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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家书店——书店之死

小时候在北京,喜欢读课外书。课外书中,以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京,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的总店。北京的分店比较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商务印书馆、像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但开明书店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

开明书店不单在北京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

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了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断了连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店”,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它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地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在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

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目张胆地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一个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

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地在中山北路一段77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备感凄凉。去中山北路太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唯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

这几年来,因为意兴阑珊,没有再去开明书店。去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77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牌一段77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粮。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了么?

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指,声音平直地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间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慢慢地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回开放探亲后,我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店,自己搬到三楼来了。这就是开明书店。没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1992年2月9日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