去看他的。听了我的话,魏胖、老谢都认为有理,就转告马丁。马丁倒有服善之勇,他同意到我家来,登门拜访,“行客拜坐客”。于是,就约定一天晚上来。当时我虽处境自顾不暇,却很想托马丁为在牢中的柏杨想点办法,为了加深马丁的印象,我请小情人小蕾给柏杨太太艾玫打公用电话(我家的怕窃听),问她愿不愿意跟马丁见见面,电话中艾玫说她愿意来,可是到时候,她爽约了。为什么爽约,我至今还不清楚。虽然如此,但我们都知道艾玫在柏杨被捕后,帮了柏杨极多的忙,只是柏杨忘恩负义了。

马丁到台湾,国民党对他又恨又怕,于是派三个人跟踪他。那时跟踪我的是三个人,跟踪魏胖、老谢的各两个人。马丁他们上楼后,大家自四楼窗前朝下望,只见下面各路跟踪人马大集合,有趣之至!我指给他们说:“你们看,我家对门变成警察局了!”大家俯视一笑,深感国民党治安良好,真名不虚传。

就在这次“行客拜坐客”里,我把一些被“跟监”的照片和孟绝子交给我的泰源监狱名单,交给了马丁。我没交代他怎么处理,他也没说怎么处理。一切都好像心照不宣似的。后来名单登在海外的《台湾青年》上,不久我就被捕了。

我被捕后,罪状甚多,其中之二,就是我帮助柏杨和泄露了泰源监狱名单——“国际特赦组织”没帮成我,反倒害了我,在牢里吃了更多的苦头。

我出狱后,看到一张“国际特赦组织”的宣传单,举了世界上三个有名的良心犯,我在其中。1991年6月14日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