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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 大民主

人生中,会有这一天。

就像一队人长途赶路。在这天之前,你是一个被牵着走的人,跟在后面的人;在这天之后,你变成了一个搀扶别人的人,走在头里的人。

这是一个“成人礼”,却没有预告。

我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爸爸让我牵住了全家人的手。但抬头一看,前面的路没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傍晚,夕阳凄艳,十分炎热,我从学校回家。

爸爸小心地看着我,目光有点躲闪,嘴角有点笑意。好像做错了事,又好像要说他没有做,却不知如何解释。这神情,使我和他的关系突然产生了逆转。

爸爸扫了我一眼。对祖母说:“阿坚揭发了我。”

“阿坚?”祖母问,“他揭发你什么?”

爸爸支支吾吾地说,吴阿坚揭发的是历史问题。说是共产党刚刚解放上海的几天之后,有一个人在路边拿出小本子写了一句反共的话给大家看,爸爸看了,却没有把那个人扭送到公安局。

爸爸说,阿坚已经把这个揭发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

祖母立即问:“照阿坚的说法,他自己也看到了,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苦笑一下,说:“这是每次政治运动的规则:他一揭发我,自己就安全了。”

“这个黑良心,还是眼红我家。”祖母说,“你先定下心,看他怎么闹。”

“没法定心了。”爸爸说,“一人揭发,大家跟上。所有的老朋友都争着划清界限,大字报已经贴了一大堆。”

“老朋友?揭发什么?”祖母问。

爸爸突然语塞,低下了头。

祖母看了我一眼,轻声问爸爸:“是不是真有什么把柄?”

“没,没有!”爸爸连忙辩解。他以最快的速度扫了一眼妈妈,说:“也有大字报说我岳父是地主,是赌徒,还把大姐的公公判刑的事连在一起了。”

妈妈皱起了眉头。祖母的眼光立即从妈妈脸上移开,紧接着爸爸的话头问:“他们有没有揭发你父亲抽鸦片?”她要把话题从朱家挪回余家。

“那还没有,恐怕快了,阿坚一定会揭发。”爸爸说。

“他揭发?那鸦片是在哪里抽的?鸦片馆是谁开的?你也该反过来揭发他!”

祖母说到这里突然噎住了,摇摇头,叹口气,说:“别,我家不做这样的事,到死也不贴别人大字报。”

这时妈妈抬起头来,问爸爸:“这么乱贴大字报,大家都咬来咬去,胡言乱语,你们单位的领导也不管一管?”

“领导说了,这是大民主。群众大鸣大放,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打倒别人。中央提倡的,谁也阻挡不了。”爸爸说。

“大民主?”妈妈疑惑地看着我,希望这个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儿子能给她解释几句。

我看着妈妈,摇摇头。这时我发现,爸爸和祖母也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

——在我家出现的,是一场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被简称为“文革”的政治运动。

爸爸最想知道的问题,不是吴阿坚为什么要揭发他,而是执政者为什么要搞“文革”。

当时所有的报纸天天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说发动“文革”是为了“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曾是苏联元首,他清算了他的前任斯大林。这使中国元首产生了担忧,怕在自己去世后也出现这样的清算者。对于这种说法,爸爸就听不懂。他想,既然睡在身边,伸出手去就能一把抓住,多么简单的事,为何要把这么大的中国都搞乱?

两个自称从北京来的高干子弟,站在街边的一条长凳上在发表演讲。他们先介绍了自己的父亲是谁,一个是副总理,一个是大将。接着他们甩了几下拿在手里的皮带,就像甩鞭一样。他们说,躲在中央的赫鲁晓夫,由全国各地的很多小赫鲁晓夫保护着。他们又说,共产党的干部绝大多数都烂了,对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因此必须全国造反夺权,实行大民主。接着,他们又举起拳头喊了很多口号。

这些口号乍一听全是“反政府言论”,但政府的报纸也都渐渐这么说了。我联想到叔叔写信投诉的那些隐瞒灾情的干部,觉得真该用民主的办法好好整治一下。但是,眼前的事实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爸爸不仅不是赫鲁晓夫,他连一个科长都不认识啊。

原来,政治口号只是一种引爆,仅仅几天,就成了一种全民性的互斗互咬。

全民性的互斗互咬,是天下最大的人文灾难。政客和政策可以起起落落,并不重要,我看到的是,人性深处的邪恶获得了全面的鼓励、释放、凝聚、扩散,并固定为生态习惯。这是人文灾难的狂欢仪式,几十年都清除不了。

与爸爸谈话的第二天一早,我又回到学校。学校已经停课,很多同学开始造反,扎着塑料皮带到处贴大字报,满脸悲壮地宣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好像明天就要抛头颅、洒热血。但是这种“造反”恰恰是中央发动的,而攻击的对象却是走投无路的弱者。

我今天走进教室,心里忐忑不安。不是怕别的,是怕一句粗话。“文革”爆发以来,造反派对父母亲被打倒的同学,都叫“狗崽子”。从此,由人类学进入动物学。我低着头,不敢看别的同学,只敢慌张地看我的邻座李小林一眼。

李小林也看了我一眼。我立即直觉到,她也恐惧着,而且恐惧的内容和我差不多。

正在这时,高声喇叭突然震响,几乎把所有的人吓了一跳。喇叭里的广播夹带着不少“革命谩骂”,然后又全变成了“革命样板戏”。

我正呆呆地坐着发愣,忽然高音喇叭停了。我这才隐隐听到,教室楼下好像有人在扯着嗓子高喊我的名字,声音有点耳熟。

到窗口一看,是高中的两个老同学,一个姓许,一个姓万。好几年不见了,我赶紧下楼,拉他们到操场边的草地上坐下说话。

他们很焦急,说是昨天回了一次母校,发觉我们中学里的老师至少有一半都有了“历史问题”,贴满了大字报。

教英语的孙老师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美军翻译。大字报说,他很有可能顺便做了美国特务;

教历史的周老师的祖父考上过清朝进士。大字报推测,极有可能见过慈禧太后,既然见了就一定有政治勾结;

教地理的薛老师在课堂上说法国地图像男人的头,意大利地图像女人的靴,却独独把中国比作动物,说是像一只大公鸡,显然是汉奸;

教生物的曹老师的“历史问题”在时间上最近,那就是在饥荒年代偷窃过烘红薯;

……

我一听,说:“这一定是教师们互相揭发的。你们想,曹老师的烘红薯事件,后来的小同学们怎么知道?还有,什么美军翻译、清朝进士……”

许同学说:“现在最麻烦的是孙老师,美国特务,不能回家了,关在生物实验室的一个笼子里。”

“笼子里?”我惊叫一声。

我们三人,花了一小时想出了一个营救方案,并立即实施。他们两位到街上买了两个造反队的袖章戴上,回到中学,冒充毕业生要“揪斗”孙老师。中学生造反队毕竟是孩子,看到两个戴着造反队袖章的老校友站在前面,已经矮了半截,提出可以用一百张写大字报用的白纸换出孙老师。

我的那两个老同学一听有门,就假装认真地与他们讨价还价,结果只用了三十张白纸,孙老师就转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