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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齐华

从庐山回到上海,学院的同事告诉我,好像上海人事部门的一个科长找过我,留下了地址、电话,和一个潦潦草草的“齐”字。

人事部门找我会有什么事?我两次打电话过去,都没有人接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按照他写的地址找到了高安路的一个门牌号,伸手敲门。

门开了,我眼前站着一个瘦精精的人,但是,那间房子西窗的阳光直射开来,使他成了逆光中的剪影,我看不清他的脸。他亲热地叫了我的名字,并侧过身来。这下我看清了,却又僵住了:他竟然是农场里人人讨厌的“齐营副”!

我敢说,农场难友们对“齐营副”的讨厌,一定达到了最高等级。那个漫长的苦难岁月是从他问我们蠢不蠢、傻不傻,又要我们脱裤子割尾巴开始的,而又结束在他对美丽的造反派女学生的审查上。很多男同学都下决心要找机会打他一顿,为此宁肯接受任何处分,可惜很快就离开了,没打成。他,他怎么钻到了上海,还在人事部门当科长?

我想夺门而去,却听到了他的声音:“我知道你们都讨厌我,我也讨厌自己。坐下听我说几句吧,听不下去你再走。”

听他这么说,我看了他一下,却看到了一种非常诚恳的眼光。眼光很难骗人,稍有伪善也能立即发现,但他今天的眼光里没有。

我坐下了,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水。

“先说公事。你前两年写到北京中央办公厅的很多信,都转回到了上海,这几个月才由我们部门接收。几位同事看了,都对你非常佩服。你已经看到,上海市的主要领导苏振华和文化部门的主要领导车文仪都已经去职。”

“那没用。”我没好气地说,“一场灾难的责任,已经搞乱。几乎所有的文革研究,都不可信。中央的事我们管不着,我只问民间:我叔叔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严凤英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老舍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把我爸爸关押了那么多年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我怎么一个也不知道?怎么变得似乎人人有份又人人没有责任?”

他没想到我会以这么激烈的口气批评大局,张大眼睛看着我。

我憋在心里的话一旦挑开,再也关不住,不管眼前是谁。我继续大声说:“还有,我们的对头造反派,最多也就闹腾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八年多时间谁在掌权?工宣队和军宣队。所有的斗争、审讯、迫害,都是他们在指挥。但是请问,到今天,全国究竟有没有追究过任何一个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把最长时间里最主要的责任人全都放走了,他们连一个地址也没有留下!”

我还在说下去:“全国学校里几十万宗历史冤案,都是谁揭发的?全国报刊上几百万篇批判文章,都是谁写出来的?怎么一转眼,每一个教师和文人都成了‘受迫害的知识分子’?那些揭发,那些批判,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很多领导干部更不像话,明明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都一批批回到了领导岗位,现在却硬说自己被打倒了十年,把整整五年抹掉了。那么,在那五年里受他们领导的民众怎么办?”

……

听到这里,他伸出手来阻止我,说:“你所说的问题都很大,我要好好想一想。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再也不能继续生活在虚假中。”他顿一顿,又说:“我想与你多谈一会儿,换一个话题。这个楼下有一个小饭馆,现在时间不早了,如果你不嫌弃,我请你吃个饭,边吃边聊。”

对他这么一个并不熟悉的人,我单方面地倾吐了那么多话,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点了点头说:“好吧。”

那个饭馆很小,六张小桌子,除了我们没有别的顾客。我们点了一个葱烤鲫鱼,一个臭豆腐,还点了两个什么菜,忘了,只记得菜价很便宜。

“我叫齐华,不要叫齐科长,更不要叫‘齐营副’了。那个‘齐营副’已经阵亡。”他给我夹了几筷子菜。

既然提到了“齐营副”,我就不客气,把藏在心里很多年的疑问提了出来:“那次你问我们蠢不蠢、傻不傻,是从别的地方搬来的吧?”

“那是司令员给全体文化教员做报告时问的。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读书越多越愚蠢,司令员认为文化教员比较愚蠢,我觉得你们大学生比我读书多,应该更愚蠢。所以那天就学了司令员的腔调,连站相和手势都是模仿的。”

我听着就笑了起来。他立即说:“我知道你要问脱裤子割尾巴的事了。”

我说:“你猜对了。”

他说:“这是部队里的一句土话,我那次讲,有一点不健康心理。”

“怎么说?”我问。

“其实是流氓心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漂亮的女大学生,就故意这么说,想看看她们狼狈的表情。”他说出这句话有点艰难,越说越轻,低着头。

这倒确实是流氓心理。但是,能这么直言的人是不多的,何况他是个转业军人,是个科长,与我也不熟。

“齐科长,不,齐华,我觉得有点奇怪,你为什么要把这种心理告诉我?”我问。

他抬起头来,说:“为了一个人,那天她也在下面听了我的这句脏话。我……我们能喝点酒吗?”

我向服务员要了一瓶黄酒,一人一杯斟好,他缓缓喝了一口,说:“是这个女学生彻底改变了我。”

“谁?”我问。

“就是那个自杀的女学生,她叫姜沙。”

“那时,她母校的工宣队到农场来查她,农场要我协助,我就在旁边听了他们的全部谈话,工宣队还给我看了他们带来的揭发材料。简单一句话,原来追求她的所有男朋友,全都揭发了她。”

“这些男朋友都是当年的造反派首领,工宣队希望激怒她,让她反过来揭发他们。但是,她看了那些揭发材料后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想死。”

“我看得出她决心已下。在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思路都非常狭窄。她完全不知道像她这么漂亮、善良、有学问的女孩子有多么广阔的世界。我当时也不知道,想劝,又找不到话。好几次,我着急地流出了眼泪,又不能让她看到,更不能让那个工宣队看到,连忙擦去。谁知道,她不知什么时候在我的笔记本里夹了一张小纸条。”

齐华说到这里,解开上衣的第二颗纽扣,把手伸进去,从衬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对折的牛皮纸信封。打开,从里边取出一张小小的白纸条。再打开,小心翼翼地递给我。纸条上写着——

齐华: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为我三次流泪的男人。谢谢你!

姜沙

“她死了以后你没有把这张纸条给领导看?”我问。

“当然没有。这是写给我个人的。”齐华说。

叹了口气,他又说:“我当时没有勇气对她说:活下来,与我一起过日子。我可以放弃一切,全为她。我倒不是怕别的,就怕她看不起我。读了这纸条,我才知道,不一定。”

这天,从下午到晚上,我只是傻傻地倾听,一时还无法消化这个让我震动不已的故事。听齐华说,他转业到上海,是自己要求的,就想照顾一下她的家,再每年扫扫她的墓。

在小饭馆门口与齐华告别时,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却说不出话。

他倒说了:“一个人会彻底改变另一个人,我好像有了一个新起点。我想请教你,如果想集中钻研一下人性和爱情的价值,应该读什么书?”

我说:“读莎士比亚和《红楼梦》,反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