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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稍稍打开的窗

当天晚上就知道了,我在农场期间,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已经下台,一些老干部在掌权,但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爸爸平时可以回家,一有“风吹草动”,还要去单位报到,接受关押。

现在掌权的老干部,在“文革”初期也是与爸爸一起被“打倒”的。为什么他们没事了,爸爸还有事?到底什么事?

我怕触动爸爸的伤心处,没敢问。

过了两天我试探性地问爸爸:“什么叫风吹草动?”

爸爸说:“不大清楚,好像是指外面的阶级斗争形势。”

我顺手拿起桌上的一张报纸,说:“现在外面的阶级斗争形势是,连美国总统尼克松都要来了!”

尼克松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到上海的,离林彪事件还不到半年。周恩来要与他在锦江饭店谈判,他的车队从西郊宾馆出发,要经过南京路。

那天我回家,看到爸爸、妈妈都准备出门。

尼克松的来到,就是爸爸上次所说的“风吹草动”,而且是大吹大动。爸爸作为被审查对象,有破坏嫌疑,必须到单位关押。这对他来说早已不用做什么准备,心情轻松地坐在一边等妈妈。他单位正好在南京路,可以与妈妈一起走。

妈妈为什么要去南京路?是为了站在沿街的窗口欢迎尼克松。这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上了他们对南京路沿街住户的陌生,因陌生而构成安全制衡。

我问妈妈:“上级对你们提过什么要求吗?”

妈妈说:“已经到居民委员会开过会。一要防范有人向尼克松车队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络。”

爸爸笑了:“第一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国宾;第二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敌人。”

妈妈说:“还规定了,三分之二的窗关闭,三分之一的窗打开。我幸好分在关闭的窗里。”

我问:“为什么说幸好?”

妈妈说:“打开的窗子里要挥手,很麻烦。规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挥大摇,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也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

“那怎么挥?”爸爸好奇地问。

妈妈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高兴,而是微笑。”

爸爸按照这个标准练习起来。妈妈说:“你不用练,你的窗户一定关闭。”

正说着,阳台下有人喊妈妈。我伸头一看,下面很多中老年妇女已经集合,中间还夹杂了一些老年男人。

爸爸、妈妈下楼了。我在阳台上听到居民小组长在说:“你们两个都去?太好了,我们正愁人数不够。”

爸爸说:“我还有别的事,只是顺路。”

我暗笑,“别的事”,就是去关押。

在爸爸、妈妈的窗口下经过的尼克松,与周恩来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随之,中国又要恢复联合国的席位。整个局势转眼间就发生了重大改变。

后来才知道,周恩来在尼克松访华前几个月,就到上海布置了重建教育文化的一系列工作。他认为,要结束封闭,首先要结束灾难。当时上海的官员中有不少“文革派”,他们从林彪事件和中美交往中知道形势已经逆转,多数人在万分惶恐中转变了立场。周恩来在上海下令,为了应对重返联合国和推进中美关系的紧迫人才需要,大学立即复课,所有的教师回校编教材、编学报、编词典。

中文教材最容易受到极左派指责,按照当时的主流意识,只有用“革命样板戏”和毛泽东诗文做教材,但周恩来决定,先以鲁迅为教材。因为鲁迅是真正的文学家,经由他,可以兼及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各种文体。同时,周恩来还考虑到,鲁迅是毛泽东肯定过的,先用他的作品做中文教材,极左派虽然不高兴,却也不便立即大声反对。

这件事,就与我有点关系了。

周恩来指示成立的鲁迅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宿舍,由上海各文科高校的教师组成。我受学校的指派去参与,但分到的事情很少,只注释了鲁迅的两篇小说,写了鲁迅在广州几个月的事迹,几天就做完了。然而,看着各校教师刚刚从农村回来就全心投入了教材和词典的编写,又听说北京也在大规模地标点古籍、翻译名著,我产生了一点感动。

很快,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入学了,复旦校园里又出现了阔别多年的热闹景象。说是“工农兵学员”,其实就是前些年中断学业“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他们是幸运儿,多数同龄人还在农村,没有获得上学复课的机会。但是,他们的出现,却使周恩来领导的教育文化恢复工程有了生命化的证明。教师们一见,知道这事是真的了。

几乎所有的教师都立即手忙脚乱地抢时间,要把损失的几年补回来。他们当时所写、所讲的内容,还比较粗糙,来不及筛去时代的杂质。可理解的是,这是在救急,就像救灾的米麦中夹带着杂质一样。

我由于前几年已经彻底绝望,因此面对这样的大转折,走在校园里一次次眼眶湿润,心里总重复着四个字:“天佑中华。”

我这个人一直对政治人物缺少理解,但对于在灾难中恢复教育文化的周恩来,却是佩服。因为如果他不在一九七一年就开始做这件事,中国教育文化的精气神难免散尽,再收拾就不容易了。我曾说,为什么后来恢复高考时所有的大学都有能力立即开课?因为周恩来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做准备。

但是,这么重大的壮举,在极左派看来是“右倾翻案”,他们坐立不安。

那天我回学院,看到教育楼的红砖外墙上新贴出一条标语:

不要资产阶级文痞,

宁要无产阶级文盲。

这种标语在当时看得多了,但这次,显然是针对着周恩来领导的复课。

我历来不怕极左派,现在更不怕了,就立即在标语边贴了一张纸条,这在当时叫“戳一枪”。我写的是:

上海的流氓总把别人说成是流氓,上海的文痞也是一样。

写完,签上自己的名。刚贴出,就围着很多人在看,表情兴奋。可见,社会气氛已变。当天下午,张可老师在路边看到我,一笑,说:“那一枪,很准。”

我说:“我看了那么多年,发现破坏文化的,都是文人。他们是真正的文痞。”

张可老师说:“文痞很滥,你要小心。”

我说:“不怕他们。”

果然,第二天下午,在我贴纸条的上方,一条新标语又出现了:

警惕老保翻案!

“老保”,指的是反对文革的“保守派”。在我们学院,领头的有三个,被造反派称为“三座大山”,我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知道。

我又在这条标语边“戳一枪”:

天地大案尚未审,

何人翻案未可知。

这次我干脆署名为“老保大山”。如果在几年前,这样署名一定会遭来暴徒们的批斗,但现在形势已经不同。周恩来、尼克松、联合国、编教材……这一切,加上我家与造反派的生死仇恨,再加上自己在农场的极限挣扎,已使我浑身胆气。

就在这时,我爸爸得了重病。急性肝炎并发糖尿病、高血压,已从关押处转到医院,医院连续发出六次病危通知。

医院里的爸爸,脸色姜黄,骨瘦如柴,看到我,居然满眼抱歉。他的意思是,带着那么多麻烦没有解决,却要离世而去,整副家庭重担撂给我这个还没有工作的大儿子身上了。

爸爸看来已经凶多吉少,没想到,一位叫姚鸿光的医生用中西医结合的实验,救了他一命。

我的几个弟弟都在农村和渔船上艰苦劳作,只能由我陪妈妈到医院照顾爸爸。但是,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复旦大学离市区实在太远。

因此,我离开教材组回到市区,与妈妈轮替着到医院病房照顾爸爸。爸爸的病情,似乎在一点点好起来。我觉得这是天大的侥幸。我两次暗暗自勉:天不绝人,人不该自绝,既临绝境,正无妨更加勇敢。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医院附近有一家创办不久的文学杂志《朝霞》,遇到了大麻烦。

这家文学杂志很“左”,没有什么水准,却有一篇小说被认为有讽刺“工总司”之嫌。这可不得了,“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在林彪事件后已跃升为中国的第三号人物,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毛、周都是生了重病的老人,王洪文眼看要成为全国最高领袖了,这种态势使他在上海造反时的小兄弟骄纵得不可一世。“谁敢讽刺我们?”他们二话不说冲到《朝霞》编辑部,横七竖八地贴了大量威胁标语,说如果不立即认罪就要来“捣烂”、“踏平”、“血洗”。

我去看了一眼编辑部,在树林般的飘飘纸幡下,那些编辑吓得面无人色,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是工总司!”我想,爸爸被他们折腾了那么多年我都找不到他们,他们竟到这里来撒野了。我无力抗击他们,但如果他们得势,岂非白活一遭?第二天我离开爸爸病房后就去找了当时被称为“写作组”的文教管理部门,那家杂志应该也是他们管的。

谁知他们那里更加惶恐,原本联系《朝霞》的一位陈女士已经逃走,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他们不了解我,但从表情看出了我对工总司的厌恶,就对我说:“我们的人不能去了,你方便,去看看工总司的动静,好吗?”

我说:“我早就想会会他们了!”

我去了编辑部,避过两个号称“工人作家”的疑似“工总司”坐探,与其他编辑一起想了一个办法:找几十名工农业余作者,满满地挤在编辑部楼梯口的那间大房间,听我的讲座。这样,工总司如果来动武就有困难了,因为这么多听讲座的作者也全是工人和农民,而我,只是一名青年教师,没有别的身份。

我先讲鲁迅小说。几天后,再讲《红楼梦》。当时已经知道,毛泽东也喜欢《红楼梦》,因此可以大胆讲。但有时我想到屈死的叔叔,会突然语气哽咽,使听讲者大感奇怪。我边讲边关注着房门口的楼梯,等着工总司。

“工总司”如果真来动武,一定会把我抓走,然后查出我爸爸是被他们打倒的对象,后果有点严重。因此,那些天,我真正算得上大胆。门口有了较大的响动,我心一哆嗦,然后吸一口气,继续讲。

后来,据说王洪文在北京也不想上海的兄弟再折腾这等小事,危机过去了。那个先前躲起来了的陈女士重新高调出现,我又回到了爸爸的病床边。但不幸的是,我已传染了爸爸的肝炎,一时病情比爸爸还重,自己要住医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