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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一个省

因“样板戏”而入罪的事,上海不止一件,报纸都报道了。大家一看才明白,这场带着“文化”之名的政治运动,现在果真狰狞到了文化。

当时上海的报纸是直接覆盖邻近省份的。安徽,我叔叔所在的安徽,听到风就是雨,比上海更狰狞。

有人揭发,那位主演了电影《天仙配》的黄梅戏演员严凤英,也曾经“攻击样板戏”。严凤英在观看样板戏《沙家浜》时说,这个戏后半部分“太长,有点闷”。就是这短短的评论,引来了同一个剧团演员们的轮番批斗。

她没做任何答辩,吃惊地看着这些天天一起演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小兄弟、小姐妹,不知他们怎么突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几次批斗会后,她看了看院子里密密层层的大字报,回家抽了一堆香烟,然后拿起水杯,吞食了一大把安眠药,自杀了。

造反派断言严凤英的自杀是一种挑战,并由此做出决定,文化艺术界的斗争要进一步深入。

于是,同一个省的另一个黄梅戏剧团的一个“后补右派分子”,我未来的岳父马子林先生,又一次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

他面临的必将是众目睽睽之下的当街批斗。他只担忧,自己的三个孩子看到父亲被捆绑在大街的高台上受尽污辱,会不会对人世种下太多的仇恨?他与妻子商量很久,决定把孩子赶紧送到一个陌生的农村去,他们认识一个上街来的农民。

面对着别人强加给自己的巨大污辱,这对年轻夫妻只担忧如何使自己的子女不要对人世种下太多的仇恨。我对岳父、岳母的当日高贵,肃然起敬。

孩子们被一辆牛车拉到了一个不近的村庄。最小的一个是女孩,才五岁,好奇地看着一路野花。那些日子,过得又苦、又野、又快乐,只是她一直奇怪:爸爸、妈妈怎么把我们忘了?

这就是我未来的妻子马兰。

马兰渐渐长大,十二岁初中毕业,考上了省艺术学校。全部复杂的手续都由她这个小女孩自己办完,但遇到了最后一道门槛跨不过去了:作为右派分子的女儿,政治审查通不过。

对此,岳父本人没有发言权,站出来的是岳母。这天她正与剧团一起在一个山区演出,听到女儿上学居然政治审查通不过,就悲愤交加,破罐子破摔,不演了。

当时正好有一个上级机关的官员在乡里做调查,急急地找来了,对我未来的岳母说:“你看,远近几十里的乡亲们都举着火把来看戏了,主角演员罢演,这可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说:“那你们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了!我女儿考上了学校却不准上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官员又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群众,火把越来越多,远远看去望不到头,像一条神秘而光亮的长龙。他觉得今夜如果不开演,真有可能酿成重大事端,态度就软了下来:“这样吧,你女儿上学的事,不难办,我明天一定给主任说。”

“我很难相信你们。”岳母说。

“那我现在就向你保证,一定让你女儿上学!”官员说。

“你说了不算数。”岳母还是很硬。

“那我现在就出发去找主任,你上台!”官员急了。

“那好,你出发,我上台!”岳母说着也看了看山路。

官员逆着火把的队伍出发了,她也开始化装。

几天后,十二岁的小马兰拖着一个大木箱,里边塞着棉被和棉袄,挤上长途汽车向省城出发。岳父、岳母看女儿太小,想送一送,但所在的单位都不批准。

这次长途汽车,坐了整整八个小时。

十余年后,马兰主演的长篇电视传记片《严凤英》播放时,全中国万人空巷。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最彻底地揭示“文革”灾难的影视作品,严凤英自杀前头发飘乱、双眼逼视,穿过屏幕质问着二十年后的山河同胞。这样一部作品很难想象能够被批准播放,但在八十年代却奇迹般地被通过了。

全国观众和专家一次次投票,都毫无分歧地把全国电视“飞天奖”和“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授予马兰。

说回去,严凤英去世时,五岁的小女孩马兰并不知道城里的父母在受难。同样,当时的我,也不知道安徽的叔叔在受难。

严凤英、我的岳父、我的叔叔,几乎都是同龄,又在同一个省。

妈妈亲自到学院里来嘱咐我写给叔叔的那封求助信,已飘飘荡荡地向叔叔飞去。家里遭遇大难,现在已经断炊,这会让叔叔多么心焦啊,但那时的叔叔,自己已走投无路。

叔叔所在单位的造反派,也因受到严凤英自杀事件的波及,正在寻找文化艺术方面的“阶级敌人”。可惜那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人物,因此就把经常喜欢向年轻人讲述《红楼梦》的叔叔,当作了“疑似敌人”。

这个地区的领导人就是叔叔的老朋友江斯达。当时江斯达还没有被打倒,为了不让造反派的矛头指向自己,也出席了第一次批斗叔叔的会议。后来有人说,江斯达此举,可能还出于对叔叔几年前举报他隐瞒灾情的不满。

这次批斗会的主题是“狠批封建主义大毒草《红楼梦》”。当时,无论是造反派还是江斯达,都不知道毛泽东喜欢《红楼梦》。当然,我叔叔也不知道。

按照惯例,批判一定引来揭发,一个与叔叔同样着迷《红楼梦》的朋友在会上高声揭发,叔叔曾在一次读书会上说到,《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与书中写到的一位演员蒋玉菡,可能是同性恋。当时的中国人基本不了解同性恋,断定叔叔在散布下流色情。

叔叔被拉上了一辆垃圾车,挂着牌子游街示众。牌子上写着六个字:“《红楼梦》,同性恋。”在当时,民众看游街示众是一件乐事,每一次都人山人海,一个个踮着脚,伸着脖子,指指点点,像过节一般。这么爱干净的叔叔坐在垃圾车上被那么多人观赏,他觉得是奇耻大辱,便把头低下,却不小心发现街角有一个年轻女子在观看。

这位年轻女子,就是叔叔给妈妈提到过的那位演员。此刻她态度冷漠,没怎么看叔叔的脸,却目不转睛地看着叔叔胸前牌子上的六个字。

叔叔的目光快速从这个女子身上移开,心想幸好这个女子最近没有来给自己洗衣洗鞋。叔叔抬头注视街边密密层层的民众,突然不觉得有什么奇耻大辱了。他从上海西郊一个丹麦人住宅的地下酒窖出发来到这里,家里的亲人都不知道这里什么样,却都知道这是他的地方。他为这里的民众做了多少事,这个秘密只有一个人清楚,那就是江斯达。但前几年,他又为了这里的民众,把这个人得罪了。他冒险上书北京,只想把这里的民众拉出灾难,但眼下,他们全都兴高采烈,成了自己的灾难。他闭上了眼,任垃圾车摇摇晃晃,满脑子都是那个丹麦人住宅的地下酒窖。

叔叔那天晚上就割脉自杀。那个揭发他的朋友正从窗前走过,发现情况不对,与别人一起破门而入,把叔叔送到医院。抢救回来才三天,叔叔第二次割脉,又被抢救,因此有了第三次割脉。

叔叔是一个血性男子,悲怀壮烈。他三次割脉,完成了三次最决绝的政治抗议和文化抗议。他让我想到我们的余家先祖,在一片血泊中举起了最后那面旗。

当时我写给他的求援信,他没有收到。几天后,他们单位通知了我家。妈妈和祖母决定瞒过我们下一代,两个人坐火车去料理后事。

祖母怔怔地看着自己最小儿子的遗体,又横了一眼四周密密麻麻看热闹的人群,拉了拉妈妈的手,要她别再哭下去。

没有人理她们,在一片冷脸中操持完火葬事务,妈妈捧着叔叔的骨灰盒,与祖母一起走在寒风凛冽的江淮平原上。祖母脸色木然地看着路边的蓑草荒村,心想,这就是他的土地。老娘我夜夜做梦都在猜测这片土地的模样,猜测他不愿离开的理由。现在,终于离开了,还是跟着娘。

祖母对妈妈说:“让我捧一会儿吧。”

妈妈犹豫了一下,恭恭敬敬地把骨灰盒递到祖母手上。祖母抱过后停住了脚步,对妈妈说:“你看我这个女人,一辈子都在送走一个个儿女,现在连最小的一个也捧在手上了……”

“姆妈!”妈妈轻轻叫一声,双手扶住了她。

祖母还是无泪。她说:“现在只剩下志敬一个了,千万要让他活下来。”

她们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到了火车站。

火车开动后,她们从车窗里看到,有一个男人慌忙从月台上跑过来,看着这趟列车,双手拍了一下腿。

祖母说:“这个人很像江斯达,他怎么会这样老了?”

“江斯达?”妈妈问,“他跑来干什么?”

后来马兰听我讲叔叔在安徽自杀的事,每次都心事重重。她觉得,应该为叔叔做点事。

“他太孤独了。”马兰说,“这片土地不应该这么对待他。”

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里,黄梅戏《红楼梦》在安徽隆重首演,产生爆炸般的轰动效应。这出戏获得了全国所有的戏剧最高奖项,在海内外任何一座城市演出时都卷起了旋风。

全剧最后一幕,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每场演出都是这样。

所有的观众都在流泪、鼓掌,但只有我听得懂她的潜台词: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这儿在演《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