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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就回上海了。

出生的村庄这次没有去,只在余姚城里见了一位远房亲戚:比我小三岁的表舅舅。记得吗,当年我初到上海时在钢琴边与我握手的小男孩,终于由于语言不通而玩不起来;后来阴差阳错,他到余姚来工作了,这次相见我们的语言恰好倒转,我只能说上海话而他则满口乡音。倒转,如此容易。

我就算这样回了一次故乡?不知怎么,疑惑反而加重了。远古沧桑、百世英才,但它属于我吗?我属于它吗?身边多了一部《余姚志》,随手翻开姓氏一栏,发觉我们余姓在余姚人数不多。也查过姓氏渊源,知道余姓的一脉,是秦代名臣由余氏的后裔。但我在学术研究中又发现,更有生命力的余姓一脉,是古羌族,世居凉州,即今天甘肃武威。后来加入了西夏王朝,又曾纳入成吉思汗的队伍,行迹不定。我的祖先,是什么时候泊到浙江余姚的呢?我口口声声说故乡、故乡,究竟该从什么时候说起呢?河姆渡、严子陵时代的余姚,越窑鼎盛时期的上林湖,肯定与我无关,我真正的故乡在哪儿呢?

正这么傻想着,列车员站到了我眼前,说我现在坐的是软席,乘坐需要有级别,请我出示级别证明。我没有这种证明,只好出示身份证,列车员说这没用,为了保护软席车厢旅客的安全,请我到硬席车厢去。

车厢里大大小小持有“经理”证明或名片的旅客开始用提防的眼光注视我,我赶紧抱起行李低头逃离。

可是,我车票上的座位号码本来就不在硬席车厢,怎么可能在那里找到座位呢?只好站在两节车厢的接口处,把行李放在脚边。

我突然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离开余姚到上海去时坐火车的情景,也是这条路,也是这个人,但那时是有座位的,行李里装着酒浸杨梅和霉干菜,嘴上嘟哝着余姚话。今天,座位没有了,身份模糊了,乡音丢失了,行李里也没有土产了,哐啷哐啷地又在这条路上走一趟。

从一个没有自己家的家乡,到一个有自己家的异乡。离别家乡,恰恰是为了回家。人生的旅行,怎么会变得如此怪诞?

火车外面,陆游、徐渭的家乡过去了,鲁迅、周作人的家乡过去了,郁达夫、茅盾的家乡过去了,丰子恺、徐志摩的家乡过去了……

他们中有好多人,最终都没有回来。有几个,走得很远,不知所终。

车窗外的云彩暗了,时已薄暮。淅淅沥沥,好像下起雨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