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利尼西亞的棕櫚樹下，礁湖沉靜，但這天堂般的平和並非永恒。我們才剛安全上岸，暴風雨就從藍色地平線席卷而來，與在汪洋大海中遭遇到的情形一般無二，猛烈且咄咄逼人。
在浩瀚的太平洋海浪中，“康提基號”航行過後留下的痕跡，幾乎船過水無痕瞭，就跟一千年前的那些水手一樣，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然而，誠如一位新聞記者所寫的，我們已經在學術界的青蛙池裡投下無數石粒，激起瞭一層層漣漪，產生的影響與擾動波及的范圍，已遠超過我本人研究的生物領域，囊括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歷史學、社會科學，以及人類植物學。這趟航行很具挑釁意味，是對教條式獨斷之說的一種挑戰，旨在喚醒一小群民族學者，若想尋找波利尼西亞的根源，就得正視太平洋兩邊都有陸地的這個事實。他們往往隻看亞洲，仿佛美洲偉大的原始文明在哥倫佈發現它們之前，根本不存在。整個美洲沿海，北自白令海峽，南至火地島，對研究波利尼西亞這一民族的人，對不論老師還是學生而言，一直是既不能讀也不能寫的禁忌。“康提基號”的這次遠航，打破瞭這個禁忌。
科學的世界裡，除瞭禁忌，還要守規矩和講禮數。例如我本人學到的：學界權威有發表觀點的資格，學生後輩隻有援用的資格；永遠尊重各科學之間的界限；絕不要在同儕間標新立異，也不要跨越藩籬，幹預其他科學領域；隻使用你的領域中為學者量身定做的詞匯，以便跟同儕受到同等的推崇，獲得與其他領域學者同等的優越感，當一個在科學上能言善道的名人（wizard）(1)，以無意義的名詞蒙騙大眾！我已經打破瞭所有的這些規矩，而且科學傢是不會親自坐上木筏的。
從表面上看，我進入學術戰場所憑借的武器非常單薄。雖然我坐上輕木木筏從秘魯出發，但之前我甚至沒有見過輕木，也沒拉過船帆。然而，輕木卻乖乖地將包括我在內的所有隊員按計劃送到瞭波利尼西亞。我們隻是單純地相信古秘魯人，他們建造輕木木筏已有數百年，而現代文明卻連一艘都沒試過。現在我們的航行清楚地說明，史前秘魯聰明的文盲對原始航行遠比今天博學的科學傢懂得多。結果，當我們的輕木木筏將對原始秘魯的研究范圍擴大至太平洋群島時，並非每一個人都歡喜：新聞界一宣佈我們的登陸令紙上談兵的科學傢受到重挫，一些覺得受到冒犯的學者就立刻展開還擊，以此自保，他們其實不知道我們是誰，也不知道我們主張什麼。一些廣為流傳的報告是這麼說的：木筏的船長認為秘魯的高山印第安人出去捕魚，最後留在瞭波利尼西亞落地生根。
第一場反擊是來自世界頂級的波利尼西亞人類學權威彼得·巴克爵士。新西蘭一傢報紙頭條報道說，這位爵士嘲笑“康提基號”的航行，他問，秘魯的漁夫如何能在波利尼西亞傳宗接代？秘魯印第安人又不會帶女人上木筏。
我反駁道：你也許瞭解波利尼西亞的民族學，卻不瞭解秘魯的歷史。歐洲人見到的第一批秘魯人，是二十對印加男女，他們在浩瀚大海中航行，木筏上載著三十噸貨物，正打算前往巴拿馬，後來被西班牙冒險傢皮澤洛的舵手搶奪瞭木筏，俘虜瞭女人，並在征服秘魯之前，將她們訓練為翻譯。
戰場接著擴展到整個太平洋區域，包括美國的人類學傢，以及他們在東歐與西歐的同僚，我面對的是來自四面八方的反對意見——如果不是自己親身經歷瞭這趟發現之旅，我早就在這群壓倒性的學術巨人大軍面前投降瞭，他們都是各自領域內的巨擘。然而，在自己領域中越是偉大的專傢，對他們專業之外的世界就知道得越少。我開始覺得自己像極瞭小小的大衛，面對一整隊人類學界的歌利亞(2)，隻不過我的投石是甘薯、椰子，以及其他來自生物遺傳學的鐵證。相當令人驚訝的是，地理學竟然是人類學傢在討論太平洋人類遷徙時的另一條軟肋！在討論沿什麼路線橫渡太平洋時，他們談到瞭赤道這條“直線”，又談到夏威夷北部的“曲線”，仿佛我們的地球是平的。他們罔顧瞭一個事實：地球表面有一半都是太平洋，所以從東南亞到南美洲，不管是沿赤道走或穿過北極，距離都一樣，而且走的都是曲線。烏鴉也好，現代飛機也好，從印度尼西亞穿越太平洋到阿拉斯加及美洲西北部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最短的一條航線，就是日本洋流(3)流經的路線。地理學後來成為討論中跨不過去的一道檻，石器時代的人是如何從太平洋西岸，抵達太平洋東岸的呢？
這個簡單的“盲點”給瞭我勇氣，使我在接下來的戰爭中提早發現權威也有弱點。人類學傢根本沒有料到基礎地理會成為辯論的基本議題。在大學時，為參與動物遷徙的野外考察做準備，我選瞭地理學作為第二主修課程。
關於波利尼西亞遷移路線的討論，已經困擾科學傢一百年瞭。他們在紙上靜態的海洋上，畫瞭不知多少由左指向右，拐著各種彎的長箭頭。在任何一個地理學傢眼裡，都無異於一群成年人鋪開地圖玩瞭一場錫兵打仗的遊戲。隻是他們的地圖從印度尼西亞延伸到復活節島後，就不再繼續瞭。美洲並未被發現，而赤道是一條直線，所以地球這個行星要麼正反面都是扁平的，要麼就像月球一樣，有一面全是陰影，而太平洋就在那一面。
我從早期對權威專傢的尊敬，逐漸縮小到對他們科學專長上的尊敬。他們為自己研究的領域畫瞭個圈，走出這個圈子，他們對一般門外漢熟悉的基本事實，可能也一無所知。我明白對他們而言，我就是個無名小卒，一位年輕探險傢，突然闖進瞭隻屬於他們的波利尼西亞相關研究的圈子，根本是一位不速之客。
進入這場戰爭，我並不是毫無準備。他們不知道我以前去過波利尼西亞。一九四七年，我們和波利尼西亞人一起登上土木土群島時，我並不覺得自己是個不速之客。離開十年後，再度回到波利尼西亞人群中時，我覺得就像回到瞭溫暖的傢，我甚至可以用他們的語言與接待我們的人打招呼。一九三八年，我從塔希提島前往馬貴斯群島的途中，就曾去過那裡。那時我剛進入奧斯陸大學動物系，搭客輪來到塔希提島，準備研究到達這個孤立海洋之島的各種物種的來源和遷徙路線。我發現它們有些是人類帶過來的，有些則是被風和洋流帶來的。
對任何生物學傢而言，植物、動物和人跨洋遷移到波利尼西亞的路線都是個錯綜復雜的課題，是不能孤立地討論的。當然也不能與盛行風、洋流以及在地圖上完全被扭曲的地理大圓環（great-circle）(4)的距離分開討論。奧斯陸大學贊助我前往馬貴斯群島進行第一次野外考察時，我就已經充分瞭解這一點瞭。雖然我的指導教授主要是對當地陸生貝類的來源和遷徙路線感興趣，但當時我更著迷於早期人類的生活與動向。
身體人類學和遺傳學是我們動物系課程的一部分，我們必須瞭解人類進化過程中，全身上下包括頭顱的每一根骨頭、每一個細胞的特點。頭蓋骨的表征、血型，以及遺傳學上的孟德爾定律(5)，將人和其他物種緊密相連，然而大部分人類學傢卻不準備承認這一點。
在大學期間，我有私人門路可以進入奧斯陸的克羅皮林波利尼西亞圖書館，那裡收集瞭所有關於波利尼西亞和波利尼西亞人的圖書。隨後幾年，我進入波利尼西亞人的世界，在他們的環境裡生活，讓我更加確信，關於這些島民起源的研究還遠未得出定論。我回到歐洲和北美洲後，決定踏上生物階梯的最後一階，從研究動物轉移到研究人類，而且打算把太平洋兩岸都納入波利尼西亞的研究范疇。不過，當我離開波利尼西亞時，並沒有料到十年後會再回來，而且我乘的會是木筏。
第一次由波利尼西亞回來時，我就已經確定瞭波利尼西亞人的起源包括來自南美洲的早期移民，但是當時我也確信，現在也依然相信，另有一撥東南亞的移民抵達瞭波利尼西亞，並與當地早期的居民混血。所以，我到南美洲建造輕木木筏的八年前，曾前往太平洋的最北邊，尋找原始航海傢由亞洲航至東太平洋的可行方法。波利尼西亞人的遷移之謎，一直是地理學上的拼圖遊戲。
當時已經有大量關於波利尼西亞的民族學文獻，我也在克羅皮林波利尼西亞圖書館裡閱讀瞭很多這類書籍。在我第一次前往波利尼西亞進行野外考察之前，令我更為驚訝的是，我發現沒有任何民族學傢對波利尼西亞人的來源持相同的理論。隻有語言學傢發現有力的跡象，馬來語和波利尼西亞語的某些單詞同源。但是這樣的關系與他們之前所接觸過的有關馬來區的資料並不一致，於是他們得出瞭一個結論，就是這兩批民族的祖先一定早在任何一方離開東南亞陸地之前，就彼此分開瞭。身體人類學傢則否認波利尼西亞人和馬來人之間有任何身體上的關聯，這是他們將兩者的每一項人類學特征加以對比後得出的結論。人類學傢並未在馬來人的區域發現波利尼西亞人祖先的痕跡，隻在菲律賓發現瞭一些追溯到極早年代的尖銳石斧。波利尼西亞尚未經過後來那群專業考古學傢的發掘，所以波利尼西亞人遷移的年代都還以系譜學傢的估計為主。十九世紀時，他們收集到瞭所有在波利尼西亞地區口口相傳或利用結繩記事而保留下來的皇室系譜。根據計算，他們在每個地方都發現瞭二十六到二十八個世代，之後系譜便中斷瞭，整個波利尼西亞島區都出現瞭一條新的皇傢系譜。
在各傢理論相互沖突的一片混亂中，美洲卻因此被忽略。語言學傢找出的波利尼西亞與東南亞的根源相關聯，缺乏其他領域科學傢的證實，而且當時所有較進步的理論都宣稱波利尼西亞人的起源至少由兩撥移民所混合，其中最後一撥在還沒來得及做任何適時適地的變化之前，就迅速將語言和文化由夏威夷傳到新西蘭和復活節島瞭。這樣的說法使得這個議題更加混亂。語言學傢在十九世紀前所提出的二十六到二十八世代，正好將我們帶回到公元十世紀到十二世紀，也就是鐵器時代後期、歐洲的維京人時期，以及歐洲人拜訪東亞大帝王的開始時間。於是，將我帶往美洲西北岸的這個問題就在這裡萌芽。
群居在東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亞人到達當地時，還是純粹的石器時代人類，他們曾以木棍和石棍開天辟地，征服瞭太平洋美洲地區的所有島嶼，如今劃著獨木舟來到瞭這裡。當時南亞、中國和日本等地的沿海居民都已經具有高度文明瞭。當航海人從蘇門答臘到中國進行銅壺和絲綢交易時，這些波利尼西亞人甚至對陶器和紡織還很陌生。顯然，這些波利尼西亞的新居民，一定是在非常早的時代，早到連馬來和印度尼西亞海域的水手還不知道金屬、陶器和織佈機時，就舍棄瞭他們在東南亞沿海地區的傢園。
前往波利尼西亞的旅者，若想如波利尼西亞人那樣，不接觸陶器和織佈機，也完全避開太平洋上的任何陸地或島嶼，實在是相當不容易。在公元一〇〇〇年的起始，波利尼西亞人正將他們早期石器時代的文化傳播到整個東太平洋時，太平洋沿岸的每一個部落和民族，都已經學會瞭制陶和紡織，而且這些技術已經流傳瞭數百年。其中隻有兩個明顯的例外：一個是在美洲大陸極南端的火地島，那裡住瞭一個非常原始的部落；另一個卻是定居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西北沿海地區、具有高度創造力和生產力的印第安人，這著實令人驚訝。從庫克船長時期以來，早期的探險傢和現代的科學傢就經常指出波利尼西亞的人文，和他們居住在北太平洋沿海群島上的這個鄰居有很多相似之處，當時浮木就是從這裡往下流向夏威夷，並被古夏威夷人拿來建造他們最大的獨木舟的。
一如波利尼西亞人，在歐洲人到達之前，西北沿海地區的印第安人仍然對陶器一無所知，所以一直像波利尼西亞人般，在土制爐子上烘焙食物。他們也未見識過織佈機，和波利尼西亞人一樣，他們利用錘擊某種樹木的內皮來制造佈料。由於西北沿海印第安人都是偉大的航海人，體型也與波利尼西亞人類似，所以有幾位人類學傢認為，也許波利尼西亞的獨木舟航行者到過美洲西北沿海。的確，正如第一批到達這兩個區域的歐洲客所指出的，兩者間最重要的相似點，就是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所建的獨木舟，與波利尼西亞人用於航海的獨木舟屬於同一類：都有極高的船頭、船尾鑲嵌著鮑魚貝殼、內部空間很大，足以容納一百支蹲式劃槳。遇到大浪時，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也和波利尼西亞人一樣，會將兩條船結合在一起，成為一艘雙獨木舟，以維持更好的穩定性。
在談論起源的問題時，人們往往隻考慮波利尼西亞人的起源，因為在他們看來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起源並不存在疑問。一般認為他們是從石器時代的亞洲來到美洲的最後一批移民，可以輕易搭獨木舟從亞洲沿海的任何一個地方，隨著日本洋流從菲律賓海帶來的溫暖海水而來。
對我而言，抵達太平洋海域中的另一個島嶼地區——例如，馬貴斯群島時，整個太平洋的領域又擴大瞭，那些地方環繞著相同的太平洋海水，然而這對波利尼西亞專傢卻毫無意義。就在這些地方，我發現另一批海島人，因為大海的阻隔，他們與其他波利尼西亞島民互不相屬，然而，海水其實是使所有海島人民緊密結合的媒介。研究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學者，似乎比研究波利尼西亞的學者更瞭解將這個區域和大洋洲(6)原始人類相聯系的明顯相同點。知名的加拿大人類學傢巴爾鮑最近在一次太平洋科學大會上表示，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跟其他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不一樣，他們不是從西伯利亞徒步橫渡白令海峽而來，而是劃著獨木舟來的，也許正是隨著日本洋流由菲律賓群島直接劃向海外。其他理論還包括：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印度尼西亞民族，以及波利尼西亞人這個三角習題中，西北沿海島上的部族和波利尼西亞部族之間，甚至遠至新西蘭的毛利族，有著明顯的相同點。
在溫哥華和維多利亞(7)兩地的學者口中，我聽到瞭關於英屬哥倫比亞當地原住民生活上所有科學方面的信息。之後，在貝拉庫拉部族和他們的鄰居誇扣特爾族中，我看到瞭早期從印度尼西亞遷徙出的移民，和後來遷入波利尼西亞的移民之間的聯系。這個三角形的尖端位於太平洋半球的緯度，與來自菲律賓海的洋流轉向東太平洋島嶼之前的緯度相同。
石器時代早期，菲律賓群島的人們使用過波利尼西亞式石斧，這種尖銳石制刀刃有著獨特的“L”形彎把。我證實瞭自己的懷疑，就是在歐洲人來到前，這裡和波利尼西亞一樣，沒有人具有制陶和紡織的技術。最後他們也以相同的方式，克服瞭自己在這些幾乎已遍及全球的文化藝術領域的顯著缺失。這兩個地區的人民，都是在石頭砌成的土爐上烹煮食物，或是利用防水的“煮器”，將燒熱的石頭放進水裡來燒水；在織佈機方面，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利用樹皮制造衣料，跟波利尼西亞地區的人們一模一樣；此外，兩個地區的女人都會從樹上剝下樹皮的內層，將其泡在水裡，然後用有凹槽的木槌敲打纖維漿質。
然而，在我的研究中，這些彼此相隔萬裡的民族之間，有其他幾項文化互相重疊：海產是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他們使用非常特殊的魚鉤，沿著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海岸到遠洋捕魚；而在太平洋區域，使用線和鉤來釣魚的方法隻局限於北部和東部地區，包括整個北美和南美沿海、波利尼西亞和密克羅尼西亞(8)沿海。在這方面，他們剛好與東南亞人相反：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的漁夫都不曾使用任何種類的魚鉤。學者一再地指出，波利尼西亞合成的木制魯維圖魚鉤，簡直就是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特殊比目魚魚鉤復制品，而毛利波利尼西亞人的魚鉤則是將骨尖綁在有凹槽、雪茄煙形狀的石柄上，和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溫哥華島上史前貝塚裡通用的石制魚鉤柄一模一樣。
對西北沿海印第安人而言，弓與箭並不是戰鬥的武器，雖然這兩樣東西對他們北美的內地鄰居很重要。劍與鐵矛被引進東南亞沿海地區好幾個世紀之後，西北沿海印第安人和他們波利尼西亞的鄰居，仍然是手持石棒、鯨魚骨和木頭，一對一打鬥。這些棍棒的形狀非常特別，但是在上述兩個區域卻有明顯的相似處，甚至有好幾位學者認定是毛利波利尼西亞的航行者將這一類的外形帶入北美洲的。就在我前往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之前，阿根廷的民族學傢殷伯隆尼在《波利尼西亞社會期刊》（The Journal of Polynesian Society）上發表瞭一篇論文，他認為，新西蘭的毛利人將兩種他們作戰用的緣巖制棍棒形飾物引入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沿海地區：第一種是在鯨魚骨尾端的部分刻上鉤形鳥喙的鳥頭；第二種名為“帕土”，是使用有優雅細長曲線的磨光硬石，然後還在手柄狹長的部分巧妙地鉆瞭一個孔，作為穿綁皮繩之用。他排除瞭這些密切聯系背後任何可能的巧合，因為他說：“隻要記得波利尼西亞和美洲西北沿海的石斧、石杵、魚鉤這些東西，就足以證明整體性的移植。”
他關於毛利航行者教會瞭西北沿海印第安人使用小棍棒作戰的理論，並沒有說服其他學者，後來我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研究這些棍棒的形式時，知道瞭原因：這些東西在西北海岸群島分佈得很廣瞭，就算是在早期考古學的遺跡中也都很普遍。
同樣地，殷伯隆尼的石杵理論也很容易駁倒。根據他和其他學者的觀察，所有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和波利尼西亞部族，他們磨光的鐘形石杵特征非常相似，甚至連優雅的把柄部分也呈現出同樣的形狀：經常是陽具的形狀，但有時也有“T”形或馬鐙形。多位學者分別指出，某些被認為是典型的波利尼西亞的文化特征，實際隻不過是美洲西北海岸島民文化特征的副本——在很多西北海岸的部族及新西蘭的毛利人之中尤其明顯。這一點可以用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來解釋：毛利人將祖先的傳統維持得比波利尼西亞的部族好多瞭。當他們在新西蘭安頓下來後不久，就過起瞭與世隔絕的生活，不跟其他島嶼往來，因而對後來從斐濟漸漸傳來的美拉尼西亞文化渾然不覺，例如：用裝有舷外鐵的獨木舟取代雙獨木舟，以及飼養豬和雞等，這些文化隨後都遠播至其他的波利尼西亞島嶼。早期的旅行者和現代的民族學傢經常指出：毛利人所建的要塞“琶”（Pa），以及他們典型的人字板房舍，入口兩旁都豎立著刻著祖先人像的柱子，這讓人想起典型的西北海岸建築風格。另外，將鮑魚貝鑲嵌在高高的船頭上，並將船尾縫成雙獨木舟的方式，以及用蘆葦制成的奇特遮雨鬥篷，還有用狗皮和樹皮內層編織而成的日常服裝，都顯示出毛利人與西北美洲沿海部族有著極大的相似性。除瞭上面所提出的這些相似點之外，還有其他方面在波利尼西亞也相當普遍：譬如，誇富宴(9)裡財富的分贈、使用樹皮毯子作為富有的象征、刺青和食人慶典，等等。此外，還有不容忽視的一點，就是他們同樣擁有一位相當重要的旅行始祖，名叫坎恩的人中之神。
來到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時，我逐漸熟悉瞭一個又一個相似點和一致性，我訝異於以前居然沒有人試著收集這些資料！而且，任何一個提出關系說的人，總是將波利尼西亞人看作貢獻者，盡管波利尼西亞人來到太平洋時，是以未知起源的石器時代人類的身份。
告別瞭溫哥華島上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物館，以及陳列標本的玻璃箱，我與妻子李芙帶著我們一歲大的兒子安頓在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領土上。和貝拉庫拉人在一起，仿佛身處波利尼西亞的郊外。這是我第二次與聰明的海濱原始人類的後代一起在兩座高山的島嶼之間操槳，劃進又長又窄的海灣，來到已經廢棄的居留地，看見刻著圖騰的桿子、埋在洞穴裡的獨木舟及巖石雕刻，這些都和我在馬貴斯群島發現的極為相似。
起源自菲律賓群島的洋流，沖刷著當地的海灘和峭壁，然後才急轉直下，直接奔向夏威夷。這股洋流如此溫暖，乃至西北沿岸的印第安人全年都光著腳丫走路。而且中部地區的居民，他們就連長相也和波利尼西亞人很相似。任何一位老人都可能是法圖希瓦島上泰特瓦的手足，也可能和塔希提島的特裡埃羅大酋長同出一個模子，隻不過他們的語言喉音較重，和波利尼西亞柔軟的方言不同。
我在加拿大皇傢學會的會議記錄上看到，查爾斯·希爾-陶特教授和坎貝爾等當地的語言學傢聲稱，當地島民的語言與波利尼西亞的語言在字詞和語法上有很多類似的地方，所以這兩種語言源於同一語系。當我看到這份記錄時，實在覺得很驚訝。後來我遇到希爾-陶特時，他給我一份他曾在學會上發表的報告，標題是《誇扣特爾族、努特卡族的大洋洲淵源以及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撒利史語(10)的主幹》（Oceanic Origin of the Kwakiutl, Nootka and Salish Stocks of British Columbia）；坎貝爾也將夏洛特皇後群島的海達族(11)並入同一個大洋洲族群。
“這是通往波利尼西亞的踏腳石。”我一時疏忽，脫口向一位發現我在貝拉庫拉河谷挖掘巖石雕刻的記者說瞭這句話。接著，一份署名瑪格麗特·米德的權威人士立即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予以駁斥：“當他從波利尼西亞來到西北沿海時，一定發現瞭庫克船長留下來的東西。”她不知道我發現瞭巖石雕刻。希爾-陶特為我辯解：“就語言之間的密切關聯而言，我們完全可以排除這項理論。”他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的《溫哥華省報》上刊出這段話，但是我們的話並沒有傳到紐約。很多年後，我見到這位知名的女士，她承認我們是屬於不同領域的專傢時，我原諒瞭她——她是一位社會人類學傢，也是薩摩亞人性生活的專傢，但對巖石雕刻和大海洋流，顯然我比她瞭解得更多。
在希爾-陶特為我辯護後一個星期，希特勒的軍隊就侵略挪威瞭，當時，我與一位貝拉庫拉族的印第安人，在已無人居住的誇特那海灣尋找他們祖先的遺跡。我和克雷頓·梅克駕著小獨木舟——上頭還有一隻他獵殺的熊——正在貝拉庫拉水道狹窄的峭壁之間劃行時，有人在遠處朝我們大喊：
“挪威投降瞭！”
“向誰投降？”我喊回去，當時心裡並沒有意識到接下來的四年我將要停止太平洋研究，回到歐洲去打一場現代人的世界大戰。
這場以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石器時代的成就為主題的學術戰爭很快就不瞭瞭之，而且也沒有重新開始。沒有人能否認，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島民是很棒的水手，並且已經在東南亞和波利尼西亞之間的很多島嶼上生活瞭數千年。真正惹惱瞭學者，並打亂瞭很多科學界平靜的，是隨後從南美洲出發的輕木木筏航行。教條就像炸彈一樣無形，非得引爆才會出現狀況。
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久，進行瞭“康提基號”木筏之行，並寫下這本關於我們探險過程的書，但是在戰爭期間，我已經在美國出版瞭遷移理論的外延理論。在《國際科學雜志》（International Science，第一冊，紐約，一九四一年）裡，我提出我的論點——起源於亞洲的西北沿海印第安人，已經遷移到夏威夷和其他波利尼西亞地區，與之前來自秘魯的印加族早期居民發生瞭融合。因此，在我為這本描述“康提基號”遠征隊探險過程的著作撰寫前言時，我用瞭兩個段落提到西北沿海印第安人和我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研究，而對於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我隻用瞭兩句話來說明。我寫這本關於六個人和一隻鸚鵡在木筏上的書，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獲得出版社的青睞，以謀求我另一份厚重的手稿得以出版，在建造木筏之前，就試圖將其交給出版社和科學傢，但是沒有人願意看。
《太平洋上的美洲印第安人：“康提基號”探險背後的理論》（American Indians in the Pacific: The Theory behind the Kon- Tiki Expedition）終於在木筏之旅結束五年後出版（斯德哥爾摩、倫敦、芝加哥，一九五二年），這時它已經變成一冊八百多頁的書籍瞭。前兩百頁記錄瞭許多從亞洲經由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再到波利尼西亞的人口遷移理論，以及在波利尼西亞三角區域裡，身體形態與文化要素混合的重要性。沒有人願意錯過前四章的標題：“波利尼西亞和舊世界”“波利尼西亞和西北美洲”“行經夏威夷的路”“波利尼西亞起源的復雜性”。
後來，我終於瞭解科學傢與普通人沒什麼兩樣，但是已經太晚瞭——他們在自己專業領域以外的餘暇，讀書隻是為瞭娛樂，根本不會想讀一本由其他領域專傢所寫，參考、引用超過一千本書和科學報告，而且厚達八百多頁的書。這部大部頭書出版後，我們航行到波利尼西亞才打破的教條，又被新的標簽取代瞭，而且更難撇清“‘康提基號’的船長認為，來自秘魯的高山印第安人到波利尼西亞定居生養。他否認任何來自亞洲的影響”。
我忍受這項錯誤的指控好幾年，無論我如何強調來自亞洲北方路線的重要性。我不能否認我曾經從秘魯乘木筏航行，但那主要是要說明科學傢一致認為不可能的路線其實是可能的。在我的大部頭書裡，引用瞭一位英國船長沃斯的話（倫敦，一九二六年），他表示駕獨木舟從英屬哥倫比亞到波利尼西亞的可能性：沃斯船長曾經駕著西北沿海印第安獨木舟“堤利庫姆號”，隨著東北信風，從溫哥華島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一直航行到湯加雷瓦島，再到新西蘭，其後他的獨木舟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維多利亞市的雷鳥公園展出。顯然，不僅科學傢不瞭解，連沃斯自己也不瞭解他這趟航行的科學價值。
第一位對我們駕駛“康提基號”安全登陸波利尼西亞發表評論的科學傢，是當時在秘魯工作的美國考古學傢理查德·雪德爾博士。很多年後，當我們一起在秘魯沿海地區挖掘原始航海生活的遺跡時，他告訴我有一位記者問他“我們的木筏之旅到底證明瞭什麼”，他回答，“沒證明什麼，除瞭證明這些挪威人是好水手”。
媒體上出現的第一個強烈反對意見，是來自波利尼西亞人類學泰鬥彼得·巴克爵士，他純粹就是嘲笑，他說，沒有女人秘魯漁夫要怎麼在波利尼西亞傳宗接代呢。彼得·巴克爵士寫過一本有關波利尼西亞的暢銷書，名為《日出的維京人》（Vikings of the Sunrise，紐約，一九三八年），在這本書中，他對波利尼西亞人的起源含糊其辭。此外，他還出版瞭《波利尼西亞人類學入門》（An Introduction to Polynesian Anthropology），在太平洋島嶼研究中，一開始就將美洲排除在外，仿佛沒有任何美洲人擁有船隻和航行能力，可以橫渡海洋到波利尼西亞。“康提基號”登陸土木土群島後，一位《奧克蘭星報》（Auckland Star）的記者立即帶著“現代維京人追隨來自秘魯的印加太陽神的航跡，已經航行到波利尼西亞”這則新聞來訪問他。他的回應被登上瞭頭條：秘魯的漁夫不曾帶女人上木筏，他們如何在波利尼西亞傳宗接代呢？
沒有人比彼得·巴克爵士更瞭解毛利人以及他們的知識與文化，在波利尼西亞三角這個領域裡，他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權威。然而，像他這樣的專傢，居然會將南美洲排除在他的研究領域之外，並且不熟悉秘魯的基本歷史。前面已經提過，歐洲人看見第一批秘魯人時，征服者(12)寫瞭一封信向西班牙國王報告事情經過，信中記載這一批秘魯人包括瞭二十對印加男女，他們從秘魯出發，打算前往巴拿馬，所搭乘的巨大輕木木筏裡裝瞭三十噸的貨物。皮澤洛的水手把男人扔進海裡，留下女人，並加以訓練，成為最後攻占秘魯時的翻譯員。
巴克並非唯一對南美洲偉大原始文明缺乏註意的人，其他波利尼西亞學傢也跟他差不多，美洲學傢向他們保證，在哥倫佈來到美洲之前，沒有任何人能夠抵達或離開美洲，因為他們沒有適合在大海上航行的船隻。第一位白紙黑字聲稱輕木木筏如果不在短時間內拖上岸就會沉沒的權威人士，就是著名的哈佛大學教授洛斯羅普，他在一篇《遠離南美洲西岸的原始航行》（Aboriginal Navigation off the West Coast of South America）的報告上提出這樣的論點。然而，他另一篇刊在《皇傢人類學研究所期刊》（Journal of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的瞭不起的報告（倫敦，一九三二年），匯集瞭我們建造“康提基號”木筏所需要的所有資料。但是，他犯瞭一個錯誤，就是引用瞭十九世紀英國旅行者道聽途說之語。這位旅行者隻是遠遠地瞄見瞭輕木木筏上粗糙的船帆，就聽信別人之言，表示這種船隻在水中兩個星期就會下沉。洛斯羅普博士的同僚引用他的話，其他人也使用他的資料，認為印加木筏存在某種缺陷。因此，當這項對南美洲原始人船隻輕視的資料傳到波利尼西亞研究領域和彼得·巴克爵士手上時，這項獨斷的見解就更加鞏固瞭。這套理論甚至迫使他的得意門生兼繼承人，也是有名的檀香山（Honolulu）主教博物館館長改變想法。一九三三年，艾摩裡報告道，他在土木土群島考古遠征期間，碰巧有一些來自南美洲的油墨滾筒漂流到岸上，這讓他懷疑復活節島、社會群島、馬貴斯群島，以及夏威夷群島上的巨型石墻有印加淵源。他提出問題：
“難道是早期印加族的一艘遠洋航線用木筏，被卷入這一波洋流，而將生還者帶到向西兩千英裡遠的復活節島嗎？”
然而，後來在一九四二年，也就是“康提基號”啟航前五年，他卻在出版物中揚棄瞭這個觀點，他說他的美國同僚迪克森當時指出：輕木木筏會迅速浸滿水，然後下沉。
大多數人贊譽我們的航行，相當於我們在學術競技場上大勝科學傢權威。在這些憤憤不平的美洲學傢和波利尼西亞學傢中，卻意外地有一位站出來幫我們說話。有一次拜訪哈佛大學時，我受邀來到洛斯羅普教授傢中——最早提出木筏在兩星期內會沉沒理論的學者。他面帶和藹的笑容，用手指指他的鋼琴，上面擺瞭一個他自己做的“康提基號”模型。在其他人正宣傳他這套有關輕木木筏僵化的理論，拒絕接受印加族像我們一樣從秘魯來到波利尼西亞的事實時，他自己卻承認南美洲和波利尼西亞之間那座人為豎立的墻已經倒瞭。於是，他成瞭接受秘魯對波利尼西亞的影響是有科學根據的第一位專業人類學傢。
同時，反對聲浪擴大瞭戰線。那年在紐約舉行瞭一場國際美洲學傢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ists），會議還附帶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一個名為“橫越太平洋”的展覽。其中的展覽品包括來自南美洲和波利尼西亞的特殊魚鉤，兩種魚鉤太相似，可能是其中一種起源於另一種。主辦這場展覽的奧地利和美國人類學傢提出一個結論，既然南美洲的古代漁夫沒有適合航海的船隻，那麼他們一定是從波利尼西亞航行者的手上獲得魚鉤的；有評論反駁說，這些南美洲魚鉤的歷史必須追溯到約公元前三千年陶器時代之前，遠在任何波利尼西亞航行者之前。所以，正如我們的航行所證明的，如果這兩個地方的人真有聯系，必然跟上述理論的方向恰恰相反。
丹麥在人類學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學者凱·畢爾凱特-史密斯教授，在大會結束回到傢鄉後，被一位哥本哈根的記者問及，當我們的木筏以相反的方向橫渡太平洋時，大會作何反應。他的回答短得可以直接拿去當新聞標題：
“康提基遠征隊應該沉默至死。”
他在芬蘭的同僚拉菲爾·卡爾斯頓教授立刻打破瞭沉默。一份赫爾辛基的重量級報紙刊登瞭一則整版頭條，標題上寫著：“康提基遠征隊，一場騙局”。他指責我們的木筏並非普通的原始木筏，即使海浪把它掀翻，也能繼續航行。“隻有奇跡才能將他們活著帶到波利尼西亞。”這是他在我們出發前就說的話，因為現在已經很少有奇跡瞭，所以我們的航行一定是個騙局。
這番言論激怒瞭木筏上的六個人，於是我們援筆為劍以自衛。同時，這位乍然成名的科學傢在芬蘭的這項指控，也被挪威和丹麥的報紙引用。在一份丹麥報紙上，我被配上一張長相可怕、連我自己都不認識的長胡須惡漢的照片。結果“康提基號”遠征隊偏偏不想沉默，我們遠征隊的影片還在影院上映，並得到瞭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芬蘭主要的學術學會邀請我與卡爾斯頓教授對質，令人失望的是，當我出現在大庭廣眾之下時，他卻拒絕和我見面，反而邀請我私底下去他的住處喝茶。當學術會的會長將我留在卡爾斯頓教授的門口時，我沒有在裡面看見任何科學界的歌利亞，我看見的是一個坐在搖椅上的虛弱老人，他向我保證，那些報紙上的惡言惡語是報社編輯加上去的。
在新聞界，攻擊和辯護以任何外行人都懂得的語言繼續進行著，越來越多波利尼西亞研究領域的知名權威人士出現在新聞標題上。一般讀者根本不在乎波利尼西亞人從哪裡來，也不太知道波利尼西亞在哪裡，都爭相參加我們六個人當中任何一個人所舉辦的影片或幻燈片放映會，而且隻要我們任何一個人願意講，大西洋兩岸的演講廳都是場場爆滿。
就在“康提基號”成員散佈在全世界時，我們每個人也開始追求不同的生涯。赫門決定回到秘魯再看一眼我們看過的、洪堡洋流中數量豐富的各種魚類，他原本是一名專業冷凍機器工程師，後來成為發展秘魯漁業的先鋒之一，並且擔任位於羅馬的聯合國漁業組織會會長多年。他最後在安第斯高原的的喀喀湖湖畔意外逝世，當時他帶領一隊同僚回到秘魯，想追尋太陽神康提基的逃亡路線，從湖邊的傢前往他在太平洋海邊出發的地點。
班特也回到瞭秘魯，但他是回秘魯追求他在法國大使館邂逅的秘書，並娶她為妻，定居在法屬波利尼西亞。帶著剛獲得的美國社會人類學的博士學位，他成為塔希提島民族博物館的館長。有瞭法國妻子，他獲準在這座我們的木筏首次被拖離大海的島嶼上購買土地。他們夫妻倆後來在阻止法國在太平洋進行核試驗中起到瞭重要作用，但他的博物館館長任期也因此結束。不過，班特和妻子住在沙灘上的一座美麗的平房裡，過著他們夢想中的生活：兩人的書從地板堆到天花板，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波利尼西亞主題私人藏書庫，其中就有隨班特漂洋過海而來的那一箱書，他們就這樣讀讀寫寫，面前是一望無際、陽光普照的海洋。
艾瑞克終其一生都帶著鉛筆和吉他流浪，仿佛想延續在木筏上的快樂時光。他出版過一本連環漫畫（裡頭也畫瞭我們旅程的點點滴滴），書本後面有一張他用卡通技巧描繪的跟自己孩子道別的圖畫。旅程結束後，他先回到挪威傢裡去接妻子和孩子，然後他們升起船帆，搭著一艘原為殘骸、後來經他改裝的雙桅帆船，向大海前進。從進入德國與法國的運河開始，在地中海裡一個碼頭接著一個碼頭航行。他與這艘流動的傢一起四處雲遊瞭好多年：永遠不趕時間，總是有時間思考，隨時享受美、藝術、音樂和哲學。就像水手辛巴達(13)一樣，做一個說故事的人，需要錢時就演講，並且到處都有藝術傢朋友。他是西班牙藝術傢畢加索的座上客，畢加索把他當作值得交往的同行。他很少走下他的行動地板，一直到最後他上岸回到傢鄉拉爾維克頤養天年。
托爾斯坦則前往內陸。他遠離大海，在阿爾卑斯山脈附近演講，支付他在瑞士的技術研習費用。幾年下來，他必然已經創下海洋演講的世界紀錄，因為瑞士人永遠不會厭倦聆聽他在海洋上的歷險故事。在最後一次演講結束時，他已經對擁擠的演講廳和人滿為患的觀眾席感到十分厭煩，所以他接受瞭一項極具挑戰性的政府職位，就是到除瞭他之外沒有人煙的北極圈上方的挪威熊島，擔任孤寂的無線電通信員。生於北極光下並受訓為突擊隊軍人的他，熱愛冒險，永遠不躲避艱苦。他的最後一次探險，是在一個前往北極的挪威遠征隊裡擔任無線電通信員。後來，他的生命終結在格陵蘭，因紐特人發現他被凍死在雪穴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和諾特成為民族英雄後的五十周年紀念日那天，人們在挪威北部他的傢鄉，為他的紀念碑舉行瞭揭幕典禮。
諾特由於太眷戀“康提基號”，在它從塔希提島以甲板上貨物的身份運回挪威時，不忍見它最終將成為奧斯陸峽灣裡的浮木，於是他將“康提基號”拉上岸，放置在臨時搭蓋的屋頂下遮雪避雨。在此之前，它已經在水上漂浮一年瞭，上面佈滿海草，像海神一樣長瞭大胡子。太多人前來參觀木筏，諾特便開始收取一點費用，不久就有足夠的資金建一間大廳，後來又擴建成現在的“康提基號”博物館。有瞭諾特當館長，再加上一個專業科學傢委員會，博物館不斷擴充，也在文化歷史上付出瞭很多心血。諾特擁有處理實際問題的天分，以及一般人少有的、對每個決策都執行良好的傑出能力，將這個博物館經營得很好，成為挪威最多人參觀的博物館。此外，他還建瞭展廳放置復活節島的展覽品，以及當代第一艘橫渡海洋的紙草船。
作為這件事的策劃人，我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出版書與發行影片來償還我的債務，然後回到我那份沒有人願意讀的龐大的理論手稿中。然而，我陷入一場戰爭中，面對如洪水般湧至的評論傢，不得不逆流而上——他們因我聲稱波利尼西亞人是來自秘魯的印加人而指控我罔顧亞洲——於是，我對手稿的計劃不免有很多延遲。不管是在大西洋兩岸或鐵幕的哪一邊，也不論是每天的新聞媒體或科學雜志，評論傢都沒有看見我試圖將美洲加進太平洋的世界裡，反而一味地指控我意圖將亞洲從地圖上消除。一隊又一隊的遠征隊伍持續不斷地組織起來，證明駕駛原始人的舢板直接從亞洲到波利尼西亞是可能的，但每一次的嘗試都在日本洋流的區域栽瞭跟鬥，最後隻好放棄船隻，任由空船繼續漂到西北美洲沿海。有十二艘木筏追隨“康提基號”的航跡，從秘魯和厄瓜多爾出發全都抵達瞭波利西尼亞，有的繼續往西到達美拉尼西亞，有四艘一路直到澳大利亞。對“康提基號”的贊成與反對理論吸引瞭許多人閱讀，但也因為太通俗，在科學界沒有造成任何沖擊，除瞭我自己的母校奧斯陸大學的生物系之外，沒有任何科學團體想聽聽我們遠征的目的是什麼。
接著，在瑞典發生瞭一個突然的轉變。瑞典的報紙有些時候會留給我很大的答辯餘地，現在爭論事項已經到達社論的程度，讓我分別與波利尼西亞和前印加時期秘魯領域的頂尖權威人士辯論。就這樣，學術界的沉默被打破瞭，並使瑞典有名的探險傢，同時也是戈壁沙漠和喜馬拉雅山的征服者斯文·赫定(14)，說服瑞典皇傢人類學和地理學學會邀請我去辯論。他說，如此一來我的對手才有機會讓我閉嘴。
我接受瞭。這是我第一次進入一個座無虛席的禮堂，有神情專註的科學傢在場，還有赫定坐在前排微笑。我帶著第一枚科學徽章回挪威，並且結交瞭兩位終生摯友：一位是年輕的地理學傢曼諾菲爾特博士，他是邀請我來的學會會長；另一位是古植物學系的教授塞林博士，同時也是研究波利尼西亞史前植物分佈的世界級權威，對於我對海洋遷移路線的說明，他立即給予瞭支持。擁有超凡知識和大量太平洋文獻的塞林博士，剛從波利尼西亞回來，在我發表演說後，他表示願意和我共同研究太平洋兩岸的遷移路線，以完成我的最後一冊書。這位瑞典最年輕的大學教授，在被升任為瑞典自然歷史博物館古植物所所長時，與年長的教授發生瞭沖突。年長的同事控告他，說他瘋瞭，他沒有服從的精神。最後他贏得訴訟，但內心的厭惡使他毅然辭去瞭職位。
瑞典最傑出的科學學會頒贈的這枚徽章，立刻在挪威引起回響，仿佛這枚徽章是特別為“有科學目標的‘康提基號’遠征”而頒發的。沒多久，就有人找我去挪威地理學會演講，不久我又受邀到挪威皇傢科學學院發表演說，並事先受到民族學傢的警告，說語言學傢準備提出決定性的證據來推翻我的理論。然而在演講後，語言學傢根本不發一言，直到有人起哄要他們評論，於是他們一個一個站起來，承認他們瞭解我對亞洲根源的傳播路線也有解釋後，對我的理論便沒有異議瞭。來自語言學傢的敵對已然消失，又有來自民族學傢的推薦，我的拜訪最後卻讓我成為科學學院的終身會員。接著又有蘇格蘭皇傢地理學會跟進，我做瞭演講，也獲頒金質徽章，然後是巴黎地理學會。此時，我獲費城地理學會的邀請回到美國，向美國的人類學傢開始我的第一場演講，並接受他們的金質徽章。然而，科學界初露曙光的鼓勵，反而大大刺激瞭為求生存而繼續下去的抗戰，這場與權威勢力在新聞媒體上的逆水戰爭似乎變得更加猛烈。科學徽章不但沒有造成新聞轟動，反而刺激那些沒有獲得任何徽章的人努力進攻。科學徽章讓反對者在媒體上爆發出激動的情緒，而支持者卻傾向於使用私人信件。排山倒海而來的信件讓我開始討厭看到郵差，就像他一定也很恨我，因為我們為彼此制造瞭許多工作。然而，在指控與贊賞的交錯中，我偶爾會得到暗示，於是也開始瞭一個接一個新的遠征計劃，如同把一粒粒珍珠接串起來。
第一個刺激我的反對理論將我再度帶回南太平洋，這次是在科隆群島。這個群島坐落在離南美洲沿海五百五十海裡的地方，在我們前往波利尼西亞的五千海裡的航程中，一開始就航經那裡瞭，也因此，我們證明瞭科學傢聲稱科隆群島附近的海水會導致印加輕木吸水的理論純屬無稽之談。現在，相反論點倒轉過來指向我們，他們說輕木木筏是適合海上航行的，但在第一批歐洲人到來前，科隆群島上根本沒有人居住，所以證明瞭原始秘魯人是旱鴨子，害怕使用木筏深入大海，連科隆群島都沒發現，又怎麼可能發現波利尼西亞呢？
這是個合情合理的問題。西班牙人在一五三五年來到科隆群島時，發現島上沒有人。後來，他們自己也無法在這座幹燥的島嶼上定居，因為缺乏持續供應的淡水水源，而且所有南美洲沿海外的正常交通，都因他們對整個大陸沿海的征服而一片混亂。現代因為有大水槽，除瞭考古學傢之外的其他科學傢都到過那裡，沒有人有理由懷疑史前時代有人占據過那裡，英國博物學傢達爾文就曾到那裡研究物種的演進，當地有一種野生的棉花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呢！最後卻發現，那隻是墨西哥和秘魯原始文明栽培出來的雜交物種。難道在歐洲人來到前，就有人到過那裡，並利用瞭當地的幹燥環境？
正是這個疑問促使我迅速采取瞭行動。法國復活節島研究專傢阿弗瑞德·梅陀克斯博士從美國回來，他帶來一個消息，說美國的植物學傢在科隆群島上發現瞭復活節島形式的巨型石雕頭顱。他說他在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裡親眼看過那張在科學傢群中傳閱的照片。
我火速追到波士頓的哈佛大學，找到那位擁有照片的植物學傢。隨後，帶著一張鉛筆畫成的藏寶圖，我們來到瞭弗洛裡斯海(15)。這次我帶瞭兩位專業考古學傢，有瞭上一次的木筏基金，我要開始我的第一次考古探險，成為第一位把考古學傢帶到科隆群島的人。在一九五〇年年初，沒有飛機也沒有其他直接到科隆群島的方法，就在我們還沒有找到一艘貨輪願意按照我們的地圖，載我們到弗洛裡斯海的島嶼上尋找石雕頭顱之前，有人已經迫不及待地在《美國考古學傢雜志》（American Archaeologist）上刊登石雕頭顱的照片瞭。
當我在樹葉間意外撞見這座石雕時，我爆發出又好氣又好笑的交錯情緒：那是個自然的石頭形狀，隻是稍微修飾一下，讓它看起來成為可笑的人像，它似乎也正在嘲笑著我們。這座無人居住的島嶼上，隻有一個現代的德國“魯濱孫”，他在海邊蓋瞭一間小屋，並動手修飾瞭這塊來自內地的石塊，好讓他的兩個孩子玩耍。
我的第一項考古任務原本很可能就這樣悲劇性地開始又結束瞭，雖說我們至少揭露瞭那張被認為是考古史料而刊登的照片的真相。但是這出科學劇的第二幕是場喜劇，馬上在這對德國夫婦的雞籠裡接著上演瞭。我們與維特摩一傢在他們的小屋裡，面對著夕陽坐著吃蛋餅，我碰巧問到他們是否曾在巖群裡發現過火石或陶器的碎片。維特摩太太想瞭一會兒，然後起身帶我們去看她的母雞在圍墻內光禿禿的土地上，肆無忌憚地挖著地層。他們先我們一步發現瞭科隆群島的第一件古物——四處散置、從土地裡冒出來的這些重要的陶器碎片，手指捏塑的樣子正是美洲原始人的作品，他們是沒有塑陶轉盤的。史科歐斯·瓦爾德用他考古學傢的鷹眼發現瞭一塊黏土，用稻草清理一下，就放到嘴唇間吹出尖銳刺耳的聲音。他已經發現瞭一個古典的印加陶制哨子。
維特摩傢母雞的小發現，讓我們燃起新的希望。借著一艘由兩位德國人和一位最近剛在聖克魯茲(16)附近島上落腳的挪威人所操縱的、設有養魚槽的漁船，我們在這座島上兩處更原始的營地發現瞭豐富的遺跡，同時在聖地亞哥島上也發現瞭兩處營地。我們的技巧就是坐著小船，循著未開墾過的黑色熔巖峭壁，直到我們發現可通往輕木木筏可以停靠的海灘的小路，不過這樣的小路很少。巨大的仙人掌已經征服瞭那裡的每一層土地，我們在崎嶇的熔巖突出處之間尋找著平整的土地，以前的人類來捕魚或獵捕巨龜和鬣蜥蜴時，可能都在此地紮營。所以我們發現將近兩千片陶瓷碎片，包括象征著歐洲人來到前一百三十艘不同船隻的物品，以及黑曜石和火石類的東西、印加族用的口哨，我們也在野生的達爾文棉花田裡發現瞭典型的南美洲石灰石制紡紗輪。
這些幹燥的島嶼上，在古代可能沒有人在這裡居住，但早在哥倫佈造訪之前，肯定有人經常在這裡出沒。然而，在高地印加人占據太平洋沿海後，造訪這裡的次數就減少瞭。從大量瓷器碎片中可看出，以前印加人的器皿還有來自蒂亞瓦納科沿海的彩色瓷器呢！但是，有一些則是上面有青蛙嵌花的黑色器皿，這是在被印加人擊敗之前、占據秘魯沿海的戚姆（Chimu）文化典型的圖案。
我們帶著考古學寶藏回到美國時，第一個露臉的，是急著知道石雕頭顱相關消息的梅陀克斯。我們的發現一被媒體披露，立刻就有一位自詡為權威的人宣稱，我們所發現的無疑隻是歐洲海盜攜帶在身上的水罐碎片，他們利用科隆群島作為藏匿處，好襲擊運載黃金的西班牙船隻。這些多年來一再被反對者引用的謠言，來自一位研究生，其實，華盛頓美國國傢博物館考古部門一批研究厄瓜多爾海岸和北秘魯的史前陶器首屈一指的專傢，已經對這些加拉巴哥的材料做過鑒定，但是這位學生並不知情。
梅陀克斯也間接負責瞭我下一次的考古探險。身為民族學傢的他，和比利時考古學傢亨利·拉瓦謝裡（Dr. Henri Lavachery）博士，是唯一指導復活節島上人類學實地考察的兩個專業科學傢。一九三四年，法國和比利時合作的遠征期間，他們主持瞭一項有關雕像和巨大石臺完整的表面勘察，並透過復活節島上一位聰明的軍人訪問瞭當地人，還根據訪談記錄列下瞭所有的文化特色。這位軍人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幫助細心的英國調查員凱瑟琳·露特裡吉（Katherine Routledge）進行復活節島探險。他們沒有任何人指導過考古的挖掘工作，雖然露特裡吉曾經沿著一座巨型雕像的前方挖掘，可是那座雕像脖子以下碰巧斷瞭，使得她以為雕像隻是一個巨大的頭，下面用一根樁支撐住而已。梅陀克斯自己並沒有挖掘，卻被露特裡吉對一件有缺陷雕像的描述（一九一九年）誤導，於是在他的《復活節島的民族學》（Ethnology of Easter Island，一九四〇年）一書中，將復活節島上的雕像都僅僅是插在樁上的頭顱這則信息傳播出去。這項主張被巴克接受，並將其當作事實在他介紹波利尼西亞的教科書中廣為宣傳。
拉瓦謝裡對於他們在法國和比利時合作的遠征裡，沒能在復活節島的土地上挖掘，有一個很有趣的借口。作為遠征民族學傢的梅陀克斯已經肯定地對他說過，這座荒蕪島嶼上的腐殖質沒有足夠的時間掩蓋人類活動留下的遺跡。根據巴克的說法，復活節島上的島民是來自亞洲的波利尼西亞人，那麼誠如這一小塊陸地獨自坐落在離亞洲四千英裡遠的地方，這座島嶼應該是最後一座被他們發現的島嶼，也許第一批歐洲人經由南美洲來到這裡之前，在這裡定居的人才傳瞭幾代。
我一直很想推翻這套理論。這座離亞洲最遠但離南美洲最近的島嶼，最有可能早就有人居住瞭。受到我們在科隆群島發現的人類交通遺跡的鼓勵，我決定也要帶考古學傢到復活節島——這個坐落在汪洋大海中、離美洲最近的、適宜居住的島嶼。
因木筏航行而出版的書和發行的影片所盈餘的基金，使得我能夠組織有史以來探訪波利尼西亞的最大考古計劃，並進行復活節島上地層挖掘的第一次嘗試。史科歐斯·瓦爾德又一次以挪威考古學傢的身份加入我的行列，此外還有三位來自美國的考古學教授及兩位從智利來的研究生。一九五四年的復活節島既沒有機場也沒有碼頭，隻有每年聖誕節來訪四天的智利軍艦。我們租用瞭一艘改裝的格陵蘭拖撈船，在復活節島東邊的安納肯那海灣（Anakena Bay）停泊瞭一年的時間，二十三位遠征成員在海灘後面的岸上紮營。根據最古老的傳說，霍圖·馬圖亞王在追逐落日的兩個月航程後，就是在這裡登陸的。
我們的第一個發現是，這一趟挖掘工作是值得的。我們必須挖到六碼以下，才能到達最大雕像的平坦基臺，因為最大的雕像有十二碼高，包括完整的身軀，以及彎曲在腹部的手臂。接著，我們發現在這寂寞的復活節島上，居然有兩段不同的文化。根據碳十四測年(17)的估算，最古老的可追溯到約公元三八〇年，或者比之前預期的還要早上一千年，較晚的年代則是公元八〇〇年，這倒在意料之內，但也將我們帶到前波利尼西亞的時期。復活節島上的巨型石臺，與其說是波利尼西亞的最後一個哨臺，不如說至今仍是波利尼西亞最古老的廟宇建築。經由挖掘，一些石雕像陸續出土，這些石雕無論是在復活節島或波利尼西亞任何區域，都尚未為人所知。它們屬於最早的時期，其中有些是在地面下發現的，有些則是被故意打破的。這些作品所采用的石材，在波利尼西亞時期是用來興建廟宇平臺的。根據考古學傢鑒定，這些最早期的石雕是安第斯山脈蒂亞瓦納科的前印加時期的典型，甚至連高度特殊化和緊密契合的典型安第斯石墻也屬於最早期。梅陀克斯也承認，這些石墻並非波利尼西亞的典型石墻，反而與古秘魯的石墻極為相似。但是，他認為這隻是巧合，因為復活節島上缺乏木頭卻石產豐富的條件，會逐漸刺激波利尼西亞居民發展出足以媲美秘魯的石造建築。當我們的挖掘工作證明梅陀克斯所稱“印加典型”的石造建築是屬於早期而非晚期時，梅陀克斯的前述理論就不攻自破瞭。在隨後的科考工作中，我們甚至發現前印加典型的石墻完全埋藏在安納肯那海灣的霍圖·馬圖亞王雕像平臺的旁邊和下面，所以可判定這些石墻是由完全掌握秘魯技術的早期移民建造的。在蒂亞瓦納科挖掘出巨型阿卡帕那（Akapana）金字塔石墻的玻利維亞(18)考古學傢，更進一步地發現這件精致的石器作品並非起源於印加，而是屬於蒂亞瓦納科時期，更是出自復活節島上最古老雕像原型的肖像雕刻傢之手。
復活節島科考隊的考古學傢與我一起以發言人的身份，出席一九六一年在檀香山舉行的第十屆太平洋科學大會（the Ten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有三千名來自各個科學領域的太平洋學者參加，這項科考的成果除瞭分別在考古學、人類學和植物學等領域呈現和討論之外，還提供瞭一場專門針對科隆群島的特別座談會。在科學界各領域專業精英分子的爭戰中，這個事件成瞭明顯的轉折點。考古學領域提出的一個決議案，獲得大會的一致贊同，並在會議記錄上宣佈——東南亞和南美洲都是太平洋人文主要的源頭——這句話是我在二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一年完成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研究後，在出版物中做出的推斷。
這項太平洋移民理論雙源說之所以慢瞭二十年才被接受，是因為科學傢們全被大眾牽著鼻子走，而大眾卻將所有註意力集中在木筏之旅上。然而，如果沒有木筏之旅，科學傢們會帶著他們的教條平靜地過日子，而大眾也不會理會這一學說。從此，科學界知名人士、公認的太平洋權威學者和美洲學傢的敵對和攻擊停止瞭，隻剩下那些科學界的新人，在科學的穹蒼上短暫地留下名字後，如流星般消逝。我最有身價的對手梅陀克斯，在我們復活節島遠征之後，就沒有再做出反對和防衛性的言論，而他遠征的同伴拉瓦謝裡則成為我一生的朋友，並且是我《復活節島的藝術》（Art of Easter Island，紐約，一九七五年）一書的合作夥伴。如果外面真有流星，我也看不到聽不到，因為接下來的幾年有無數科學大會和大學邀請我去做演講。鐵幕兩側的知名科學傢亦都與我結束瞭冷戰，一方面，紐約科學院邀請我成為會員；另一方面，通過蘇聯科學院院長凱爾迪許（Keldysh）的安排——他正是將第一顆人造衛星送往太空的研究院院士——我與蘇聯首屈一指的人類學傢面談，之後，他們頒發給我榮譽博士的學位。
然而，對我後來的生活影響最大的，並不是科學世界裡態度的轉變，而是我自己與世界海洋的關系。我回到大海，繼續與更多科學教條奮戰。我們的考古學傢在復活節島的不同區域挖掘出土瞭許多原始人類雕像和繪畫著鐮刀形大船的石頭，復活節島島民確認，這些鐮刀形大船與他們的獨木舟是不同的。最大的雕像是由史科歐斯·瓦爾德和史密斯發現的，像刺青一樣雕刻在埋藏起來的巨型雕像胸前。此外，費爾頓也在奧朗戈村的儀式用石屋裡，發現瞭這種圖形的彩色廟宇壁畫。就可考證的年代而言，最古老的是穆洛伊在維納蒲印加早期石墻的地基下發現的。島上的長老告訴我們這些不是獨木舟，而是由一捆一捆的蘆葦所做成的大船，每一艘可以容納兩百人，就是霍圖·馬圖亞王打敗仗後，與他的子民從沙漠逃向東邊時所駕的巨型船隻。
為瞭讓我完全瞭解他們的意思，四個兄弟造瞭一艘小小的蘆葦船，看起來就像那些在秘魯和玻利維亞仍在使用的船，這艘船載著他們四個人在開闊的海洋上蕩漾。甚至，連他們使用的這種淡水蘆葦也是南美洲一種稱為“沱沱拉”（totora）的特產，卻從史前時代就在復活節島的火山口湖邊生長，並且從前印加時代起，人們就在秘魯沿海地區一整片引水灌溉的田裡栽種來供造船之用。
我突然瞭解：這些沿著秘魯海岸而居的沙漠部族除瞭輕木木筏外，還有其他替代品。他們的蘆葦束船一樣適合在海上航行，而他們又可以在沿海地區栽種蘆葦來造船。不像輕木隻能取自厄瓜多爾和北印加帝國外的沿海叢林。用有浮力的原木和有浮力的蘆葦束造船，原理是一樣的，都是因材料本身具有浮力，且沒有脆弱的船殼作累贅。當它們在波浪上行走時，沒有任何海浪能把它們弄沉，船底的裂縫也能使海水有進有出，卻不會積存。
為什麼所有已知的最早期文明，都是由造蘆葦船開始他們的航海歷史呢？難道這是巧合嗎？為什麼文明在兩百萬年未知的人類歷史之後，才在五千年前從各地冒出來？難道是因為五千年前人類才開始建造大蘆葦船，一邊探索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和印度河谷等地的最古老藝術，一邊描繪他們的王神？一位美國考古學傢指出，歐洲人到來之前的秘魯蘆葦船與古代埃及的蘆葦船很相似，他認為這是民族獨立發展的證據。但是，所有古文明早期描繪出來的蘆葦船的基本樣貌都一樣，並且都與同時代的其他民族不同。難道蘆葦船不是應該用來論證文明的傳播而非文明的隔離嗎？
開羅紙草學會的會長主張，紙莎草蘆葦在水裡兩星期後就會下沉，他確信古埃及人從不曾在尼羅河口外使用它。另外，根據一本有關早期美索不達米亞航行的書，當地的“勃狄”（berdi）蘆葦在水面上最久也隻能浮兩個星期。依照作者的說法，曾居住在幼發拉底河的蘇美人不可能離開他們的“雙胞河”(19)而前往波斯灣探險，除非他們能夠進口木頭並學習建造木船。
同樣的說法以前在討論輕木木筏時也都出現過。可不可能又是現代人低估瞭他們所不熟悉的非歐洲的船隻形式呢？如果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和秘魯的船在兩星期後就沉瞭，那麼在這些地方建造巨大金字塔的早期大師，難道之後的幾百年、幾千年就會放棄繼續造船嗎？
為瞭得到真正的答案，我從中非的乍得湖（Lake Chad）(20)帶著佈都馬（Buduma）的蘆葦船造船匠到埃及，用紙草束造出蘆葦船“拉號”（Ra，埃及的太陽神），並在一九六九年從北非摩洛哥的前腓尼基港口薩腓（Safi）出發，由七名不同民族的人乘坐蘆葦船在水上漂浮超過兩個月。當紙草束散開時，紙草蘆葦仍在水上漂浮，大約有一半的蘆葦散落在我們船後，隨著船尾的水痕漂浮。在古埃及人的設計中，有一條從桅桿連到船尾的絞索，對在大海上航行的靈活性很重要，但這一點被我們的非洲造船匠忽略瞭，因為他們已經習慣瞭內海的平靜水面。在預計到達美洲的兩星期前，我們就放棄瞭剩下的蘆葦束，並且學到第一個教訓——如果隻是為瞭在河流上航行，古老圖畫上較大的埃及紙草船的新月形船尾和船後的絞索完全是多餘的，所以，這些船是設計來航海的。
第二年，我從南美洲的的喀喀湖湖畔的艾馬拉（Aymara），帶走一批蘆葦船造船匠，請他們造一艘紙草船“拉二號”（RaⅡ）。由於他們已經習慣山湖裡暴風雨的波浪，因此為我們建造瞭一艘很堅固的蘆葦船，足以容納八個人。我們花瞭五十七天的時間，從非洲的薩腓港橫渡大西洋到達美洲的巴巴多斯（Barbados）(21)。整艘船沒有掉落任何一根蘆葦，但是在第二段的航程中招架不住海浪的威力，我們全都躺平瞭。
於是我們又進行瞭第三次航行，我們的蘆葦船橫渡大洋之旅至此才算臻於圓滿。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勃狄”蘆葦所造的“瑪葛爾船”（Magur）是否可以像“沱沱拉”蘆葦船和秘魯的輕木木筏，以及埃及人早期的紙草船一樣在大海中航行，還有待發現。我從住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裡斯河中間的蘆葦沼澤區裡的伊拉克沼澤阿拉伯人那邊瞭解到，我們在不當的季節裡收割蘆葦建造瞭“拉號”：蘆葦應該在八月的時候收割，才能保留完美的浮力，我們卻是在十二月收割。在最古老的閃族和巴比倫(22)（Babylon）人的泥制寫字板上，經常描繪著大瑪葛爾船，通常裝載著三十噸的貨物往返於遙遠的島嶼之間。
一九七七年，帶著在巴格達（Baghdad）(23)及開羅兩地圖書館和博物館研究的紮實成果，以及航行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大洋的經驗，我準備挑戰印度洋洋流，這裡的信風和洋流並非從東到西一成不變。我請來的的喀喀湖的同一批造船匠，利用伊拉克的勃狄蘆葦造一艘瑪葛爾船。同一位船長——來自美國的諾門·貝克，同一位醫生——來自蘇聯的尤利·塞克維奇，同一位登山傢——來自意大利的卡羅·毛瑞，他們都與我一起經歷過兩次紙草船“拉號”的航行，而現在這些人組成我十一位組員的核心，準備測試蘆葦束船“底格裡斯號”——因為是從這條河出發的，故以此命名。利用“勃狄”蘆葦所造的這條船，上面有兩座船艙，船身全長十八碼，是我們所測試過的船中最長的一條，比橫渡大西洋的“拉二號”還要長六碼。我們從伊拉克沿著河流往下航行，穿過波斯灣，進入印度洋，從阿拉伯半島(24)的阿曼(25)航至巴基斯坦(26)的印度河谷。然後橫渡印度洋，從亞洲到非洲，結束瞭我們五個月的旅程，直到最後我們的蘆葦船都還好好地漂浮在水面上。我們在紅海入口的吉佈提(27)將船燒毀，抗議發達國傢將軍火武器運送到發展中國傢，繼而可能導致當地爆發戰爭。
然後，我發現自己在這個星球上的位置，與波利尼西亞那個我開始進行研究的地方遙遙相對。以前我一直是個很害怕深水的旱鴨子，因此直到二十一歲那年在塔希提島摔進河裡之前，一直不會遊泳。現在我卻發現自己在海洋的大浪中覺得非常輕松自在，就像在傢裡一樣。雖然我未曾駕駛過裝備瞭龍骨和方向舵的現代船隻，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已經駕駛過歐洲人大航海前的多種原始船隻，還橫渡過全世界主要的三大海洋。所以，歐洲人到來前的人類憑什麼做不到呢？
我必須開始重新思考。我與梅陀克斯、巴克和其他在波利尼西亞領域的對手，一起取笑佛南德（Fornander）和其他十九世紀夏威夷和新西蘭領域的神話學者的理論：他們認為波利尼西亞人根源於遙遠的埃及，就因為“拉”是埃及太陽神的名字，而同時也是波利尼西亞所有島嶼上太陽的名字。我們也曾一起嘲笑比利時的希維席（Hevesy）：他主張復活節島上木頭寫字板上面未被破譯的文字朗哥朗哥，是源自考古學傢在地球另一端的印度河谷裡發現的、具有類似外形同樣尚未被破譯的符號。我已經橫渡瞭將印度河谷、美索不達米亞與波利尼西亞隔離開的所有海洋，隻不過將我幾次航行的順序和方向完全倒轉過來，才能反映文明傳播的歷程：從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河谷到非洲，從非洲到美洲，從美洲到波利尼西亞。借助長年不變的信風與洋流，我們追隨落日，朝著西方，橫渡大西洋和太平洋。然而，與霍圖·馬圖亞王不一樣的是，我們從秘魯出發隻是純粹的漂流航行，洋流將我們送經復活節島，深入波利尼西亞。所有的一切，都在三十年間實現瞭，而那些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就已經發展出蘆葦船的偉大文明創始者，究竟在他們身上發生瞭什麼呢？
一旦熟悉瞭最初瑪葛爾船在波斯灣內外的航行後，我即使身處復活節島的浪濤間也頗覺自在。我很難拒絕馬爾代夫共和國(28)的邀請，要我對那些遠離陸地、位處印度洋中、從北到南橫跨赤道、寬幅的帶狀珊瑚環礁進行考古學上的勘察。我們發現瞭埋在沙地裡奇怪的長耳石雕頭顱，沒有任何伊斯蘭教教徒能容許描繪人類的臉，而早在一一五三年阿拉伯人阿佈爾·巴拉卡特（Abu'l Barakat）發現這些島嶼後，就一直是個純粹的伊斯蘭教島嶼。我們歐洲人總是一廂情願地認為，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e Gama）(29)一四九八年的航行，才是第一個橫渡印度洋的航行。我們基本不承認，他其實是從一些阿拉伯人那裡學到瞭關於季風(30)的知識。我們忽略瞭一個事實，就是羅馬歷史學傢老普利尼（Pliny the Elder）(31)早在公元一世紀描述過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商人——坐著羅馬船，從埃及前往“中國的土地”，他們就是從那些“搭乘在尼羅河中慣常使用的蘆葦船和裝備”到錫蘭（Ceylon）(32)，並深入印度的古埃及人中，學到瞭有關季風季節的知識。
在狹窄的赤道海峽（Equatorial Channel），任何人都得先航經一長串的馬爾代夫暗礁，才能穿越印度洋到達錫蘭或更遠的地方。然而，像對待科隆群島一樣，馬爾代夫群島這一千兩百個珊瑚環礁也一直被考古學傢視而不見，因為它們離任何大陸都太遠瞭，沒有人相信歐洲人地理大發現之前的航海者會在那裡定居。
馬爾代夫共和國的總統借給我們一艘他們國傢的醫療船。我們假設拜日者有特殊的理由要到赤道海峽中任何一座島嶼，所以我們也直接到那裡，並且在甘島（Gam）上發現瞭面朝太陽的廟丘。小丘上蔓草叢生，看起來就像一座天然的山坡，在一座平坦得如同飛機場、無人居住的環礁叢林裡高聳地突出來，如果不是受到暗礁的保護，早就沉沒於大海瞭。矮樹叢周圍的地上，放著雕刻過的石板，上面浮雕著太陽的象征記號、破碎的獅頭，以及一頭高浮雕的牛。附近島嶼的土著稱之為“哈維塔”（hawitta），並且說這些是由一群在伊斯蘭教時代之前居住在這島上的航海人制造的，這些人白皮膚紅頭發，被稱為“雷鼎”（Redin）。
於是我們開始在三座島上進行挖掘雷鼎遺跡的工作，並發現瞭很多“長耳人”的雕刻。最大的是一尊巨大的佛祖頭像，於是當地的島民也開始進行勘察。我們挖掘的結果，證明哈維塔就是佛教的窣堵波（stupa）(33)，是由較早期四面有上斜斜坡的階梯式金字塔改建成的；我們也發現，較古老的長耳印度神的形象，有貓似的牙齒和外伸的舌頭，酷似瑪加（Maga）雕像；但是最令我們驚訝的是，這些貴族般長相人士的自畫像，他們有著姣美容貌，耳垂上有大圓盤，嘴唇上還有往上翹的細長胡子。幾年後，我們又看到有著相同外形特征的石雕，卻是擺在阿拉伯半島上南也門的亞丁(34)國立博物館裡。這些特征代表伊斯蘭教時代之前當地的國王，其中有一位的手臂上系著一圈有太陽符號的帶子，與印度河谷裡默罕猶-達洛（Mohenjo-Daro）(35)史前遺跡的君王半身像一模一樣。
到底這些在達·伽馬之前，在哥倫佈和維京人之前，甚至在阿拉伯人、佛教教徒和印度教教徒之前就在大海中航行的“長耳人”是誰？
我開始想要重新建構它們的年代表：在印度的巴羅達（Baroda）(36)的博物館抽屜裡，我看見大量收藏用來拉長耳垂的卷軸，那是從印度河谷默罕猶—達洛的前歷史港口洛薩爾（Lothal）的四千年古墓中挖掘出來的。這些來自全世界最古老、最知名人造港的拉耳卷軸，與秘魯和復活節島上挖掘到的相類似。馬爾代夫獨產的寶螺，一種可用來作為貨幣的“錢貝”，卻是在同樣早期的洛薩爾港的古墓裡，以及阿拉伯半島上南也門最早期伊斯蘭教時代前的墓地處被大量發現。
已知最早實行這套將大卷軸插進耳垂以拉長耳朵的是洛薩爾港的水手，他們在公元前三千年的印度河谷文明裡非常活躍，直到大約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才完全絕跡。在這一段古代時期裡，他們在大海中航行，使用隻有馬爾代夫島外的礁湖才有的“錢貝”做買賣，這正好解釋瞭為什麼從傳說中的雷鼎時代一直到阿拉伯人征服前，出現在馬爾代夫群島上的藝術作品裡的都是長耳水手的形象。那麼哪些人是雷鼎人呢？可不可能就是著名的雷丹人（Reidans），也就是居住在紅海入口代表也門六大王國之一的早期人類呢？雷丹人是偉大的水手，他們掌控紅海與印度洋之間的所有交通。《聖經》裡希巴女王（Queen Sheba）的大批財富(37)，全來自行經她南也門山谷的駱駝商隊，然而她龐大的王國卻在雷丹人發現橫渡印度洋到印度的捷徑之後一蹶不振瞭。
當然，我們發現馬爾代夫蘊藏豐富的長耳水手的遺跡，他們留下磨亮的珊瑚礁塊做成的石墻，保存得跟秘魯和復活節島上最好的前印加時期的石墻一樣完好。無論他們是誰，早在前歐洲時期，也就是羅馬歷史上埃及人利用紙草船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同時，他們也在同一座海洋裡航行。
在羅馬時代之前，有太多族群在印度洋裡航行，突然間，不知道從何處，有人將發展完整的文明帶到墨西哥灣（Gulf of Mexico），而這一切，都發生在西班牙人橫渡印度洋之前。阿茲特克人和瑪雅人也將他們描繪成長耳的樣子，並且還描繪成像雷丹人一樣白皮膚和紅頭發。當西班牙人到達墨西哥時，並未發現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有拉長耳垂的習俗，但是在秘魯的印加皇族血統有這一習俗。他們說這種拉耳的風俗是從他們的皇傢祖先離開秘魯，追隨真正的太陽而往西航向太平洋的太陽神康提基那裡學來的。所有波利尼西亞的祖先神提基，在馬貴斯群島被稱為“提基·普埃卡紐伊”（Tiki Puaikanui），意為帶有長耳的提基。但是隻有復活節島上還保留這種風俗，直到十八世紀歐洲人來到，庫克船長帶去的藝術傢才將其描繪下來。
對我而言，這個圓已經圓滿瞭。後來我又回到復活節島和秘魯沿海，進行瞭其他的挖掘工作，證實瞭我的懷疑。但那是另一本書的內容瞭。
(1)此詞的另一個意思是“巫師”。
(2)歌利亞是傳說中的著名巨人之一。《聖經》中記載，歌利亞是腓力士將軍，帶兵進攻以色列軍隊，他擁有無窮的力量，所有人看到他都要退避三舍。後來，牧童大衛用石彈弓打中歌利亞的腦袋，並割下他的首級。
(3)日本洋流：是一種快速、溫暖的洋流，從中國臺灣東邊的菲律賓海東北部沿著日本南部沿海而流，也稱“黑潮”。
(4)地理大圓環：指通過球中心之平面與其球面相交之線。
(5)孟德爾定律：孟德爾，奧地利生物學傢及遺傳學傢。孟德爾定律是他在一八六六年提出的說明遺傳本質的基本定律。
(6)大洋洲：一般指太平洋裡的島群，包括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及波利尼西亞（包括新西蘭），有時也包括澳洲及馬來群島。
(7)維多利亞：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首府，位於溫哥華島東南岸的海港。
(8)密克羅尼西亞：赤道以北、菲律賓以東的群島。
(9)誇富宴：加拿大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儀式性盛會，為紀念重要事件或洗雪個人恥辱而舉行，屆時由東道主當著眾賓客之面散發他的財物，或將財物銷毀。在這種場合領受財富的人其後應舉行自己的誇富宴，保證一部分財物繼續流動。
(10)撒利史語：北美西北部印第安人用語。
(11)海達族：北美洲印第安族群的一支，居住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和阿拉斯加。
(12)征服者：指十六世紀征服墨西哥、秘魯或美洲其他地區的任何西班牙征服者。
(13)辛巴達：《天方夜譚》一書裡的水手。
(14)斯文·赫定：瑞典地理學傢、探險傢，曾到中亞、西南亞、高加索，以及中國的西藏、新疆、內蒙古，收集地質、生物、文物、氣象資料。本系列的第一本書《我的探險生涯》記錄瞭他多姿多彩的一生。
(15)弗洛裡斯海：太平洋的一部分，介於西裡伯島（Celebes）和印度尼西亞的弗洛裡斯島中間。
(16)聖克魯茲：聖克魯茲群島（Santa Cruz Islands）散佈於大洋洲所羅門群島東南五百五十五公裡處，是西南太平洋中的火山島群。主島名聖克魯茲，現為英屬，島上土著為波利尼西亞人。
(17)碳十四測年（radiocarbon-dated）：碳十四又稱放射性碳。生物死後，其體中的碳大約每隔五千七百三十年（或五千五百七十年）便減少原有含量的一半，此為碳十四的半衰期。統計其減少的量，可知生物死亡的年代。碳十四測年如今被普遍運用於考古與地質的年代測量上。
(18)玻利維亞（Bolivia）：是位於南美洲中部的內陸國傢。
(19)雙胞河：指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
(20)乍得湖：位於中非西部，是非洲大陸第四大湖。
(21)巴巴多斯：位於中美洲西印度群島中，小安的列斯群島的島國。
(22)巴比倫：古代的國傢，位於西亞兩河流域，即現在的伊拉克。
(23)巴格達：伊拉克首都，位於幼發拉底河、底格裡斯河沖積成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中部。
(24)阿拉伯半島：在亞洲西南部，介於波斯灣、紅海之間。沙特阿拉伯、南也門、北也門、科威特、阿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巴林等國位於阿拉伯半島上。
(25)阿曼：位於半島的東南岸，北控波斯灣入口的阿曼灣，東瀕阿拉伯海。
(26)巴基斯坦：位於南亞印度半島的西北部，南瀕阿拉伯海。除瞭北部和西北部為高山，西部和西南部為高原，東南部為塔爾沙漠的一部分，其餘都是印度河下遊平原。
(27)吉佈提：吉佈提共和國，位於非洲東北部，瀕臨亞丁灣，與埃塞俄比亞、索馬裡為鄰。首都吉佈提。
(28)馬爾代夫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Malpes）：位於印度南端六百五十公裡外的印度洋中，官方語言為錫蘭語，信奉伊斯蘭教。
(29)達·伽馬：一四六九年至一五二四年，葡萄牙航海傢，首辟由歐洲繞非洲好望角到印度的航道（一四九七年至一四九九年），使葡萄牙得以在印度洋上建立霸權。
(30)季風（monsoon）：歐、美、亞、非都有季風的現象，但以亞洲南部和東部最為顯著。
(31)老普利尼：公元二十三年至七十九年，古代羅馬人，著有《博物志》。
(32)錫蘭：位於印度半島東南端，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六日改國名為斯裡蘭卡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
(33)窣堵波：“寺塔”的梵語音，佛塔、舍利塔之意，又稱浮圖或浮屠。
(34)亞丁（Aden）：現在南也門共和國的一部分，位於阿拉伯西南部。
(35)默罕猶-達洛：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谷裡的考古區，位於巴基斯坦卡拉奇港的東北邊，包含公元前三千年到前一千五百年的城市遺跡。
(36)巴羅達：瓦多達拉（Vadodara）的古名，古時西印度的一個國傢，現在是西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東南部的一個城市。
(37)希巴女王因仰慕所羅門王的智慧，而攜帶許多寶物覲見所羅門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