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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祖母无名

那天,我正在家里想着齐华和姜沙的事,楼梯上拥上来一群老太太。上海的老太太一成群就喜欢高声谈笑,我和妈妈连忙为她们端椅倒茶。

她们是来找祖母的。女人在这个年龄上多年未见,变化比男人大。但是,一会儿我就认出来了,领头两位,一位是吴阿姨,一位是海姐。

这样的称呼把辈分搞混了。“吴阿姨”,应该是爸爸、妈妈他们对她的称呼,“海姐”,更应该是祖母一辈的称呼了。但那两个称呼已经成了她们的别号,我们心里也这么叫,只是表面上一律尊称“阿婆”。

今天她们领来的,都是祖母在抗日战争时的朋友。后来大家都各忙各的,没有什么来往。现在总算安定了下来,而她们也都老得可以不必忙了,所以来走动走动。

但是,祖母一见吴阿姨和海姐,还是卡住了。卡在心里,也卡在脸上。卡住海姐的理由很简单,她为了阻止益生哥的恋爱,出主意伪造了姨妈自杀的电报,导致益生哥真的自杀。这件事,亲戚朋友圈里都轰传过,海姐早就被老太太、老大爷们斥骂得抬不起头来,今天一见祖母也是怯怯的。祖母一道凌厉的目光扫过去,她立即低下了头。

卡住吴阿姨,当然是因为她的儿子吴阿坚。正是吴阿坚的揭发,成了我爸爸十年蒙冤的导火索。但这事,其他老太太都不知道。祖母在这痛苦的十年间曾经无数次地想起过自己的老朋友吴阿姨,很想让她知道,由于她的儿子,我们家陷入了什么样的困境。但祖母又知道,吴阿坚放了第一把火之后,却没有再做火上浇油的事。

祖母凌厉的目光扫向了吴阿姨,但吴阿姨没有低头,反而大咧咧地上前一把拉住了祖母的手,大声说:“你倒好,到乡下隐居去了,留下我家在上海受了那么多年的屈!”

“什么?你家受了屈?”祖母十分诧异。

“我家当年开鸦片馆的事,被揭发了。我当时还猜想,这鸦片馆害过你老头,很可能是你儿子揭发的,但阿坚摇头,说不会。阿坚在单位里换了好几个工作,不管换什么,揭发信总是跟着来。半年前终于平反,销毁材料时一看才知道,是当时鸦片馆里的一个小伙计揭发的。你看,我在心里冤枉了你儿子这么多年!”

我祖母听她这么说,头顶就像被浇了一桶泥浆。怎么?你儿子点了我儿子第一把火之后,自己也遭了殃?你那么多年还在怀疑我儿子揭发了你儿子?这世间的事,真是太荒腔走板了!祖母以一个老练女人看另一个女人的眼睛判断,吴阿姨没有撒谎。

面对这么一个老姐妹,该是从头向她说明余家受她儿子伤害的真相,还是该抱住她大哭一场?祖母没有选择这两项。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连吴阿姨也没有听到,她只是吐给自己听。

老太太们在交流着过去这些年的奇怪经历。说了好几个小时了,还没有停的意思。

突然吴阿姨高声说:“现在总算听出来了,每个人家都被别人揭发了。那么我要问一句,我们这些老婆子为什么怕揭发?干瘪了的茄子难道还怕霜打?”

这个问题立即使屋子里一片安静。

吴阿姨的声音低了下来:“这事我想了好几个月,后来想明白了,是为了儿孙的名声。”

“太对了!为了儿孙的名声!”一位老太太在应和。

“现在好了,那些政治历史帽子一笔勾销,谁也不用怕了。”这又是吴阿姨的声音:“更想不到的是,年轻人可以出国留学了。这两个月,我儿子阿坚一直反对孙子吴杰到美国留学,倒是我坚决支持,这事才成。”

我听了一笑,原来我中学的老同学吴杰也要到美国留学去了。近半年来我周围的人几乎都在忙着出国留学,但按吴杰的年龄,大概不是去读本科,可能是读博士学位,或者做访问学者。

半天没说话的海姐终于开口了。她说:“这正巧了,我家也是一样,孙子要出国留学,他爹不同意,我同意。”

这下祖母说话了,一开口就高于一般老太太的水平。

她说:“我知道原因。我们这批老婆子,年轻时在上海都知道留学生是怎么回事。到了儿子一辈,中国和外国互相封锁,就不知道了。现在封锁解除,是该由我们把断线接上。”

海姐说:“我家孙子不让我接。他说,出去后就怕不能为我送终,就决定不出去了。”

海姐说完,屋子里又没有声音了。

海姐总是这样让人不喜欢,她这么一说,好像别家孙子出国都不如她家孙子孝顺。而且,送终不送终的说法,在这么一堆老姐妹的谈笑间又是那么不合时宜。

一位老太太站起来说:“时间不早,我要去做晚饭了,大家散了吧!”

众老太起身下楼,没有了来时的欢乐。

祖母没下楼,一个人坐着。见我送完老太太们回来,就叫我坐在她身边。

祖母直愣愣地看着我问:“你为什么不出国?也是怕不能为我送终?”

我说:“您想到哪里去了。我不出去,是为了我自己。”

“怎么说?”祖母要我说明白。

我想了想,说:“打个比方吧。我们一直住在一个贫穷的村庄却无法离开。现在传来两个好消息,一是可以离开了,二是村庄有可能变好了,祖母,您会选择离开还是留下?”

祖母一笑,说:“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我在上海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又开始了苦读,时间长达七年。从古希腊、古印度开始,一点点往下啃,一共钻研了十四个国家的人文经典。其实,这项苦读我在文革后期已经悄悄开始,现在可以公开、大方地进行了。我从一家家图书馆借书,当时很多著作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我翻着辞典一句句抠,不断地去请教隐居在上海街道间的老一代学者。到第七年,我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让我脱胎换骨的,有三十几位不同时代的智者,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 Paul Sat-tre)。有了他们,我对于在半山老楼接触过的中国古典,也有了新的认识。

我在这个过程中写成了四部学术著作,《世界戏剧学》、《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学》。

这些书出版时都遇到一个困难:撞上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几乎注定夭折。但是,八十年代毕竟是八十年代,一切思想障碍都能快速冲破。我正咬着牙齿准备坚守风骨呢,事情却已逆转。这些学术著作不仅一一出版,而且相继获得各种大奖,其中包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等。不久,我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一批著名老教授的合力推荐下,破格晋升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那就是说,我连一天“副教授”也没有做过。

更没有料到的是,国家文化部根据连续三次全院的“民意测验”,决定由我执掌学院。

我推辞了四个月,还是抗不住老师们的细磨慢劝,勉强答应了。同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为了破除“论资排辈”的顽疾,任命我为上海市中文专业兼艺术专业教授资格评审的负责人。

有一天,上海各报都刊登了一条消息,上海市有关部门为了表彰我的学术成就,给我连升两级工资。我们学院的教师还为此聚餐庆祝,但细问起来,是从月薪七十八元人民币升为八十七元。一位与我同年龄、同专业的香港教授对此深感惊讶,说他的工资是我的整整一千五百倍。我却为他担心,说:“这怎么用得了?”

当时我和很多人一样,没时间考虑待遇,只想赶快多做一点事。我知道天下的局势不会那么顺利,迟早会有反复,如果能在新的灾难来到之前做出一个样子,那就能给中国留下一个看到过的文化之梦。

各种冲突几乎天天发生。所有长期扭曲的历史力量全部释放了,立即产生纠缠和打斗,一次次让我目瞪口呆。

例如那些老干部,在“文革”中受尽造反派的冲击,现在又出来担任各级领导了。但其中不少人,竟然左得比造反派还厉害。那天,一位很有“革命资历”的老太太在会议桌边霍地站起身来,手上拍着一个油印的本子大声说:“反动!反动!”我细问,原来,这是一个叫赵耀民的学生写的剧本,第一句话是舞台装置的说明:“舞台中央放着一把空椅子。”

老太太说:“舞台中央,当然是影射党中央;空椅子,什么意思?说是中央没人,他们要来坐天下吗?”

另一位与她一样资历的老太太比较平静,拍着她的手臂要她坐下,说:“这样的人现在也不必抓了,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开除吧。”

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我。我说:“这是文字狱。今天终于明白,造反派的极左是有来源的。被打的人,很可能是打手的师傅。”

两位老太太一起站了起来,冲着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包庇反动学生,应该立即下台!我们会向上级反映,等着吧!”

我说:“请赶快反映,我从一开始就不想上台。”

过后,我在办公室等着下台的通知,但没有等到。

在办公室等到了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人,一个蒙冤二十几年的教师获得平反昭雪,从流放地新疆回来了。荒沙大漠中瘦骨嶙峋的知识分子,自然应该成为我重振教育的骨干力量。见面后谈得不错,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不知所措:他几乎每星期都给我写纸条,报告教师中的“不良思想”。我几次劝阻,他只是改换了纸条上的语气,仍然频繁交送。原来,这是他在受难期间养成的习惯,戒不掉了。

我看着老人的背影,在笔记本上怆然写道:

灾难的最后恶果,

是人格崩溃;

崩溃的第一标志,

是毁损他人。

中国千年官场,历来鼓励互相揭发,而不在乎揭发的真假。一次次政治运动,更是以毁损他人为基础。这种长期训练,积累成一种集体本能,时时在很多人身上迸发。

不久之后,有一个机会,让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在担任上海市中文专业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时,不断地收到各校教师对申报者、候选人的各种实名揭发,数量很大。照道理,对这种实名揭发,不能置之不理。我们派出不少人与各校相关部门会合,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完全诬告,大约占七成;严重夸大,大约占二成;事出有因,大约占一成。

而且,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揭发别人有什么问题的,往往自己在这方面劣迹斑斑。

我听了一笑,说:“当然只能如此。汉奸眼中,人人都会变节;色鬼眼中,天下只有淫欲;盗贼眼中,世间无偷不立。”

但在当时,我们对此毫无办法。能做的,除了专业公正外,只对申报者中那些确实的“文革打手”,予以否决,静观他们今后的作为。

这种“静观”的结果也很幽默。十年后,我所受到的种种诬陷,大多来自他们。要他们不报复,是不可能的;而要十年后的民众知道起因,也是不可能的。

对我而言,如果预知这种结果而当初收手,更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