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到東北去 (1931—1932) 一、不靜的“靜園”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從日租界宮島街的“張園”,遷到協昌裡的“靜園”。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陸宗輿的房子,原名“乾園”,我給它改瞭名字,是含有一層用意的。

北伐後,國民黨的勢力伸到瞭北方,和我有交情的軍閥紛紛垮臺,被我寄托過希望的東三省,宣佈“易幟”,這個變化,一度引起張園上下一片悲觀失望。那時,一部分“遺老”門客作鳥獸散,和我廝守著的“近臣”們,除瞭鄭孝胥和羅振玉等人之外,幾乎再沒有別人談論什麼復辟的前景。像陳寶琛這樣的人,以前嘴邊上掛著的“天與人歸”“臥薪嘗膽”也一時聽不到瞭。他們唯一在考慮著的問題,是得到瞭江山的新王朝,將會怎樣對待我這個末代皇帝。我自己,更是陷入深沉的憂慮之中。但是,這種情形並沒有繼續瞭多久。我們很快地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來,打著青天白日旗的又彼此廝殺起來,今天甲乙聯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從前並沒有什麼兩樣。蔣介石所達到的“統一”,越看越不像那麼回事,蔣介石腳底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麼穩。“張園”猶如絕路逢生,於是重溫舊夢,認為“定於一”的大業,仍然非我莫屬。不但“遺老”和門客中又恢復瞭這個論調,就連每周給我進講一次時局的日本駐屯軍司令部的參謀們,也不避諱這種觀點。我取名新居的“靜園”的意思,並非是求清靜,而是要在這裡“靜觀變化,靜待時機”。

“靜園”裡日日望著,月月盼著。果然,在一九三〇年的夏天,盼來瞭消息。

“九一八”事變前的兩個月,在日本東京“學習院”讀書的溥傑正待回國度假之際,忽然接到鹿兒島來的一封信。鹿兒島駐軍某聯隊的吉岡安直大隊長,曾經是天津日軍司令部的參謀,常到張園來講演時局,與溥傑也算是認識,這時他向溥傑發出邀請,請溥傑到鹿兒島做客幾天,然後再回國。溥傑應邀到瞭鹿兒島,受到瞭吉岡少佐夫婦的殷勤招待。到瞭臨別的時候,吉岡單獨對溥傑神秘而鄭重地說:“你到瞭天津,可以告訴令兄:現在張學良鬧得很不像話,滿洲在最近也許就要發生點什麼事情。……請宣統皇帝多保重,他不是沒有希望的!”七月十日溥傑到瞭天津,把這個消息告訴瞭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一位華族,水野勝邦子爵前來訪問,在鄭孝胥和溥傑的陪侍下,我接見瞭他。在這次平常的禮貌的會見中,客人送瞭我一件不平常的禮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題著一聯(據溥傑解釋,是日本南北朝時代一位忠臣寫在櫻樹皮上,暗傳給失掉瞭江山的君主的)詩句:“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

這時正當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東北局勢日益緊張,而我的“重登大寶”的美夢又連做瞭幾天晚上。這時來瞭這樣的暗示——無論它是出於單純的私人關懷,還是出於某方的授意,對我說來,事實上是起瞭行動信號的作用。

“九一八”前後那幾天的靜園動態,鄭孝胥日記裡留下瞭一些記載:

乙亥初六日(九月十七日)。詣行在。召見,商派劉驤業、鄭垂往大連……

丙子初七日(九月十八日),詣行在。召見,咨詢出行事宜……

丁醜初八日(九月十九日)。日本《每日新聞》送來號外傳單雲:夜三時二十三分奉天電雲:中日交戰。召見劉驤業、鄭垂,命劉驤業先赴大連。作字。遇弢庵(陳寶琛),談預料戰事恐復成日俄之戰。午原(劉驤業)來,求作書二紙,遺滿鐵總裁內田及日軍司令本莊。大七(鄭垂)往行日領館。雲:昨日軍已占奉天,華軍自退,長春亦有戰事……

戊寅初九日(九月二十日)。詣行在,進講。報言日軍據沈陽,同時據長春、營口、安東、遼陽。東三省民報送致十八號,報中毫無知覺……

己卯初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詣行在,進講。蔣介石返南京,對日本抗議,張學良令奉軍勿抵抗……佟揖先(濟煦)來,自言欲赴奉天,謀復辟事。餘曰:若得軍人商人百餘人倡議,脫離張氏,以三省、內蒙為獨立國,而向日本上請願書,此及時應為之事也……

我本來一聽見事變的消息,恨不得立時就奔到東北,但這樣的行動不經日本人的同意是不行的。鄭孝胥對我說,沈陽情況還不明朗,不必太著忙,日本人遲早會來請我,不如先和各方面聯絡一下。因此,就決定瞭派劉驤業去找日本人在東北的最高統治者內田和本莊,叫我的管傢頭目佟濟煦先去東北看看“遺老”們那邊的情形,商衍瀛繼續找找那些有過來往的東北將領。去辦“及時應為之事”的人派去瞭不久,果然又應瞭鄭孝胥的話,關東軍派人找我來瞭。

九月三十日的下午,日本的天津駐屯軍司令部通譯官吉田忠太郎來到“靜園”,說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將請我到司令部談一件重要的事情,並且告訴我不要帶隨從,單獨前往。我懷著對“喜事”的預感到瞭海光寺日本兵營。香椎見到瞭我就說,從滿洲來瞭兩個人要朝見我。說著,領我進瞭他的客廳。在這裡我看見瞭兩個人恭恭敬敬站著,一個是長袍馬褂的羅振玉,另一個穿西服,臉面陌生,從他的鞠躬姿勢上看出是個日本人。香椎介紹瞭一下,說他是關東軍參謀板垣大佐派來的人,名叫上角利一,介紹瞭之後,香椎就出去瞭。

屋子裡隻剩下瞭我們三個人。羅振玉恭恭敬敬地給我請瞭安,然後拿出一個大信封給我。這是我的遠支宗室,東北保安副總司令張作相的參謀長熙洽寫來的。張作相是兼職的吉林省主席,因為到錦州奔父喪,這時不在吉林,熙洽利用職權,下令開城迎進瞭日軍,他的日本士官學校時代的老師多門師團長的部隊,不費一彈,占領瞭吉林。他在信裡說,他期待瞭二十年的機會,今天終於來到,請我不失時機,立即回到“祖宗發祥地”主持大計。說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據有滿洲,再圖關內,隻要我一回到沈陽,吉林即首先宣佈復辟。

羅振玉等我看完瞭信,除瞭重復瞭一遍信中的意思,又大講一番他自己的奔走和關東軍的“仗義協助”,說東北全境“光復”指日可待,三千萬“子民”全都盼我回去。關東軍也願意我去復位,所以派瞭上角來接我,總之是一切妥善,隻等我拔起腿來,由日本軍艦把我送到大連瞭。他說得興高采烈,滿臉紅光,全身顫動,眼珠子幾乎都要從眼眶子裡跳瞭出來。羅振玉的興奮是有來由的。他不僅有熙洽的欲望,而且也有呂不韋的熱衷。他現在既相信不久可以大過其蟒袍補褂三跪九叩的癮,而且看到利潤千萬倍於“緣墨堂”的“奇貨”,他幾年來花費的“苦功”,在他的自傳《集蓼編》裡曾透露瞭一部分:

……予自辛亥避地海東,意中日唇齒,彼邦人士必有明輔車之相依,燎原之將及者,乃歷八年之久,竟無所遇,於是浩然有歸志。遂以己未(一九一九年)返國,寓天津者又十年,目擊軍人私鬥,連年不已,邪說橫行,人紀掃地,不忍見聞。事後避地遼東又三年。衰年望治之心日迫,私意關內麻亂,無從下手,唯有東三省尚未糜爛,莫如籲懇皇上先拯救滿蒙三千萬民眾,然後再以三省之力,戡定關內。唯此事非得東三省有勢力明大義者,不能相期有成。乃以辛未(一九三一年)春赴吉林,與熙君格民(洽)密商之。熙君夙具匡復之志,一見相契合,勉以珍重待時。又以東三省與日本關系甚深,非得友邦諒解,不克有成。故居遼以後,頗與日本關東軍司令官相往還,力陳欲謀東亞之和平,非中日協力從東三省下手不可;欲維持東三省,非請我皇上臨禦,不能洽民望。友邦當道聞之,頗動聽……

一九二八年末,羅振玉搬到旅順大連以後的活動,他曾來信大略向我說過,在鄭孝胥和陳寶琛等人的宣傳下,這個“言過其實,舉止乖戾”的人,不能引起我太大的希望。但這回他來的卻正是時候,說出的一切話也不容我不信,因為不隻有熙洽的來信,更有關東軍赫赫有名的板垣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上角向我轉達瞭板垣的意思說,關東軍“完全沒有領土野心”,這次行動不過是為瞭“保護日本的利益”,關東軍“誠心誠意”地願意幫助我在滿洲建立新的“友好”的政權,希望我立刻動身先到大連,然後轉往“盛京”就位。日本關東軍現在連沈陽也給恢復瞭舊名瞭。

在會見羅振玉和上角的頭一天,鄭孝胥剛給我看過一份大連的報紙,上面登載著沈陽“各界準備迎立前清皇帝”的消息,而當地的報紙上也登瞭國際聯盟討論國民黨提出的對日本的控訴,英國代表顯然在袒護日本。同時,鄭孝胥剛接到他的留學英國的孫子寄來的一段英國報紙節譯,其中由一個英國少年在中國失蹤的事件,說到“民國之不足信任”,並且指出“美國官場並不以滿洲之變動為日本違背凱洛非戰公約”。國民黨南京政府方面,除瞭口頭抗議和同樣無濟於事的呼籲之外,隻見步步退卻,並無真正想抵抗的意思。總之,一切現象都表明,東北所發生著的事情,對日本是順利的,因此對我也是順利的。我認為時機確乎是到瞭。

我心裡一團高興,但是還能矜持地向羅振玉和上角利一表示,待我回去先考慮一下,然後再做答復。

在回園去的路上,我心裡盤算著“復位”的時間,想象著“登極大典”的場面,越想越高興,渾身的血液都像沸騰瞭起來。但是,回到瞭靜園,馬上碰見瞭潑冷水的。

頭一個表示反對的是陳寶琛,追隨他的是胡嗣瑗、陳曾壽(婉容的師傅)。他們聽瞭我的敘述,立即認為羅振玉又犯瞭魯莽乖戾的老病,對於關東軍的一個大佐的代表,他們也表示不能貿然置信。他們認為東北的局勢變化、國際“列強”的真正態度,以及“民心”的趨向,等等,目前還未澄清,至少也要等劉驤業探得真相之後,才能決定行止。聽瞭這些泄氣話,我頗不耐煩地直搖頭:“熙洽的信,決不會說謊。”

八十四歲的陳寶琛聽瞭我的話,樣子很難過,怔瞭一陣兒後,他沉痛地說:“天與人歸,勢屬必然,光復故物,又豈非小臣終身之願?唯局勢混沌不分,貿然從事,隻怕去得容易回來難!”

我看和這幾個老頭子說不通,就叫人馬上催鄭孝胥來,鄭孝胥雖然今年七十一瞭,但在我眼裡卻是勁頭十足的。他的“開門戶”“借外援”“三共論”以及“三都計劃”,等等,已使我到瞭完全傾倒的程度。不久前,我又按他的意思給他最崇拜的意大利的墨索裡尼寫瞭一塊“舉世無雙”的匾額,他顯然是以我的墨索裡尼自居。他曾說:“意大利必將成為西方一霸,大羅馬帝國必將再興,與未來的大清帝國,分霸東西,其天意乎?”為瞭嘉勉我的未來的黑衣宰相,這年春天我特授意我的父親,讓我的二妹和鄭孝胥的長孫定瞭親,給以“皇親”的特殊光榮。我估計他現在聽到熙洽和關東軍請我出關“主持大計”的消息,必定是與陳寶琛的反應不同,該是大大高興的。沒料到,他並沒表現出我所料想的那種興奮。

“輾轉相垂,至有今日。滿洲勢必首先光復,日本不迎聖駕,也不能收場。”他沉吟一下,“不過,何時啟駕,等佟濟煦回來之後再定,更顯妥帖。”

這意思,竟跟陳寶琛一樣,也是不以為時機完全成熟。

其實,鄭孝胥腦袋裡所想的,並不是什麼時機問題。這可以由他不多天前的一篇日記來證明:

報載美國羅斯安吉(洛杉磯)十月四日合眾社電:羅斯安吉之出版人畢德,為本社撰一文稱:世界恢復之希望(按那時資本主義剛從一九二九年起發生瞭經濟大恐慌,報上經常有談論如何把資本主義世界從危機中拯救出來這類問題的文章——作者)端賴中國。氏引英國著名小說傢韋爾斯之最近建議,“需要一世界之獨裁者將世界自經濟蕭條中救出”,氏謂此項計劃,無異幻夢,不能實現。畢德建議:美政府應考慮極端之獨裁辦法,以拯救現狀。第一步,應組一國際經濟財政銀行團,以美國為領袖,供給資金,唯一目的,為振興中國。氏主張美政府應速草一發展中國計劃。中國工業交通之需要如能應付,將成為世界之最大市場,償還美國之投資,當不在遠。此時集中註意於中國,美國社會經濟制度皆有改正,繁榮可以恢復,人類將受其福利雲。

今年為國二十年……彼以雙十為國慶,適二十年整矣。此誠巧合,天告之也:民國亡,國民黨滅,開放之期已至!誰能為之主人者?計亞洲中有資格者,一為日本天皇,一為宣統皇帝。然使日本天皇提出開放之議,各國聞之者,其感念如何?安乎?不安乎?日本皇帝自建此議,安乎?不安乎?若宣統皇帝,則已閑居二十年矣,其權力已失。正以其權力已失,而益增其提議之資格。以其無種族國際之意見,且無逞強凌弱之野心故也……

可見,他不但看到滿洲,而且看到全中國,全國的“開放之期已至”,更遑論東北!以後的事實也證明,那時他考慮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去東北的時機,而在於如何應付羅振玉的新的“挑戰”。

“挑戰”是從我去日軍司令部的前幾天就開始瞭。那天,我接到瞭兩封信,一封是羅振玉的,一封是給溥偉當秘書的周善培(在清末給岑春煊做過幕僚)的,都要求我“給以便宜行事”的“手諭”,以便為我活動東北各方面。照他們的話說,是時機已至,各方面一聯絡即成,目前隻差他們的代表身份的證明瞭。我把這事告訴瞭鄭孝胥,他慌忙攔阻道:“此事萬不可行!此類躁進之人見用,必有損令名!”

正好在幾個月前,羅振玉又給瞭我一個“躁進”的印象。那一天,羅振玉從旅順來到瞭天津,興沖沖地給我帶來一件出於日本浪人田野豐手筆的“勸進表”。他解釋說,田野豐和關東軍司令官的舊上司高山公通聯絡上瞭,這兩個日本軍界的宿耆最近得到日本參謀部的委托,根據已得到的“赤黨即將在奉天舉事”的情報,制定瞭一個計劃。將由白俄將軍謝米諾夫率白俄武裝乘機奪取“奉天”,日本軍隊同時給以支持,到時候並由他們聯絡好的東北官吏“迎駕歸滿,宣詔收回滿蒙”。為瞭實現這計劃,希望我馬上先提供一部分活動經費。這件事,我想可能是日本在東北陰謀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某些流氓浪人知道瞭事變的陰謀,想乘機打一次秋風。不管怎樣,我聽瞭卻是很高興的。但是高興瞭不過兩天,日本參謀部派駐北京使館武官森糾,到天津找到鄭孝胥,說田野豐的話完全是瞎吹,況且軍部方面即使有此計劃,也不會找我拿活動費。本來田野豐也是鄭孝胥的朋友,曾是謝米諾夫集團的一員,鄭孝胥聽瞭森糾的話,他自己和田野豐的來往是一句不提,隻是對我埋怨羅振玉的荒唐。所以,羅、周二人“便宜行事”的請求,也就沒有得到我的允準,羅振玉的信譽在我心裡又下降瞭一步。這無疑更形成瞭鄭孝胥的優勢地位。

鄭孝胥怕的是我被羅振玉壟斷瞭去,對這一點,我當時自然理會不到,我隻覺得既然他們一致主張等派到東北的人回來再說,而他們也該就回來瞭,所以隻好捺下性子等一等。這時的陳曾壽唯恐我又變瞭主意,又給我上瞭一個“奏折”。這是代表瞭陳寶琛這派人當時思想的一個典型文獻:

奏為密規近日情勢,宜慎赴機宜,免誤本謀,恭折仰祈聖鑒事。竊聞凡事不密則害成。所當暗中著著進行,不動聲色,使人無從窺其際。待機會成熟,然後一舉而起。故不動則已,動則必期於成。若事未實未穩,已顯露於外,使風聲四播,成為眾矢之的,未有不敗者也。今皇上安居天津,毫無舉動,已遠近傳言,多所揣測。若果有大連之行,必將中外喧騰,指斥無所不至,則日本縱有此心,亦將阻而變計。彼時進既不能,退又不可,其為危險豈堪設想。且事之進行,在人而不在地。茍機有可乘,在津同一接洽;若機無可圖,赴連亦屬罔濟。且在津則暗中進行,而易泯群疑,赴連則舉世驚嘩,而橫生阻礙。在津則事雖不成,猶有餘地以自處;赴連則事茍無著,即將懸寄而難歸。事理昭然,有必至者。抑在今日局勢未定,固當沉機以觀變,即將來東省果有擁戴之誠,日本果有敦請皇上復位之舉,亦當先察其來言者為何如人。若僅出於一部分軍人之意,而非由其政府完全諒解,則歧異可慮,變象難測。萬一其政府未能同意,中道改計,將若之何?是則斷不可冒萬險以供其軍人政策之嘗試。若來者實由其政府舉動,然後探其真意所在。如其確出仗義扶助之誠,自不可失此良機;如其懷有利用欺誘之意,則朝鮮覆轍具在,豈可明知其為陷阱而甘蹈之。應付之計,宜與明定約言,確有保障而後可往。大抵路、礦、商務之利,可以酌量許讓。用人行政之權,必須完全自主。對外可與結攻守之同盟,內政必不容絲毫之幹預。此當預定一堅決不移之宗旨,以為臨事應付之根本者也。昔晉文公借秦力以反國,必有欒、郤、狐,先為之內主;楚昭王借秦兵以卻吳,亦有子西等歸臣收合餘燼,以為先驅。自古未有專恃外力,而可以立國者。此時局勢,亦必東省士紳將帥先有擁戴歸向之表示,而後日本有所憑借,以為其扶助之資。此其時機,似尚未至。今日東省人士猶懷觀望之心,若見日本與民國政府交涉決裂,當有幡然改圖者矣。今列強外相群集於日內瓦,欲借國聯局面施其調停。日本不肯開罪於列強,聞已提出條款大綱,若民國政府應允,即許退兵。在民國政府雖高唱不屈之論,實則色厲內荏,恐終出於屈服之途。日本茍嘗所欲,必將借以收場。若交涉不能妥協,則或別有舉動。此時形勢猶徘徊歧路之間,萬不可冒昧輕動,陷於進退維谷之地也。觀今日民國情形,南京與廣東雖趨合並,而彼此仇恨已深,同處一堂,互相猜忌,其合必不能久。彼等此時若與日本決裂,立將崩潰。如允日本要求,則與平日誇示國人者完全背馳,必將引起內亂,無以自立。日本即一時撤兵,仍將伺隙而動。故此時我之所謀,即暫從緩動,以後機會甚多。若不察真相,輕於一試,一遭挫折,反永絕將來之望,而無以立足矣。皇上天縱英明,飽經憂患,必能堅持定見,動合機宜,不致輕為所搖。臣愚見所及,是否有當,理合恭折密陳,伏祈聖鑒。謹奏。

在這各種不同想法裡,靜園裡越不能安靜瞭。而同時,另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又發生瞭。

《我的前半生(末代皇帝)》