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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上京龙泉府遗址的次数很多。原因是,我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起落更迭。

我首先看到的是外城的城墙墙基,那是两米多高的夯土基座,宽达十来米,像一道天然生成的大堤坝,绵延到远处。

这个基座上面,原本应有一方方巨大的砖石砌成的雄伟高墙。可惜这儿不是吴哥窟所藏身的原始森林,而是敞亮开阔的东北平原,一座废弃的城市很难保存住一点什么,能用人力拿得走的一切都被人们拿走了。一代又一代,角角落落都被搜寻得干干净净,连清代流放者看到的大石也不见了,就剩下这一道泥土夯成的基座,生着草,长着树,静静地待着。

再往里走,看到了同样是拿不走的城门台基和柱础。昔日都城的规模,已影影绰绰地可以想见。

从遗址看,上京龙泉府由外城、内城、宫城三重环套组成,外城周长三十余里。全城由一条贯通南北的宽阔大道分成东西两区,又用十余条主要街道分隔成许多方块区域,果然是长安城的格局和气派。

京城的北半部,是统治者办公和居住的宫城,城墙周长五里。从遗址、遗物看,内城中排列过五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东墙外则是御花园,应该有湖泊,有亭榭,有假山。

宫城中一个最完整的遗物,是文献上查得到的一口井,叫“八宝琉璃井”。井壁由玄武岩石砌成,几乎没有任何损坏。

我在井口边上盘桓良久,想象着千余年来在它身边发生的一切。我伸头一看,它波光一闪,就像是一只看得太多而终于看倦了的冷眼。

一个管理人员告诉我,从种种材料看,这座城市在公元八世纪至九世纪之间可能是亚洲最大的都市之一。当时,它不仅是渤海国的诸城之首,而且是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枢纽,把遥远的长安和日本连成一条经济通道。

人们从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推断出当时这座城市的繁华。在城西和城北的牡丹江上,发现了宽阔的五座跨江大桥的桥墩遗迹。而如今,数万人的现代生活,只一座桥就绰绰有余。想一想,当日该是何等景象!

这样一座城市,真会消失得如此彻底?

为了索解这个问题,我在古书堆里研究了不少时间,发现有关渤海国的记载不多。《旧唐书》、《新唐书》有一点,日本、韩国也保存了一些旁佐性资料,都比较零星。这个政权本身并没有留下片言只语,就像一个没有留下遗嘱的亡故者,只能靠着一些邻居们的传言来猜测了,而且,那些邻居也早已枯萎。

直到现在,我掌握的材料还不足以写成一篇完整的论文,只能描画一种粗疏的图像。

大体来说,从大祚荣、唐玄宗、李白那个时代的交往开始,渤海国成了充分汲取了大唐文明的自治藩国。当然,也成了东北大地上最先进的一个政权。这种地位,隐伏着巨大危险。

危险首先来自于内部。

毕竟刚刚从相当原始的游牧生态过来,任何较大的进步都会让原来一起奋斗的首领们跟不上,造成一次次冲突。不少首领反目成仇、举刀威胁,甚至重返丛林。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张接受大唐文明的先进分子必然是孤独的悲剧人物。他们很可能被看成是数典忘祖的“亲唐派”,但唐朝,又未必把他们当做自己人。

在这一点上,唐玄宗时期渤海国的大门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国的统治者,一直想与唐朝作对,他争执几次无效,就逃到唐朝来了。哥哥便与唐朝廷交涉,说我弟弟大门艺对抗军令躲到了你们这儿,你们应该帮我把他杀了。

唐玄宗当然不能杀大门艺,但又不能得罪实际掌权的哥哥,左思右想,便用了一个计谋。他派了几名外交官到渤海国,对那位哥哥说,大门艺走投无路来找我,我杀掉他说不过去,但你的意思我们也该尊重,因此已经把他流放到烟瘴之地岭南。

本来事情也就过去了,不想那几个外交官在渤海国住的时间长了说漏了嘴,透露出大门艺并未被流放。于是那位哥哥火了,写信给唐玄宗表示抗议。唐玄宗只能说那几个外交官胡言乱语,并把他们处分了。

历史学家司马光后来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事曾作过有趣的批评,大意是说:唐朝对于自己的隶属国应该靠威信来使它们心悦诚服。渤海国那位弟弟为了阻止一场反唐战争来投靠你,你应该有胆量宣告他是对的,没有罪,而哥哥则是错的,即便不去讨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没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护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样耍弄骗人伎俩,结果被人反问得抬不起头来,只好对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气,实在是丢人现眼。(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三)

司马光说得不错,但他太书生气了。历史上,除了少数伟大人物的响亮行为外,多数政治都是现实的。唐玄宗管理庞大的朝廷事务已经十分吃力,他怎么会为一种远离自己的权力之争,付出太大的代价?

于是,那位可怜的大门艺只能在长安城里躲躲藏藏。怕被渤海国的人发现,怕暴露唐玄宗为他编制的谎言。他寄情故乡,故乡容不了他;他亲近唐朝,唐朝帮不了他。

让他稍感安慰的是,由于他和别人努力,渤海国还是逐渐领受了唐文明的光照。更由于自然规律,保守势力一批批老去,连他们的子孙也被唐文明吸引。因此,终于迎来了公元九世纪的大仁秀时代(817-830)。

大仁秀时代的渤海国在各方面都达到鼎盛,被称为“海东盛国”。一度,这儿的“上京龙泉府”和中华版图西边的长安城,一东一西,并立于世,成为整个亚洲的两大文明重镇。

乍一看,渤海国内部的危险解除了。那就转过身来,看看外部的危险吧。

周围的部落,仍然未脱游牧习性,因此与渤海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反差带来了羡慕与趋附,但在羡慕和趋附背后,却藏着强烈的嫉妒和仇恨。九世纪前期的渤海国器宇轩昂,但包围着它的,却是大量越来越闪烁的目光。它拥挤的街道太刺激那些渴望人烟的马蹄了,它显赫的名声太撩拨那些企盼成功的山民了,它如潮的财宝太吸引那些背囊寒薄的骑手了。

于是,那一天终于到来。来得出乎意外,又来得理所当然。大仁秀时期才过去一百年,公元九二六年,渤海国竟一下子被契丹所灭。

人们会问:作为渤海国的宗主,唐朝为什么不出手来帮它一把?

答案是:在十九年前,唐朝已先于渤海国灭亡。

其实,即使唐朝没有灭亡,也帮不了。安史之乱之后,气象已失,门阀林立,哪里还管得上东北亚的一个自治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