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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老人和老屋

这山间老屋已经很有年岁,处处衰朽。隐隐约约,还能看出当年一点不平常的气息。楼有两层,盛老师在当地的两个朋友用一把生锈的钥匙打开一把生锈的大锁,破门开了。走上一个满是灰尘的楼梯,在转弯处有一个小小的亭子间,大概有四平方米吧,这就是我的住处。

我知道周围山间都没有人住,那两位朋友已经为我架好了一张小床,留下一个水瓶,关照我不要忘了关门,就走了。我一个人坐下,盘算着什么时候下山搜罗一点耐饥的食品,再到山溪打一桶水。这个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天老地荒般的彻底孤独。

夜里风雨很大。无际的林木全都变成了黑海怒涛,尽着性子在奔涌咆哮。没有灯火的哆嗦,也没有野禽的呻吟……

第二天上午,风雨停了,我听到一种轻轻地推开楼下破门的声音。正因为轻,把我吓着了。

更让我发怵的是,破门又被轻轻合上了,传来更轻的走楼梯的脚步声。

再一听,好像不是脚步声,只是老楼梯的木头在自个儿咯咯作响。

我把自己的房门推开一条最小的缝往外看,只见一个极其清瘦的老人,朝我的房间走来。我立即转身把自己贴在墙上平一平心气,等待着有什么事发生。但是,老人并没有进来,他在我门口转了个弯,又继续往上走。到了二楼,他从衣袋里摸出钥匙,把那间朝南正房的大门打开了。他进了门,但没有把门关住。

老大爷显然并不知道我住在这里。但他是谁?在这里做什么?那间房间又是干什么用的?陪我来的那两位朋友并没有提起。

本来,被吓着的应该是我。但是他老成这个样子了,我却担心起他被我吓着。我故意用手在门框上弄响了一点声音,老大爷听见了,从二楼门口看下来,我随即跟他打了个招呼,并告诉他,是谁让我住在这里的。老大爷和气地点了点头,我也就顺便上了楼梯。

楼梯正好十级。我站在二楼正间的门口往里望,嗬,满满一屋子的旧书!老大爷邀我进屋,我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他看了我一眼,说:“我们奉化是蒋介石的家乡,这你应该是知道的。这是蒋介石的图书馆,按他的名字,叫中正图书馆。”听得出来,他对现代年轻人的历史知识有怀疑,因此尽量往浅里说。

我问:“能看看吗?”

他说:“请。”

我走到第一个书橱,就在《四部丛刊》前停了下来,并伸手打开橱门,取出一部,翻看了一下。

老大爷有点吃惊,便随口说:“这《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当地一个叫朱守梅的绅士,在一九三〇年捐献的。”

我说:“一九三〇年捐献的可能是《四部丛刊》吧,因为《四部备要》要到一九三六年才出版。”

老大爷眼睛一亮,看了我一会儿,又立即走到另一个书橱前,从里边取出《四部备要》翻看。然后把书放回,笑着对我说:“你是对的,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

我看到这满屋子的书早已喜不自禁,为了进一步取得老大爷的信任,不得不继续“显摆”下去。我说:“中华书局是冲着商务印书馆来的,《四部丛刊》应该是商务版。”

老大爷从我眼前取出一套翻了翻,说:“你又说对了。看来中华书局后来居上,《备要》比《丛刊》好读,新式排版,干净清晰。”

我还在说下去:“商务也有更清晰的,你看这,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我用手指了指对面的一个书橱。

就这么扯了几句,老大爷已经完全对我另眼相看。

他拉了把藤椅让我坐下,自己坐在我对面,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但你住在这里,这些书算是遇到知音了。”

“我能随意借阅这里所有的书吗?”我兴奋地问。

“随意。但不能离开这个房间,到你那个亭子间也不许,这是一九三〇年定下的规矩。”他说。

我一笑,心想,“文革”初期造反派没发现这儿还算侥幸,他居然还固守着一九三〇年的规矩。但是,这种不识时务,让人尊敬。

“那您几天来一次?”我问。

“如果你要看书,我可以天天来。”他说。

“这多么麻烦您啊。”我说。

“我平日没事。你来看书,我陪着高兴。”他说。

果然,以后老大爷天天来,我也就能天天看书了。

这些书,我以前都见过,大一点的图书馆都有,否则我哪能随口说出它们的版本?只不过,所有的图书馆都在城里,没有这里的安静。在这里读书不仅没有干扰,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功利,只让自己的心毫无障碍地与书中的古人对晤。这种情景,我没有遇到过,这些书也没有遇到过。

没有功利,却有动力。我刚刚经历过的家庭灾难和社会灾难,至今尚未了结。里里外外吃了那么多苦,死了那么多人,中国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我要在这些书中寻找答案。起点是黄帝、炎帝和蚩尤,重点是老子、孔子和墨子。

这山上,经常有半夜的狂风暴雨。老大爷傍晚就下山了,可怖的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一个人。这是我与古代完全合一的混沌时刻,总觉得有一种浩大无比的东西随着狂风暴雨破窗而入,灌注我的全身。

我每隔四天下山一次,买点最便宜的吃食。不同季节的山野,景色变化无穷。脚下总是厚厚的落叶,被湿湿的岚气压了一夜,软绵绵的踩上去没有任何声音。但是等我上山,太阳已经晒了好一会儿,连落叶也都干挺起来,一下脚便簌簌作响。欢快的蝉声,因我的脚步时起时落。

走山路的经验使我想起家乡。我的家乡离这儿不远。从这里看过去,隔着青灰色的雾霭,有一些水墨画似的峰峦。到了墨枯笔抖的地方,就到了。那儿也有很多老屋,其中一间的屋顶下,住着我的祖母。

祖母。至今余家的最高精神领袖,穿越了多少人生恶战,还在屋檐下设想着聚族而居。我本来打算在这里住一阵之后搭一辆长途汽车,再走多少路,去看看她。但是,这一楼古书已经开始了我的另一份学历,功课紧张得废寝忘食。我请祖母稍稍等待,等我研习完这一段,就过去。

——我就这样在山路上胡思乱想,抬头一看已到了山下。

我在山上,由于盛老师的两位当地朋友,得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又由于路过的两位山民,知道了毛泽东去世。

在知道第二个消息的当天,我就立即下山,赶往上海。

我有预感,一个时代结束了。

到上海一看,一切依旧。天下所有的大变动,都会有一个“憋劲”的时间。乍一看,风停云沉,鸟雀无声。

一见面,妈妈就忙忙乱乱地到里间去给我寻找洗澡的替换衣服了,爸爸严肃地看着我,说:“益生去世了!”

啊?我呆住了。

益生哥才比我大一岁,生了什么病?爸爸说:“是自杀,为了结婚的事。”

我问了半天,终于把事情的轮廓搞清楚了。

原来,益生哥听了我的话,没有参加“工宣队”进驻大学,但同厂的多数工人都去进驻了,结果生产停顿,无所事事。他成天待在家里不上班,便养起了一缸金鱼。有一天他发现,对窗也有一缸金鱼,比自己养得好,而金鱼缸后面的女主人,更让他眼睛一亮。上海居所拥挤,所谓“对窗”也就是一竿之遥,两人从隔空讨论养金鱼的经验开始,渐渐好上了。但是姨妈听说对窗女子曾经有过一次婚姻,便竭力阻止。

他们母子两人,就此展开了长达几年的游击战。益生哥烦不胜烦,干脆躲到了乡下,住在外公家里。但他与自己的恋人已经很难分开,两人多次在乡下幽会。于是,那位我们的长辈都认识的海姐,出了一个只有小市民妇女才想得出来的坏主意:打电报给益生哥,宣布姨妈昨夜上吊自杀,正在抢救。

这个伪造的消息本来是要诱骗益生哥快速赶回上海的,但是,老实的益生哥只觉得母亲一生全是为了自己,“她死不如我死”,便仰脖喝了农药。

“这么说,他是在家乡死的?”我问。

“对,死在家乡,葬在家乡。”爸爸说。

“姨妈怎么样了?”

“几乎疯了。”妈妈说,“长时间住在乡下,天天给儿子上坟,一次次用头撞墓碑,鲜血淋漓。”

“她还立了遗嘱,”爸爸补充道,“说自己死了不与儿子葬在一起,怕儿子烦心,但她一定要葬在附近,到了阴间也天天向儿子道歉。”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悲苦的故事。

这个真实的故事再一次证明,天下很多灾难,出自爱。

益生哥和姨妈,在“文革”中并没有受到过任何批判。但是社会乱成这样,人人无法沟通,个个都走极端,爱恨全成畸形,连他们也活不下去。

几天后,爸爸急匆匆进门,喘着气,说:“北京那几个最讨厌的人,被抓起来了。三男一女,现在都叫他们‘四人帮’。”

妈妈说:“真爽气!”

我一听便“霍”地站了起来,说:“爸爸、妈妈,我马上到乡下,把祖母接回上海!”

先坐海轮,再乘长途汽车,第二天傍晚我就回到了老家。

进村就见到背靠在槐树上站着的李龙,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老。

我叫了他一声“李龙叔”,他一抖,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叫过他。然后,他走近一步,直愣愣地看着我:“你是谁啊,上海来的吧,那就是……秋雨!没错,秋雨。”

“跟我来。”他边说边陪我去见祖母。

像村里的其他人家一样,祖母并没有把房门关严,留着一条缝。李龙要去推门,我把他拉住了。我担心祖母那么年老了,经受不住突然的惊喜,便伸手敲了敲门。

一个快乐的声音从里边传出,是祖母。她说:“秋雨到了,进来!”

我连忙推门进去,走到祖母跟前,弯腰捧起她的手,问:“祖母,您怎么知道是我来了?”

祖母拉我坐下,看着我,得意地一笑:“第一,村里没有人会敲门,要敲也不是这种敲法;第二,我知道你这两天会回来接我,北京的事情我在广播里都听到了。”她指了指屋外挂着的一个拉线广播盒子,每家门口都有。

祖母还是祖母,判断力无人能及。

“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但你要在这里多住几天。看看外公,再上一回山。”

我满眼佩服地乖乖点头。

外婆几年前去世后,外公一个人在过日子。他没有祖母那么好的判断力,一见我吓了一跳。然后,他搓着手憨笑,坐下来开始毫无次序地讲各种事情,好像有十辈子的话要吐给我。我假装全都听明白了,不断点头。最后他说:“你要上山,好。你余家长辈的坟都在上面,所有的墓碑都是我写的。”

说着,他突然把自己坐的椅子朝我顿进了一步,轻声说:“我在志士的墓碑上还特地写了‘同志’两字,也算是给他恢复名誉。我看出来了,这报纸上谁的名字下加‘同志’了,也就算平反了。”

这完全出乎意外。首先用这种奇怪方式为我叔叔申冤的,居然是他老人家。想当初,余家要请他为祖父写墓碑的时候,年轻的叔叔还坚决不同意呢。

我想告诉外公,但没有说出口:叔叔一生,与谁也不是“同志”,就他一个人。

三天后,我陪着祖母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