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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位和退位

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做官。

担任院长之后,我每天收到的邮件都来不及拆了。也怕拆,怕里边喷出来的热气把手指烫着了。

拆开一个很厚的邮件,是湖北一个姓古的人寄来的,一篇研究我的“学术成就”的万言长文,要我推荐给任何一家杂志发表。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称,我将以卷帙浩繁的著作对艺术做出终极回答。我看了一笑,退回了那篇长文,在心里给他起了一个便于自己记忆的名号——“古终极”。后来北京又有一个姓肖的编辑人员评价我是“民族的脊梁”,我同样给他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号——“肖脊梁”,与“古终极”并列。

如果不小心,一做官,天天都可以遇到一个个“古终极”和“肖脊梁”。

今天与我吃饭的人,倒是我自己约来的。

他就是戏曲史家徐扶明教授,曾经因为说过样板戏两句话,被人揭发,关押了很久。他的案子早就应该平反,但由于没人管,一直拖着。我向有关部门询问过好几次,也没有回应。这次我以院长的身份再问,立即解决了。这就是做官的好处。我已经约了他好几次,他老说“不便打扰”,这又是做官的坏处。

今天他实在推不过,终于来了。我在学院后门口找了一家小饭馆,拉他到墙角的一张桌子边坐下。他穿得像一个老农民,缩着脖子,嗓子哑哑的,笑着与我握手,手很热,握了好一会儿。

“昨天文化局当着我的面,把那个人揭发我的材料焚烧了。”他说:“这很可惜,留着多好呢。你我都是研究文化史的,最看重原始材料。为难的是,我如果坚持不让烧,很可能以为我还要记恨。”

“那人现在在哪里?”我问的是当年揭发徐扶明“攻击样板戏”而造成多年冤狱的那个曾远风。

“在这里。”徐扶明从口袋里取出厚厚一沓折好的报纸,放到我眼前,用手指点了点折在最上面的一篇文章。

我一看,那是一份南方有名的周报,文章的标题很长,叫作《“文革”可以被遗忘,却不可以被掩盖》,作者正是曾远风。

我吃惊地匆匆看了几眼。曾远风在那里用愤怒的口气写道,有人要掩盖“文革”罪行,他绝不答应,一定要战斗到底。

徐扶明教授告诉我,曾远风在好几年之前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文革”的批判者。很多读者把他当作一名反“文革”的英雄好汉,完全不知道他在“文革”中是如何让人闻风丧胆的。

“你难道不想给南方的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写封信?”我实在气不过,咻咻地问徐扶明教授。

“这没用。”他说,“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是挨打。”

他摇头苦笑了一下,又缩起了脖子。猛一看,真像曾远风说的要想掩盖罪行的逃犯。

这很像我爸爸,关押了那么多年,现在平反了,却像是自己理屈,躲躲闪闪地过日子,从来不控诉、不揭发、不声讨。那些慷慨激昂的事,仍然由当年慷慨激昂的人在做。

在中国,社会政治话题可以不断翻转,但揭发、声讨、控诉的,却永远是同一批人。把他们的徒弟算进去,也是同一帮人。前后之间的程序、逻辑、对象也一模一样,只是内容相反、时空倒置而已。

与徐扶明教授碰面后大约半个月,一天下午,傍晚时分,一个高高大大、鼻子尖尖的老人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他进门就说:“院长,我叫曾远风,有十万火急的事找你!”说着伸出手来要与我握。

我听说是曾远风,心里一咯噔,没有伸手去握,立即回身坐到我的办公椅上,问:“什么事?”

曾远风走到我的办公桌前,神秘地说:“上海在‘文革’初期演过一台戏叫《边疆新苗》,你知道吗?”

我既没有吱声,也没有点头,等他说下去。

“这是‘文革’期间上海最坏的戏,比样板戏还坏。样板戏剥夺了人民看别的戏的权利,《边疆新苗》剥夺了青年上学的权利!”

听到这话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要不是想到了被眼前这个人伤害了多年的徐扶明教授,我还有可能点一下头。

但是,我看他一眼,已经对他有了鼓励,他的声调提高了:“这个月,正是当年上海学生到边疆去二十周年,受害者们已经集中起来,准备找剧作者沙叶新算账,要他归还青春。现在这个剧作者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我听说,他已在托人找您,请您出场去说服那些受害者。我今天紧急赶来,就是劝您千万不要为这个文痞出面!”

不管曾远风是不是夸大其词,如果一群二十年前去边疆的人员真的包围住了那个剧作者,这可不是小事。大家一激愤,极易造成围殴事件,闹出人命都有可能。

我便问曾远风:“真有这事?”他就把消息来源详细说了一遍,我听完,就把他打发走了。

我立即把我的好朋友胡伟民导演找来,商量这件事。胡伟民像我岳父一样是个“右派分子”,“文革”中不在上海,不知道有《边疆新苗》这个戏。但他显然看不起沙叶新,理由是那人实在太左,又太喜欢哗众取宠。我说:“有那么多人来讨二十年前的旧账,可见那个戏确实很坏。但当时逼迫青年学生下乡,是北京的号令。那个左派编剧只是曲意逢迎,现在如果把历史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这不妥!这不妥!”胡伟民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两天后,那个左派编剧果然来找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人,他的态度,不是我预想的那样忧虑和谦恭,而是一种带有一点滑稽的友好,这使我觉得比较舒服。

第二天傍晚,我就出现在那个现场。是安福路上一个剧场的门厅,我去时已经挤满了人,门外还有不少人要挤进来。一看就知道,全是二十年前上山下乡的学生,社会上统称为知识青年,又简称为“知青”。

那个左派编剧靠墙坐在一把塑料的折叠椅上,“知青”们都站着,由于后面推挤,对他越逼越近。我怕出事,就站到了他身边。

一看就知道,这些人不是来闹事的。他们最好的年月都被拿走了,但是谁也没有为这件事承担责任,只是草草地让他们回了城。城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找不到出路,于是像没头苍蝇一样撞到了这里。安福路在上海是一条小路,并不好找,但他们还是找来了。眼前这个坐在塑料折叠椅上的胖乎乎、矮墩墩的男人,显然不是他们真正要找的人。但是,除了他,他们再也找不到别的人。

这种无言的包围,令人窒息。

幸好有人用平稳的口气打破了沉默。这是一个高个子的中年人,他叫了一下那个左派编剧的名字,说:“不瞒你说,在江西龙南县的深山里,我们有几个人曾经多次商量,只要回上海,就要打你一顿。”他顿了顿,接着说:“但是我们终于长大了,不会再有这种念头。今天只是想问你,你自己读过大学却说读书不好,你要我们到农村去自己却不去,这,能安心吗?”

剧作者脸上的微笑一下子僵住了,他不知道要不要站起来回答,便征询似的看了我一眼。我正犹豫,四周的话匣子却打开了:“编剧编剧,怎么能胡编乱造!”

“你也是有儿女的人,请想一想二十年前的我们!”

……

虽然大家很激动,但话说出来了,情绪也就释放了一大半。我觉得应该说话了。

我站出一步,说:“大家知道,我也去了农场。最痛心的是,一位女同学在农场自杀了。我刚才还在想,活下来,就是胜利。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还不老!”

“余院长,我们老了。”这声音,悲凉中带着点儿谐谑,气氛松动了。

“你们这样还算老?请看看我!”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我伸头一看,是胡伟民,他也来了。

胡伟民一身牛仔服,叼着根香烟,缓步上前。一个大导演的自然风度有一种无形的光,大家纷纷后退一步,为他让道。

他走到了这个门厅的台阶上。台阶是通向剧场的,现在剧场正锁着门,他踏上三级,就在那扇锁着的大门前站住了,转过身来,对着大家。

他扫视了一下全场,平静地自我介绍:“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从上海戏剧学院刚刚毕业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这就是说,他高出大家整整一辈。

“我当时算是阶级敌人,发配到北大荒,零下四十度还必须在野外干活。”胡伟民说。

这几句话,把这个门厅收纳得鸦雀无声。胡伟民知道所有的目光都在自己身上,便慢慢地抽一口香烟,再把白烟圈缓缓吐出。大家等着他,他让大家等。发现香烟即将燃尽,他便弯下腰去把烟蒂按灭在花岗石台阶上,直起身来再掏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支,衔在嘴上,摸出打火机点上,抽一口,再喷出白烟,才重新讲话。

他说:“我算过,我比你们各位的平均年龄,大十八岁。我真正做专业的事,是‘文革’结束后才起步的。你们算一算,那时候我几岁了?”

他又抽烟了。我连忙抓住机会说:“胡伟民先生是目前上海戏剧界无可争议的第一导演,也是全国四大导演之一。他的全部业绩,都是这几年从头建立起来的。”

“所以,”他又把烟圈吐完了,接着我的话说:“你们现在起步,一点儿也不晚。我们中国,只要方向走对了,所有浪费的时间都能追回来。如果方向错了,再让你们回二十岁,也没用!”

全场肃静。突然响起了掌声,很快全场响成了一片。胡伟民,就像他每天在舞台上谢幕一样,一手叼着烟,一手挽着我,朝周围点着头,缓步离场。我顺手把那个左派编剧也拉在一起,三个人一起离开。

胡伟民在一个路角弯腰打开了一辆十分破旧的脚踏车的锁。这辆脚踏车,我和他都叫“老坦克”。按照往常的习惯,他会推着这辆“老坦克”与我一起步行一个多小时,边走边聊天,但今天因为多了一个人,他走了几步就翻身上车了。上车时他还特地关照了我一句:“你也早点回家休息。”为了玩帅,他骑得很快。

第二天,那个左派编剧又到我的办公室来了,一开门就对我和胡伟民昨天晚上的及时解围,深表感谢。

我说:“昨天的事,结束得很好,主要是胡伟民的功劳。不过,你老兄也要吸取一点教训。在过去那样的年代,任何文人都可能写错一点什么。但是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要不要教育、要不要学校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人类学问题,却千万不要——”我本来要说“昧于良知”,但毕竟是两个人在聊天,便口气一软,说成了“马虎”。

他说:“我真不清楚那个戏的后果那么严重。但我确实很不满意自己。”

他认错的口气很诚恳,我立即联想到那个曾远风,产生了对比。

这件事之后,这个左派编剧和我、胡伟民的关系越来越近。他后来请求我为他的新作集写序言,我写了。他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我的著作是“神品”,这听起来有点不是味道,但我也没有阻止。因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又在发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运动,极左势力再度抬头,我几次看他,居然痛改前非,也与我们一起反对极左势力,我就把他当作了“改恶从善”的朋友,顾不得用词不当的小节了。后来,上海市文化局来向我征询意见,我还推荐他做了一个剧团的团长。

有一次,胡伟民骑着“老坦克”到我家来,在我家吃饭。他边吃边对我说:“我们的那位朋友,最近有点让人看不懂了。我在广州偶尔看到他发表的几篇文章,从口气看,要把自己打扮成‘异议分子’了。但他能有什么像样的异议?我们还不知道?”

我说:“他啊,仍然是一个蹩脚编剧急于表演多种角色的职业病。去过几次香港,又去了一次美国,觉得中国的‘异议分子’在那里很吃香,就学着扮演。”

胡伟民说:“我看他是挂羊头卖狗肉,不知道会不会被那些真的‘异议分子’打一顿!”

我一听就笑了:“到时候我们还要再救他一次。”

事情的发展,远比我们的谈笑严重。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午后一时左右,我在院长办公室里呆坐着,胡伟民敲门进来了。他坐在我对面,一支支地抽着烟,不断地摇头叹气。那些天我正又一次被人揭发,受到国家文化部的审查。揭发的是最新的政治问题,我因为跟不上形势,又不想立即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麻烦不小。

北京来的审查者却很同情我,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企图把我的问题解释成“保护学生”。胡伟民看着我,说:“大家都不好受,朋友间你担子最重,管着这么一个学院,带着这么一批学生,千万要保重!”

“那个人被我开除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

“谁?”我问。

“还有谁?写《边疆新苗》的那个人,开除出朋友圈!”他厌恶得连名字也不想说。

我一听就明白了。前两天那人在报纸上代表剧团发表了一个惊人的政治声明,正好与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一起时的态度彻底相反。

我看到报纸后曾打电话向那个人严厉质问,那个人在电话里慌忙解释:“我是处级干部,又是新党员,必须表个态,实在没办法。”

我立即大声说:“你是处级,我比你高两级,所以很清楚,上级并没有要你这么表态!”随即摔了电话。

没想到,胡伟民比我更厉害,直接找上门去了。

“你去找他了?”我问胡伟民。

“我当面对他说,我最痛恨的不是你的观点,而是你的投机。一个搞艺术的人,怎么可以没有人格!”胡伟民边说边站起身来,说:“我们怎么交了这么一个朋友,气得我浑身颤抖,胸口发闷!”

说着他拍了拍我的肩,像是要走。

我问:“你现在去哪里?”

他说:“半个月来身体一直不好,昨天晚上又这么一吵,伤了元气,想到华山医院配点药。你要保重!”

我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看他下楼梯。然后,我又急忙回身到窗口,看他翻身骑上“老坦克”。他知道我在看他的背影,扭身抬头看我的窗,腾出左手向我挥了挥。左手上,还是夹着香烟。

华山医院就在学院东边不远。他把“老坦克”搁在医院门边的砖墙前,锁上,就进了医院。

很长时间过去了,昏黄的路灯照着这辆脚踏车。它的主人,再也没有出来。

深夜的街道上,没有人知道它此刻的意义:它驮载过上海戏剧的一个辉煌时代,而这个时代刚刚结束。

就在这时,我家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平日深夜来电话的只能是他,我拿起话筒就叫“伟民”。

不是他,但有关他。

两天后,我在追思会上说:“一个人的去世,会使另一个人改变与行业的关系。从今以后我将不再与上海戏剧界交往,因为我的朋友已经死在那个地方。”

我在发言前已经看到,那个左派编剧,还有那个曾远风,都来了。那天回家,我遵循胡伟民有关“开除”的决定,给那个左派编剧写了一封斩钉截铁的信。

我的绝交信,可能给他带来了不太好的名声,从此,他需要一次次重新编造我与他绝交的原因。编造出来的原因都很有趣,好像绝交是他提出来的,因为他“发现”了我的很多问题。一会儿,似乎与“石一歌”有关;一会儿,似乎与地震有关;一会儿,似乎与离婚有关……神神叨叨二十多年,全是因为一九八九年我的那封绝交信。

这是后话了。让我们还是赶快回到一九八九年。

在胡伟民去世之后半个月,对我的审查也结束了。

审查者做出了一个温和的结论,果然说我当时站在学生一边,只是为了保护学生。学院里一位教授悄声在我耳边说:“胡伟民的在天之灵保佑了你。”

我随即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滞留了八个月。好几年前,新加坡的大艺术家郭宝昆先生曾邀请我和高行健、赖声川三人一起去那里聚会和讲课。当时我们三人都还很年轻,也不出名,不知道怎么被郭先生挑上的。这次重返,他们两人都不在那里了,这座热带城市显得有点冷清。郭宝昆先生经常在浓郁的树丛下长时间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叹口气,说:“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中国这难忘的十年,结束了。”

“我知道。”他说,“赖声川已经联系上了,他会过来陪你。高行健一直联系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