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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诞生于十六世纪初期。

如果要在世界坐标中作比较,那么,我们不妨知道:范钦出生的前两年,米开朗琪罗刚刚完成了雕塑《大卫》;范钦出生的同一年,达·芬奇完成了油画《蒙娜丽莎》。

范钦的一生,当然不可能像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那样踏出新时代的步伐,而只是展现了中国明代优秀文人的典型历程。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通过一系列科举考试而做官,很快尝到了明代朝廷的诡谲风波。他是一个正直、负责、能干的官员,到任何一个地方做官都能打开一个局面,却又总是被牵涉到高层的人事争斗。我曾试图用最简明的语言概述一下他的仕途升沉,最后却只能放弃,因为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旋涡太奇怪,又太没有意义了。我感兴趣的只有这样几件事——

他曾经被诬告而“廷杖”入狱。廷杖是一种极度羞辱性的刑罚。在堂堂宫廷的午门之外,在众多官员的参观之下,他被麻布缚曳,脱去裤子,按在地上,满嘴泥土,重打三十六棍。受过这种刑罚,再加上几度受诬、几度昭雪,一个人的“心理筋骨”就会出现另一种模样。后来,他作为一个成功藏书家所表现出来的惊人意志和毅力,都与此有关。

他的仕途,由于奸臣的捉弄和其他原因,一直在频繁而远距离地滑动。在我的印象中,他做官的地方,至少有湖北、江西、广西、福建、云南、陕西等地,当然还要到北京任职,还要到宁波养老。大半个中国,被他摸了个遍。

在风尘仆仆的奔波中,他已开始搜集书籍,尤其是以地方志、政书、实录、历科试士录为主。当时的中国,经历过了文化上登峰造极的宋代,刻书、印书、藏书,在各地已经形成风气,无论是朝廷和地方府衙的藏书,书院、寺院的藏书,还是私人藏书,都相当丰富。这种整体气氛,使范钦有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藏书家,而他的眼光和见识,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那就是,不必像别人藏书那样唯宋是瞻、唯古是拜,而是着眼当代,着眼社会资料,着眼散落各地而很快就会遗失的地方性文件。他的这种选择,使他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名不可替代的藏书家。

一个杰出的藏书家不能只是收藏古代,后代研究者更迫切需要的,是他生存的时代和脚踩的土地,以及他在自己最真切的生态环境里做出的文化选择。

官,还是认认真真地做。朝廷的事,还是小心翼翼地对付。但是,作为一名文官,每到一地他不能不了解这个地方的文物典章、历史沿革、风土习俗,那就必须找书了。见到当地的官员缙绅,需要询问的事情大多也离不开这些内容。谈完正事,为了互表风雅,更会集中谈书,尤其是当地的文风书讯。平时巡视察访,又未免以斯文之地为重。这一切,大抵是古代文官的寻常生态,不同的是,范钦把书的事情做认真了。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问了一宗大案,也许是理清了几笔财务,衙堂威仪,朝野礼数,不一而足。而他最感兴趣的,是差役悄悄递上的那个蓝布包袱,是袖中轻轻拈着的那份待购书目。他心里明白,这是公暇琐事、私人爱好,不能妨碍了朝廷正事。但是当他历尽宦海风浪终于退休之后就产生了疑惑:做官和藏书,究竟哪一项更重要?

我们站在几百年后远远看去则已经毫无疑惑:对范钦来说,藏书是他的生平主业,做官则是业余。

甚至可以说,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杰出的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覆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范钦给了我们一种启发: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谓公务和事业,很可能不是你对这个世界最主要的贡献;请密切留意你自己也觉得是不务正业却又很感兴趣的那些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